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烨

摘 要：尽管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有过诸多辉煌的技术成就，但是当今世人对于“儒学”和“技术”的关系仍存在误解。本文首先陈述了社会上对于二者关系误解的具体体现，进而从三方面对这些误解给予驳斥，最后在更深层次上，论述了笔者对于二者关系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儒学；技术；科学；关系

对于“儒学”和“技术”的研究属于“技术与社会”的范畴当中，技术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技术的发展是现代化进步的标志，而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在2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辉。在当今的社会中，对于儒学与技术关系的误解仍然是较为严重。在此，笔者认为对于二者关系问题的探讨，是不容忽视的，并且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提到“儒学”和“技术”这两个词汇，大家并不会感到陌生。儒学指的由春秋时期孔子在总结、概括了夏、商、周三代尊亲文化传统之上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后经过汉代董仲舒的改造，形成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局面，儒学自此之后便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影响深远。技术通俗的解释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愿望，遵循自然规律，在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巧和手段，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东北大学陈凡给技术下的定义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 1 ]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在技术的发展方面，为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古代技术发明至今仍使国人引以为傲。而儒学作为中国2000多年的主流思想，对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颇有影响。然而，时至今日，国人对于儒学与技术的关系还是存在颇多误解，并不能承认二者存在一种良性的关系，反而认为儒学对于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一、误解的具体表现

（一）儒学轻视技术的发展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儒家学说将其重点放在了伦理纲常上。特别是对于“礼”的重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提到儒学，大多数人的反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作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作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作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再比如封建社会当中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还有一些人认为儒家的思想重视个人的修养，偏重于修养身性，讲求以自身的修行来体认天理，进而达到圣贤的大道。比如钱穆先生认为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重视“‘格、致、诚、正私人修养上。”

这种观点在某些方面对于儒学的理解是正确的，儒学的学术理论当中，确实是有一些封建伦理色彩，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我们今天对于儒学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就是为了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中，同样有一些对于技术重视的成分，比如耳熟能详的《周礼·地官》当中的“六艺”、“六德”、“六行”之学，其中“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六种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君子是必须要予以学习的，只有掌握了这些“六艺”，才能做到“学而利用”，人们想要学习知识，必须首先要以“六艺”为本，精通六艺，用到人伦社会便是“六行”，用到自身便是“六德”。

（二）儒学对技术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儒学的存在，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比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就明确表示“儒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特别是随着近代中国五四运动的开展，“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激起了一批仁人志士对于儒学的批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及之后爆发的文革运动，对于儒学一直持有否定和批判的作用，使得传统儒学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大陆的学术环境中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

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已经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思想，被历朝历代都奉为正统思想。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也是不容人们所忽视的，那么，如果说儒学的存在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是否就等同于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思想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并且还创造出了诸多令今人仍引以为傲的成就？这在逻辑上无法解释的通。

二、对误解的驳斥

对于人们对儒学和技术的关系所存在的误解，如果不进行根除，儒学的复兴便无从谈起，儒学与技术的有效结合也是无稽之谈。本部分从三个部分对于上述误解给予驳斥，并力求展示出儒学与技术的一种良性关系。

（一）儒学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技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儒家思想，次之则为道家思想。而道家思想确实是排斥技术的，比如道家学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则纯白不备。”有了机械，就会产生技巧之事；有了技巧之事，就会产生技巧之心，而人如果有了技巧知心，内心就会不纯洁了。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主张的是“一个不用利器、不乘舟车、不用文字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如果说道家对于技术持排斥思想，还情有可原，但绝不能说儒家思想对技术持否定排斥的态度。相反，儒家思想对于技术的态度，还应当算是比较宽容的。

古代的诸多技术是依附于儒家思想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是给予了技术存在的空间的。例如上文所列举了《周礼》当中“六艺”的例子，这六种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在先秦时期曾是训练官宦子弟的基本内容之一。如果儒学没有一种对技术宽容的态度，又何必去学习它呢？《皇帝内经》当中的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正是源于《尚书》和《周易》等儒家经典著作的。[ 2 ]如果儒学没有一种对技术宽容的态度，为什么自家的理论要让论述医学技术的书籍来用？《四库全书》所制定的科学分类中，将天算农医诸科归为“子部”。如果儒学没有一种核心的态度，为什么要将技术收录于四部之中？

