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玉明 李 勇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探析

罗玉明 李 勇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抗战时期，战乱不断、灾荒连年，加上过量征兵征工，国统区农业劳动力遭受了严重损失；同时，地租、高利贷剥削与繁重的苛捐杂税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物价的高涨又造成农民生产成本与生活支出剧增，迫使无数农民被迫脱离生产，导致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的短缺，使国统区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农田大量荒芜，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抗日战争；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

一、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情形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农业生产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但短缺至何种程度，尚无专门精确统计数据可查，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每百户农家，缺乏劳动力者平均约占21.2%。见下表：

表一 1940年各省农村劳动力缺乏概况表

资料来源：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1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8年版，第400页。

由上表可见，国统区各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劳动力缺乏的问题，14省区中，劳动力缺乏20%以上者有8省，其中尤以陕西最为严重，约占全省总农户数的47.8%，其次为甘肃和西康二省，约占总农户数的33%，湖南、云南、河南三省约缺25%左右。

根据对四川广安县广安乡农业劳动力的调查，也可以看到后方劳动短缺的一斑。1936年，该乡总人口4598人，到1943年，减少到3884人，1944年人口更少，仅为3216人*《农村劳动力锐减问题》,《新华日报》1945年3月26日，第4版。，9年之中人口减少率竟达30%。

人口减少最主要的表现是男性青壮年的减少，他们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据统计，战前我国人口年龄比率，20—49岁的占总人口的41%，男性壮丁人口约占20%强。但据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在1941年四川4600万人口中，壮丁545万人，仅占12%；陕西970万人，壮丁169万人，占17.4%；湖南2700万人，壮丁435万人，占16.1%。河南在1942年1780万人中仅有壮丁138万人，不足8%，比战前20%少得多*《大后方农业劳动的枯竭》,《新华日报》1945年10月31日，第4版。。男性壮丁急剧减少，这是农业劳动力缺乏最重要的体现。

由于大后方农村劳动力的极度缺乏，以至于平时不参加或很少参加农事的妇女、孩童都被迫下田地参加劳动。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所有犁田的、插秧的、上粪的、除草的、割稻(麦)的、修堰淘渠的、肩挑运输的……常见老汉、妇女或者孩童。他们都在以超过体力所能的工作强度在挣扎着奋斗着。少壮妇女更带着婴孩，做一下工，喂一次奶，喂完了便在田边任其啼哭玩耍，自己仍赶着做工。很少看见精壮男子在从事农田工作。”*陈翰笙：《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劳动力的短缺还可以通过抗战初期农民家庭每年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而雇工的情况看出来。见表二、表三：

表二 抗战初期后方15省农村雇佣长工概况

表三 抗战初期后方15省农村雇佣短工概况

资料来源：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77—78页。

以上两表是陕、甘、青、宁、豫、鄂、川、滇、黔、湘、赣、浙、闽、粤、桂等后方15省统计数据，从表二、表三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雇佣长年工还是雇佣短工均呈逐年增长之势，其中雇佣长工之农户每家平均雇佣长工1.4人，需雇佣短工的农户数每年增加约60万户。表三中为实际所雇佣之短工约数，其他如在农忙时农民互相交换工作，仅供伙食而不计工资者，概未估入。另据沈宪耀统计，每家平均每年所雇佣之短工数，1937年为46工，1938年为48工，1939年为52工，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沈宪耀：《我国之农工》，《新经济》半月刊第3卷第7期，1940年4月1日。。而且，这还是有农工可雇的情况，很多地方由于劳动力的极度缺乏而难以雇佣到农工。“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民国二十八年短工之需要量较该年实际雇佣工数尚缺百分之十。”*费孝通：《战时内地农村劳力问题》，《东方杂志》第37卷第13号，第48页。

由上可见，抗战时期，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已相当严重。

二、国统区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原因

截至1940年，由战区迁移至后方的人口约5000万，使后方人口由战前的1.8亿增加到2.3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从理论上讲，后方国统区的人口总量增加了，应该不会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但依据前述分析，农业劳动力的短缺是无庸置疑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国统区在人口总量增加的情况下反而还出现农业劳动力的短缺现象呢？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战乱与灾荒造成农业劳动力损失严重。

