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私德以修身、公德以利群；私德外推即为公德......”，这是梁启超关于公德私德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论点。在实际的德育工作中，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却出现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私德外推为公德”的德育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性质的儒家道德文化基因。只有首先培育起公民的独立人格意识，使公民在心底生成平等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才能在中国民众身上起到实效。

关键词 梁启超 公德私德论 独立人格 意识

作者简介：赵莎，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治与法治。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0.239

梁啟超在《新民说》中论述了“公德”和“私德”这一对道德范畴，并提出了“私德外推为公德”的道德外推论。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国人对于公私德问题的看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公德薄弱的问题也愈发引人关注。那么，梁启超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来的这种论述；他对二者关系的推论在实际的德育工作中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浅显的分析，并提出开解其德育困境的路径设想，期望能对公德的培育发挥一点实际效用。

一、梁启超“公德私德论”观点概述

在中国，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是由近代政治思想家梁启超首次提出来的。但“公、私德”的概念并非梁启超首创，它是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接受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启蒙而提出来的道德划分。有关公德和私德，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论概略》中指出：“德就是道德，意思就是内心的准则。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做私德；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为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梁启超并没有对福泽谕吉的思想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一定的革新，其突出表现为“群”的概念在梁启超道德思想中所处的核心位置。“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在梁启超看来，私德用于修身，公德用于利群。私德的主要内容是主张个人修为以及顺从家庭伦理，它的功能在于使人成为一个懂得礼仪规范、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束性”的人；与此相应，公德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公共责任感，它所指向的是外在的“群”，加强群体凝聚力，促进群体利益。

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变化是梁启超生平思想的最大特点，也是大多数人认为梁启超思想具有矛盾性特点的症结所在。正如对于改良和革命的态度一样，梁启超对私德和公德的价值观也经历了一个前后似乎矛盾的转换历程。流亡日本之际，梁启超阅读了日本本土的一些伦理学著作，这些著作让他感慨颇深。他将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思想与西方伦理学的“家庭、社会、国家”三个伦理范畴作对比，发现中国伦理学的缺陷极为突出，表现在私德的不断发展完善和公德的严重缺失。如儒家的父子、夫妇和兄弟这三伦都属于西方“家庭伦理”的范畴；而西方伦理学的社会范畴对应到儒家伦理，却发现只有“朋友关系”可以划归其中，但很明显的是，社会关系当然不可能仅仅包括熟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同时，从国家伦理的范畴来看，其不足就更为明显，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居然将其仅仅缩小到了君臣二人的关系上，而反观西方，它甚至包含了公民主体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关系。这样的对比，使梁启超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及西方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文化根因在于公德意识的完善。而在中国社会，私德领域是在不断发展进步，但公德却似乎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于是，在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的鼓舞下，梁启超发出了重视公德的呼吁。

但是，在后来的旅美之行中，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他由起初对公德的强烈呼吁转变为对私德重要性的强调。如果说，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启发了他对公德的宣扬。那么，仅仅一年之后，在1903年流亡美国后，梁启超便开始了对私德的关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的思想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发生了看似前后矛盾的转变呢？通过资料的查阅，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认识到，他对公德的宣扬在实际中并没有取得他预期的良好效果。通过反思，他意识到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导致了国民道德改造的困难。同时，他也看到自己了前期思想的不全面和不成熟性。他开始认识到抛弃私德单纯呼吁公德就如同“拿鸡蛋碰石头”，空手搏击而无所着落。由此，梁启超便开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情来分析公德和私德的关系。并于此后适应性地提出了“私德是公德的前提，私德外推即为公德”的观点，转而强调私德的重要性。

二、梁启超“公德私德论”的德育困境

到此，梁启超的道德思想似乎已经发展成熟。针对前期公德宣传所面临的困境，梁启超从传统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提出了“私德外推为公德”的公德培育路径。然而，也正是这种伦理性的道德传统却导致了梁启超的道德外推论同样出现了德育困境。根植于人伦关系性质的伦理道德结构使得道德价值观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一方面对无关的陌生人极度冷漠；另一方面却表现为对熟人关系的无底线热情。

（一）从“公”和“私”说开来

梁启超的公私德思想是接受西方尤其是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思想启发得来，但是它却既没有发展成为西欧式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社会契约论，也没有发展成为像日本那样的无条件的忠君爱国的绝对共同体意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中西“公私”词源的差异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公与私·公私》一书中对中日公私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在中国，“私”的原意在《韩非子》中被解释为自环、自围；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奸邪。“公”的原意在《韩非子》中被解释为解开围圈，与共人相通的“共通”；在《诗经》中，“公”是对于“共”的表示，是公宫、公室、国家等众人共同劳动、祭祀的场所，由此“公”成为与君主、官府等统治机关相关的概念。沟口雄三指出，“公”字有两层内含，其一为“共同、相通”，其二为“称谓与统治机关”。前者具有伦理性，而后者没有，中日的差异就由此生发出来。中国传统思想对公的解读兼具这两种含义，但是日本却只指涉了后一种解释。日本天皇无条件而且无媒介地直接成为“公”本身，导致日本对天皇的狂热崇拜。在中国，这种伦理性的公私观则愈益内化到主流的儒家道德文化的血液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