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小站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民国初年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论争

邹小站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治出现了种种问题，招致人们的批评。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利用此种批评，称共和制易造成内乱，不适合中国，而君主制则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利于秩序的恢复与立宪政治的建立。由此引发共和派与帝制派的思想论争。在论争中，共和派揭破了帝制派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面目，捍卫了共和民主的价值，并提高了自身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对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能给予理解，对中国建立共和民主的艰巨性、长期性，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共和乱象；君主制；共和制；中国国情；世界潮流

辛亥鼎革而帝制覆灭，共和以建。然中国的共和政治自诞生伊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与批评。反对者主要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或心系旧主，或恐惧于暴民政治，故而鼓吹清室复辟。但他们力量分散，没有掌握实际的军政权力，缺乏复辟的实质能力。其时，清末政治腐败留给国人的印象仍在，反满革命思潮所造成的影响还在人心田，清室复辟得不到多少国人的支持。批评共和政治的主要是持开明专制论的原立宪派人士如梁启超、吴贯因等，他们受日本学者笕克彦的影响，深信在缺乏政治转型条件的中国，唯有开明专制才能为宪政准备条件。武昌起义后，此派人士放弃君主立宪的方案，接受共和政治的现实，但一直不曾放弃开明专制的梦想。他们对民国初建时出现的种种政治乱象，如都督专横，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立法行政关系紧张，党派纷争，议会议事效率低下，地方秩序未能及时恢复，甚为不满，乃对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言过其实的批评，以为开明专制论张目。此一派人士虽幻想开明专制，但也渴求和平的政治革新，认为帝制复辟将会造成政局动荡、社会失序，不利于政治革新。1914年初国会被解散后，鉴于开明专制论极易为帝制复辟论利用，他们暂时抛弃开明专制论，转而为民初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辩护。真正对共和政治构成实质威胁的是袁世凯操纵下的帝制复辟。正是在袁世凯的纵容与操纵下，帝制复辟论由幕后走向台前，尤其是筹安会成立后，帝制派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探讨”国体问题，发表了种种言论。随后，帝制派迅速推动“国民”请愿，吁请袁大总统顾念天下苍生，恢复帝制，并力任艰巨，担任皇帝。各种请愿书、推戴书亦就帝制与共和的问题，提出种种意见。于是，究竟是复辟帝制，还是坚持共和，捍卫共和民主的共和派与鼓吹复辟帝制的帝制派发生了激烈的论争。

这一论争，自其发生以来，学界多是共和派而非帝制派。近年来，有学者或将民国成立后政局的长期动荡归因于政治权威的缺失，或者脱离历史环境，只见帝制派的言论，而置共和派的言论于不顾，置帝制复辟所产生的恶果于不顾，对帝制派的威权主义政治理念颇多同情。那么，民初共和派与帝制派的争议，内容究竟如何？应当怎样看待这场争论呢？作者不揣谫陋，试就这一似乎老生常谈的问题再作梳理与探讨。

一、共和“乱象”与人们对共和的批评

共和初建，不少人对共和信奉过猛，寄望过奢。信奉过猛者“对于共和绝无疑虑，甚者视之不啻全能全智之神，足拯生民于水火。于是一唱百和，如鼓应桴。”然而共和告成，并未及时发挥拯危救亡的作用，生民涂炭如故，产业凋敝如故，干戈不绝如故，虐政未革如故，金融停滞如故，经济衰败如故，于是向之希望共和而讴歌共和者，乃大失所望，由迷信共和而转为厌恶共和*张东荪：《中国共和前途之最后裁判》，《正谊》第1卷第3号，1914年3月15日。。寄望过奢的是一般本不赞成共和的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以一种高调的共和观来要求中国的共和政治，共和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被他们放大，成为彰显其先见之明，借以批评国人不信从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而盲目追求共和政治，用为鼓吹君主复辟或开明专制的证据*秋桐：《共和平议》，《甲寅》第1卷第7号，1915年7月10日。。

由君主专制向近代政治过渡，理想的方式是当权者顺应社会要求，主动变革，实行君主立宪。若当权者昧于时势，或者社会矛盾尖锐而当权者处理不当，造成革命，就会出现共和政治。一个长期行君主专制的国家，初由专制步入共和，会出现诸多问题，很自然。但民初批评共和政治的人士，多不能理解这一点。近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代议制，最重要的平台是政党与议会。民国初建，政党刚刚起步，其结合往往不重党纲，而重人际关系，“各党以图取势力故，遂不能不于稍有势力者，皆牢笼之，至其人之清流浊流，不暇计也。中央尚仅罗及官僚，地方则宝及鱼鳖，刁生劣监，奸胥土豪，但肯投诚，无不倒屐，正人敛迹而自晦，愚懦者潜忍以受辱。”*黄远庸：《不党之言》，《黄远生遗著》卷1，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17页。各党党纲雷同，党争多意气之争，而少政策之争。议会选举屡现以军政权力干预选举、买票、匿票、毁票、伪造选票等等不法事件，而当选者多挂名党籍，诸多传统政治精英，或囿于传统政治理念，未曾参选，或因不明近代政治之游戏规则，未曾入党，而没有当选。当选者似乎多不学之徒，既非进士，更非翰林，人望不及一些传统政治精英。这很引发一般社会人士尤其是传统政治精英的反感，以为选举政治何能得英才治国，不过热衷利禄的少年新进，结党朋分政权而已。康有为即认为，政治本应以贤治不肖，从政应是少数才民、富民的专利；共和政治虽取决于多数，然其实行，必赖少数有道德、有学问、有知识、有财力者以为维持，否则必流为暴民专制。中国条件不备而强行共和，所谓共和、民权、平等、自由，不过十数万之暴民得之耳*康有为：《中国以何方救危论》(1913年3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7页。。一些进步党人直接称平民政治、多数政治为“众愚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是“众乱政治”、“众恶政治”*吴贯因：《平民政治与众愚政治》，《庸言》第1卷第11号，1913年5月1日。。

