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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资本、组织环境与成本粘性

2017-10-26喻凯莫斯惠

会计之友 2017年19期
关键词:成本粘性智力资本

喻凯 莫斯惠

【摘 要】 国内外学者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从企业智力资本角度对成本粘性的研究还属于空白。因此,文章在成本粘性的探讨中引入智力资本这一重要承诺资源,选取2009—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VAIC模型实证分析了智力资本对我国上市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均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按照组织环境二维度模型进行分组回归,发现在不同的组织环境下智力资本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高的环境动态性与高的环境适宜性均会增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对企业成本粘性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 成本粘性; 智力资本; 环境动态性; 环境适宜性

【中图分类号】 F27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9-0021-07

一、引言

传统的成本性态模型认为成本与业务量是对称变化的线性关系,但Anderson等[ 1 ]以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时发现成本与业务量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称变化关系,最先提出并首次把成本在业务量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量大于业务量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这一现象称为成本粘性。目前众多学者认为企业管理层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下,对资源最优配置的积极性跨期成本决策导致成本粘性的产生[ 2 ]。有研究表明,智力资本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而且已成为管理者在长期资源配置决定中着重考虑的因素之一[ 3-6 ]。另外,随着经济形势的日益复杂,企业正面临更为动荡多变的组织环境,环境不可预测性的增加使得企业在有限资源环境中的竞争更为激烈。Barney等研究发现企业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强智力资本的管理。因此本文试图在控制企业经济特征和宏观经济周期后,研究智力资本对企业成本粘性是否有影响,以及探索在不同的组织环境中智力资本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程度是否相同。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其一,从智力资本这一角度研究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为成本粘性的后续探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其二,基于组织环境这一外部情境要素分析智力资本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丰富了具体情境下成本粘性的实证研究。其三,研究企业对智力资本成本投入的决策丰富了智力资本领域的相关内容。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研究成本粘性的时间较早,许多学者认为企业有目的的成本管理行为是成本粘性产生的主要原因。Anderson et al.的研究结果表明,资产密集度与人力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向下调整承诺资源的成本越高,企业成本粘性更强。孙铮和刘浩[ 7 ]、刘武[ 8 ]从调整成本的角度证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Chen等[ 9 ]学者从代理问题出发,发现管理者构建帝国的动机会导致成本粘性。还有学者关注成本粘性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Anderson et al.(2007)研究发现在销售收入下降期间成本费用率的变化与公司下一期盈余变化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王红军研究发现费用粘性的存在有利于提升企业业绩[ 10 ];何莉华(2015)研究发现成本粘性与企业长期绩效显著正相关。

Nick Bontis(2000)在对马来西亚企业的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结构资本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其中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因素。Ahmed Riahi-Belkaou(2003)以跨国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发现智力资本对美国跨国公司的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作用。陈劲等(2004)对浙江省高科技企业研究发现,企业智力资本的各要素均与企业业绩正相关。George Venieris(2015)等研究发现高(低)组织资本的企业呈现成本粘性(反粘性)。上述文献显示,在知识经济社会,智力资本作为一种长期性的、战略性的资源,在企业长期经济利益最优的资源配置中处于重要地位,而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和管理最直接的是体现在成本费用上,所以本文将实证检验智力资本的各组成要素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李冬伟和汪克夷[ 11 ]等學者提出行业或企业的外部宏观环境会在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在对智力资本与成本粘性关系的研究中进一步加入组织环境这一外部情境因素,以深入研究在不同的组织环境中智力资本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程度。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智力资本与成本粘性

智力资本相对于财务资本而言,是指能够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竞争优势、实现企业价值增值,并能被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无形知识资源[ 12 ]。目前大部分智力资本的投入在会计核算中是费用化处理,且主要在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中反映,如员工培训费、企业文化建设费、信息系统建设费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越来越重视智力资本的投入,智力资本在成本费用中的支出比重也越来越大。

