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炎昌

【摘要】：作为现代科学思想的奠基人，弗朗西斯·培根对科学有着深刻的关切。如果说古希腊科学是以认识自然为导向的思辨科学，那么培根的“新科学”就是以征服自然为导向的事功科学。他在《新大西岛》中塑造了以新科学建构的王国——本撒冷岛，以此赞美了新科学“征服自然”的转向，但也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背景下科学威胁的警惕。

【关键词】：弗朗西斯·培根；新大西岛；新科学；征服自然；科学威胁

一、培根的探轶

16世纪至17世纪是近代科学极速发展的时期，人类向着缈观和宇观发起了双向探索，自泰勒斯以降的“旧科学”已无法满足新时代的各种需求，整个欧洲迫切探索着一种理想化的“新科学”体系，以期藉此的获得进一步的自由与解放。“现代政治学的特点是倾向于并确信所谓的进步……这种希望赋予我们的世界以特征，对于理解弥漫于现代政治学中的进步态度具有关键作用，其也是现代科学事业的承诺。”[1]173这种科学事业的“进步”态势不免让学者、科学家们对新科学投以更大的期望，在相关著述中对其发展趋势及理想形态进行分析。

作为现代科学思想的奠基人，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一生都致力于对“新科学”的探索，他将对科学的认识原则上升到了实验和归纳的层面，为现代科学奠定了经验论基础，也为西方科学思想史谱写了至关重要的篇章。以实验化经验论为中心展开探讨，已经成为了理解培根科技哲学的常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除此之外已无其它向度。在生前创作的最后一篇著作《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中，这位自诩为“科学上的哥伦布”的学者展现了一种科学王国的政治图景；它不仅是培根《伟大的复兴》、《新工具》等理论著作中科技哲学思想的落实，也体现了他对新科学长远而深刻的政治关切。《新大西岛》自1627年问世以来便一直为西方学界所关注，它在故事情节尚未全面展开之时便戛然而止；从“新科学”的角度深入研究这篇未竟之作，或许可以为理解培根的科技哲学思想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路径。

二、新科学对自然的征服

《新大西岛》的开篇就笼罩在《旧约·创世纪》般的宗教氛围中：“我”和同伴乘坐的船在狂风中四处飘荡，随后在海上因断粮而陷入绝境；人们对暴烈而多变的“自然之海”毫无抵抗之力，只有祈祷上帝以超自然的力量来拯救自己。

穷途末路之际，“我们”漂泊到了与世隔绝的本撒冷岛（Bensalem），岛上的居民善良有礼，官员正直廉洁，“我们”一行人在这个孤岛上得到了优厚的接待与照料。令人惊奇的是，岛民们竟然了解欧洲的一切语言、书籍以及其它事务，而这个“魔术师的国度”却不为外人所知。[1]121-122前来慰问的总管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原来本撒冷岛的前身就是柏拉图在《克里蒂亚斯篇》和《蒂迈欧篇》中描述过的大西岛“亚特兰蒂斯”，它因上帝的指示而被人建立，曾经是一个航海业极度发达的古老帝国。旧大西岛后来被神降下的洪水所摧毁，而并非如柏拉图所言是毁于一次地震；只有少数居住在森林里的野蛮人幸免于难，在洪水后的废墟上建起了“新大西岛”。

一千九百年前，新大西岛的国王所拉门纳发现“让国家衰退的方法可能多如牛毛，而使国家兴盛之道却如大海捞针”，[1]126 所以决定以全新的制度治理国家。他随后制定法律禁止与他国交流，并创办了崇尚科学知识的萨罗门学院。高度发达的机器让岛民原本艰辛的劳作变得轻松；泉水池里的硫酸、硫磺、钢、铜、铅、硝酸钠与其他矿物质可以化合制造出促进健康、延年益寿的“天堂水”；大型浴场里混合了多种药物，可以治疗疾病、让人保持活力……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萨罗门学院对科学研究的大力推动。正如萨罗门学院的一名院士所言：“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了解事物的生成原因及运动的秘密；拓展人类帝国的边界，实现一切可能实现之事”。[1]138