清末，国人曾对国会充满期盼，视之为救国利器，然国会成立后，因陷入党争窠臼，议事效率低下，累日不能成一案，累月不能颁一律；又因政治精英不熟悉近代议会议事规则，而致议场秩序不佳，拍桌子、大声叫骂、扔墨水瓶等不一而足。甚且在诸多重大议程尚未进行之时，议员就忙于自定薪俸，卒以每年6千元成案，遭舆论嘲讽。不但议场内争斗不已，各党议员且自贬议会身价，往往将议场内的政党之争通电社会，希望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手握大权的袁世凯一派势力，对于议会的议事，动辄指使地方军政大员通电干预。一般社会人士对于军人干政的危害认识不足，在军人通电干政之时，不去维护议会，反而指责议会不能体恤政府，致使行政立法两部不能和衷共济，要求国会反省。更有人组织“监督国会团”，要监督国会之活动。又有一些议员为金钱权势收买，甚至身跨数党，领取数党之津贴，又奢侈无度，以卖身所得，挥霍于花天酒地之中，气度之豪，不让石崇、邓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似乎乌烟瘴气，政治风气还远不如前清君主时代。至于社会上一些人误解自由平等，借自由平等的名义做出不尊长上的事来，也被固守传统伦理观念的人士看作共和带来的危害，以为共和革命将使纲常伦纪尽失，国将不国。中央地方关系紧张，也被习惯于传统政治运作模式与集权政治的人士看作共和的必然恶果。其实，从各国立宪史看，共和宪政初立，出现此类情况，极为正常。国人不了解这一点，没有认识到，挂上共和招牌只是共和政治的开端，其后的事可谓千条万绪，正需各方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训练。相反，国人却以民主先进国家经过数百多年始得的成效，求之于新生的共和政治，要求它实行伊始，即规整有序，即能发挥救国的效果，那自然就只有批评与失望，而较少理解与同情了。

批评共和的人士，往往持高调的共和观，为共和定下一个高标准，然后据此否定中国的共和政治。康有为即说，共和之美，在其能达民意、伸民权。又说只有大事由人民共议之，才称得上民意，选择则有权，才称得上民权。根据这样的标准，他否定代议制。他称，人之面目既殊，心意必异，父子师弟亦难强同，代议士不可能代表选举人的意思，所谓代议制最多只能做到民举。而中国地域辽阔，山川绝隔，人民无识，交游未盛，选举不习，连“民举”也做不到。他批评中国的共和政治，“不过欺民而已，不过豪猾之士欲攘夺国政，借民权、民意以欺人而已。”“我今质问四万万人，汝有何权，所选举者，谁为汝意，议员所陈，谁得汝心？……夫既非民意、民权，非代民议，则今之国会，大声疾呼曰代议者，岂不大谬哉！代金钱而议则有之矣，代势力而议则有之矣，代民议则未之见也。”他又给政党定下很高的标准，称政党肩负一国政治重责，党人应德识学俱优，而中国之政党员类多无赖，其在乡里则恃多数而横行乡里，夺乡村士夫之权，其在政府，则控制行政司法，“以贿赂相争，以诈伪相倾，以势胁相劫，以骂詈相攻，皆视为固然。”*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1913年7月)，《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132、134页。

吴贯因梦想开明专制，称中国未经开明专制而行共和，所得只能是众愚政治、暴民政治。他攻击国会议场秩序混乱，但闻灌夫骂座，角力屡行，私改记事，捏造电报以颠倒是非，“于国家之大本大计，则未闻有所建白，其能踊跃议定者，则在于索取六千元之岁费，而匠心独运于岁费之外，发明万国所无之出席费，以为朘削民脂民膏之口实。国会之为害于政治既如此，而且投票视金钱为从违，卖身等牛羊之论价，以败坏天下之廉耻也。”又批评议员沉溺赌博、奢侈成风，败坏社会风气，称国民对于议员“但视之如禽兽，听其自生自灭，而国家一切责任则不得不全以属望于政府。”国会所以有权威，全赖国民为之后盾，今国民对于国会观感如是，“使政府而师克伦威尔之手段，以铁骑蹂躏国会，则国民亦浮白称快，谓议员死有余辜已耳。”*吴贯因：《今后政治之趋势》，《庸言》第1卷第17号，1913年8月1日。言辞过火，甚非理性论政者所宜出。梁启超也批评国会建立“未及三月，而天下之望殆已尽去。八百议员头颅攒动如蚁，汹汹扰扰，莫知所事，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有所闻，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国家大计百不一及，而惟岁费六千是闻”。于是有所谓监督国会团出现，有北京各团体对于岁费问题之声讨，有某都统以军人资格、某都督以地方官资格通电指斥，如严师之施楚于子弟，“举国且闻之而称快”*梁启超：《国会之自杀》，《庸言》第1卷第15号， 1913年7月1日。。

国会政治需要国民对于国会的信任，中国无此传统，就需要努力建立国会的政治威望，在此过程中，国民尤其是新的政治力量应当维护国会的权威。但开明专制论者对国会外之特别势力打压、诽谤国会，不作批评，而专责国会不能尽其责；对共和政治初建时出现的种种问题，不做客观的分析，将其原因一概归结为“暴民”不守规则，肆意妄为，以抹黑同盟会——国民党，而对于袁世凯为首的旧军阀官僚势力之不遵守共和政治的游戏规则，他们虽有批评，却能够容忍，甚至将维持秩序的希望寄托于此派势力，幻想此派势力能够听从立宪派的引领，走上宪政的轨道。

此外，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也心存“民王”(peuple-roi)理念，将主权在民理解为“唯民为王”*秋桐：《民国本计论》，《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以为共和既建，就当行普选制，国民之多数应当参政，不但要参与选举，而且要参与行政、立法与司法，并且强调国民多数意见的绝对合理性。基于此种观念，他们以民国建立后，人民参政不够广泛，议会权力屡受行政当局摧残为由，批评初建的共和政治为伪共和。其尤激烈者则鼓吹以暴力革命打倒袁世凯，重建共和政治。这更刺激了怀疑共和政治、恐惧于暴民专制的温和派，他们认为，正是共和政治人人自主、人人自由平等的理念造成了纲纪沦丧，人皆不愿服从权威与长上，有力者更欲以武力竞争大总统之位的现状，造成了再度革命的言论；长此以往，中国将日日在革命之中，永无安定之日。

一时间，批评共和成了时髦。舆论对于共和的批评，不惟造成一般国民对于共和、国会、政党的厌恶，也为艳羡帝王大位者以及那些心存攀龙附凤之念的投机政客攻击共和、鼓吹帝制复辟制造了舆论环境。