本文采用Edvinsson观点,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两个要素。人力资本是指员工和管理者的知识、个人技能和经验。目前普遍认为人力资本在智力资本中居于核心地位[ 13 ],它是企业发生价值增值的最根本原因。人力资本本身流动性较强,而且前期需要花费较高的教育培训成本,所以人力资本越高的企业其人力调整成本也越高。因此在业务量上升时企业会继续投入较高的培训和教育成本以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成本投入;在业务量下降时也会考虑到人力资本流动性的负向效应等因素来保留冗余的人力资本,向下调整的培训和教育成本幅度较小,最后形成成本粘性。人力资本越高,企业对于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也越高,越不会迅速减少相应的销管费用,从而形成较高程度的成本粘性。所以,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1a:企业人力资本与成本粘性呈正相关。

相比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体现为组织机构、规范、制度及企业文化。虽然结构资本需要长时期积累形成,且要花费一定的资金成本和大量的时间成本,但是提高企业的结构资本能使企业的组织结构更加稳定高效,从而加快人力资本向结构资本的转化能力,提高企业竞争潜力。所以当业务量增加时,企业会增加与结构资本相关的成本投入;而在业务量下降时,由于减少结构资本投入会给人力资本和企业可持续增长带来负向效应,而且未来业务量回升时增加结构资本所投入的调整成本会更高,所以企业不会迅速缩减当期销管费用中与结构资本相关的部分,最后形成成本粘性。结构资本越高,企业对于结构资本的重视程度也越高,越不会迅速减少相应的销管费用,从而形成较高程度的成本粘性。所以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endprint

H1b:企业结构资本与成本粘性呈正相关。

(二)智力资本、组织环境与成本粘性

权变理论认为环境是企业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变变量,而成本粘性由企业管理层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做出的资源配置决定所产生,所以组织环境对企业成本粘性有很强的影响作用。智力资本作为影响成本粘性的重要因素,其与成本粘性间的关系必然受到企业所处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文献选取适宜性和动态性两维度环境测量模型,探索企业外部环境对智力资本与成本粘性间关系的影响。

1.环境动态性

动态性是指技术或行业的快速变革所带来的环境不稳定性,它导致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成本粘性本身意味着当年利润的下降,此时企业要想在高动荡的环境中抓住机会发展自己,会继续开发和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从而导致更高的成本粘性。为了确保企业在技术或行业的快速变革中能始终领先,动荡的环境不仅需要更高素质管理人才和科研人才,更需要优秀的企业文化以及组织建设创新。因此环境动态性将强化智力资本每一个要素和成本粘性的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较高的环境动态性会强化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2.环境适宜性

适宜性是指环境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持续的支持。适宜的环境不仅提供产生智力资本所需的可利用资源,而且还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机会,从而使企业管理者对未来业绩持有乐观预期。继续维持一定的智力资本投入虽然会减少当期利润,但从长期来看能提高企业业绩;而且管理者出于樂观预期,认为冗余资源会被企业预期业务量所吸收。所以当企业业务量暂时下降时,管理者由于乐观预期会维持一定的闲置智力资本。因而,环境的适宜性将强化智力资本各要素和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b:较高的环境适宜性会强化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15年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并借鉴Anderson et al.(2003)的方法,按照如下步骤对样本企业进行筛选:(1)剔除ST、PT类和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2)剔除2009—2015年中任何一年存在变量值缺失的公司;(3)剔除2009—2015年中任何一年营业收入、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小于零的公司;(4)剔除2009—2015年中任何一年销管费用之和大于营业收入的公司;(5)剔除不能满足至少连续两年有销售管理费用或者营业收入的观测值。最后得到8 940个样本观测值。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智力资本的度量

本文借鉴VAIC法评价企业智力资本。该方法把智力资本用智力资本增值系数表示,由人力资本增值系数(HCE)和结构资本(SCE)增值系数两部分构成[ 14 ]。其中:HCE代表企业人力资本增值系数,其越大,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越高,反之同理。SCE代表企业结构资本增值系数,其越大,表明企业结构资本越高。

