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战时上海的财产犯罪：失业、通货膨胀与饥饿(1937—1942)

蒋 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淞沪抗战的爆发以及日军随后对上海的围困与占领，给这座城市的权力结构与经济发展带来了结构性变化。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犯罪，也因战争的爆发受到显著影响。本文以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年度《警务报告》为基础，通过量化的方式，对战时上海城市犯罪的历史变迁展开考察，并检讨诱发犯罪的主要动因。研究显示，这一时期的犯罪活动在总量上出现显著增加，但这种数量变化在时间与空间上存在很大差异。从数量上看，财产犯罪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犯罪的最主要形式。随着日军在华中地区实施物资统制政策，上海经济迅速陷入困境，失业、通货膨胀及食物短缺相继爆发。以上三大危机构成了战时上海城市犯罪，尤其是财产犯罪显著增加的最主要因素。

抗日战争；战时上海；财产犯罪

一、城市犯罪：量化分析

与战时上海历史的曲折变换类似，在1937至1942年间，公共租界犯罪活动的数量变化，要比人们预想的复杂得多。继1937年之后，犯罪总量在1938年进一步下降*SMCR,1938,p.108.。但这种趋势在1939年戛然而止，犯罪活动从这一年开始大幅攀升，此后的1940年被上海市民称为“恐怖年”，犯罪案件的数量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达到30980起*SMCR,1940,p.128;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79页。。租界当局不得不加大了打击犯罪的力度，从1941年起，案件开始减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全面控制公共租界，进行人口疏散，推行保甲制，建立“自警团”*张济顺：《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44—55页。，但犯罪活动的数量并未出现显著减少*SMCR,1942,p.35;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第110、111—112、143—144页。。

法租界的犯罪活动在同期的变化相对简单，如果反映在坐标系上，类似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1937年，法租界共发生犯罪8285起，较之1936年，增加近500起*Conseil 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à Changhai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年报》，下文简写为CAMCFC),1937,p.184,SMA:U38—2—2805,上海市档案馆藏。。增长的势头在1938年得以继续*CAMCFC,1938,p.212,SMA:U38—2—2806,上海市档案馆藏。，至1939年，法租界迎来犯罪活动的最高峰，这年共计发生案件9440起，这也是法租界自建立犯罪统计制度以来，案件发生最多的一年*CAMCFC,1939,p.242,SMA:U38—2—2807,上海市档案馆藏。。犯罪形势在1940年有所好转，案件总量有所下降*CAMCFC,1940,p.196,SMA:U38—2—2808,上海市档案馆藏。。这种趋势在1941年得以延续，租界内共发生案件8360起，基本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CAMCFC,1941,p.205,SMA:U38—2—2809,上海市档案馆藏。。

图一1937年至1941年公共租界、法租界犯罪案件数量变迁图

数据来源：SMCR,1937,p.85;SMCR,1938,p.108;SMCR,1939,pp.101—102;SMCR,1940,p.128;SMCR,1941,pp.29—30;CAMCFC,1937,p.184;CAMCFC,1938,p.212;CAMCFC,1939,p.242;CAMCFC,1940,p.196;CAMCFC,1941,p.205.

整合以上数据可知，在1937年至1942年间，公共租界共计发生犯罪案件147569件，年平均发生24594件，与战前年均17022件的发案量相比，增加了近7500件，增幅约为44%。而法租界在1937年至1941年的5年间，共发生犯罪案件44122起，年平均发案8824起。较之战前十年，增长了近3500起，增幅约为66%*Jiang Jie,“La criminalité à Shanghai pendant la guerre sino-japonaise(1937—1942)",p.132;p.133.。若将两租界的案件数量进行叠加，则在1937年至1941年间，两租界地区年均发生犯罪案件约33000起，这一数字几乎等于战前包括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在内的三个区域全部犯罪数量的总和*Jiang Jie,“La criminalité à Shanghai pendant la guerre sino-japonaise(1937—1942)",p.132;p.133.。

