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静宜+刘建+李成浩

[摘 要]

1981年春，上海市松江县“文明村”建设先行先试。至1983年3月，松江县“文明村”建设的数量达到347个。其主要经验是：率先形成县委宣传部牵头、包括6部门的“文明创建协同机制”；在14个方面实践“创建更多的‘文明村、‘文明家庭”。

[关键词]

文明村；文明家庭；协同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48；D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0-0036-04

1981年3月至1983年3月，上海郊区的“文明村”建设风起云涌。据统计，到1983年3月，上海郊区的“文明村”建设数量达到1367个。[1]而松江县是当时上海郊区10个县中的“佼佼者”，“文明村”建设数量达到347个。[2]松江县“文明村”建设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把“文明村”“文明家庭”两项结合起来进行创建。“创建更多的‘文明村、‘文明家庭”，是当年松江县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要求，也是早期松江县文明创建的主要经验。

一、探索构建“文明创建协同机制”

松江县最早提出“文明村”的概念，是在1981年3月12日，上海市松江县团委主办的《松江团的情况》第2期刊登的《“文明村”里新事多》一文中。该文用4个生动的小故事诠释“文明村”主题，写的是被誉为“文明村”的松江县大港公社西油村，紧随时代列车开启了“文明村”建设的征程。之后作者钱明光、孙雷又做了修改和篇幅压缩，将文章题目改为《夜访“文明村”》，在当年第7期《上海团讯》上发表。《上海团讯》是上海团市委主办的刊物，当时的主编是刘云耕。从此，团市委青农部积极推动郊县团组织开始“文明村”建设的试点。1981年6月16日，上海团市委青农部在奉贤县新寺公社南宅大队召开建设“文明村”现场会。要求各县、社团委要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有关部门密切合作，每个公社抓好一个试点，以点带面建设“文明村”。随后，松江团县委在里浜生产队召开了全县的“文明村”现场会，加以推广，并涌现了五里塘公社、张泽公社党、团组织结合落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认真抓好“文明村”建设等一批典型。至1981年底，松江县的“文明村”建设的数量达到56个，在郊县处于领先地位。

1982年3月，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3]3月13日，上海团市委、市农委在松江县召开“文明村”现场会。会上，主持松江县委工作的季永洲副书记（县委书记杜述古借在市委工作组），代表县委汇报了松江县“文明村”建设的情况。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陈昊苏、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都参加这次现场会，从而使得这个会议实际上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农委、团市委、市妇联、市青少年教育办、市爱卫办等部门联合起来，落实《关于在上海市郊区建设“文明村”的倡议》的动员会、部署会。其实在该现场会前后，松江县委已经在全县范围对这项工作进行了深入动员和部署。3月5日至31日，松江县委分3批轮训全县2713个生产队的队长。参加轮训的公社、大队主要干部和生产队长，合计达3774人。每一期轮训班，季永洲都要去对学员们讲话，指出建设“文明村”，要作为生产队长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此时松江县“文明村”建设的数量，增至87个。

下一阶段“文明村”建设如何深入？兼县委宣传的季永洲副书记，主张由县委宣传部来牵头，各个部门联合协同。1982年7月，中共松江县委宣传部、松江县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共青團松江县委员会、松江县妇女联合会、松江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联合向上级报送《关于开展建设“文明村”活动的情况报告》。该报告中有这样两段：“‘文明村活动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关系到宣传、文化、共青团、妇联、计划生育、爱卫会等许多部门的工作，光靠一个部门单枪匹马去抓，势单力薄，活动难以深入。”“今年以来，县委还确定县委宣传部牵头，团县委、县妇联、县青教办、县爱卫会办、县计划生育办等部门配合，职责分明、定期研究，协同作战。”此时，松江县“文明村”建设的数量，增至116个。松江县首先开始实践的“文明村”建设协同体制，得到了上海市领导部门的肯定。8月23日，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党组等6部门批转了松江县5部门的报告，肯定了松江县的“文明创建协同体制”，向全郊区推广。在8月28日的上海市农口“五讲四美”经验交流会上和以后的场合，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也多次肯定松江县的“文明创建协同体制”。在8月28日会议上，松江县仓桥公社党委书记陈炳荣做发言，既总结了该公社成片区创建28个“文明村”的经验，又提供在一个公社范围内贯彻“文明创建协同体制”的范例。松江县仓桥公社等典型介绍，对下一步的上海郊区“文明村”建设起到引领作用。

