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体芳

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文》】。

在与自然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类大都以“五行之秀气”的身份自居，这样便很容易发生对自然界其他物种的不平等的互动，破坏自然的平衡。所以，从起源的角度来了解人与万物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人与万物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在赋予人类特殊的灵秀地位的同时，也给予了人类所要承担的回馈万物的责任。

兰德曼在《哲学人类学》中讲到：动物在总的构造上比人更多地被特定化了，它规定了动物在各种形势下的行为——动物的器官适合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有特殊的繁殖季节，每个物种的必要性像一把钥匙，只适合于一把锁。然而人的器官没有片面地为了某种行为而被定向，所以，人在本能上是匮乏的，自然没有对人规定他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

从生命的进步来说，这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利条件，然而非特定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优点，他所缺乏的特定化更多的得到了他多种多样的能力的补偿：由于不受本能控制，他本身就能思考和发明。人本身通过认识和创造，努力摆脱匮乏的装备，天性中的空缺成为创造的动力。他自己的首创精神能使他适应变化着地外部条件，并通过创造发明和社会惯例使他的生存更容易。而且，从适应环境的角度来看，动物的特定化不能经受住变化的外部环境，而人则能更灵活的适应，比高等动物拥有更强的抗御灾害的能力。所以，从这一角度理解，则不妨把自然创造人的“真实意图”理解為是要创造一种能适应最为变化多端和无法预测的环境条件的存在物。

动物的特定化也扩展到它们的认识器官——它们的认识仅仅在一个狭窄的、被限定的环境内活动。可以说，动物主体的特定化与世界客体的特定化相遇，两种特定化像一个齿轮系统一样相互配合。而人并非如此绝对，而是由于其非特定性被无限扩大了地具有“对世界的开放性”。动物没有任何客观的“对象”，它所知觉的世界与它必须在其中行动的世界是一致的。

每种动物只在关乎它生存的意义的坐标系统中去理解外在世界，也就是说动物在整体上只具有与它的生活需要相称的知识，在此之外的认识只会干扰它，使它混乱。人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中立的生命特质，将对象理解为具有他自己的个性和中心的事物，并且在人自己反思的帮助下，独立决定他的行动，用他本身主要的中性对象（可以理解为海德格尔的“现成在手物”）制造他合适的工具，主动地作用于世界。自然给予每一种动物从出生就隶属的“范围”，动物靠本能寻找道路，而人则没有。对于产生于人的缺陷中间的待用物，自然以“反思”给人以补偿，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追求在质上有差别的目的。

人的非特定化表达了人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人能够决定他自己的行为方式，即他是创造性的；另一方面，人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他是自由的，不单是从本能的统治下“获得自由”，而且是在趋向创造性的自我决定中“走向自由”。同样，人的非特定化还包含了未完成，还需要人的自我完善。正如开篇尼采所言：“人依然是未确定的动物”——动物完全与它的物种一致，而人仅仅部分地与其物种一致，所以他必须部分地超越其物种，即他必须从自身中创造出某些新东西。

从人的这种非特定化的起源上来看，人类在从自身中创造出新东西的前提，首要的是要从自然界选取自己的“参照系”。因为人类不是生来就知道自己的特性和所要的环境的，所以只有不断地从周围的环境地借鉴中吸取知识，并不断地积累经验知识，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正如斯图亚德的“文化生态学”所主张的，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特征是在以周围环境为参照系并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更大的“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的话，人和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之间是在一个物质交换体系中互为环境、互为影響的，在生物圈的某个划定范围里的全部有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之间密切联系，而且进行着物质的交换来维持彼此的生长和不断完善。人类在借着生态环境的养分不断自我完善的同时，人类在对自我认识的思想层次的完善也体现了人类与万物的不同——人的灵魂在扎根于自然的同时又具有一种超越自然的潜力，借此，人类认识到“人”是作为造物者创造的 “万物之灵秀”的存在。

造物主在赋予人类“灵秀”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也让人类承担回馈万物的责任。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先哲对自然所赋予的责任的敬重，即孔子所讲的“修己以敬”——人类在原初的生存环境中从自然万物汲取养料和精神，不断地完善自己并发展自己的理性认知，所以，反过来，人作为“万物之灵秀”更要秉持对自然，对他者，对万物的敬畏之心，才能取得自然万物的平衡，维持生态系统的有机循环。

尽管在事物的演进过程中，由于人类的欲求，“某个偶然的事件权利代替了暴力，自然服从了法律” 【卢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原初的人和自然的万物的关系，而不是被现代的所谓的合理的情欲蒙蔽，忽略创造者赋予我们的那种崇高而庄严的淳朴。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的：“不应当在变了质的事物里，而应当在合乎自然法则的事物里来观察自然。”

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一个大背景，其实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外化的具体表现。正如超验主义学者主张的，自然不应当仅仅被当做标志而存在，我们应该精确地解读它，要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精神的象征，反映了来自上帝的更高规律的趋向。可是反观现在我们的生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其实是一种对人性本然的属性的破坏。自然是我们的根，只有扎根在自然里，人类才能成长成完整的人，所以，从人类学起源的角度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回归自然，重新认识并恢复人类与自然的原初的亲切的关系。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