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城市犯罪活动，种类十分繁杂。既有谋杀、绑架和恐怖袭击等暴力犯罪，也有专门针对财物的抢劫、抢夺、窃盗和诈骗等案件*无论在警务司法实践，还是犯罪学研究中，犯罪分类均构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时代、国别和领域的不同，犯罪分类也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方法。以近代上海为例，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在犯罪分类上完全不同。此外，在每个区域内，由于警务制度的变革，犯罪分类在不同时期也存在不同。本文所探讨的“财产犯罪”，是指在经济目的的驱动下，主要针对财物的犯罪形式。近似于犯罪学家邦格所指的“经济犯罪”，见Willem Adriaan Bonger et Henry Pomeroy Horton,Criminality and Economic Conditions,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6,p.545.。尽管当时的媒体充满了有关暴力犯罪的报道，但此类犯罪的数量事实上十分稀少。《警务报告》显示，从1937年至1941年发生在两租界地区的命案十分有限，年平均仅为177起左右，仅占全部案件的0.53%，因此并非这一时期犯罪活动的“主流”*Jiang Jie,“La criminalité à Shanghai pendant la guerre (1937—1942) ”,p.210.有关战时上海的人身伤害案件，还可参看蒋杰：《锄奸记：战时上海的政治谋杀与恐怖主义》。。事实上，财产犯罪占据了最大比例，构成这一时期最多发、与市民关系最为密切的犯罪形式*财产犯罪在数量上居高不下，并非抗战军兴之后的新变化。事实上，财产犯罪很早就成为近代上海发案数量最多的一个犯罪类型，见杨晓光：《19世纪70年代初上海城区犯罪空间分析——以申报为中心》，《历史地理》第26辑，2012年，第437页。从全国范围来看，财产犯罪也是数量最多的犯罪形式，见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根据公共租界犯罪分类方法，财产犯罪主要由“第二类情节重大之侵害人身及财产或仅侵害财产案件”*“第二类情节重大之侵害人身及财产或仅侵害财产案件”包括：持械抢劫及谋杀或谋杀未遂、持械抢劫、持械拦途抢劫及谋杀或谋杀未遂、持械拦途抢劫、徒手抢劫、徒手拦途抢劫、与匪党为伍、暴动、纵火、亏空公款、伪造、棍骗或欺诈、穿越窃盗、侵入家宅等、侵害商标。参见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9年)》，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政治、对外关系》(237)，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259页。虽然这一类犯罪中，包含了部分人身伤害案件，但这些案件的数量十分有限，并影响财产犯罪在此类犯罪中的主体地位。如1937年，“持械抢劫及谋杀或谋杀未遂”仅发生了17起；“持械拦途抢劫及谋杀或谋杀未遂”只发生了两起；没有“与匪党为伍”案件发生；“暴动”与“纵火”的数量分别为1起和5起。见SMCR,1937,p.99.和“第四类情节不重之侵害财产罪案件”*“第四类情节不重之侵害财产罪案件”包括：攫抢、窃盗、收存赃物、故意损害、徘徊意图行窃、私入围地内房屋、剪绺。参见华文处译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9年)》，第257—259页。组成。由下表可见，发生在公共租界内的犯罪活动无论其总量如何变化，财产犯罪在全部案件中所占比例，始终保持在80%左右，且财产犯罪的比例基本保持着上升趋势，尽管在1939年和1941年两度出现小幅回落。与战前平均73.47%的财产犯罪率相比，财产犯罪此时所占的平均比例已高达83.96%，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Jiang Jie,“La criminalité à Shanghai pendant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1937—1942) ”,p.123.。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该比例竟高达90.16%！这意味着此时公共租界内9成以上的犯罪案件都属于财产案件。

表一 公共租界财产犯罪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SMCR,1937,p.85;SMCR,1938,p.108;SMCR,1939,pp.101—102;SMCR,1940,p.128;SMCR,1941,pp.29—30;SMCR,1942,p.35.

表二 法租界财产犯罪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CAMCFC,1937,p.184;CAMCFC,1938,p.212;CAMCFC,1939,p.242;CAMCFC,1940,p.196;CAMCFC,1941,p.205.