（二）中國古代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

在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的历程上，曾出现过不少杰出的人物，出现了不少辉煌的成就。正是因為这些人物和成就能够使我们自豪的翻阅关于中国古代技术史方面的相关记载，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物和成就能够使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同样也正是这些人物和成就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件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古代的四大方面对于世界的意义自然不必多说。《考工记》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据《考工记》称，当时“‘国有六职——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和妇功，表明手工业者在社会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3 ]《考工记》当中有对车辆制造、弓箭的制作、鼓、钟、磬的制造以及练丝、染色和皮革加工技术方面的介绍，真可谓是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总汇。而《考工记》的出处正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周礼》。明代宋应星搜集、整理、编纂的《天工开物》，是世界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这部书也被称为“儒家留給世界的科技著作”。

（三）儒家学者以技术知识来阐述理论思想

《春秋·谷梁传》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在这句话中，“工”指的就是中国古代工匠，工匠是一种心灵手巧，有某种手艺专长，并能够制成某些器物的人。工匠在古代中国社会是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工匠在古代社会基本可以说就是手工业从业者，而“传统手工业是古代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工匠是与古代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所紧密相连的。

我们可以在诸多儒家经典著作中发现，儒家代表人物也是深受技艺的影响，并且以具体的技艺来阐述自己的学术理论，使得自己的学术理论更为有说服力。

例如，大家最为熟悉的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出自于《论语·卫灵公》，是孔子的弟子自贡问孔子怎样修养仁德，而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工匠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首先需要将自己的工具磨锋利，住在一个国家，要侍奉大夫中的贤人，与士人中的仁人交朋友。工匠从事技艺的劳作与个人修养仁德看似是完全不相关的，然而孔子的这句话却一语中的，说明了二者所表达的道理是相同的。工匠在做工之前要打磨好自己的工具，进行品德上的修养也要先去与品德高尚的人交朋友。

再比如，荀子在论述民心是作战取胜的关键时曾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用兵作战的根本在于民心的统一。如果弓和箭不能相统一，那么即便是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驾车的时候，六匹马不能相统一，那么即便是造父也不能驾车行驶很远的距离，如果统治者不能使士兵和百姓统一，那么即便是商汤和周武王也不会取得胜利。“射”和“御”是“六艺”中六种技能，荀子在此是在运用这两种具体的技能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

三、对于二者关系问题的思考

本文第一部分，笔者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人们对于技术和儒学关系的误解。然而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应当归结为社会上对于“科学”和“技术”概念的混淆，山东大学陈炎教授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文章《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兼答“李约瑟难题”》中指出，李约瑟也没有在理论上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加以严格区分。

我们经常会把科学和技术统称为“科技”，然而二者本身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并且现如今对于“儒学”和“科学”相容性的讨论还在进行。在我国学术界对于“儒学”和“科学”相容性的讨论一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新中国成立后世人对于科学和儒学的关系也未给予正确的认识，而儒学又经常作为传统封建文化的代表，被世人所批判，再加上科学和技术的混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人们也没有正确认识儒学与技术的关系。

四、结语

就上文所述，儒学与技术关系误解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分为四方面内容即世人对“科学”和“技术”概念的误解、“科学”和“儒学”是否具有相容性、大陆语境对儒学长期持有批判态度、“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讨论。

首先，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区分，相关文章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笔者在此不必赘述。

其次，而对于“科学”和“儒学”的相容性的讨论，令笔者感到欣慰的是现如今人们已经逐渐在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儒学”，例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所马来平教授及其博士生们曾多次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刊物上发表关于“儒学”和“科学”相融的文章，并且有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马来平教授的所选取的视角是正确的，“科学”和“儒学”必然有一定的相容性，而这种相容性的存在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再次，笔者认为不管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我们都应该对于儒学有一个正确的認识，我们不能只看到儒学思想中为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理论，也应该看到儒学作为中华民族2000多年的正统思想，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我们不仅要“取”，更需要“扬”。

最后，如果对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都能做到的话，那么“儒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 陈凡，程海东.“技术认识”解析.技术哲学，2011年第4期.

[2] 马来平.科技儒学之我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6期.

[3] 杜石然，范楚玉，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4] 张迪.中国的工匠精神及其历史演变.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第10期.

[5] 陈红兵，陈昌曙.关于“技术是什么”的对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4期.

[6] 陈炎.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兼答“李约瑟难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