许 多

——作家看中国当代文学外译

许 多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了国家战略，而“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是必经之路。因为文学涉及人类精神与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一个时期，有关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成了翻译学界和文学界关注的重点。如《小说评论》于2010年第2期就开始推出了“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栏目，“持续追踪中国文学译介以及传播研究的学术动态”，至今已发表了有关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的研究论文50余篇，在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引发了普遍的关注。从发表的文章看，以个案研究为主，涉及的主要是具有代表性和较大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如莫言、余华、毕飞宇、贾平凹、苏童、阎连科等。有关这些作家重要作品的译介，是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考察的主要对象。然而，翻译学界普遍关注的这些重要作家如何看待中国文学走出去？他们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有何认识？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障碍，他们有何思考？有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接受？对于自己的作品的外译，是否有什么诉求？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根据《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发表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系列访谈和学界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就中国当代作家眼里的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作一探讨。

一、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地位与译介状况

学界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外译问题时，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从整体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相对来说还比较弱。对此，有学者认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阶段， “汉语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非主流语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中华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传播与接受必然遭遇困难和波折”。对目前这一整体状况的判断，应该说是符合中国文学外译的基本状况的。但就个体而言，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当代作家在国外的译介还是相当活跃，令人关注的。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到目前为止，他的作品的外译已经涉及近20个语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等主要语种，被翻译的作品20余部。苏童是在域外受到关注度较高的作家，他的作品外译也较多，据他自己讲，截止2012年，他的作品“被翻译语种较多的是英语、法语、意大利语、韩语，大约有七种左右，其次是德语，荷兰语，日语，有四五种左右，其他的如西班牙、葡萄牙、北欧及其东欧的语种翻译较少，各有一两种。各种翻译文字版本加起来，应该超过五十种。”

从上面几位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外译的数量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前景似乎是乐观的。但是，恰恰就是这些在国外译介较多、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域外，尤其在西方的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毕飞宇看来，即使作家个人的作品在国外的译介数量较多，在现阶段，也并不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有着普遍影响力。他坦陈：“中国文学的魅力毋庸置疑。但是，如何看待世界文学里的中国文学，我还是很谨慎的。去年得了亚洲文学奖之后，许多西方记者问我：你觉得你走向世界了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没有。你也知道的，我不是一个喜爱做谦虚姿态的人，但是，我认为我也没有丧失最基本的冷静。写作的人最终都要面对世界、面对事实的。”毕飞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得到译介，有的作家还获得了国际性的奖项，但还没有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对此，作家苏童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短时间内会让西方文学市场‘正视’中国文学，但是等到莫言效应渐渐冷却，一切都会恢复原形，‘巴黎人’还将以‘巴黎人’的目光看待‘外省人’，这不是歧视或者偏见的问题，而是某种惯性，对于西方视野来说，中国文学不仅在东方，而且在中国，与中国经济不同，它集合了太多的意识形态，是另一种肤色与面孔的文学，另一种呼吸的文学，有着宿命般的边缘性。”基于这一认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作了如下的判断：“莫言的成功，并不暗示其他中国作家的成功，莫言与‘世界’的缘分，也并不契合别人走向世界的缘分。凭我个人的认识，中国文学在西方，欧美文学在中国，这两者将长久性地保持非对等地位。这几年也许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但无法改变其相对的弱势地位。”毕飞宇与苏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有着客观的判断。对于自己作品难以克服的某些先天性的“缺陷”，他们更是有着“冷静”的认识。他们的这些认识带有某些普遍性，作家贾平凹虽然认为中国文学已经走上了世界舞台，但还很少见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典型性作品，他认为：“中国文学可以说走上了世界舞台，但还没有写些在世界格局下的那种典型性作品。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我们都读过，那是多么震撼过我们的作品啊。我所说的营养不良、骨质疏软，就是指我们的作品还是受政治的影响太多，虽然这正在逐渐摆脱和消除着，它对整个人类的思考，对于文学的创新还做得不够。虽然现在可以说中国文学向外国文学的学习、模仿的阶段已完成，但真正属于中国文学的东西才刚刚开始，要走的路还长啊。”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有限的原因，学界进行了不少富有启迪意义的探讨。就总体而言，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部因素的探讨。