1937年至1941年间，法租界财产案件的变化与案件总量的趋势类似，都呈抛物线状。但与犯罪总量的最高峰出现在1939年不同，财产犯罪的最高峰出现在1940年。与公共租界类似，财产犯罪也在全部犯罪当中，构成了比例最高的一个类型，所占比例分别为87.18%、87.8%、86.81%、89.14%和86.44%。5年间，财产犯罪占全部案件的平均比例为87.47%。

通过以上量化分析，可以得出两条基本结论：一、从数量上看，在1937年至1942年间，上海的犯罪活动较之战前出现了显著增长，但数量变化趋势，因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时间上看，1939年、1940年是犯罪活动爆发最多的两年；从空间上看，法租界的涨幅要高于公共租界。此外，单就犯罪总量和犯罪密度而言，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与战前相比其犯罪活动的数量都出现了大幅增长。然而，并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一现象，必须考虑到这一时期上海租界人满为患，华界人烟稀少，人口分布严重失衡的状况。二、从犯罪活动的构成来看，财产犯罪构成了最主要的犯罪形式。在财产犯罪当中，又以窃盗、抢夺案件占据绝大多数。财产犯罪并非抗战之后出现的新型犯罪形式。战争所引起的新变化，将此类犯罪推向了更为常见和泛滥的程度。

二、失业

对战时上海犯罪活动的量化重构，证明了犯罪与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correlation)。但仅仅通过这一重构，尚无法揭示犯罪的肇因，同时也无法全面认识与理解这一时期的犯罪行为。事实上，对犯罪诱因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公共租界当局一方面将犯罪活动的猖獗，归因于不利的社会环境和糟糕的经济条件*“Deputy Police Commissioner Speaks On Crime At Y.M.C.A”,The China Press, Mar 17,1938.；同时，由于饱受沪西歹土武装匪徒的骚扰*沪西歹土在近代上海主要指公共租界以西、中山路以东，以曹家渡五角场为核心的区域，因租界当局非法筑路，引发华租两界当局对该地区旷日持久的管理权之争，华租两界警务当局均无法实施有效管理，使得该区域沦为犯罪分子的“天堂”。抗战时期尤甚。，他们又将这一特殊区域的存在，视作犯罪活动泛滥的一个主因*SMCR,1940,p.120.。由失业引发的普遍贫困、物质供给不足、难民潮与过度的人口、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等，则被法租界警务当局视为诱发犯罪的主要因素*CAMCFC,1938,p.221.。

事实上，失业与犯罪的关系很早便进入了犯罪学家的视野，并被视作诱发犯罪的重要因素*J.L.Gillin,“Economic Factors in the Making of Criminals”,The Journal of Social Forces 3,no.2 (1925),p.254.。犯罪学研究者发现，就业机会的减少往往会使治安恶化，加剧犯罪活动的泛滥。一份报告显示，在失业较为严重的1914年，全美21个城市的夜盗案件较之1912年增加了30%，抢劫案件增加了64%，流浪和乞丐案件则分别增加了51%和105%*The American Labor Legislation Review,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1915,p.492.。另一方面，针对战争时期英国犯罪活动的研究则显示，战争的爆发常常能够有效减少犯罪，尤其是成人犯罪活动的发生*Victor H.Evjen,“Delinquency and Crime in Wartime”,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33,no.2 (1942),p.138.。因为战争可以有效刺激劳动力需求，提高就业水平和增加工人薪资，从而缓解犯罪的爆发*针对“一战”期间英国犯罪活动的研究显示，造成战争时期犯罪显著减少的原因有三条：一、一部分轻微犯罪案件的犯罪人应征入伍；二、对酒类的严格控制；三、就业需求旺盛，工资增加。见Edith Abbott,“Crime and the War”,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9,no.1 (1918),p.32.。由此可见，在就业、战争与犯罪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互动。