二、帝制复辟论

民初鼓吹帝制复辟者有两类人。第一类是清室的遗老遗少，其中一部分是清皇室成员，一部分是不忘旧主的旧朝武人如张勋之流，还有一部分，“就是旧式士大夫，饱读经书，满脑子忠君守道的思想，对新制度、新人物、新思想，一切看不惯，对旧朝旧君，恋恋不忘，如劳乃宣、于式枚、刘廷琛、沈曾植、郑孝胥等人。这些人，因能恪守旧道德，思想尚称一贯，既不侍新朝，亦不为袁世凯所利诱。所以，尽管其复辟主张是错误的，但其人格尚能保持独立。”*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255 页。这些人，情况各异，未能真正结合一起，但在鼓吹清帝复辟上是一致的。

这类复辟言论的代表性人物是劳乃宣。武昌起义之后，劳氏陆续撰有《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这三篇文字“总其辞旨，不外于主张帝制复兴，清命再续”*宭：《辟劳乃宣〈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三书》，《雅言》第1年第11期，1914年12月5日。。劳氏历引文献，称“共和”一词源于周召共和，“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故宣王长成，共和即罢*劳乃宣：《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1，丁卯(1927年)冬日桐乡卢氏校印。。今既言共和，则当在宣统成年后，还政于他，这才是共和正解。若从“共和”一词的古义来说，劳氏的说法并没有错。但近代使用的“共和”一词，乃来自西文之republic，其含义“乃民主立宪之称名，而非泥成周之旧事”*宭：《辟劳乃宣〈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三书》，《雅言》第1年第11期，1914年12月5日；秋桐：《复辟平议》，《甲寅杂志》第1卷第5号，1915年5月10日。。劳乃宣又称，“欧美以工商立国，希腊罗马早有市府之政，其人民即有法律之智识，渐摩服习，垂数千年，几于人人有自治之能力，民政久有基址，而各国君主沿酋长之余习，暴虐有甚于中国之桀纣者，激而成反抗之力，相推相演，乃成今日民主之制。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不具备工商立国、自治传统、君主暴虐的历史条件，而欲行民主制度，必至大乱，法国、南美就是前车之鉴。中国古来农业立国，并非工商立国；国人缺乏自治能力，从未闻民主之说，多数人仍习惯于君主制度，其读书明理者，多笃守旧道德，极端反对无君之说；况朝廷本无虐政，德泽犹在人心，虽近日当轴不得其人，致滋民怨，然怨者政府，非怨君上，与欧洲革命之怨毒生于其君者，迥不相侔，尤不可同日语也。他认为中国缺乏实行共和民主的历史与条件，今日的共和民主纯粹是少数喜新之徒煽动起来的，所得不过“大权集于一人，外虽有民主之名，而内实有君主之实”的伪共和；将来更必有骁桀之徒以武力争大总统之位的战乱，给外人瓜分中国之机*劳乃宣：《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1。。他说，真正的共和应当是清帝居正统之名，以镇服天下人心；政府握大权之实，以担负行政责任；又有国会处于监察地位，使政府有周、召之事功，无伊、霍之流弊。此今日救时之要道*劳乃宣：《续共和正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1。。劳乃宣对于近代共和政治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的看法，有相当的道理；对于由君主专制转向共和之初，会有相当时期的政治动荡，甚至出现武力争夺总统的情况的说法，也为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证实。一般地，保留君主制，和平地实现由君主专制到立宪政治的过渡，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但在革命已然发生，共和政治已经建立，旧皇室因为种族问题、政治格局的变动、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等因素，而失去复辟可能性的情况下，试图以复辟旧皇室来革除革命之后的种种弊端，已然行不通，徒增扰乱而已*宭：《辟劳乃宣〈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三书》，《雅言》第1年第11期，1914年12月15日。。

对于劳乃宣等人的清室复辟论，袁世凯下令严厉查办，坚守共和政治理念、奉行民族主义的革命党人激烈批判，而温和派则相对宽容一些。谷钟秀说，民初的复辟论者有良心派、迎合派与传染派。良心派指指劳乃宣、于式枚等人，他们反对共和，大多从其真诚的见解出发，所谓见仁见智，未可厚非*谷钟秀：《论政治复古》，《正谊》第1卷第4号，1914年4月15日。。张东荪则说，劳乃宣等鼓吹清室复辟，其动机在立宪，其心可原*张东荪：《复辟论之评判》，《正谊》第1卷第6号，1914年12月15日。。章士钊指出，今日主张清室复辟者，多忠于清室而主张君主立宪，今共和行之不善，彼等愤恨于今日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伪共和，回想清政府所宣布之十九信条，以为其所给予的自由参政之地，相比今日政府之专制，不啻天渊，因发为噬脐无及之嗟，追恨革命党之为谋未臧，不接受清室之立宪，而一意孤行搞什么共和。此“大抵为感情所中，理想所朦，未见其有当于事实也。”对于劳乃宣等人所称今日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言论，政府“狼狈不敢一辩”，对“隐中一部分人心之说，不深惟其终始，不熟察其变迁，而徒以束缚驰骤之思，发为虔刘蕴崇之论，诋曰叛逆，詈作禽兽，恣怒极骂，不留余词”，不过显露政府之色厉内荏而已*秋桐：《复辟平议》，《甲寅》第1卷第5号，1915年5月10日。。

第二类是为袁世凯复辟制造舆论者。此类文字亦复不少，提出了种种拥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理由，比如说：袁大总统德隆功伟，应居天子之位；拥戴出于民意，大总统不接受拥戴，如天下苍生何。革命以来，伦纪扫地，非恢复帝制，以重整纲纪，则茫茫人类将如散沙，社会失其联系，国家何由存在。国家数千年来，君统未尝终绝，革命以来，群龙无首，变故迭生，邦基杌陧，非改共和为帝制，国家何由安定。共和以来，竞争元首，致国家不安，教育实业军事无由发达，立宪无由推进，非改国体，不能立宪等等*《顾鏊就帝制运动经过给各省将军咨文》，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2)，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933—939页；杨度：《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第二次推戴书》，《杨度集》(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7—602页。。有一些拥戴书、请愿书，讲不出帝制复辟的道理，黔驴技穷之余，就用阴谋论来攻击共和派。比如段芝贵、龙济光等19省将军吁请袁世凯称帝的呈文即称，“共和国体不适国情，有识之士心忧久矣。国体不能定一，人心靡所适从。内之暴徒妄冀总统数年一易，彼得乘机恣其扰乱；外之他族利我国家根基不同，使得伺隙奋其侵略。在彼等心理所最忌者，尤以我国家元首得人，若久于其位，国本大定，彼将无所藉手以逞其阴谋。故利我之长，用共和名义使国本不定，以便其扰乱侵略之图。一闻有人倡言君主国体，不借百端反对，必期破坏而后已。”*《段芝贵、龙济光等十九省将军呈文》，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2)，第1062—1063页。