早期松江县的“文明创建协同体制”，具有探索性的意义。松江经验为上级决策提供了参考性的经验。相隔半年，1983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4]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第29条：“为加强协调，中央成立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建立相应的机构。”[5]从此，形成“文明委领导下的文明办”工作体制。

二、多渠道、多形式创建更多的

“文明村”“文明家庭”

1982年3月8日上海市农委宣传处等6部门发出《关于在上海市郊区建设“文明村”的倡议》，把“文明村”“文明家庭”两个概念相融合起来。《倡议》指出：“文明村”是1个“主概念”，“文明村风、文明环境、文明家庭”是3个“子概念”，相互之间是“从属关系”。经过两个月的实践深化，松江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在根据新浜、泗联、车墩等11个公社人大代表视察“文明村”的书面汇报材料综合而成的总结材料中，提出了“创建更多的‘文明村‘文明家庭”的概括，将“文明村”和“文明家庭”相连起来、并列起来了，而不仅仅是“从属关系”，成为松江县文明创建的特色工作。endprint

根据散落在档案中的总结材料、汇报材料，以及当年的报刊杂志，可以看到当年松江县创建“文明村”“文明家庭”，有以下14个方面的实践：

（一）大力倡导“婚事新办”。1981年初，松江县的5个公社的67对新婚夫妇在小红楼举办集体婚礼，10个郊县的团干部都赶来参加。上海《解放日报》予以报道，在上海郊区产生很大影响。在深入创建“文明村”“文明家庭”的进程中，仓桥公社几位团干部和团员的婚礼主动提出实行“四不”：不收见面礼、不收见面钱，不开镜箱，不办酒席，受到所在团组织的表彰。1982年全县集体婚礼和新式婚礼达414对，少办酒席2万多桌。大操大办婚事的不良风气，得到遏制。

（二）上下齐动员，落实“计划生育”。松江县早期87个“文明村”，有多方面的标志。其中标志之一，是“独生子女领证率达百分之百”。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团员带头做到“一孩化”。1982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党中央、国务院指示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松江县的团委、妇联、计划生育办，为此做了大量、细致、有成效的工作。

（三）办好生产队“幼托班”和生产大队“幼儿园”。县人大代表在视察过程中，还抽查了几个幼儿园和幼托班。在车墩公社南新大队中泾生产队幼托班，代表们看到阿姨每天为孩子们烧茶水、喂饭，夏天还为孩子们洗澡、洗尿布、洗衣裳；凡有利于婴儿身心健康的，都做；减轻了年轻父母的负担和后顾之忧。在塔汇公社金星大队幼儿园，代表们看到这里“睡有床和被，坐有椅和凳”，设备齐全玩具多；每个孩子都有“一碗、一杯、一条毛巾”；幼教老师耐心、热情，备课认真。前来视察的人大代表们齐声称赞。1982年4月16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妇联主任关建，来到五里塘公社园中大队花园村生产队，不仅详尽地考察该村的“文明村”建设，而且来到该村幼托班，问候孩子们和阿姨，并合影留念。

（四）宅前宅后，整齐清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乡村建设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是农民在家庭的布置、柴草的堆放、劳动工具的安置，食用水和粪便的管理方面，还没有一个好的习惯。“文明村”活动努力改变农村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叶榭公社叶兴大队朱赵村等做到了“东西大楼一条线、高低树木一条线、家家洗衣台一条线、屋后粪缸一条线”的“四条线”，改变了过去“水泥场上多烂泥、屋前河边倒垃圾，枯枝乱柴随风吹，鸡鸭成群屎满地”的现象。仓桥公社周星大队里浜村曾有一只“邋遢井”，有人用，無人管。四周污水、淤泥、脏物搅在一起，臭气熏人。人们说：这口井的四周龌龊得脚踏不下，宁可穿套鞋，铺砖搭桥去洗东西。开展“文明村”活动，生产队长、市新长征突击手张德方与团支书徐川云，带领青年先攻这只“邋遢井”，清理全部污水、污物、淤泥，开了一条50米长的出水沟。四周铺上一层厚厚的黄泥，“邋遢井”变成了“卫生井”。乡村环境面貌的改变，使全体社员的劳动生活精神面貌在好转。