然而，如果回归战时上海的历史语境，将会发现实际的情形与西方的经验相去甚远。由于特殊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环境，淞沪抗战的爆发不仅没有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刺激上海的就业，反而使大量工厂、企业惨遭破坏，大量工人因此失业。汇聚了上海主要工业生产潜力的闸北和杨树浦地区，则不幸在战争期间成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战火不仅摧毁了区内的大量工厂，同时迫使很多企业搬迁或关门歇业。据估计，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公共租界内至少有20万产业工人丢掉了工作*Robert W Barnett,Economic Shanghai:Hostage to Politics,1937—1941, 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1,p.49—51.，如果将闸北、南市等地区的失业工人考虑在内，这一数字将上升至30—35万人。战前全市产业工人人数约在50万至70万之间*抗战爆发之前，无论上海的工人数量还是产业职工人数，都缺乏严格可靠的统计。不同学者的计算与评估也有所不同。见戴鞍钢：《城市化与“城市病”——以近代上海为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罗苏文、宋钻友:《上海通史·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38页。，这意味着失业工人的比例大约为50%—60%。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只粗略估算了产业工人的失业人数，并未涵盖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以及数量巨大的、由外地逃难而来的劳动者。事实上，战时上海的失业人口要远远高于以上估计。

随着战事西移，上海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大量工厂纷纷迁入公共租界和沪西地区恢复生产，上海的工业生产自此走上复苏之路。在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多重因素的刺激之下，上海经济从1938年初开始慢慢走出阴影，并在1939年进入所谓“畸形繁荣”时期*关于战时上海经济的复苏，可参看安克强的研究，见Christian Henriot,“Shanghai Industrie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Bombs,Boom,and Bust (1937—1945)”,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2004,pp.26—35.。经济的繁荣一方面体现在工厂数量的增加，1938年4月公共租界内新开工厂560余家，雇工3万余人。9月底，工厂数量增加至2540家。该年年末，两租界内的工厂数量已达4700余家*许涤新、吴新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页。。1941年底，上海的工厂数量已达6000多家，这一数字甚至已经超过1937年的5525家*Christian Henriot,“Shanghai Industrie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Bombs,Boom,and Bust (1937—1945)”,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2004,p.27;pp.27—28;pp.35—40;p.38.。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就业人数的增加。这一时期工人就业数量的变化可见图二：

图二 上海产业工人就业人数(1937—1940)(单位：人)

数据来源：Robert W Barnett,EconomicShanghai:HostagetoPolitics,1937—1941,p.51.

在上海，工人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由工资构成。因此家庭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丈夫、父亲)一旦失去工作，将给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带来毁灭性打击。战前市政府社会局调查发现：工人家庭的平均人口数为4.62人；平均就业人数为2.06人；工资占家庭总收入的87.3%；在家庭收入结构中，丈夫的收入占53.3%、妻子为12.6%、儿子和女儿分别为6.9%和7%*罗苏文、宋钻友：《上海通史·民国社会》，第79—80页。。

以上数据表明了就业对工人家庭的重要性。因此，失业不仅会使一个工人之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可使他们遭遇灭顶之灾。早在1937年12月《大陆报》就指出，由战争引发的工厂倒闭和企业关门，可能导致100万工人及其家属处于饥饿之中*“Rising tide of Unemployment in Shanghai Bringing many Thousands at Poverty’s Door”,The China Press,Dec 20,1937.。事实上，失业并不会直接诱发犯罪，但由此引发的贫穷与匮乏，却可能成为家庭的成员走向犯罪的重要推手*高失业率会导致高犯罪率，因为失业意味着收入的丧失或受损。当人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赚钱时，往往转而采取非法的手段，诸如偷窃或抢劫；此外，低收入带来的生活困难，易于诱发家庭暴力，如殴打孩子、虐待妻子、自杀等。参见陈安宁、朱喆编著：《宏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页。。在上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第64—66页。，在战争时期就更多了。忻伟根在抗战爆发后的命运变迁，很好地揭示了失业如何使一个普通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忻伟根祖籍宁波，高中毕业后进入虹口地区一家企业工作，这使他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然而，淞沪抗战的爆发，迫使他就职的企业不得不关门歇业，忻伟根也因此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由于在上海已无法谋生，他被迫返回老家另谋出路。幸运的是，在返回宁波不久他就在一家商店找到了新的工作。但厄运接踵而至，日军在攻陷上海之后，又对宁波实施持续不断的轰炸，他所在商店也被迫歇业。忻伟根不得不再次返回上海，但这次未能获得任何就业机会。在所有积蓄花光之后，他的经济状况已陷入绝境。1939年12月27日，他打算在公共租界山海关路实施持械抢劫，但他的计划没有成功，被警察当场抓获*《饥寒交迫 铤而走险》，《申报》1940年3月4日，第8版。。