共和派很真切地看到，帝制复辟氛围是当局有意制造的*张东荪：《复辟论之评判》，《正谊》第1卷第6号，1914年12月15日。。但真正像样的鼓吹袁世凯称帝的文字，只有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与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此外如刘师培的《国情论》《唐虞禅让与民国制度不同论》等，都算不上像样的文字。

杨度是个国家主义者，在清末就提出过“金铁主义”说，以为处剧烈竞争之世，中国必以国家富强为基本追求，以立宪为实现富强之手段。武昌起义之后，他因时而动，一度赞成共和。杨度本持威权主义的立宪思路，共和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更坚定了他的信念。杨度在清末进入宪政编查馆后，即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对袁世凯颇有期待。入民国后，杨度似乎受制于袁世凯，在看清袁世凯的称帝意图后，乃于1915年4月抛出《君宪救国论》。从国家主义的理念出发，杨度认为，“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但由专制而立宪，须有和平的政治环境，需要执政者有系统的规划并有执行规划的能力，通过至少一二十年的努力，才可以逐步实现立宪。共和政治以人民为主体，欲其不乱，“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否则必因竞争元首而引发动乱，丧失立宪所需的和平政治环境；必因人民误解自由平等之说，使政府的远大规划难以执行。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以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他称，就为宪政创造条件而言，君主制具有共和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1)君主制是终身制、世袭制，政府虽可更，但君统不轻更。这样，国家可以有长期的、一贯的规划，去为立宪政治准备条件。共和之下，元首有任期，久者不过连任，最多不过终身，难有为国家立百年立宪的雄心壮志，即便有为者有此心，其继任者能否赓续其志，亦未可知。(2)中国的共和制度，名义上虽确立，但其落实之途正长，当选的元首或者内阁总理，因其权力已经具备表面上的合法性，其施政的重心必定在维持共和其名而混乱其实的政治现状，而非以宏大的志向、坚毅的魄力去为立宪创造条件。若规复君主制，则君主之位非由继承而来，乃以立宪为号召而获得，故当政后不能不顺应人民要求，实行立宪，以收拾人心，建立其权力的合法性；继任的君主，为子孙万世之计，亦不能不落实立宪，以图君位永续。(3)以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国人的政治观念而言，续行共和制，必造成武力竞争元首之位的活剧，难以为政治的立宪转型提供和平的社会环境。在混乱的政局中，中央政府即便有逐步落实立宪政治之心，也难有推动政治转型必需的政治权威。而君主制则可“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免除因竞争元首而引发的内乱，可为政治转型提供和平的环境，又可利用君主的威灵，使人民服从政府，提高政府执行立宪规划的能力。对于改君主为共和的负面影响，如共和派的武力反抗以及由此引发的内战，当局为打压共和派而压制甚至取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取缔共和派的政治组织与言论机关，造成政治的大倒退，甚至使国家长期处于军政状态等等，杨度根本不提。他把改共和为君主说得很轻巧，似乎只要改定宪法，恢复君主制就可以了。对于恢复君主制之后的政治体制，他主张：宪法制定采用普鲁士的制宪方法而略加变通，即宪法由君主提出，而由议会承认。君主有紧急财政处分、紧急命令之权；宪法上关于人民权利、国会权限，“宁可少与，不可欺民”，“少与权利，尚不足为祸害，若夫视作具文，并无实行之意，则人民以为欺己，即怨毒之所由生”，易引起变乱。若将来人民要求更多的权利，则政府可视人民之程度不妨稍增与之，免成反抗之祸*杨度：《君宪救国论》，《杨度集》(二)，第563—581页。。他提出的元首大权、人民权利有限、国会权力有限的政治架构，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具有开明专制意味的立宪方案。此种论述与方案，很合袁世凯的胃口，因此得到了袁世凯“旷代逸才”的嘉许。

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是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1913年3月，他以年薪1万2千美元应聘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1914年7月，古德诺因为不能专任中国政府的宪法问题顾问，于是与中国政府重签合同，改为月薪500美元。，“襄办宪法编定事宜”。同年5月，他到达北京，开始其顾问生涯。1914年8月，古德诺曾回美国。1915年7月，他返回北京，随即于8月初抛出《共和与君主论》。文章称，君主制之下，元首自然继承，不必选举；而共和制之元首由选举产生，若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其元首继承必不能妥善解决，共和政府易变为军政府。军政府为维持权力，往往实行高压统治和愚民政策，此必妨碍人民能力之提高。迨军政强人老病殂谢，压制之力弛，攘夺大柄之徒，乃纷纷并起，国家又将陷入武力争夺权力的乱局。中国的共和政治，已因人民程度不足，而致结果不良，将来更恐酿成武力争夺政权之祸而陷入军政时代。中国欲求独立发展，必须立宪，而从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以及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看，“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与杨度只谈改共和为君主的好处不同，古德诺还顾忌一点学者的体面，在谈了一通中国目前不宜实行共和政治的高论之外，他还提出了改共和为君主的三个前提：不引起列强与国民之反对，否则会引发列强之干预与国民之革命；君主之继承问题必须明定于法律，否则易召乱；政府必须有系统的计划，以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且使人民可以监督政府之工作*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2)，第946—952页。。若具备这三个条件，改共和为君主，自然可以成为选项之一，但明眼人一看就很清楚，除第二个条件之外，第一个条件与第三个条件，实难期其必。

古德诺此文发表后，帝制派置其中论及的条件于不顾，将其奉为至宝。国际上的著名法学权威，都说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更提振了他们的“理论勇气”。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等即发起筹安会，其宣言书即称中国改君主为共和，是人民激于情感的决定，非深思熟虑的选择，改政以来，国家经历种种危险，人民感受种种痛苦，到了重新思考共和国体是否适合中国的时候了。又以古德诺所论的元首继承问题为据，说程度不足之国家如中南美洲各国，总统更迭，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中国欲免乱，应改共和为君主。又将古德诺个人看法夸饰为欧美学界的共识，说这不是古德诺个人的看法，乃各国明达之士的共识*杨度：《发起筹安会宣言书》，《杨度集》(二)，第582—583页。。