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因素与途径

尽管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地位目前相对来说还比较弱，但近几年来中国当代作家在国外的译介呈上升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学译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有多重因素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那么，在作家们看来，到底有那些最基本的因素促进了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国外的译介？

一是“作品自身的本质”。莫言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能够得到译介与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作品的品质。他结合自己的作品的外译过程，特别强调：“我敬重、感谢翻译家，这其中包括将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的翻译家，也包括将中国文学翻译成外文的翻译家。没有他们的劳动，像我这样的作家，就没法了解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也没法让外国读者了解。文学的世界性传播依赖翻译家的劳动，当然，翻译过来或翻译出去，仅仅是第一步，要感动不同国家的读者，最终还依赖文学自身所具备的本质，也就是关于人的本质。”莫言对于“文学自身所具备的本质”这一决定性的因素的认识，一方面他是对学界 “莫言获奖是靠翻译”之说的直接回应，借此强调作品的本质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于文学作品品质的关注。他坦言：“法国是全世界译介中国当代文学最多的国家，仅我一人，就有二十多种译本。必须承认，张艺谋等人的电影走向世界之后，引发了西方阅读电影背后的小说原著的兴趣，但这种推力是有限的。持续的翻译出版，还是靠小说自身具备的吸引力。”对于作品本身的品质，阎连科的观点更为明确，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出去，必须要有好作品：“对于中国文学的输出，我说关键是我们要写出好作品，写出值得输出的作品来”。

小说自身的本质和具备的吸引力，是作品能够得到译介与传播的最根本的要素。作品的艺术个性越独特，翻译的价值就越高，被译介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的本质的认识，离不开对于文学本质和文学功能的深刻理解与整体把握。作家铁凝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交流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文学人的共识。在世界仍然被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偏见所分隔的时候，当一种文化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时候，是文学让万里之外的异国民众意识到，原来生活在远方的这些人们，和他们有着相通的喜怒哀乐，有着人类共同的正直和善良；文学也会使他们认识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个国家的人民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他们将在这种差异中感受世界的丰富和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和文学翻译都是通向一个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因为这两者的创造与合作能使如此不同的人们心灵相通，并共享精神的盛宴。”铁凝从文学的本质与独特功能这一视角出发，指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被译介的重要性、必要性与某种意义上的必然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政府为何看重中国文学的外译并采取了积极的举措促进中国文学外译的重要原因。

