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陶

摘要：20世界70年代，操纵学派在“文化转向”的思潮的影响下诞生并蓬勃发展。勒菲弗尔作为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其操纵三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理论对于研究译者在翻译时受到的限制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而译者在翻译政论文体时受到的操纵尤为明显。因为本文以《毛泽东选集》的英译为例，以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为基础，分析政论文体的英译特点。

关键词：操纵学派；勒菲弗尔；政论文体；《毛泽东选集》英译

一、引言

最早把“操纵（manipulation）”这一术语运用于翻译研究的是英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他指出：从目的语文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的某种程度的操纵（Hermans，1985：11）。对操纵的阐述和研究最为成功的则是美籍比利时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1992年他与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合著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是操纵学派的代表之作。他们在序言中就明确提出：翻译无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因素，这些因素操纵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改写即操纵，它服务于权力，其积极的一面就是促进了文学和社会的发展（Lefevere&Bassnett，2004）。接下来，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用八个章节来讨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影响改写的因素，被人们称为“操纵三因素”。

二、操纵学派及操纵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体现在翻译研究中，就是翻译研究呈现一派多元化的趋势，突破了传统的美学或语言学的模式而上升成为一种文化的反思（郭建中，1999：155）。操纵学派就是翻译研究受这股“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而诞生的。

1 操纵学派主要观点

操纵学派翻译理论与文化、比较文学理论和多元系统理论紧密结合，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其主要观点如下：

为翻译和翻译研究正名。一直以来翻译和翻译研究地位低下，未能受到正确的评价和对待。操纵学派的学者们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上，阐述了翻译的重要作用，从而唤起学术界对翻译研究的重视，并希望学术界重新审视翻译的社会功能，为翻译和翻译研究在学术领域中争得应得的地位（郭建中，1999：171）。

提出翻译标准新观点。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规范、规则和使用的条件往往会变，翻译的标准肯定也会改变。不同历史时期的译文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历史条件，当然会有所不同。不能以译作之间的区别论译作的好坏，相反，译作的不同是一种必然现象，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历史要求。用“绝对标准”来衡量一切翻译是不科学的。

2 勒菲弗尔操纵三因素

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是操作三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不管译者是出于自愿，或是赞助人强加，译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其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勒菲弗尔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形态，它决定了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或可以允许成为什么样子。意识形态决定译者采用的基本翻译策略，决定译者如何解决有关原文论域和原文语言的问题。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译者）的创作。

诗学在译文诞生之时就已在接受语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勒菲弗尔给出的诗学的定义有两方面：一是文学手段、文学体裁、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二是指观念，即文学在社会系统中起什么作用，或应该起什么作用。

赞助人是指资助或赞助译者进行翻译活动的人或机构（Lefevere，2004：15）。Hermans虽然没有使用“赞助人”这个术语，但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实：翻译包含了一个由社会活动代理人（agent）构成的网络，这些代理人可以是个人或组织，每个代理人有着各自的先入为主的想法和利益。翻译活动就如同这些代理人参与的一系列交易（transaction），各个参与者的利益都与这笔交易息息相关（Hermans，2007：26）。作者和改写者对赞助人的接纳体现在他们按照赞助人设定的参数完成他们的作品，愿意而且能够将这些赞助人的地位和权力合法化。

三、《毛泽东选集》译文分析

《毛泽东选集》作为一部政治文献，属于典型的政论文体，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浓厚的中国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正因为如此，《毛选》中许多词汇的翻译都是比较固定的，译者并没有太多自由去选择，使译文呈现出直译的特点。本研究从《毛选》1-5卷各随机选出两篇文章，总共十篇文章，进行词频统计，然后依次选取前三十名如下：

可以看出，前三十名中的中英词汇基本对应。《毛选》英译对原文的忠实不仅体现在词汇层面，从更高的语言层面上来看，《毛选》英译都遵循着“忠实”这一翻译标准。笔者随机挑选了几篇文章考察译文与原文的句子的对应数①。

为达到对比的效果，笔者选择了其他不同类型的文本及其英译进行分析。与其他类型文本相比，属于政论文体的《毛选》的英译在句子层面更忠实于原文。除了《毛选》属于政论文体的事实，社会意识形态与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的要求高度一致更是《毛选》英译呈现出忠实的特点的主要原因。

四、操纵理论对政论文体英译的影响

在政治以及其他敏感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以最不加修饰的形式处于翻译过程的中心（Munday，2007：151）。《毛选》的英译工作在1949至1979之间进行。这个时期的两个重大历史标签是建国初期和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哪些特点？王友贵（2003：12）认为该时期“可以说存在一种准战争意识形态，这是战时意识形态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他认为，“本时期跟之前各时期的一个主要不同，乃是国家叙述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国家政权、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等文学系统内外的操控因素的高度统一。”如张聪（2005：52）所说，20世纪中期的意识形态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引下，翻译实践的政治性日趋明显，翻译的选材及目的带有明显的政治诗学的味道。

首先是国家意识形态与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一致。同为中国人，《毛选》的译者们也是新中国建立的受益者，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译者的意识形态服从着、且强化着国家意识形态，《毛选》译者的强烈使命感、严谨的态度和高涨的热情就是一种体现。作为《毛选》英译的亲历者，尹承东（2000：19）描述道：哪怕是最傲气的名人教授，一声令下，马上搬起打字机就走，绝无二话。大家都感到参加这样的工作室组织的信任，是一份光荣，一份骄傲。

其次，譯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的要求一致。作为赞助人的国家政府重视《毛选》的翻译工作，希望《毛选》的翻译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为对外宣传我国意识形态和我国文化作出贡献，这同时也是译者的希望。对于赞助人的要求，《毛选》译者全力而为，积极配合。一方面，赞助人安排和规定译者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译者积极配合，他们既被要求如此，更是自愿为之，所谓一致。

四、结语

如Munday（2007：172）所说，尽管在隐喻，平行结构和音位的翻译中，我们能发现译者的存在，但从措辞和心理的角度来看，译者最明显的价值体现在翻译专业名词和术语。这种情况多见于译者与原文或原文作者有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忠实”并不是愚昧的“忠实”，是在保证文法正确，能传达原文身材的前提下的“忠实”。总而言之，译文的主体风格仍是“忠实”。因此《毛选》英译是操纵性与译者主体性相互对抗，且操纵性占据上风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2]刘习良. 追忆“毛著”翻译. [J]. 中国翻译， 2009（5）： 5-8.

[3]王友贵. 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 1979. [J]. 中

注释：

①对应的标准为：英文句子包含且仅包含相对应的中文句子中的内容，且位置相同，则可视为对应。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