抗战时期，战争与灾荒对农民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造成了农业人口的重大损失。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虐，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灾难。1937年至1945年，死在日军屠刀下的中国人民达3000余万，其中不乏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据史达博士受南京赈灾委之托，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对“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及六合半县的调查就可看出农村的损失是何等的深重了，在这四县半内，无辜被杀的人民达四万人”*许涤新：《抗战第一阶段中中国经济的动态》，《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出版，第38页。。为避战战乱，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家园。“‘七七’以后，耕作农民与农畜之损失，尚无直接统计，若以上述沦陷十一省(指冀、鲁、晋、苏、皖、察、绥及东北四省)中人口之百分之八十计之，当在一万三千余万左右。”*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31页。

1937年至1945年，灾荒不断。1938年，黄河漫淹了3省44个县市，受灾人口达1250万，89万人死亡*王方中：《中国经济通史》第9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86页。。1939年陕西灾荒，各地树皮草根已被挖尽，观音土成了灾民的唯一食料。“据中央社消息，每县饿死的灾民最少在五百人以上，有一万五千余户的岚皋县竟达一万三千余户，占全县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八十；沉沦为水旱匪灾中的镇坪县人民死散无算，现全县仅存人口七千余人，还都是嗷嗷待哺的灾民。”*郑奇：《关于救济陕西灾荒问题》，《西北》第34期，1939年8月1日，魏宏运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四“抗日战争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1939—1940年，四川东部旱灾，造成了后方粮食的大减产，灾民饿死无数。1942年，浙、皖、湘、桂、鄂、陕、鲁、豫等省水旱虫雹灾害交加，几乎造成农作物颗粒无收，灾民数以千万，外出逃荒者，不绝于途。据估计，河南省1937年就死了近100万人*王方中：《中国经济通史》第9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86页。。1945年，甘肃全省收成不及丰年的1/3，灾区及半灾区将近30万人逃亡异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90—191页。。连年灾荒迫使无数人民流离失所，死亡无数，对于农业劳动力造成了严重损失。

第二，过量征兵征工极大地占用了农村精壮劳力，兵役制不合理导致的抓丁拉夫等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的短缺。

抗战时期，农村向外输送了大批壮丁，据统计，为保证前线作战兵源充足，从后方征调的壮丁达14050521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1册，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筹)1985年编印，第344页。，约占1943年统计的22省壮丁数的54%。由于过量征调，很多地区壮丁剧烈减少，导致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据西南四省的数据统计，到1942年，西南在征调兵役后完全没有壮丁的家庭，四川为16.2%，贵州为52.5%，云南为22%，广西为21.4%*《各省农村劳力征调概况》，农林部农产促委会1943年12月印行，第31—37页。。据农产促进会对后方14省农户调查，仅1940年就有21.2%的农户缺人工*陈翰笙：《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379、380页。。

抗战时期，国民党兵役制的不合理，不仅表现在过量征调壮丁，而且征调过程中的抓丁拉夫，使贫苦农民普遍成了强征对象。以四川大竹县为例，“壮丁应征者，百分之九十三出自五石租以下之农家”*《重庆大公报》1942年10月19日。。据报载，四川达县某乡，有42家三丁两口的被乡长包庇着不送壮丁，贫苦人家则单丁独子也不能幸免*《新华日报》1945年5月21日，第2版。。这样出现“富者有田无人耕种，贫者日供军差无暇耕种”*张泰山、徐旭阳：《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民众负担考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82页。的现象。

战时征兵征工制度的种种弊端使得大批农村壮丁不能安于生产而相率逃亡。据张治中回忆，强拉壮丁引起了普遍的恐慌，“一、壮丁大量逃避到城市里来，严重影响春耕；二、强悍的壮丁不愿意被捉当兵，而宁愿流为土匪，于是草泽山林，成了捕逃渊薮。”*《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另据1941年中山大学农业系在广东连县19个村的调查，男子连老汉在内共1256人，仅一年，离村的男子就达501人，其中38.7%是出外当兵，离村成年男子数占了总数的39.9%。大批劳动力离村，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的短缺。