二是文化与文学交流的因素。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积极的文化交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促进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界不断打破文学观念上禁锢，与西方文学界建立起交流的关系。对这一因素，翻译学界有比较系统的分析。有学者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一种愿望，也不仅仅限于中国文学界的一阵阵强烈的呼声，而是一份份实实在在的努力。在西方国家举办的一些重要的国际书展上，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的身影，听到他们发出的逐渐增强的声音；在国外一些著名的大学和文化机构，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走向讲坛，谈文学，谈文化，谈心灵的交流与人文精神的传递；中国政府更是积极创造机会，开拓中国作家与国外的作家、出版家和读者面对面的交流的途径。”中国作家参与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途径是多样的。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推进并组织的中外文化年活动创造了积极的文化交流环境，组团外访、国际书展、大学演讲、住校访问、读者会、新书发布会等，都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三是作家与译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因素。译者是文学译介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翻译文本选择、文本理解与阐释、文本翻译策略、翻译质量的保证等涉及译介活动整个过程的主要环节，译者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外一批热爱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翻译家。通过坦诚的交流，中国作家与这些优秀的翻译家逐渐建立了稳固、充满信任的合作关系。在与国内著名作家的访谈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作家与相关语种的译者之间都保持着长久的联系。池莉是在国外译介较多的女作家，在法国译介的作品10余种，具有广泛的影响。她与译者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更是一种相互理解的友好关系。池莉谈到：“我几乎和所有翻译我书的译者，都有联系。在翻译期间，联系还会比较频繁。比如德国的，日本的，韩国的，美国的。十几年来一直有比较多联系的，应该是何碧玉教授了。最初何碧玉名字并不叫何碧玉，那时候我对法文也还很陌生。何碧玉写信联系我，名字是法文缩写，以至于我一直以为她是个男生，直到她在巴黎火车站接我，原来是一个苗条玲珑精致的法国女人。何碧玉身边还有安比诺教授，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还有邵宝庆教授以及其他几位法国翻译家。他们都被何碧玉团结在一起，前前后后翻译我的多部小说。何碧玉教授的文学感觉特别细腻精准，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常常会询问我许多问题，力图让法文版更加完美。这种良好合作，对我来说，就是很理想的关系。我要说感谢都嫌轻浅，我真的很感恩。”就文学译介而言，译者之于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同源共生的关系。翻译，是文学作品在新的语言与文化环境里的再生。许钧认为，一个作家能遇到一个好的翻译家，那是历史的奇遇。在中国，“当我们谈起契科夫，我们就会想起汝龙；说起莎士比亚，就会想起朱生豪；说起巴尔扎克，就会想起傅雷。”而反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我们可以看到葛浩文、杜特莱、陈安娜等一些中国文学界特别熟悉的名字。莫言、余华、毕飞宇等作家论及他们的作品在国外译介时都谈到他们与译者的互动关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更为透彻地理解作品，大都会与中国作家建立通讯的关系，就一部作品的理解与阐释问题向作家讨教，与作家讨论。比如据许诗焱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发现的有关资料，葛浩文与林丽君夫妇为了翻译毕飞宇的《推拿》，与毕飞宇互通邮件，提出了131个问题。不少译者还到中国作家的家乡访问，了解与熟悉作家的创作环境，比如莫言的法文译者和日语译者都到莫言的家乡访问过。莫言的法语翻译家杜特莱深情地回忆道：“我第一次与莫言见面是1999年在北京。那时我正在翻译《酒国》，我问了他很多问题。后来，我去过高密两次，第一次是和莫言一起，参观了他童年的旧居。当时我正在翻译《丰乳肥臀》，能亲眼看看小说故事发生的地方，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在高密和莫言的朋友们一起聚餐时的欢乐气氛，让我感受到了《酒国》中所描绘的喝酒艺术，这在山东确实是一个现实。第二次，我在莫言获得诺奖后去了高密，我想参观高密的莫言纪念馆和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再后来，2015年，莫言来到埃克斯－马赛大学参加了一个关于他的作品的国际研讨会，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当我翻译莫言的小说时，我经常给他发电子邮件，他总是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此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莫言对所有翻译他作品的译者都表示了热情的感谢，认为没有他们，他根本不会获得这个奖。”在作家与译者的联系中，讨论的最多是翻译问题。而翻译，就涉及到翻译的原则与方法。对此，中国当代作家都有自己的诉求与原则，比如莫言就提出，译者最好是做“信徒”。在回答访谈者高方教授关于语言与译介关系的问题时，余华对翻译的处理原则非常明确：“尊重原著应该是翻译的底线，当然这个尊重是活的，不是死的，正如你说的‘汉语与其它语言之间的不对应性和非共通性使得这些选择变得更为困难’，所以我说的‘内科式的治疗’是请翻译家灵活地尊重原著，不是那种死板的直译，而是充分理解作品之后的意译，我觉得在一些两种语言不对应的地方，翻译时用入乡随俗的方式可能更好。”译者与作家之间的这些联系与来往，一方面有助于作品的理解和翻译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有助于建立长久的友谊，推动长期的文学合作与交流。推动中国文学译介的积极因素还很多，比如作家与出版社之间的合作、作家与经纪人之间的合作等等，这里不再赘述。