尽管失业问题在解释犯罪个案，尤其是财产案件中很有说服力。但如果从宏观上比对战时的犯罪与就业数据，仍可发现很多矛盾之处。如，按前述失业与犯罪关系进行推导，在失业严重的1937年底1938年初，犯罪数量应该增多；反之，在就业状况较好的1939年、1940年，案件的数量应该大幅减少，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一时期犯罪活动的增减并非仅与就业状况相关，而是与多方面因素紧密相连。首先，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很多失业工人纷纷回家乡避难，从而减轻了犯罪案件发生的可能。其次，慈善机构和同乡会组织在战争爆发初期，兴办了大量难民收容机构，为失业工人与战争难民供给了食宿，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犯罪的爆发。但随着战争的深入，这些机构纷纷关闭，使得很多人在生活上陷入绝境。欧战爆发之后，租界当局控制力的下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此外，通货膨胀和食物供给不足也是必须考察的对象。

三、通货膨胀

作为一座工商业城市，战争对上海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一时期重要的观察家鲍华伦(Robert W Barnett)，就将战争时期的上海经济比作“政治的人质”。战争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但最显著的表征之一，则是物价飙升与空前的通货膨胀。这一点也构成了迫使人们走向犯罪的一个主因。

统计显示，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的物价水平和生活指数便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但这一变动始终以货币购买力下降、物价上涨为主要趋势。以工人阶层为例，若将1936年的生活指数设定为100，那1937年的生活指数已上升为118，1938年为152，1939年203，1940年则飙升至438*Robert W Barnett,Economic Shanghai:Hostage to Politics,1937—1941,p.53.。到年末时，生活指数已上升至572*CAMCFC,1940,p.203.。至于日常消费，若以1936年为100，到1940年4月时，衣物的指数上涨为289.1，房租为304.83，食物为365.13，燃料为474.61，其他杂物为384.08*《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社会处生活费指数研究的会议记录及信件等》，SMA:U1—10—11，上海市档案馆藏。。

诱发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十分复杂*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涉及物资供给不足，也受到外汇市场紊乱的影响。中储券的发行和市民的投机活动，也造成了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鲍华伦总结了以下几点重要原因：一、大量难民聚集在租界之内；二、战争阻断了上海生活物资和生产原料的进口；三、从1938年起开始征收的新的赋税；四、投机活动；五、辅币的缺乏等。Robert W Barnett,Economic Shanghai:Hostage to Politics,1937—1941,pp.53—56.，本文无意展开专门讨论。但必须指出，战时上海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是伴随着工人失业、生产下降和工厂倒闭一同发生的，这一现象显然有悖于经济学经典理论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事实上，这一时期在上海爆发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军战时统制政策引发的供给不足造成的。此类通货膨胀是一种政策行为的结果。从成因与影响上看，与1970年代由石油、粮食短缺引发的“滞胀”(Stagflation)十分相似。

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大幅下降，市场上的物价开始呈几何级数上涨，人们变得一贫如洗。请愿和罢工，只不过是不幸者较为温和的一种反应。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城市犯罪，尤其是偶然犯罪的大量爆发。尽管在为数众多的犯罪人口供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声称因为通货膨胀而走向犯罪之路。但毫无疑问，通货膨胀是一个波及更广、影响更深的犯罪诱因。因为它会使颇有资财者变得倾家荡产，使贫穷者变得一贫如洗，这一点得到了法租界警务当局的肯定*CAMCFC,1938,p.211;CAMCFC,1939,p.240;CAMCFC,1940,p.203.。一份英国外交情报也指出，一系列犯罪活动，尤其是武装抢劫的大量增长，使上海生活成本的上涨，自然而然地反映了出来*Robert L Jarman，Shanghai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1842—1943:British Government Record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ity.Vol.18,p.747.。如果将犯罪数据和通货膨胀的指数进行对比，也可发现犯罪案件增长最快的时期，正是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时期。