三、思想界对帝制复辟论的批判

帝制派的种种言论与活动，引起共和派的强烈反对。无论是国民党系的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还是原进步党中的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抑或是接受过近代民主思想影响的一般社会人士，都反对帝制复辟。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不但促成了中华革命党与欧事研究会的团结，也促成了原国民党人与原进步党人的联合。在反对帝制复辟的问题上，民主力量在经过民初的严重分歧之后，又重新走到一起。在北洋军阀内部，因为担心革命之再起，或不甘再为人臣，也有不少人对反对复辟，但他们的言论，主要并非为了捍卫共和国体，而多从帝制复辟会造成动荡，又违背大总统过往拥护共和的誓言等角度立论。

除了武力斗争的准备外，共和派还在思想领域反击帝制复辟论，捍卫共和民主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阐发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共和派主要从共和政治在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发展人民自治能力、促进社会文化发展与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的角度，捍卫共和政治的价值*这方面的文字可以参阅张东荪：《中国共和前途之最后裁判》，《正谊》第1卷第3号，1914年3月15日；以及章士钊在《甲寅》上发表的《调和立国论》、《政本论》、《政力向背论》、《共和平议》等文字。。在许多共和派人士那里，共和政治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也是中国发展应取的方向。因此，他们在这方面着墨不多，他们对于帝制复辟论的批判，主要是直接针对帝制派提出的相关见解进行辩驳。他们的主要着眼点是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求立宪当以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若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帝制派的一些言论，有其片面的道理。共和制初建，会出现特殊势力蔑视选票，而以武力竞争元首的局面，共和政府会流为军政府，在高压统治下，人民的参政空间受到压制，人权受到摧残。这在许多由君主专制改为共和制的国家，都曾出现过。他们的担忧并非虚构。

共和派承认，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可以立宪，但明确指出，中国欲求立宪，当以共和制而不当以君主制：

(1)帝制派称人民程度不高而行共和，将导致武力竞争元首和军人政府，不利于立宪，若改行君主制则可避免此种局面。共和派指出，共和制或君主制，“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十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3页。南美各国行共和而出现种种混乱，不过政制初更时的偶然现象，且其乱源在当权者违背共和之原理，而非共和制度本身*谷钟秀等：《共和维持会宣言书》(1915年8月25日)；《留美学生联合会上袁世凯书》，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66、36—40页。。中国长期行君主制，然数十年一小乱，百年或二百年一大乱，“皆野心家争夺帝王之劫杀史也”*《中华革命党党务部为驳斥筹安会谬论通告》(1915年9月20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2)，第1012页。。君主制可以免乱，而共和制生乱的说法，在道理上、事实上，均不能成立。

(2)帝制派称中国人久受君主统治，信从君主权威，改共和为君主，可以利用君主的威权维系人心，恢复秩序。共和派指出，行君主制而能有权威，能定天下人心，有赖于历史、习俗形成的对于君主似魔非魔的君主神圣的观念，但经过思想界对于君主制度的批判，以及革命之后官方文告、学校教科书、报章言论对于君主制的否定，君主神圣的魔念已经祛除，“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欲借君主权威定天下人心，不过痴人说梦*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4、90—91、90、94—95、87页。。

第二层，共和派肯定共和虚壳的价值。章士钊说，今日之共和虽徒有其名，但“饩羊犹存，礼终可复”；又说，“夫政治变迁之最合于理想者，亦舍其新之必要，而存其旧之不必改作者耳。若彻底推翻之，则非常之原，其不大伤国本，甚且亡国者几希。……故共和虽失其实，而尚能保存中华民国之名义，则他日革新，其因或出于今之政局中人，或有异军苍头特起，亦就原体而损益之已耳。”也就是说，存共和虚壳，一方面可以避免大乱，另一方面也为此后人民循名责实，落实共和，提供法律与制度的依据。张东荪对这一层阐述最为明确。他说，共和民主的实践虽遭遇挫折，但业已确立的共和民主体制会留下一个分权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制度架构。“此为专制国所无，亦立宪国所以超卓者也。”这个制度架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说：

此制限与平衡(Check and Balance)之发生，源于法者半，源于人者亦半。无论人与法，必其国先有基础的机关，分权之胚胎，然后始得使制限与平衡逐渐而生也。英之国会在今日视之，孰不知其操无上之大权，然在昔日(亨利第三之朝)不过为咨询之机关，由王召集，由王解散，不啻前清之资政院，民国之政治会议也。顾何由一跃而跻于立宪乎？应之曰，无他，有机关分权之基础，运以人民真实之能力，则得之矣。详言之，利用机关分权之外形，而内部附以充足之能力优秀之人才，于是无往而不敌，况区区一专制帝王哉？故机关分权，法也，充足之能力，人也。法与人相合，则事举矣。吾请以此理验诸中国之现状。当局者既不能全灭此机关分权之胚胎，惟有立五光十色世界未有之条规以防闲之，以杜绝之，而未尝一翻阅英国之历史，又安知今日无自主性之参政院，不变为英之上院，非代表民意之立法院不变为英之下院乎？要之，能力与权限不必相应也。有能力者欲限之而不能减其能力，无能力者欲张之而亦不能增其能力。普鲁士之内阁本无权也，俾斯麦入之，则有权，非惟有权而已，德皇乃为其左右之。英吉利之国会本有权也，而克伦威尔蹂躏之。当华盛顿之在位，行政部之信用深于立法部，近则自杰费逊以来，立法部之权乃渐张矣。凡此皆能力足以自然变更权限者也。吾敢正告政府曰，参政院所以为无自主性者，以能力不充足耳，他日立法院所以非代表民意者，亦以能力不充足，非有所畏于五光十色之法律也。

张东荪强调，在分权制衡的基本架构的基础上，人们可以通过逐步发达社会，养成能力，养成优容异己之政治道德，以逐步落实共和民主*圣心：《三年中政治经验之大暗示》，《中华杂志》第1卷第11号，1914年11月1日。。这是很实际，也很有见解的看法。盖所谓共和民主政治，首先是形式的政治，没有形式，民主精神即无所寄。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伪共和”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以“伪共和”为借口，而抛弃共和民主的形式，是很愚蠢的。