无独有偶，柏拉图笔下的亚特兰蒂斯岛（即“旧大西岛”）也有着浓重的科学色彩，岛上建有大量宏伟惊人的土木工程，运用到了结构力学、水力学等学科的知识。[2]357-360然而这些科学工程只是在“借用”自然的力量，似乎并不打算对自然进行深入改造，这与本撒冷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一现象的形成，实际上源于古希腊式“旧科学”与培根“新科学”的分歧。

对古希腊人来说，自然本身就蕴藏着理性和真理，是比人类更加高等的存在。虽然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曾经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但这种思想只是一种相对认识论，并未将人类定位成存在论意义上的至高中心。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指出，动物、植物、土、火、气、水等“自然物”是比床、衣服等“制作物”更高等的存在，忠实模仿自然的制作物才是最好的制作物。[3]43在这种认识论背景下，古希腊科学发展成了内倾型的思辨科学，它以认识自然为导向，重逻辑演绎而轻实际应用；从古希腊时代至文艺复兴的一千多年里，这一“旧科学”思想主宰着欧洲科学的发展，导致后者在自然面前徘徊往复，不敢越雷池一步。

然而在培根看來，“没有了人，其余的一切都将错位，没有了目标，正如俗话说的那样，像没有捆扎的扫帚，终将没有丝毫用处。世上的万事万物一起为人类效劳，后者让每一种事物都发挥着作用，并结出硕果……一切东西仿佛不是在做自己的事，倒是在做人的事。”[1]64他比普罗泰戈拉更进一步，已然从存在论的角度将人类定位成万事万物的中心与目的；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下，培根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征服自然，“让人类恢复那种由神所遗赠、为其所固有的对于自然的权利”，[4]104认识自然仅仅是一种手段，这是他为“新科学”定下的发展基调。

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不难理解培根为何极力渲染新大西岛上各种超出时代认知的科学现象；当萨罗门学院院士夸耀自己能让一些动物起死回生，能从腐烂物里培育出毒蛇、昆虫和鱼类之时，培根已然暗示了新大西岛的发展趋势：“新科学”即将征服自然，并且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实现对自然规律的“祛魅”（Entzauberung），从自然中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

培根在《新工具》中指出“知识和人类权力（power）归于一”，[4]8它是“知识就是力量（power）”这一名言的原型。从本质上看，培根的“新科学” 就是知识对“权力”、“力量”的竭力变现，它是一种追求实际物质利益，致力于征服自然的“有用之学”，已经与致力于认识自然的古希腊科学分道扬镳；这一“进步”转向不仅是新大西岛科学的发展趋势，也成为了近现代科学的基本态度。作为永不枯竭的内在动力，“征服自然”这一导向推动着新科学飞速发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在21世纪，以“新科学”为建构基础的现代社会也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在现代科学发挥惊人威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展露无遗。回到《新大西岛》的文本中，培根真的打算把新大西岛塑造成一个毫无缺点的科学天堂吗？

三、新科学的隐秘威胁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开篇认为城邦是为了追求“至善”而建立[5]3，其师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岛就是以美德作为建邦之基：“他们（亚特兰蒂斯人）除了美德以外看不起其他任何东西，并轻视他们眼前的繁荣，把他们所拥有的大量黄金和其他财物当作一种累赘”，[2]362相比之下，我们却无法从新大西岛冰冷的科学技艺中获得对至善的深层了解。萨罗门学院的院士试图以科学“实现一切可能实现之事”，但“一切可能实现之事”未必都是至善之事，他们希望通过科学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也让他们和自然界的关系无比紧张。

在极力渲染新大西岛的科学工程之后，萨罗门学院的院士们还对岛上的实验室大加赞美，自豪地称这些实验机构为学院的财富。从可调节温度的热学熔炉到色彩斑斓的光学实验室，再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感官迷惑实验室”，培根不吝笔墨地描写了新大西岛上的实验机构，它们的研究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近现代自然科学领域，其中遗漏的化学和电学还需分别等到波义耳提出科学元素论和吉伯发明验电器后才能实现学科化。新大西岛不仅是科学工程的汇聚地，更是一个“实验之岛”。