第三，国民党征收赋税沉重，苛捐繁多，无数农民破产，被迫流亡，农业劳动力流失严重。

战时，国民党对农民强征沉重的田赋与税捐。特别是从1941年下半年起，全国实行田赋征实政策，以及后来的征购、征借政策，更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鄂北，每亩的田赋至少在一元以上，而每亩地一年的收成也不过二三元，田赋要去了一半*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70页。。据统计，1941—1945年全国共实征谷麦达24490万石，每年平均在6000万石以上*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比战前增加了很多倍。甘肃战前每年田赋实征12万担，战时增加至200万担以上*郑庆平、岳琛：《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12、217页。。就田赋与收获量相比，根据调查，在1942年，四川稻谷平均每市亩收获4市石，其所负担的征实、征购、县公粮附加和地方积谷，加上国民政府收粮时规定溢收15%的“折耗”等项，共计2石3斗8升，即占了每亩稻田收获量的59.5%。在湖南滨湖10县，每亩负担的上述各项数额，占收获量的52.7%。在云南也达到了49%*郑庆平、岳琛：《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12、217页。。就田赋与收获量相比，根据调查，在1942年，四川稻谷平均每市亩收获4市石，其所负担的征实、征购、县公粮附加和地方积谷，加上国民政府收粮时规定溢收15%的“折耗”等项，共计2石3斗8升，即占了每亩稻田收获量的59.5%。在湖南滨湖10县，每亩负担的上述各项数额，占收获量的52.7%。在云南也达到了49%。而且由于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田赋征实过程中弊端丛生，经常出现“有田者不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大量田赋都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此外，各种杂捐摊派名目繁多，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如自卫捐、购枪费、壮丁受训费、警丁伙食费、田亩捐、耕牛捐、乡公所捐等应有尽有。抗战后，陕西增加了三四十种苛杂*《大后方农民离开土地的问题》，《新华日报》1940年7月15日，第4版。。四川省农民每年要负担摊派达一百几十种。甚至保甲长家中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生辰做寿，也要向农民临时摊派。1942年四川剑阁等18县，经过保甲长摊派的苛捐杂税，就达616种之多*郑庆平、岳琛：《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12、217页。。

沉重的田赋以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加上灾害连年，农业歉收，导致大批农民相继破产，被迫逃往深山野林。农业人口流失严重，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

第四，土地集中加剧，地租猛涨，加上官方征用土地，许多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高利贷盛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加重，迫使农业劳动力迁移或流失。

抗战期间，“从后方到前方，从东南到西北，弥漫了暴发户争购土地的氛围”*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第169、170页。。土地兼并的加剧，加速了农村土地集中的趋势。据农产促进委员会调查，1940年四川省79.07%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8.6%的地主手中，成都县竟有9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占人口1.1%的地主手中*郭汉鸣：《四川租佃关系》，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2—19页。。重庆，地主人口占重庆总人口的比率由战前的20%降到抗战结束前的2%，而地主占有土地则由原来的50%上升为95.6%*黄逸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5—826、835页。。许多农民失去土地，而且战时一般农民为了交纳田赋和维持生活，又不得不出卖土地。1944年广东省地政局局长高信在中国地政学会座谈会上承认：东江一带5亩以下自耕农，在抗战以来因生活高涨，无法维持，纷纷将土地抵押或出卖，去年(1943年)更抛弃土地逃荒。而广东占地万亩的地主却不在少数*《群众》第9卷第14期，第487页。。另外，据广西桂林农村典型调查，1936—1946年10年间，有80%左右的贫雇农出卖了土地，这些土地有63%卖给了新兴地主和官僚，25%卖给了封建地主，12%卖给了富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同时，战时“政府征用民间土地成了一件很寻常的事情”，“在抗战数年中，政府机关在各处大量征用土地，做开辟飞机场及建设工厂，车场，贮藏库等种种用途”*《现代农民》第9卷第10期，1946年10月10日，第1页。。土地集中与被征用导致了无数自耕农、半自耕农失去土地，佃农半佃农增加甚至被迫离村。1939年，全国的佃农半佃农，增加到了65%。四川成都、新都等县仅佃农达70%以上，川东巴县、江北等县达80*黄逸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5—826、835页。。

抗战初期，农村大多实行四六纳租制，但到了抗战胜利前夕，普遍已是三七纳租制，甚至是二八纳租制。四川每亩水田的钱租，从1937年至1941年，由14.47元涨为309.33元，增涨了20.38倍。广西由12.81元涨为69.69元，增涨了4.44倍。云南由14.67元涨为86.67元，增涨了4.91倍*章柏雨、汪荫元：《中国农佃问题》，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16—117页。。战前地租剥削率占农业正产量一般为50%，高至70%。而抗战以后，后方租额普遍比战前提高了20%以上，达到了农业生产量的70%—90%以上，甚至有超过土地收获总产量的。1944年7月童润之对四川壁山东西南北4乡地租率进行了调查，结果“租额往往有超过收获量的总额的，如城西乡的最高额竟达150%，城南乡有达120的，此项佃户，除缴纳其全部正产收获物外，尚须以副产抵充不足的部分。”*陈翰笙：《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627—628、384页。