三、阻碍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与传播的因素

在上文中，我们从作家的视角，就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积极因素作了梳理与讨论。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考察中，学界也发现存在着不少阻碍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走进去的因素。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路还不太通畅，中国文学在译介的过程中，其文学所具备的“异质性”没有受到特别的尊重。有研究指出“中国文学的文本异质性在西方的显化与接纳尤显艰难，因为中西方文学译介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不仅体现于中西方文学输入上的巨大逆差，更体现于文学输入过程中原文本异质性保留与重现程度上的差异。”那么，中国当代作家是如何看他们作品的外译所遇到的障碍或困难的呢？

首先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文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向来比较复杂。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西方对于新中国，更是怀有偏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自然会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学界有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是最重要的阻碍因素。对这一问题，大多数有域外译介经历的中国当代作家都有同感，并对此问题表示不解或者不满。贾平凹讲得非常明确：“我是最害怕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眼光来套我的作品的。我的作品在这一方面并不强烈，如果用那个标志来套，我肯定不被满意。在北京的一次汉学家会上我有个发言，就说要看到中国文学中的政治，更要看到政治中的文学。如果只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眼光去看中国文学作品，去衡量中国文学作品，那翻译出去，也只能是韦勒克所说‘一种历史性文献’，而且还会诱惑了一些中国作家只注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弱化了文学性。这样循环下去，中国文学会被轻视的，抛弃的。”莫言作品的理解与阐释，遭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与理解。对于这一现象，学界应该有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其次是语言的因素。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进程中，语言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思考。一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质量问题，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顾彬在多个场合，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提出批评，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有的作家语言不好。二是汉语有自己的特性，与西方文字不同，其独特的言说方式给译介造成了客观的障碍，此外，由于汉语在现阶段还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而语言与政治、与权力的关系非常复杂，对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构成了直接的影响。苏童就认为：“‘西方中心论’揭示了某种霸权，同时也简要描述了全球化时代一个作家的外在生存环境。用汉语方块字写作的作家是特别的，与来自英语国家甚至西班牙语国家的作家相比，他们拥有大比例的潜在读者人群，却不可避免地游离在国际大舞台之外，因为国际大舞台修建在‘西方中心’。”苏童是从语言地位与权力中心的角度来看目前阶段用方块字创作的作品走进“西方中心”的困难。韩少功则从语言与文化的特性与异质性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文学译介的障碍有着清醒而科学的认识：“外语中也有或多或少的成语，但中文的成语量一定最大和超大——这与中文五千多年来从无中断的历史积累有关。一个成语，经常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实践案例，离不开相关的具体情境和历史背景，要在翻译中还原，实在太麻烦，几乎不可能。中文修辞中常有的对仗、押韵、平仄等，作为一种文字的形式美，也很难翻译出去——类似情况在外译中的过程中也会碰到，比如原作者利用时态、语态、位格等做做手脚，像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那样的，意义暗含在语法形式中，因中文缺少相同的手段，也常常令译者一筹莫展。”在目前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中，对于苏童所揭示的问题关注较多，而对韩少功所指出的困难和障碍，则少有深入的研究。作家们指出的这两个层面的问题，都值得译学界关注与探索。