第二，关于国情与历史

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历史派与逻辑派的争论。前者以中国国情特殊、国际环境恶劣为言，强调秩序优先，强调必须尊重中国的特殊国情，反对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后者则强调近代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认为立宪为世界潮流，非改行立宪，不能存立于今日之世界。在民国初年思想界中，革命派的共和建设主义，属于逻辑派；帝制派、复古派则属于历史派；立于其间的原立宪派，一面主张效法列强，建立宪政，一面又以为中国国情特殊，需要以开明专制引领国家逐步向宪政过渡。

1913年11月国民党被解散后，望风承旨之士大唱国情特殊论，“所谓国情说，大昌于民国二年十一月四日政变之后。”*谷钟秀：《救亡论》，《正谊》第1卷第9号，1915年4月15日。约法会议给袁世凯的咨文即称，“夫国法者，社会心理之所胚胎，而社会公同之心理，又纯由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所铸造而成，制定国法而与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过相违反，则华雨箕风之未协，势将南辕北辙而无功。”*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3)，第93页。约法会议即以国情特殊，给予总统专制君主一般的权力。1914年11月，古德诺在纽约法政学会发表演说，否定近代西方民主的普适性。他称，18世纪末为近代民主制度确定的时代，主权在民说、三权分立说、天赋人权说等，曾被看做构建善良政府的必备条件，到处皆可适用。经过法国大革命，从19世纪初起，近代民主思想与制度的普适性引起欧洲思想界的怀疑，所谓历史学派兴起，影响逐渐扩大。又称，以他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民主试验的观察，政治原理确非随处适用，而必须与一定国家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以及历史习惯相适应。民国建立之初，《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偏于理想，无审察与实验之功夫，“于中国人民所不习之国会，则与以大权；于中国人民所熟习之政府，则限制其权”，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盖中国数千年来集权于天子一人，天子依惯例以为治，而人民无立法之习惯，亦无国会议事之经验。其自然结果，则成一不竞之国会，国会能力薄弱，遂不能举其旧约法所规定之国家重任。”中国现当存亡一发之际，需要强大的行政权力，绝不可以将大权集中于国会，从这个角度看，《临时约法》是一部恶法；而袁世凯制定的约法，将总统变成政权的中心，其地位类似于前朝天子，而立法部之职权，“则为顾问性质，非主辖性质，处于被商地位，非处于自由建议地位”，更加符合中国之历史、国情*古德诺：《中国新约法》，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2)，第939—945页。。袁世凯收到讲演的中译本后，如获至宝，立即批示分送各报馆、各部院、两会议员、各省官员学习领会。此后，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等鼓吹帝制复辟的文字，无不以中国国情特殊，只宜于威权统治，不宜于共和民主为词。

这样，中国的历史、国情若何，近代民主制度及其学说是否具有普适性，以中国的历史与国情是否可以行共和民主之制，就成了思想界必须回答的问题。

民初思想争论中的所谓国情问题，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历史，二是人民程度，三是地理。其中，又以前两个问题为主，因为卢梭所称的地域广大，不能行共和民主的说法，早已经被美国、法国的共和民主实践否定，没有辩驳的价值。

帝制派所说的历史问题，是说中国有悠久的君主专制历史，人民习惯于服从威权统治，无代议制的传统与习惯，一旦国体变更，反乎数千年政治之习惯，将见中央统治无术，全国瓦解，为今之计，只有顺应中国的历史传统，恢复君主制，才可重建秩序，逐步实现立宪。于此，共和派主要从以下几点来阐述其主张：

其一，所谓国情，固然包括历史，但更重要的是现实。现实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一定国家面对的历史趋势与世界潮流，二是一定国家新近发生的重大变动，尤其是人们思想所发生的变动。漠视现实，必生内乱，甚至有亡国之祸。还在二次革命之前，蓝公武即指出，国体变迁乃时势所逼，不得不变，无所谓适与不适。法国由王政而共和，何尝有历史根据？一国国体变革后会出现动荡，这是各国国体变革的常态，并非中国独有。时势才是最重要的国情，明智者当顺应时势，努力完成变革，不可畏难而走回头路*蓝公武：《中国之将来》，《庸言》第1卷第5号，1913年2月1日。。光升则指出，所谓国情，不只是历史，而且包括一国所面对世界潮流以及现实中人民的思想观念。他说，政治制度之优劣，并无绝对的标准，能与当时一般人民相安，能适应当时人民生活需要与其知识思想之程度，得大部分人之承认或默认，即为适宜之政治。若社会思想渐进，人们欲望递增，而当政者不随社会思想之变迁而变其施政，则冲突必起。今日的时代，已非各国家各民族孤陋自安，不相融通的时代，而是一个万国棣通，大有洪大冶而铸于一炉之势的时代。当此时代，为政设制必须明确两点：(1)一国之存亡取决于其政制能否与世界万国共进退。(2)人类富于模仿性，中西交接势不可免，国人见各国以立宪、共和而兴，必摒弃传统的政治体制，而思改从近代列强之制以求国家之兴。危机愈深，变革欲求愈烈，若当权者“惟欲扩张巩固其威权地位”，不顺应世界潮流与人民追逐世界进步潮流之意愿，则人民必“日激于世界进步之潮流，挟持其不可必达之目的与现政府积不相安，驯至内乱相寻，未有宁日，而国之危亡随之”*光升：《政治与民意》，《评决今日政治上之大疑问》，《中华杂志》第1卷第5号、第8号，1914年6月16日、8月1日。。李大钊也指出，历史是发展的，对于政治构建来说，过往已久的历史固然必须重视，但是新近造成的变动，既是现实，也是对当前影响最重要的历史。不顾中国政治与人们思想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动，欲以过往已久的历史否定新近发生的变革，试图开历史倒车，是完全错误的*李大钊：《国情》，《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其二，历史传统固然要尊重，但人在历史进程中不是木偶，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近代中国思想界长期存在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争论，前者强调变革必须尊重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历史，后者强调历史发展的应然(逻辑)，强调人在历史变革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民初的帝制派属于前者，共和派则属于后者。在历史与逻辑之间，光升大体上持一种折中于“理想学派”(普遍主义)与“历史学派”(特殊主义)之间，而倾向于普遍主义的“稳和之立宪主义”的立场。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欧洲革命的六七十年，“为人智与历史激战之时代”，“徇人智者，欲扫荡历史陈迹，而咸与维新，如法国革命后急进民权主义之流演各国是也。守历史者，欲扑灭人智潮流而万事复旧，如欧罗巴大同盟征讨法之民党及神圣同盟之干涉策是也。卒之，两败俱伤。”经过两派思潮的反复较量，既肯定“人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又尊重各国历史的“稳和之立宪主义”逐步形成，世界各国政治乃形成大本相同，细目与形式有别的形态。所谓大本相同，即为政设制必以谋大多数人利益为前提，必符合世界趋势，符合一般人民的现实需要与知识思想程度。所谓细目及形式有别，是指主治者及民意机构是否全由民选，以及政制之集权分权，政策之放任与干涉略有差别。就中国而言，他既反对当局以国情特殊为由，排斥世界潮流，事事复古，也反对激进派之欲“举吾固有之典章法度风俗习惯而扫荡之”的理想主义。他相信，人类运用理性可以从众多的经验事实中抽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学理，这种学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其独特作用：