（五）开办美育课堂，普及农村青年。“文明村”活动中，农村青年们排出许多“不美”的现象：有的在家庭中“男的起床不叠被，女的出工不梳头，衣裤摆放一团头”；有的“进屋脚开门，出屋骂山门”。针对这种情况，松江各级团组织为青年们开办“美育知识课”，把少先队中开展的“请、谢谢、对不起”六个字运用到青年农民的家中，动员他们自觉自律，搞好家务，美化家庭。青年们努力做到屋内天天整理，东西堆放井井有条。叶榭公社的青年社员，还养成了“收工后洗净工具，回家后刷清鞋子，上街归来擦亮车子（自行车）”的良好习惯。新浜、昆冈等公社，还办起“青年之家”，召开小型农民运动会，创作农民画，编写小剧目。那种认为“乡下狮子乡下调，家庭打扮搞不好”的想法，没有市场了。

（六）修桥铺路，绿化美化。松江县五里塘公社有座太平桥，地处三个村的交界处。桥坡一直没人修整，“好天人爬桥，雨天成断桥”。有社员感叹：太平桥何时太平？“文明村”活动中，三个村里的青年主动组织起来，从200多米处挑土填桥坡，修好了这座“三不管”的太平桥。据1982年的不完全统计，松江全县共开展了200多次修桥铺路突击活动。青年们在屋前屋后见缝插针大搞绿化，有的还种上葡萄、桃树、梨树、桔子树等果树。全县建成“果树村”30多个，共种果树19000多棵。两年期间，松江县青年义务植树75万株。全县有“绿化管护队”“卫生保洁队”700多个。

（七）支持农民建新房，规划农民新村。新浜、张泽等公社，积极规划农民新村，新楼房将“设计朝向一致、整齐划一”。在支持农民建新房、改善居住条件时，也会产生一些矛盾，需要引导做工作。张泽公社四村大队有一对老年夫妻，四个儿子分别造起了楼房，而老夫妻反而无安身立足之处。“文明村”活动开展后，大儿子召集三兄弟商量，四兄弟一致认为，过去不讲文明，现在要尽点孝心。接着，他们为老人造了新房。四个媳妇也转变，争着服侍老人。做到“饭菜送到手，马桶有人倒，冬衣有人做，生日有蛋糕”。“四郎推母”变成了“四郎敬母”。

（八）建立“包户关心小组”和“联系户制度”。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文明村”中的“包户关心小组”对烈军属、五保户实行了“三包”，即包打扫卫生、包种自留田，包挑柴和米。松江全县建立了1200多个关心小组。在“文明村”里还建立党、团员联系户制度，联系对象张榜公布或者在社员大会上宣布。党、团员对联系户政治上关心、生产上支持、生活上帮助、风气上传帮带；形成“一户带几户，共同树新风”的局面。

（九）破除迷信、禁止赌博收到效果。在“文明村”活动强大的正面舆论压力下，农村迷信、赌博活动的市场越来越小。松江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汇总材料，称“文明村”是“歪风吹不进，邪气不沾边”。前几年，有个算命的到张泽公社大庙大队算命，不少人去算命，有的人还借了钱去算命。1982年春，大庙大队开展了“文明村”建设，这个算命的又去该大队，社员们不但没有去算命，而且还用科学道理当场戳穿了算命的鬼把戏。endprint

（十）妇联组织深入调研，做好调解矛盾工作。1982年初，松江县妇联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弄清各家各户在家庭关系、教育子女、计划生育、勤俭节约、邻里团结等方面情况。对各类情况家庭登记造册，建立一本账，做到“经常关心、经常抓”，有的放矢做好全县4000多户关系不和睦家庭的转化、调解工作。上海市妇联的《妇女情况》，总结了松江妇联该方面的经验，《解放日报》予以报道。松江县塔汇公社妇联，还组织一支有“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参加的宣传队，深入各大队巡回宣讲，并组织女社员观看《喜盈门》电影。

