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毓海

【摘要】：中国小学教育阶段的语文课本，一直没有专用字体，而邻国日本早在二战前就有相对成熟的教科书用字，日本在教科书用字的设计上值得我们借鉴，却不宜照搬其设计思路和风格，本文从教育目的、国家文化传承、教学实践与学校教育现状、儿童心理生理等多角度综合考虑，认为中国教科书字体在满足实用需要的基础上，应当有别于日本审美简单、过于追求实用性的设计思路，应同时成为学校教育“美育”的一个无声因子，在“目染”中传达汉字之美。

【关键词】：教科书体；日本；小学教育；美育

长期以来，中小学的教科书用字，并没有专门的字体，语文课本直接沿用“华文楷书”，这款楷书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也有说法认为30年代，作者有李华文和陈履坦两种说法），本是一款铅字，在多年的翻铸、修改和后来的数字化过程中，画趋于圆钝，比之手稿（以陈履坦楷书为参照），神采已所剩无多。

笔者在第七届方正字体设计大赛以教科书体主题文字设计项目中投稿并有幸获奖，专门设计教科书字体是教育发展的需要，可是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去设计呢？比赛中不少作品都有日本教科书体的风格痕迹，可见很多人都在着手设计时，看过日本相关资料。

日本教科书体的研发起步非常早，二战前即有相对成熟的设计，文部省也有相应规范颁布并多次更新[1]，其成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日本教科书体的横画比较平直，结构空间宽松，字面较大，笔画交代清晰，并注意到了手写的笔顺和形态，这些便于教学的设计有借鉴之处，但其间架和笔画呼应营造而成的风格却不见得适合直接“拿来主义”。看待日本教科书体，不能仅仅着眼于其制作的成熟度，笔形及间架空间上的特点，而应该把日本教科书体放在3000多种日本字体的大环境中，放在日本文化的大视野中看待。

谈到字体，书法是难以回避的，日本的书法传统深深影响了日本字体设计的总体面貌。瀏览日本的各种字体，是不是会发现日本教科书体的风格在日本常见字体中是有各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日本字体中也包括大量书法字体，但是日本多数书法字体与中国传统的书法风格相去甚远，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显然根源不在设计师，而在于日本书法审美传统。

汉字之于日本是一种借用文字，众所周知，这种借用源于唐朝时期的“遣唐使”活动。尽管在朝贡体系中有所往来，但海洋阻隔，毕竟大大限制了民间交流。于是乎日本民间书法便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传承发展。中国书法家可以相对方便地得到碑帖范本，直面经典进行临习，日本在获取这些书法资料上则相对受限，好的资料往往仅限于少数的上层群体。这就导致了日本民间书法的传承，一直以师徒相传为主（这种模式直至当下仍然流行）。

作为借用文字，日本民间在排布笔画时，有脱离书法经典样式的倾向（当然上层社会也有书法传统功力深厚的书家，如宽永三笔）。这种对中国书法经典的缺失，加之日本民族艺术的浸润，成就了日本书法独特的审美趣味，如典型的日本装饰性书写文字“勘亭流”，结构就偏向图案化。

日本人对待汉字的实用主义和其日式书法审美必渗透于其字体设计中。就此而言，日本教科书体很好地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并满足了教学需要。

汉字是华夏民族的宝贵遗产，是世界主要文字中唯一的表意文字，相较于西方字母文字，其结构远为复杂，这也是汉字的书写能成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前提。平面审美元素可以分为造型和色彩两大类，色彩相对直观，而造型层面，包括空间分割，线条质感，体量对比等等相对抽象，需要观赏者具备一定的审美经验。而书法正是空间和线条的艺术。书法浸润了中国艺术，而中国传统书画大师对空间对比律动、线条质感的感悟有一种有别于西方艺术家的先天优势，当西方艺术由写实转向追求线条、空间、色彩本身的审美价值的时候，中国传统艺术早自宋代就走上了写意之路。以至于毕加索曾言：艺术在东方，艺术在中国。

义务教育阶段首先应当是人的教育，即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民国时代，就曾有“美育代替德育”的观点（蔡元培），美育对人的精神的塑造是内源的，潜移默化的；直接的思想教育，更倾向于是要求式的，是思想规范、社会规范的陈述，是外源的。[2]在培训班林立，教育快餐化的当下，作为国家教育基石的公立学校教育应该更加沉静，更加脱离功利实用而着眼长远。汉字教育，应该给予我们的后代更多的传统审美关照。

日本教科书体的设计强调便于教学，但以上文所述，完全以教师是否能简化教学，孩子是否能短平快地认字写字为目的是不可取的，以实用主义对待汉字教育，实在是浪费了汉字这一民族财富的宝贵美育价值。