抗战时期，地租形式更加多样化。实物地租、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押租成为了正额地租以外农民对地主预先缴纳的一种附加地租，在后方国统区也极为盛行。根据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对重庆璧山附郊4乡区所作的农村调查，125户佃农及半自耕农，每市亩每年所附押金数，战前为27元，1939年为65.6元，1942年为363.7元，1944年达2360余元；在巴县，有增至1万元押金的*许涤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8、59页。。而且抗战期间，加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公开支持。1942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各省：“耕地租赁契约定缴纳实物或收交实物仍不敷完粮者，得请求增加地租”，如果有“争议或佃户抗不交租，得向司法机关起诉”*《浙江日报》1942年11月27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成了地主在法律上的后盾，使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断加重。

抗战期间，高利贷放款利息也逐年增加。1938年为2.7%，1945年则为11.1%，川北某边远贫困地区竟高达30%—50%。而且借高利贷所需抵押极重。陕南一带，农民向高利贷借得法币百元，通常须提供价值2倍以上的物品(如牲畜、田产)作为抵押*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77页。。又如四川1945年，“利率虽已增至月利二十分三十分以至五十分，但非有其他耕牛或猪羊妥实作抵，还不容易借到”*黄逸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5—826、835页。。

在高利贷剥削下，后方国统区农民负债累累。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4年调查湖南会同、黔阳2县6乡农民负债户数为：全金竹乡66.5%，堡子乡为73.6%，雄溪乡62.8%，沙湾乡75%，秀州乡83.5%，江市乡47%。云南农村有90.5%的农民靠借债度日，其高利贷月息普遍为6—7分*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52—54、77页。。据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4年7月调查四川壁山附郭4乡农户，除地主外，261家中负债者就达129家，平均每户负债9353元*《商务日报》1944年8月28日。。

战时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即使在丰年有些地区的农民也还得吃树皮草根。在樊城，据说能吃上红薯面算是富户了，该县30万人中有20万人没饭吃*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52—54、77页。。“在鄂北一带，抗战以来，农民为了完纳苛重的捐税和田租，常常忍痛将他们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耕牛，抵押或者出卖，过去一年(1938年)中，在偷盗，抵押，出卖等方式下，被迫宰割耕牛数竟占总数百分之四五十左右。①关梦觉：《中国农村经济的新动向》，《反攻》第6卷第4期，1939年8月16日，第7页。在交纳高额地租之后，不仅没有剩余劳动可言，甚至还有一部分必要劳动被侵占。这严重摧毁了农业再生产能力，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无数农民沦为佃农或雇工，有的甚至脱离农业生产，被迫离村流亡。农业人口的大批流亡，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的缺乏。

第五，物价上涨，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支出增加，入不敷出，生活艰难，加剧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

表四 四川温江、乐山、宜宾、哈川等4县农民1937—1944年所得物价及所付物价指数的变动情况表

资料来源：郑庆平、岳琛：《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概论》，第299页。

三、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短缺产生的影响

国统区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第一，导致田地抛荒现象严重，农作物生产面积减少，产量普遍下降，严重影响了抗战必需的军糈民食的供应。

因为劳动力缺乏，老弱妇孺的耕作技术粗放，农作物产量普遍下降。据调查，1942年后方13省的作物面

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缩小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减少，粮食总产量逐年下降。见下表：

表五 历年粮食产量比较(千市担)

资料来源：秦孝仪：《粮价管制的措施》，《革命文献》第110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228页。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抗战爆发后，全国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38年仅为1937年的65%，1941年仅及1937年的59%。产粮丰富的四川省也是如此，到1940年，粮食产量下降了近50%。见表六：

表六 四川省稻谷年产量

资料来源：夏宗绵：《四川省粮食价格之研究》，《革命文献》第111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393页。

表七 各省农工工资变动概况表(单位：元)

资料来源：《战时各省粮食增产问题》，农产促进会1942年印行，第27页。

第二，雇工工资上涨，农民支出剧增，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农业劳动力的日渐缺乏，雇工工资不断上涨，农户的生产支出也就随之增加。见表七、表八：