“观察者听取自然的报告；实验者则查考自然，逼迫他自露真相”。[6]8 我们知道，所谓“实验”，就是在设定环境、控制变量的“非自然状态”下对特定自然物实行干预，以期发现其变化规律。在培根看来，“正如在生活事务方面，人的性情以及内心和情感的隐秘活动尚且是当他遇到麻烦时比在平时较易发现，同样，在自然方面，它的秘密就更加是在方术的扰动下比在其自流状态下较易暴露。”[4]78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里也指出，现代科学通过各种实验“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如此才获得了巨大的进步[7]13。新科学要实现其征服自然的理想，就决不能像古希腊人那样对自然进行单纯而安静的旁观，而应该在实验室里对捕获的自然物进行反复“拷问”，以期总结出自然规律。正是这种“受控实验精神”，逐渐发展成了现代科学思想的核心。

然而当科学对自然的“强迫”超出了它所能忍受的限度时，后果就变得极难预料。在对新大西岛逐渐了解的过程中，“我”和同伴们不可避免地发现了新科学在人类中心主义背景下造成的隐秘威胁：岛上实验室在进行过度超前的实验时可能会造成灾难；人工制造的怪异生物可能会打破岛上狭小生态圈的生态平衡；泉水池里供人饮用的“天堂水”很可能是剧毒的硝酸溶液[铜在溶于硝酸钠和稀硫酸的混合溶液之后会产生一氧化氮气体，一氧化氮因其顺磁性会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氮气体，后者遇水会生成硝酸溶液。]……能让生物长生不老的药剂是最可怕的威胁，如果死亡完全从新大西岛上消失，人口爆炸总有一天会彻底摧毁这个安乐的孤岛。

作为方兴未艾的事功之学，新科学的双刃剑效应十分明显，以它为基础所建立的社会看似尽善尽美，实则隐患重重。本撒冷人永远无法真正地驯服自己创造出的科学技术，在享受科学带来的诸多利益时，也需要提心吊胆地躲避它的反噬；如果贪婪无度地以科学改造自然，消解自然的本原，他们可能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这同样是现代社会永远无法避免的科学威胁。

四、结语

培根在《新大西岛》中开启了对科学王国的图景化进程，新大西岛俨然是“新科学”所建构社会的文学缩影，这与当时欧洲对科学技术的渴求是相呼应的。然而正如科技哲学家魏因伯格所言，“培根不只是人类理性以新的自然科学征服自然这一新事业的热忱党徒。我认为培根是从超越于现代事业观念的一个视野来理解新事业的局限性和问题性的。”[8]4培根对近代科学革命有筚路蓝缕之功，甚至最终为科学实验献出了生命；但他并不是一位科学功利主义者，也从未陷入对新科学的狂热鼓吹之中。他在《新大西岛》中着重赞美了新科学“征服自然”的转向，并强调了这一转向的积极蕴涵，却也以冷静的笔调暗示着随之而来的危险。

培根把自然世界分成“正常的自然”、“畸形的自然”、“受约束的自然”这三种状态，而“受约束的自然”正是由科学技术所造就；近代科学以来的自然世界也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从而在“正常”与“畸形”两极间徘徊。在《新大西岛》问世一个世纪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为人类创造无数个真正的新大西岛，人类至今仍然生活在祸福共存的新科学之国中：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生态失衡等自然问题也让人类焦虑不已；生物克隆、基因筛检、转基因等争议不断的生物科技完成了对生命序列的彻底征服，却制造了巨大的伦理威胁；人类自然不敢肆无忌惮地继续发展科学，但也无法因噎废食地视科学为洪水猛兽。在这一背景下阅读《新大西岛》，我们不免感叹于培根对新科学那超出时代的敏锐认知。

科技哲学家查尔斯·惠特尼认为，培根致力于“探寻现代社会背景下知识作为征服自然的力量以及实际生活的效用和利益”；[9]1事實已经证明，通过新科学，人类有能力也有可能征服自然，从而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但这种征服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人类应该怎样应对新科学带来的威胁？培根在《新大西岛》中已经隐秘地预示了这些问题，它们也值得每一个当代读者深思。

参考文献：

[1]. [英]培根.《论古人的智慧》. 李春长，译. 刘小枫，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 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法]克洛德·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夏康农、管光东，译. 郭庆全，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美]魏因伯格.《科学、信仰与政治——弗朗西斯·培根与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根源》.张新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9].Charles Whitney. Francis Bacon and Moderni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