三是文化差异的因素。中国文学的译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化的传达。“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字中，又有文化的沉淀。”要真正了解文学作品，必须对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译，作家们或多或少都感受到，无论对于译者而言，还是对西方的普通读者而言，文化的差异，是造成中国文学作品理解、阐释与接受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难以被真正把握的因素。中国当代文学在译介过程中，译者或出版社的编辑对原文本会加以不同程度的删改，他们这样做，往往就是强调文化差异造成的隔膜会影响接受国读者的理解和欣赏，需要做出调整。对这种有碍于忠实原作的做法，苏童认为：“出版社出于商业与市场的需要（尤其是英美出版社），经常要求译者删减内容，多数情况是过多考虑了海外市场的接受，过分畏惧文化差异造成的阅读障碍（有时也不排除是当事编辑或出版社的一厢情愿，甚至出于偏见）。”以文化差异造成阅读与理解困难为理由，调整、弱化或直接删改中国文学作品中有深刻的文化沉淀与内涵的文字，有可能遮蔽原文本的异质性。对此，韩少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差异是交流的前提，否则就不需要什么交流。之所以需要持续不断的交流，就在于即便旧差异化解了，新差异也会产生。差异有什么不好？依照物理学中‘熵增加’的原理，同质化和均质化就意味着死寂，只有差异、多样、竞争乃至对抗才是生命力之源。”对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阅读与接受障碍，贾平凹则持发展的眼光，认为：“因为社会与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传播中的误读和看错眼，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很正常。随着世界各国的交流，尤其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了解，这种情况逐渐就可以消除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译介与交流会促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对文化的深入了解，会促进对文学的理解与阐释，翻译中的删改现象虽然不会如贾平凹所言，“逐渐就可以消除”，但至少可以逐渐减少。

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和接受的因素比较复杂，如诗学的差异、文学价值观的差异、审美差异等问题，当代中国作家在他们有关文学译介的谈话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值得译学界展开深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接受，任重道远，阎连科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一部翻译作品被异地的读者简单接受还不算有影响、被接受，而是改变或丰富了那儿读者的文学认识并影响了那儿作家的写作，那才叫真的“文学印象”和被接受。达不到这一步，都还是仅仅停留在翻译、出版和阅读的层面上。就此而言，我以为中国文学真正的‘文学印象’在海外并没有形成，而形成的是‘文学社会’印象。所以，中国文学对人家要有真正的‘文学印象’，还有很远的路。”

结语

文学译介与传播，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必要性在中国文学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当代作家对中国文学译介的现状与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影响文学译介与传播的各种因素也有深刻的思考。中国作家的这些认识与思考，对于我们学界进一步思考有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寻找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可行的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参照的价值。

本文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20140901）的研究成果。

许 多 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①周新凯、许钧：《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年第5期，第70页。

②张楚悦：《如何从“受关注”到“受欢迎”》，《光明日报》2016年11月7日第13版。

③刘云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翻译历史观》，《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4期，第4页。

④⑥⑲㉒高方、苏童：《偏见、误解与相遇的缘分——作家苏童访谈录》，《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第46页、47页、48页、47页。

⑤高方、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家毕飞宇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第53页。

⑦⑱㉔高方、贾平凹：《“眼睛只盯着自己，那怎么走向世界”——贾平凹先生访谈录 》，《中国翻译》2015年第4期，第58页、57页、57页。

⑧⑨许钧、莫言：《关于文学与文学翻译——莫言访谈录》，《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4期，第614 页、613页。

⑩㉕高方、阎连科：《精神共鸣与译者的“自由”——阎连科谈文学与翻译》，《外国语》2014年第3期，第25页、25页。

⑪王杨：《连接心灵与友谊的彩虹——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文艺报》2010年8月11日第1版。

⑫许钧、高方：《现状、问题与建议 ——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第5页。

⑬高方、池莉：《“更加纯粹地从作品出发”——池莉谈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中国翻译》2014年第6期，第51页。

⑭许钧等著：《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⑮刘云虹、杜特莱：《译者“应对原文本‘尽可能’绝对忠实”——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对谈》，《小说评论》2016年第5期，第 40-41页。

⑯高方、余华：《“尊重原著应该是翻译的底线”——关于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中国翻译》，2014年第3期，第60页。

⑰过婧、刘云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异质性问题》，《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第52 页。

⑳㉓高方、韩少功：《“只有差异、多样、竞争乃至对抗才是生命力之源”——作家韩少功访谈录》，《中国翻译》2016年第2期，第71页、73页。

㉑许钧主编：《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