科学之定义曰，凡人对于宇宙间灿列之现象而憬然有所悟解，是为知识。就各种所得之知识，求其原理、原则、因果关系，而一以贯之，是为科学。科学者，即有统系之知识也。……知识由经验而得，科学由学理而成。古之人非有社会之种种经验，则一切制度设备何由而立？然使无学问之理想以运用之，又何能发明改进，以有今日哉！欧洲当十七八世纪之交，所谓理想学派，类以个人自由意思取万事万物而武断之，其理想所极，往往迂远而阔于事情。自历史学派兴，排去一切空想，胪列事实，求其贯通之点，以期适用，谓之归纳学派，或径称之曰经验学派。故今日进步之学理，未有不包括经验以成立者。一物也，必求其原因结果，一事也，必求其过去现在未来。理所难通，证之以例，体所既具，推之于用。所谓闭门造车，不能出而合辙者，岂今之实用科学而犹有此？

光升并且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学理对于人类的指导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将来“一切政治渐受学问之支配而莫能外”。世界大势不可违，科学之学理不可漠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既已破坏，政治变革业已起步，就应当因时变迁，继续前行，万不可重回老路。对于传统的因革，只能为“资料之采掇”，而不能为“根柢之因循”*光升：《评决今日政治上之大疑问》，《中华杂志》第1卷第8号，1914年8月1日。。

章士钊也说，政治革新固然不能离开历史，但也“不可过为历史见象所缚”。“苟见束矣，则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复兴，然后足以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他认为，“历史者，人类思想之表征也。思想不进步，即历史不进步。”“思想一有变迁，苟善用之以形诸政治，则新社会之于旧历史，犹蛾之于蛹焉，由之脱体而出，非能以之自缚而死也。”中国历史上治乱相循，无有进步，就是因为思想未有变迁。近代民主的形成与近代西方的思想变迁密切相关，无论是英国的政党内阁，还是美国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之制，皆非自然生成、不可移植之物，而是生于匠心，充满人类智慧的创制。今国人思想已有巨变，此正创建新制，革政治新的良机；若罔顾人们思想已经发生的变化，罔顾国体已经变革的现实，以历史否定现实，实为不智*《甲寅》第1卷第2号(1914年6月10日)“通信”所附章士钊对陈蘧白来信的回复。。

人民程度问题是中国近代政治改革中常被提及的问题。与清末的立宪派一样，民初的帝制派认为，行共和政治，需要全体国民或者说至少多数国民，具备自治能力、法律意识，略晓共和民主的基本规则。共和派则指出，所谓共和民主，首先是为少数精英建构一个参与政治，运用民主规则运作政治的平台，不能一开始就以高调的民主观去要求初建的民主。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强调，民主是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的，民主范围与程度的扩大提高，只有在民主政治生活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

近代以来，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也逐渐滑落，一些欧美学者怀疑中国人的政治能力，认为中国人是政治上的劣等民族。比如民初人士经常提到的美国学者柏哲士(John Williams Burgess)即称，世界各民族，或以宗教见长，或以技艺、艺术、学术、哲理见长，或以政治法律见长，其中条顿民族是以政治法律见长的政治民族，而希腊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则非政治的民族，亚细亚民族也不是政治的民族。按照他的说法，非政治的民族必为政治的民族所支配*⑦见光升：《读柏哲士论民族所有政治上之性质并讨究中国人之政治特性》，《中华杂志》第1卷第10号，1914年10月1日。。辛亥革命以后，对于中国人能否行共和政治，国际上颇有些悲观的意见，这曾给中国知识界以很大刺激。古德诺以美国学者的身份言中国国民程度不足，不能行共和民主制度，也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不满，认为是一种种族歧视。黄远庸说，所谓中国国情特殊，当用特别之法治之，其真实含义是惟文明人能自治，中国人决不能自治，惟文明人能受文明教化，中国人决不能受文明教化；惟文明人能受法治，中国人非扑作教刑不可耳。此为中国人之大耻。若信而从之，甚且津津乐道，以为专断政治之根据，则中国在天演上当永劫为奴*远生：《论衡》(一)，《庸言》第2卷第5号，1914年5月5日。。黄尊三说，所谓中国国民性与法治相反对，其实是说中国国民永无法治之希望，将生生世世子子孙孙长为专制君主之奴隶而供文明国民之驱遣*黄尊三：《法治与复古》，《中华杂志》第1卷第7号，1914年7月16日。。这种说法，颇带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内。欧美人士怀疑中国人建立共和政治的能力，有些是从其经验与学识做出判断的，也有些是从白种优越论出发，将民主政治看做白种人的专利品。国内的特殊主义者，拾人牙慧，以中国国情特殊，不能建共和民主政治，为其固守权势之借口，实是自甘堕落，自居于劣等民族。

