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明

【摘要】：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湖畔派诗人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不是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随着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英国的中国形象开始出现急剧逆转，即由18世纪的乌托邦想象到19世纪的恶意诽谤。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作为那个时代“集体想象”的产物，也不免融入了诗人自己的想象，暗合了世纪之交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建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通过“他者”中国形象的形塑不仅促生了英帝国对技术和文明的认同，还为接下来英国对华扩张和入侵提供了道德和美学的辩护。

【关键词】：中国风；浪漫主义；中国形象；中国园林；他者

近来，随着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中国学者葛桂录在《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柯尔律治、兰姆、兰陀、卡莱尔、德·昆西等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与中国学者擅长对中英文化交流史的梳理不同，日本学者似乎对文本“细读”和中国园林之于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更感兴趣，瓦林斯（David Vallins）和大石（Kaz Oishi）等主编的《柯勒律治、浪漫主义与“东方”》（2013）可谓这方面的典范。在英美，伊丽莎白·常（Elizabeth H. Chang）和皮特·基逊（Peter Kitson）更是笔耕不辍，论见频出。其中，伊丽莎白·常在《英国的中国眼睛》一书中，重点考察了中国园林、瓷盘、鸦片馆、外销画等对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已经习惯了用中国人的审美眼光来看待自己周围的风景。[1]25然而，在浪漫主义诗人中，学界似乎更倾向于柯勒律治，以致华兹华斯、骚塞与中国的关系鲜有触及。而无论对华知识和对华兴趣，华兹华斯和骚塞都不逊于柯勒律治，只是因为后者留下了那首与中国颇为有关的《忽必烈汗》。

一、浪漫主义诗人与中国的早期接触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肇始于诗歌，发轫于英国湖畔派诗人的《抒情歌谣集》，而湖畔三诗人早期都有过与中国或近或远的接触，华兹华斯通过其弟弟约翰与中国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而约翰在一次航海中的不幸死亡也直接导致了华兹华斯对中国态度的急剧逆转。华兹华斯的弟弟曾以不同身份三次来到中国，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海外贸易获得职务上的升迁和资本上的积累，而据约翰自称，他所做的这一切既是为了逐利，更是为了让其哥哥华兹华斯获得更多财务上的自由。于是，约翰的死亡使华兹华斯对中国的印象变得扭曲，他在诗歌中一方面盛赞英国的橡木，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比喻成植物侏儒，为大英帝国的自我形塑做铺垫。

随着马戛尔尼1793年访华失败，英国出现了大量与此次访华有关的游记、报道、随笔等等。其中马戛尔尼副使约翰·巴罗的《中国行纪》于1804年一经出版立即在英国社会引起一阵轰动，其中，骚塞就对巴罗的这篇《中国行纪》进行过专题评论，对中国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但是，由于骚塞“桂冠诗人”的身份，他在评论时自是不免站在英国皇室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宗教进行了不当的批判。

相比华兹华斯和骚塞，柯尔律治与中国的关系最为暧昧。柯尔律治为了缓解吸食鸦片酊给自己身心带去的折磨，曾一度有过来中国调养的计划，可是后来他却选择了马耳他。近年来，随着专家学者对柯尔律治马耳他之行的研究，人们不禁会问：假如柯尔律治当初选择的是中国，那么会对后来的英国浪漫主义有影响吗？皮特·基逊认为不仅有影响，极有可能会改变英国浪漫主义的审美取向。[2]190

二、中国与浪漫主义诗人的“伊甸园”想象

直到十八世纪末，很多西方人仍相信在世界上可以发现伊甸园的旧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也不例外。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伊甸园就在东方；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依据中国的编年史断定中国就是伊甸园所在，认为伏羲就是亚当，诺亚正是从中国的东北地区带领他的子孙建立了中华王朝。对此，马戛尔尼在使华日记中说：“中国妇女，像其他亚洲人，从不改变她们的服装，我估计她们现在穿的长外衣，和她们诺亚方舟上老祖母的样式相同”[3]14。对此，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孤独中的忧思》、《咏法兰西》均有所隐射。

除了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的《序曲》、《丁登寺》，骚塞的《毁灭者塞巴拉》、《克哈马的诅咒》等诗作也从不同侧面隐射了西方人对于伊甸园的追寻，并且最后把源头引向中国。通过从诗人的通信、日记、随笔等史料中提取的相关对华评述不难看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于伊甸园的追寻往往都是通过园林的意象来表达的。中国园林在西方经历过17、18世纪的中国风的洗礼之后，不仅对英国的园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还间接影响了稍后的英国湖畔派诗人的诗歌创作，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英国人的审美品位，中国园林通过它那“不规则之美”直接颠覆了西方新古典对于规则、秩序的审美追求。

三、浪漫主义诗人与近代英国中国形象的形塑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所折射出来的中国形象固然与诗人对中国的异域想象有关，但它也体现了那个时代英国社会对于中国的集体想象。柯尔律治在1823年的《席间漫谈》中把中国定义为“只有永恒，没有进步”[4]28，这同亚当·斯密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停滞的帝国”如出一辙。湖畔派诗人对于中国的想象是否是“拿来主义”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在诗歌中所形塑的中国形象肯定对近代英国中国形象的再加工施加了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阿美士德访华的再次失败更是加剧了英国对于中国的他者化进程。

英国的中国形象随着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开始出现急速逆转，使团成员开始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诉诸于笔端，通过一种文化造势逐步弱化中国在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优势。随着这些政客带回的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英国开始弥漫着一种丑化中国的现象，中国开始作为英国的对立面而出现。有关中国的一切报道都是为了重塑大英帝国在工业革命中所逐步建立起来的自信心。相比英国政客这种对中国形象赤裸裸的丑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要含蓄、复杂的多，他们在诗歌中描绘了诸多园林的形象，从一开始对中国园林的赏慕，到慢慢拿中国园林做文章，把中国园林同中国政治结合起来，把中国园林变为中英政治的角力场，进而形成西方话语下的所谓大清王朝的“闭关锁国”，为接下来英国的对华战争提供道德和美学的辩护。

四、总结

“中国风”在欧洲盛行长达两百年，不仅“启蒙”了一大批思想家，还影响了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的来临。尽管湖畔派诗人对中国文化颇有微词，但是中国园林艺术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是确实存在，不容抹杀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浪漫主义诗歌研究逐漸涉及到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但是“中国”往往作为“东方学”批评或“殖民主义”话语的一部分，而极少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话语体系而存在，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文化对于浪漫主义美学影响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Chang， Elizabeth H. Britains Chinese Eye [M]. Stanford： Stanford UP， 2010.

[2] Kitson， Peter J. Forging Romantic China [M].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3.

[3] 马戛尔尼、巴罗.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M].何高济、何毓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4] Coleridge， S. T. Table Talk， vol. I [M]. Ed. Carl Woodr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