表八 各省农工工资指数表(1937年工资为100%)

资料来源：《战时各省粮食增产问题》，第28页。

由表七、表八可见，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农工工资飞速上涨，从工资数量来看，1937年国统区长工平均工资为53.21元，到1940年即上涨到180.56元，为1937年的3.39倍；到1941年增长到331.94元，是1937年的6.24倍，是1940年的1.84倍。短工工资增长也是惊人，1937年平均7.49元，到1941年增长到25.6元，是1937年的3.41倍；1941年增长到48.59元，是1937年的6.49倍，是1940年的1.90倍。从工资增长指数来看，以1937年为 100%，则长工工资平均增长指数1940年为339.3%，增长了239.3%，1941年为623.8%，增长了523.8%；短工工资平均增长指数1940年为343%，增长243%，1941年为648.7%，增长548.7%。而且这种增长呈快速增加趋势。据统计，1941年，后方15省农村长工年工资平均为227元，1942年就涨到了649元，1943年猛增到2353元*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两年之间增涨了9倍多。这样，在农户生产投资的现金支出中，雇工工资支付就占了很大部分。据1940—1941年对四川10个县408户农家调查统计，雇工工资支出在自耕农户各项生产支出中占30%左右，在其现金生产费用中占44%强；佃农的雇工工资支出占各项生产支出的18%左右，约占现金生产支出的49%左右*陈洪进：《三十二年之四川农业》，《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第2期，第257页。。

由于雇工工资上涨，原本资金紧缺的贫农更加无力雇工车水、收割，当时各大报刊杂志对此都有报道。《现代农民》中一篇题为《农业衰落的趋势》的文章这样描述：“工太贵了，要一块钱一个工，而一个工做不出一升麦子，一升麦子卖不起一块钱，所以就没人肯去耕耘。”*《大后方农民离开土地的问题》，《新华日报》1940年7月15日,第4版。《中国农村》也有相关报道：1945年川北大旱，自耕农还多半雇工车水以维持生产，而佃农则宁愿坐视田土龟裂，不愿雇工。“原因是佃农胼手胝足，原就朝不保夕，若再雇工车水，突然增重成本负担；将来所有收获，终被地主吞尽，与其徒耗钱财，不若报荒还合算些。”*陈翰笙：《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544页。许多地区甚至到了收获季节，农民也因无力雇工收割而任稻穗在田里腐烂。重庆《大公报》报道：“乡村中的粮价已较战前低落三分之一，在这个比差下面，农民逐渐对于他们所世代经营的土地，起了反感，任那黄金的新稻，倒伏田中，日趋腐烂，因为工价太高，不能请人收割。”*李善丰：《救济丰灾与改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第6卷第3期，1939年11月16日，第11页。蒋介石在其致行政院救灾电文中，也明白指出：“因其他物价昂贵，工作随之激增，致有若干贫农，坐观农作丰收，竟苦无力雇工收割。”*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62页。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

第三，社会极度不安，国民党逐渐丧失民心，失去其社会统治基础。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后方国统区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国民政府和各省区政府力图采取种种办法以图补救，如雇用童工及女工；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实行换工；利用驻军协作当地农业生产；发动公务人员到农村协助耕种；高价雇佣短工；增加使用畜力和机器生产等等。这些措施虽在短时间内能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根治劳动力的严重缺乏。这对国统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对战后国统区农村经济的恢复乃至国民党的统治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粮食问题研究”(14A1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汪谦干

AnalysisontheShortageofAgriculturalLaborintheKuomintangAreaduringtheAnti-JapaneseWar

LUO Yu-ming LI Yong

(The History of Department，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war and famine were continuous,recruitment of soldiers and workers was excessive,which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agricultural labor in KMT-ruled area.Heavy taxes and exorbitant levies continued to aggravate the burden of peasants in KMT-ruled area.Meanwhile,the rising prices also caused the increas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cost for farmers,which forced many farmers to leave production and led to the shortage of labor.Then the shortage destroye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e KMT-ruled area.In addition,a large amount of farmland was barren and the output of crops dropped so sharply that the life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KMT-ruled areas suffered more impoverishment.

the Anti-Japanese War；KMT-ruled area；agricultural labor；shortage

K265.9

A

1005-605X(2017)05-0082-09

罗玉明(1962- )，男，湖南桃源人，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李 勇(1985- )，男，湖南衡山人，湘潭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