在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双重打击之下，此时大多数生活在上海的人，尤其是中下层人口在经济上已陷入绝境。一些饱受失业与贫困之苦的人，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实施犯罪来维持生存。魏斐德曾形象地写道：“对于中国工人而言，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物价上涨了10倍。……在1941年12月8日上海全城落入日军手中之前的两个月间，乞丐和小偷肆无忌惮地在大街的货摊上盗窃食品，直至摊主无货可偷为止，而警察却熟视无睹。……已经来临的生存斗争主要集中在食品和日常用品的争夺上。似乎孤岛正在沉入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Frederic E Wakeman，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pp.134—135.

四、饥饿*关于战时上海的食物供给问题，可参看张忠民：《战时上海的米粮统制(1937—1945)》，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等。

失业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普遍贫困与匮乏，还并非诱发犯罪的全部原因。另一个直接原因来自食物供给不足，尤其是大米的短缺*有关食物短缺与犯罪的关系，以邦格为首的欧洲犯罪学家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得到了一些基础性结论。[荷]邦格注、吴宗宪译：《犯罪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6页。有关经济条件与犯罪的关系，参看Willem Adriaan Bonger et Henry Pomeroy Horton,Criminality and Economic Conditions,Boston,Little,Brown,and Company,1916,pp.546—571.。

上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居民以大米作为主食。正常情况下，米的供给主要依赖江浙两省的大米产区，但也会从东南亚进口少量洋米作为补充。因此，只要河道、海运畅通，这座城市几乎不会面临任何“粮荒”。尽管聚集着大量人口，但由于周边地区大米供应的充裕，粮价并不昂贵。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大米的年消费量约为600万石*社会经济调查所编纂：《上海米市调查》，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经济、商贸》(664)，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326页。，约合46.4万吨*近代上海大米的计量单位相对复杂，较常见的有担、石和包。担为重量单位，英文常写作“picul”，1担大米等于100斤。石，是容积单位，一般认为1石大米等于172磅，约合77.4公斤。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外文文献中担、石不分，“picul”常被用来指代石。1937年后，石开始被译为“zar”。包是重量单位，英文写作“bag”，一般认为1包大米等于100千克。。但这一供销结构也存在很大缺陷：一旦社会动荡不定，交通阻断，米粮便有不继之虞，价格也会随之飞涨。江浙战争、第一次淞沪会战期间，都出现过类似情况*罗苏文、宋钻友：《上海通史·民国社会》，第155页。。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变得时断时续，大米输入顿时吃紧。此后，一批来自内地的大米舒缓了这一紧张局面。但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之后，大米供给再次面临危机。米源的枯竭，迫使米商不得不在库存售罄之后关门歇业。租界当局迅速启动限购和限价政策。到12月，“西贡米”的大量输入，才使这一问题得到缓解*SMCR,1937,pp.95—96.。在此期间，大米短缺曾引发多起贫民哄抢米店的事件*Robert W Barnett,Economic Shanghai:Hostage to Politics,1937—1941, p.54.。

随着与内地交通的恢复，上海的大米输入恢复常态，米荒在1938年得到很大缓解，米价基本维持在15元/石左右*SMCR,1938,p.118.。然而，到1939年下半年，随着日军开始大规模攫取上海附近地区的大米，这座城市的粮食供给再次面临危机*“Japanese Purchase or Seize All Rice Within 80—100 Miles”,The China Weekly Review,Aug 8,1939.，米价随之暴涨到35元/石。物资统制政策的进一步强化，使1940年的大米供给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此时，日军基本切断了国产大米的输入，米源不得不完全仰赖东南亚地区。据统计，该年输入的国产米仅为32.5万石，而进口大米是这一数量的10倍，达340万石左右(约合26.3万吨)。两者相加，输入上海的大米仍不足400万石，尚不及战前的三分之二。此时，国米的价格已飙升至62元/石左右，“西贡米”为50元/石*SMCR,1940,p.124.。1941年的大米进口进一步减少，全年共计只有91240石(约合7061.9吨)国产米和2516763包(约合25.2万吨)进口米输入。以每包大米重100千克计，该年输入上海的大米总量为25.9万吨，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供给不足、货币贬值及投机操纵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米价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1941年底，米价创纪录地飙升至约150元/石*SMCR,1941,p.31.有研究认为1940年前9月上海的大米进口量为462.5万石，1941年前9月增至660万石，这两组数据可能有高估之嫌。见张忠民：《战时上海的米粮统制(1937—1945)》，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第259页。，这一价格几乎是1937年米价的10倍。受制于物资统制政策，面粉等其他粮食的输入也同样不足。