（十一）尊敬老人，爱护子女。过去有的媳妇到婆家“一个月不响，二个月不让，三个月吵得叮当响”。现在“文明村”里媳妇孝敬公婆，媳妇争做家务的事例到处可见。五里塘公社园中大队花园村女社员高介英到婆家后不久，曾经认为婆婆烧的菜淡，倒在猪食桶里，伤了婆婆的心。在村上亲戚、邻居的帮助下，小高主动向婆婆道歉，还买了滋补品送给婆婆，平时争做家务事。她婆婆高兴地说：“‘文明村活动使我媳妇变好了。”小辈们尊敬长辈，对年老社员都叫“尊称”。年轻社员之间也叫名字、不叫“绰号”了。张泽公社新华大队60岁以上的老年社员，其粮草款由子女承担。老人的劳动所得作为自己的“零用钱”。五里塘公社园中大队花园村青年张春华的爷爷年过八旬，站立困难，平时常躺在床上，可老人是个“评弹迷”。小张知道爷爷的心思后，用自己平时节省的50多元钱，给爷爷买了架收音机。老人躺在床上也能听到评弹了。

（十二）书报杂志进入农村家庭。松江全县先后办起300多个文学、写作、数学、农技、农机、兽医、电工、摄影、美术、文艺、裁缝、木工等培训班。张泽公社大庙大队等单位的青年，自费订阅《中国林业》《果树修剪》等书报杂志，学习劲头高涨。张泽公社井凌桥大队青年队长储斌贤，自费订阅8种杂志，并从全国几十家报刊上摘录下有关农技知识的资料，用科学技术改造后进队。任职2年，使社员分配翻了一番。大麦亩产夺得800多斤的好收成。佘山公社种子场青年场长楼越麟，刻苦自学大学的水稻栽培教材，理论联系实际，培育出“76选系”水稻新品种，为水稻良种的提纯复壮做出贡献，光荣出席“全国青年自学成才大会”。全县涌现出上千个“读书读报小组”。在上海市郊青年读报用报竞赛活动中，松江县参加考试的有18000人，一等奖获得者占全市总数的三分之一。

（十三）弘扬“爱社胜过爱家”的先进事迹。车墩公社漯水渡大队宋家生产队董绿仙，为了做好饲养员本职工作，6年来放弃结花的家庭副业，掼掉了一只“勾花针”（一年起码少收入150元），起早摸黑，全身心扑在集体养猪事业。每到青料淡季时，她就去割青草、补充柴糠。她不仅自己割青草，还带了两个子女一道割青草。6年来，生产队饲养场年年有盈余；她饲养的肉猪，4个月头重超过200斤。社员们称赞董绿仙一家是“爱社胜过爱家”的“文明家庭”。仓桥公社用心寻找本地、本社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具体、形象、生动地进行新道德、新风尚教育。新业大队秀浜生产队张红珍，23年如一日，照顾好75岁双目失明的公公，好饭好菜让公公吃，冬暖夏凉的向阳房间让公公住。还常常扶了公公到生产队电视室看沪剧电视。新曹大队曹南浜村有3个小青年，自动组织一个理发小组。利用工余时间为社员理发，不收钱、不收礼。逢到下雨天和节假日，还走村串户上门服务。1年多来为群众理发1000多人次。

（十四）乡规民约，人人遵守。這是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有效措施。“文明村”里订立《青年文明守则》《文明家庭守则》《文明村青年卫生须知》等，使青年和社员受到纪律的约束和相互间的监督，促使大家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逐步养成讲文明的好习惯。五里塘公社园中大队团支部书记胡海寿，化了几天时间，创作了《花园村文明行为三字经》，共48句144字。经过花园村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印发到每家每户。“乡邻间、和睦处”“既敬老、又爱幼”“待人诚、和气亲”“讲朴素，衣着洁”，朗朗上口，易读易记。社员们纷纷说：文明公约是我们讨论通过的，我们就得自觉遵守。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即第二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中指出：“要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开展建立文明村、文明家庭的活动。”[6]198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也强调：“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开展建立文明村、文明家庭活动，改变村容村貌，增强村民团结、家庭和睦，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7]而关于“建立文明村、文明家庭的活动”的提法，1982年5月，松江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总结材料就有类似的表述。这说明松江县的文明创建活动，方向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1]贺宛男.市郊涌现一千三百多个文明村[N].解放日报，1983-03-27.

[2]松江347个生产队争创文明村——卫生、道德、思想和学习方面气象一新[N].文汇报，1983-02-24.

[3]中共松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松江县党史大事记（1921.7-1987.12）[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67-568.

[4]万里.在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83-03-3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52.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29.236.

作者单位：陆静宜系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新闻科，刘建系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成浩系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 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