2.组织环境的度量

环境动态性是指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本文借鉴Mishina等的方法,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平滑增长率的波动来反映。具体度量方法是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对时间进行回归,用系数估计值的标准差除以行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用符号DY表示[ 15 ]。

环境适宜性是指行业中环境资源的可利用程度。本文借鉴Mishina等(2004)的方法,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平滑增长率来表示。具体度量方法为上述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回归方程中的回归系数除以行业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用符号MU表示。

3.其他变量的度量

销管费用的变化(Log),取前后两年销管费用比值的对数。营业收入的变化(Log),取前后两年营业收入比值的对数。销售变化虚拟变量(di,t),若本年营业收入低于上年营业收入则取1,反之取0。借鉴以往研究,选择控制变量分别为资产密集度(AI)、资产自由现金率(FCF)(其中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借鉴万寿义等学者研究,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表示)、经济增长率(GDP)以及企业是否连续两年出现营业收入下降(dsi,t)的情况。本文模型中所用变量定义及计算方式见表1。

表1中,HC代表企业的工资成本,用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表示。VA代表企业价值增值,用“企业息税前利润+支付给职工的工资+财务费用”这一公式计算。

(三)模型设定

模型(1)为Anderson等研究的基本模型,本文首先验证成本粘性的存在。SG&Ai,t代表第i家公司在第t期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Revi,t代表第i家公司第t期的营业收入;di,t是哑变量,相比t期,当t-1期营业收入下降时,di,t取1值,否则di,t取0值。系数b1为度量营业收入增加时成本的变化量,即销售收入增加1%时,成本增加b1%;销售收入减少1%时,成本减少(b1+b2)%。如果企业存在成本粘性,b2应为负且显著,并且b2越小,成本粘性越高。

为了检验智力资本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人力资本增值系数(HCE)、结构资本增值系数(SCE)变量;借鉴Chen等的研究,对调整成本和代理成本进行控制,增加资产密集度(AI)、资产自由现金率(FCF)、经济增长率(GDP)以及企业是否连续两年出现营业收入下降(dsi,t)等控制变量,故基本模型扩展为模型(2)。如果模型(2)中b3的符号为负且显著,则表示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1a;如果模型(2)中b4的符号为负且显著,则表示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1b。

对于假设2,根据模型(2),以环境动态性(DY)、环境适宜性(MU)的中位数为分组标准,采用分组回归的研究方式进行检验。如果模型(2)中的b3、b4符号在高环境动态性组显著为负,在低环境动态性组为正或者不显著,则支持假设2a;如果模型(2)中的b3、b4符号在高环境适宜性组显著为负,在低环境适宜性组显著为正或者不显著,则支持假设2b。endprint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出了样本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样本企业销管费用变化率的平均值为0.0636,标准差为0.1257,说明我国企业成本波动较大;营业收入变化率的平均值为0.0574,标准差为0.1646,说明我国企业收入增长状况差异较大。控制变量中样本企业的资产密集度均值为0.255、自由现金率的均值为0.0452、约有10%的样本企业连续两年出现了营业收入下降。样本企业人力资本增值系数的均值为2.895、结构资本增值系数的均值为2.876、环境动态性的平均值为0.0276、环境适宜性的平均值为0.1715,均与现有文献相近。