大米供给的不足，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黑市的兴起，大米投机的大肆出现*张忠民：《战时上海的米粮统制(1937—1945)》，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第270—281页。。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很多平民，尤其是流落街头的难民，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1941年，普善山庄的一份报告显示，因米价暴涨上海平民的死亡显著增加，这直接体现在街头无主尸体的增多。由该庄收殓的“露尸”当中，以未成年人居多。有时他们收敛的儿童“尸体”并未断气，但由于米价高昂，父母无力抚养，被迫将尚未死亡的子女遗弃*《法公董局订米来沪》，《申报》1941年5月15日，第8版。。由于无法获得大米，甚至还引发了全家自杀的惨剧*《饥饿线上之惨局 全家自缢殒命》，《申报》1941年12月18日，第4版。。

大米的匮乏，还使法律与秩序失去了作用，刺激犯罪活动的发生。在饥饿的驱使下，针对财产的犯罪数量急剧增加，而且犯罪形式也越来越简单、大胆。时人写道:“(上海)经济性的绑架案也因生活高涨而日益加多。……‘剥猪猡’、‘剥田鸡’、‘抛顶宫’和其他小偷小窃事件，随时随地都有发生。”*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第98页。大米缺乏和米价飞涨，迫使城市贫民不得不面对两个残酷选择：或坐以待毙，或铤而走险，做一个“马路英雄”。上海的抢劫之风由此大盛，街头成群结队的饥民，无论见到食物还是日用品，都会抢劫一空，妇女儿童成为主要的犯罪对象*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作为最直接和最主要的目标，针对米店的哄抢案件接连发生。1939年8月，公共租界发生了9起抢米案件，法租界也发生了两起类似案件*“Rice Shortage in Shanghai”,The North China Rerald,Aug 30,1939.。至11月份，公共租界的抢米案件增加为75起，147人因此被捕*SMCR,1939,p.104.。面对不断恶化的治安，法租界不得不紧急组织警力，在米店周边进行监视和防御*CAMCFC,1939,p.241.。尽管如此，一场波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抢米风潮”最终还是在该年年底爆发了。

此次风潮最初兴起于沪西地区。12月14日下午，聚集在劳勃生路一带的数百名贫民，突然冲进789号仁泰米店，抢走白米数十包*《当局保护安分米商维持两租界治安 图提高米价者已予警吿 各业筹组民食调节协会 沪西平民纷起抢米》，《申报》1939年12月16日，第9版。。第二天，风潮蔓延至两租界地区，案件数量也大大增加。仅15日一天，就发生案件36起，约1320担大米被抢走，62人被捕。至16日，公共租界内的开封路、成都路、大沽路、山海关路、白克路及劳勃生路、宜昌路、胶州路，法租界内的蒲石路、辣斐德路、亚尔培路、巨籁达路、甘世东路、平济利路、拉都路均有抢米事件爆发。该日总计发生抢米事件18起，约800多石大米被抢。其中，蒲石路上的鼎泰米店一次就被抢去白米100多包，损失惨重*《抢米风潮蔓延》，《申报》1939年12月17日，第10版。有关抢米事件的信息，还可参看《法院晓谕抢米案犯》，《申报》1939年12月19日，第9版。。