还有一点，归罪共和，主张复辟帝制的人，好以中南美洲共和为例，说明人民程度不足而行共和政治，往往共和其名，专制其实，带来的并非和平幸福，而是战乱频仍。他们坚称，在人民程度不足的国家，与其行共和而得伪共和与内乱，不如行真专制而得和平安定。《筹安会宣言》即称：“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尼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之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筹安会宣言书》，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2)，第969页。这种说法流传颇广，颇能迷惑不明实情的人们。章士钊指出，此乃“国人不学，以道听途说自安，而淫邪无耻之政治家，遂敢利用其弱点，妄设似是而非、常识莫究之外国政例，以欺惑邦人诸友”。他以普徕斯(Bryce)所著《南美》为据指出，南美各国独立后行共和政治，表面上看，“一世复一世，共和之花，仍委顿而不开，所见惟革命相续，狄克铁特相承而已”，其情其景颇令人恐惧。实际上，“南美之共和国凡十一，综其全而论之，其政况远良于六十年以前，断无疑义。凡诸国者，大都军政之原素益益减，宪政之原素益益增”。中南美洲之共和，决非尽恶，只是其品级有优劣，然即便其最劣者，也远非今日中国所号共和可比。“而乃骂倒全体，指为殷鉴，借作推到共和之资，斯诚妄人之谈。”*秋桐：《帝政驳义》，《甲寅》第1卷第9号，1915年9月10日。有力地揭破了帝制论者的谎言。

第三，关于民初民主政治的试验

民初共和民主的试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是帝制派非难共和、鼓吹复辟的重要口实。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民初共和民主的试验呢？

共和派指出，相对于专制政治，共和民主具备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共和民主包括形式与精神两个方面，共和政治的形式容易确立，而其精神之涵养必需假以岁月。张东荪说，国家初由人治向法治过渡，因为缺乏法治的习惯与传统，容易出现造法者为秉持法治理念的法治派人物，而执法者为崇奉人治理念的人治派的情况，而当法治派与人治派发生冲突时，一般国人对于人治派之违犯法律往往熟视无睹，这就会造成民主政治的挫折。他强调，“夫法者民族之精神之结晶也，必有数十年之蓄养，使之渐成固定之习惯，父母以此训其子弟，朋友以此诫其俦侣，于是幼焉者习于斯，长焉者履于斯，其制裁深入乎人心而不可拔，虽有奸人不敢畔，虽有枭雄亦不敢玩弄也。”*圣心：《三年中政治经验之大暗示》，《中华杂志》第1卷第11号，1914年11月1日。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涵养。与民国元年、二年社会上存在的乐观主义情绪相比，张东荪对于共和民主的政治信条涵养成熟的长期性与民主政治出现挫折的可能性，有着清楚的认识。

章士钊指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只是确立了共和的形式，但是共和之精神还远没有确立。即便是共和政治之精神已经确立，人们也不能指望共和政治就立刻能发挥挽救民族危机的功效。以在专制势力压迫之下的国会不能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从而说共和不适合中国，国会不应该存在，“天下不平之事，宁复过兹？”他强调即便国会再开，而效果与民国二年召开的国会相同，也不能以此为推倒国会、否定共和的理由。因为立宪政治是富于生机的，有了这一制度，政治才有进步的希望，而实行专制政治则政治永无进步之望*秋桐：《政治与社会》，《甲寅》第1卷第6号，1915年6月10日。。他强调，任何一种制度都会有弊端，重要的是在实行中精心防止弊端的发生，并逐步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制度。中国的共和试验出现了种种问题，人们可以对此进行总结，使国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但不可因此说共和不适合中国。对于当时人们批评最多的作为共和之象征的国会，章士钊说：

叫嚣隳突者，国会之恒态也。英之巴厘门，可谓高矣，愚曾观之，而其争不已。日本之帝国议会，亦经训练二十余年矣，今年开会犹几不免于挥拳。吾开第一次国会，相持之激，所传者亦不过拍案掷墨盒而止。则一翻各国议会史，此类之事，岂得云无？一在吾邦则仿若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为五洲万国之所无者然。何师心自用之为害一至于斯是也？岁费六千，即为议员应受死罪之证，内外攻诘，使无完肤，而今之参政(指参政院之参政——引者)所受实同，不闻其非，转嫌其少，情实相瞀，竟乃若斯，不可谓非古今之所希闻也。议员品性之不齐，此宁可讳，然当彼贿赂遍地兵威四逼之时，天坛宪法草案犹能从容就稿，主张不变；总统选举困议员于一室而饥渴之，刃露于墙，兵噪于外，而自朝至暮票仅足焉。其事之是非曲直不论，而国会能有此节操以上，决不得谓其绝无存立之价值*秋桐：《共和平议》，《甲寅》第1卷第7号，1915年7月10日。。

结 语

民初共和派与帝制派的思想论争不是纯粹的思想论争，而是严重的政治斗争。帝制派凭借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肆意抨击民初共和政治的试验，片面解释中国国情，罔顾世界潮流，罔顾中国政治与国民思想已经发生的巨变，鼓吹帝制复辟，以图重建政治秩序，并以君主立宪的前景诱骗国人，而其根本目的并非君主立宪，不过是袁世凯个人的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在论争中，共和派揭破了帝制派伪立宪真专制的面目，提高了自身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他们对于共和的认识比从前更加务实，不再持一种高调的共和政治观。他们肯定共和虚壳的价值，不因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否定共和政治本身的价值，对于中国初行共和政治出现的种种问题也能理解。这是他们思想认识上值得肯定的进步。帝制派的主要干将如杨度等人的言论，虽主要出于攀龙附凤的心理，但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比如共和制是否适合中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如何看待共和制与君主制，如何重建政治权威等等，也不能不引发共和派的思考。从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言说看，双方对于政体当取立宪并无争论，所争者共和与帝制哪一种国体更有利于立宪。可见，立宪已然是共识，帝制派亦不敢否定立宪政治的取向。

OntheControversybetweentheRepublicansandtheMonarchistsintheEarlyRepublicofChina

ZOU Xiao-zhan

(Insitute of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Due to the immaturity of social conditions,the republican regime establishe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emerged a variety of chaos,which led to criticism.Making advantages of this criticism,Yuan Shi-kai and his supporters argued that the republican regime which could easily lead to civil strifes,was not suitable for China,while the monarchy which was in line with Chinese history and reality,was conducive to the restoration of ord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titutional politics.A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monarchists was thus triggered.Unveiling the fake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true despotism of the monarchists,the republicans defended the values of the republican regime and also raised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publican politics.The republicans was no longer surprised to the chaos that arised in the republican political experiment and was clearly aware that the Chinese need to pay long-term and arduous efforts to build China into a democractic state.

the chaos caused by repbulican regime；monarchy；repubilcan system；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world trends

K258

A

1005-605X(2017)05-0005-13

邹小站(1967- )，男，湖南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方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