诚然，教科书的字体设计如果附加更多审美元素，会增加学生的临写难度。但任何学习都是要具备一定难度的。个人并不赞同所谓的快乐教育，在大师辈出的民国时代，国家战乱，没人提快乐教育。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磨砺，塑造，提升。所谓的快乐，并不应该源自教育目的的放低，而应该源自学生战胜挑战，完成提升的成就感，是一种“痛并快乐”的心灵体验。学校教育应该让学生从成长中得到快乐，而不是从羼水的要求中体验“放松快乐”。“润物细无声”，教科书体理应在便利读写的基础上，提供给学生一种文化艺术浸润。

当前学生的负担体现在大量作业习题对学生的时间占用过多，而不是体现在对学生的思维品质要求过高上。相反，对学生的思维品质要求是过低了，素质教育不是放松教育，不应以放低教育目的为手段。减负应该取径于从知识灌输转向思维和审美能力的培养。伴随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的教育目的显然应该是逐步提高的，这与“减负”并不矛盾。

在此要说明，偏重实用的教育并不是不好，职业技能教育便以如何高效率完成技能传授为教育目的，只是这样的目的不适合用到基础教育中去而已。

小学生对字形有一定的审美能力，这种能力甚至可以是自发的。幼稚的书写是表象，并不代表小学生不能分辨字的美丑。不能写得更好更多地是受制于生理、心理发育和动作熟练程度不足，笔画和空间简化的教科书体，甚至模仿儿童字迹的“儿童体”，固然可能教起来更省事，但是教育过程不能以省事为目的，与其说降低学生的临写难度，不如说是让教师更省事地完成教学进度。

退一步讲，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比较好地完成书写练习，但是留有传统韵味的教科书字体，起码会给学生种下中国传统审美的种子。人的口味偏好往往决定于小时候的饮食，同样，人的审美从小培养也是必要的，引之导之，耳濡目染而已，美育氛围熏陶并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

可能有人会说书法教育跟语文课教写字是两回事，教学目标不同，可是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不是更好么？为什么要将汉字美育教育完全推给书法老师，而课本却采用“白开水”字体呢？

在实用领域中，硬笔书写早已替代软笔，弱化楷书的软笔风格、开发硬笔风格的教科书体是应时所需，但不能放弃传统审美，走向空间均匀化，结构简单化，风格儿童化的纯粹实用主义道路。

从儿童生理、心理发育的角度考虑，也许要考量的因素更多。儿童的骨骼肌肉发育远远迟滞于大脑发育，3岁儿童的大脑重量已经达到成人的80%，6岁即已接近成人。即使小学低年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楷书的结构变化之美，因为这不同于数理化需要抽象推理。但由于肌肉骨骼发育的大幅滞后，使儿童难以用笔在纸上表达出来，写得不好是表象。书写水平高下不仅是審美能力的问题，也受制于书写熟练程度。有一个所谓“肌肉记忆”的问题，即运动神经元对习惯运动的记忆，方便及时复现。这是人类进化造成的，一方面减轻大脑的思维负担，一方面增加人在危急状况下本能反应的正确概率。对于一些规律的运动，开始的时候大脑负责思考的部分来记忆学习，通过重复练习，规律的运动会被固化在运动中枢，无需思考。成人有了自己长期的书写经验，特定笔画的运动也会被这样固化下来，这是笔迹鉴定的生理基础，却也是纠正书写错误的障碍。儿童的大脑既有经验关联少，神经网络关联还在变动中，没有那么多固化模块，所以儿童在很多方面的学习能力上甚至是远超成人的，而初期良好的养成至关重要，所谓“童子功”往往可贵正在于此。因此，在教科书字体的设计上要慎重，不能以儿童的手指运动能力为准来过分降低字体文化和审美上的呈现，给儿童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这会影响儿童日后的学习。

最后，从印刷排版的要求考虑，横平竖直，空间均匀化确实是排版用字的要求。尤其是小字号排版，不论印刷还是屏显，中宫放松，空间均匀的字易读性更好。但是小学低年级教科书显然要采用大字号，而且刻意拉大字距行距以方便小学生逐字朗读，也是出于保护视力的需要。这种强调均匀而割舍传统书法布白规律的必要性便大幅降低了。再者，印刷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屏显技术也日新月异，目前受限于技术的某些细节妥协，也会像铅活字时代黑体字的“喇叭口”一样，逐渐淡出历史。而日本的教科书体诞生于铅字时代，风格至今未有大的变化，在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能否进一步改善也是可以考虑的。

中国教科书体，也不必钟于某一风格，地域之广，也不必全国统一一种风格，欢迎老师、家长、字体爱好者、书法爱好参与探讨，百花齐放，愿更多优秀的中国教科书体早日问世。

注释：

[1]《教科书体变迁史》，板仓雅宣，朗文堂，2003.3

[2]《美育论》（第2版）第一章，杜卫，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6

参考文献：

《美育论》（第2版），杜卫，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6

《审美教育“以美育德”的机理研究》，王敬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9第1版

《教科书体变迁史》，板仓雅宣，朗文堂，2003.3

《中国教科书专用字体研究与设计》（教育部课题，项目编号12YJC760039），李少波，湖南师范大学，2012

《日本书法史》，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编，出版人刘文君，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9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