为了尽快扑灭这场风潮，两租界警方从16日开始加强了对米店的保护。其中，公共租界派遣华捕驻守米店，法租界则由装备了轻机枪的巡捕队，在米店周围巡逻。此外，两租界当局还规定米店须在每天下午5点之后打烊*《抢米风潮蔓延》，《申报》1939年12月17日，第10版。。另一方面，巡捕房和法院也加紧对被捕人员的审讯工作。经过讯问，并未发现这一风潮的背后具有特殊背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米价高昂，贫民无力购买。法院认为贫民因“饥馁交迫，不得已而出此，情尚可宥”，因此对被捕人员实施了从轻处罚*《法院晓谕抢米案犯》，《申报》1939年12月19日，第9版。。

米店获得警方的强力防护之后，饥民无法“下手”，这波抢米风潮遂渐渐平息下去。后者不得不把抢夺的目标，转向运送大米的米车*《冷僻马路劫夺米车风炙 米车加钉磁质标记》，《申报》1941年7月18日，第7版。。此外，在饥饿的驱使下，街头抢夺食物的事件大肆发生。当时的观察家写道:“他们实在饿得发慌，只得埋伏在大饼油条店的附近一带，出人不意地窜出来，抢去购客手中所持的食物，等到购客赶过来，他们早已把抢到手的东西狼吞虎咽般吃到肚子里去了。”*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第129页。同样深陷经济危机的警察，对此类事件基本不加干涉。

结 语

从量化角度入手，本文对发生在1937至1942年间的上海城市犯罪进行了历时性考察。研究显示，这一时期犯罪活动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维度上，均展现出了十分复杂的变化趋势。在众多犯罪案件之中，由贫困和匮乏诱发的财产犯罪数量最多，占据最大比例，构成这一时期影响最广、波及范围最大、与市民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犯罪形式。

战时上海犯罪活动的嬗变与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紧密相连，但日军所执行的物资统制和经济封锁政策，无疑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为澄清战争对城市犯罪造成的影响，揭开广大市民实施犯罪，尤其是财产犯罪的原因，文章着重考察了这一时期的失业、通货膨胀和食物短缺状况。研究显示，随着日本深陷侵华战争的“泥潭”，而不得不借助“以战养战”的策略来维持其战争行为，由此强化了对包括上海在内的华中地区的物资统制，直接引发了上述三大危机。上海广大中下层市民在经济与生活上随之陷入了困境。在贫困和饥饿的共同作用下，很多人不得不通过实施犯罪来维持生存。然而，也必须看到城市犯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牵涉其中的因素十分庞杂。除失业、通货膨胀和饥饿之外，过度的人口数量、不同区域间的警察缺乏合作、社会动荡、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赌博、色情和毒品业的刺激等，也是影响这一时期城市犯罪的重要因素。

尽管并非政治、军事及外交等“宏大事件”，但通过考察战时上海的城市犯罪，仍有助于深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认识。学界过往倾向于将研究注意力投向战争、杀戮等暴力活动，而对通过其他侵略方式对中国人民实施的迫害关注不足。本研究显示，经济手段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压迫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为消磨抗日意志，迫使市民屈服，日军在上海采取了军事围困与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措施。由此引发的失业大潮、通货膨胀和食物短缺等连锁反应，不仅给上海的经济和工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同时也给市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PropertyCrimeinWartimeShanghai：Unemployment,InflationandHunger(1937—1942)

JIANG Ji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hanghai Battle in the summer of 1937 and the consequent Japanese military occupation transformed fundamentally power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anghai.As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life,urban crime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hostilities.On the basis of annual police reports issued by the police serv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nd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through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variation of criminal activities and explore principal factors which caused delinquency in wartime.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criminalities in Wartime Shanghai experienced a remarkable increase in total,but differences existed temporally and spatially.The property crim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riminal activities during this period.Following the rigorous controlling policy on material carried out in central China by the Japanese army,the economy of Shanghai fell into serious crisis.Unemployment,inflation and famine became major elements which caused the urban crime in wartime Shanghai.

Sino-Japanese War；wartime Shanghai；property crime

K265.9

A

1005-605X(2017)05-0072-10

[本文为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ANR)资助项目“War Made Shanghai”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受“上海高校青年东方学者岗位计划”(QD2016039)、“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历史学)”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项目”支持。]

蒋 杰(1982- )，男，贵州贵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