表3是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表,VIF检验结果小于10,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4列出了对总样本的检验结果。回归(1)列出了对模型(1)的检验结果。其中b1的参数估计值为0.487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b2的参数估计值为-0.215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企业总体上存在成本粘性,销售收入每上升1%,销售和管理费用上升0.48%,而销售收入每下降1%,销售和管理费用只下降0.27%。这一结果与Anderson et al.以及孙铮、刘浩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回归(2)结果显示交乘项di,t*log(Revi,t/Revi,t-1)*HCE系数b3的参数估计值为-0.0205,在1%水平下负显著,说明人力资本增值能力越高,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越强;交乘项di,t*log(Revi,t/Revi,t-1)*SCE系數b4的参数估计值为-0.0715,在1%水平下负显著,说明结构资本增值能力越高,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越强。回归(3)显示,在控制调整成本、代理成本等变量后,交乘项di,t*log(Revi,t/Revi,t-1)*HCE系数b3的参数估计值为-0.0125,在10%水平下负显著,假设1a得到支持;交乘项di,t*log(Revi,t /Revi,t-1)*SCE系数b4的参数估计值为-0.0728,仍在1%水平下负显著,假设1b得到支持。

根据环境动态性的中位数,将总样本分为环境动态性高与环境动态性低两个子样本,对模型(2)进行分组回归,以检验研究假设2a;根据环境适宜性的中位数,将总样本分为环境适宜性高与环境适宜性低两个子样本,对模型(2)进行分组回归,以检验研究假设2b。表5为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在环境动态性高的子样本回归中,交乘项di,t*log(Revi,t/Revi,t-1)*HCE系数b3的参数估计值为-0.0125,在5%水平下负显著;交乘项di,t*log(Revi,t /

Revi,t-1)*SCE系数b4的参数估计值为-0.0917,在1%水平下负显著。即高的环境动态性会增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而在环境动态性低的子样本回归中,交乘项di,t*log(Revi,t /Revi,t-1)*HCE系数b3的参数估计值为-0.0057不显著;交乘项di,t*log(Revi,t / Revi,t-1)*SCE系数b4的参数估计值为-0.0259不显著。即低的环境动态性不会显著增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这一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环境动态性下,智力资本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假设2a得到支持。

在环境适宜性高的子样本回归中,交乘项di,t*log(Revi,t /Revi,t-1)*HCE系数b3的参数估计值为-0.0113,在10%水平下负显著;交乘项di,t*log(Revi,t /Revi,t-1)*SCE系数b4的参数估计值为-0.0832,在1%水平下负显著。在环境适宜性低的子样本回归中,交乘项di,t*log(Revi,t /

Revi,t-1)*HCE系数b3的参数估计值为0.0605系数为正且不显著;交乘项di,t*log(Revi,t /Revi,t-1)*SCE系数b4的参数估计值为-0.0496,不显著。即高的环境适宜性会增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低的环境动态性不会显著增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这一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环境适宜性下,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假设2b得到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借鉴Dierynck等(2012)的方法,在模型(2)中引入销售收入变化这一变量分别与变量HCE、SCE、AI、dsi,t、GDP以及FCF之间的交乘项相乘;(2)为了避免企业异质性以及面板数据中存在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对本文检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通过以上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六、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在借鉴VAIC模型对智力资本计量的基础上,通过对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成本粘性的回归分析,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与成本粘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均与成本粘性呈正相关。这是企业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与过去我国企业急功近利、追求短期财务成果相比,目前企业管理层更注重长期的价值创造,特别是更加重视智力资本投入,由此产生成本粘性。同时,这一关系存在于环境动态性高和环境适宜性高的组织环境中,当环境动态性较低或环境适宜性较低时,智力资本不会显著增强企业成本粘性。这说明企业的成本粘性不仅受内部资源要素的影响,而且受到外部环境要素的影响。在激烈动荡环境下运作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发与保持其核心竞争力,在资源富裕环境下运作的企业出于乐观预期也更加重视智力资本的持续性投入,从而导致更高程度的成本粘性。

当然,本文所采用的VAIC方法虽然是目前普遍流行的智力资本度量方法,但也存在一定缺陷,未来可以考虑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合成共同测量智力资本。另外,本文探讨了不同外部情境下智力资本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会存在差异。李冬伟等指出企业的内部情境会影响智力资本的长期价值创造,可见企业生命周期等内部情境要素也可能会影响智力资本与成本粘性关系间的强弱,这也是本文以后的探索方向。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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