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

摘 要：文学场与经济场、新闻场、娱乐场等其他社会场域相互作用，构成文学生成及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环境，即文学生态。新世纪以来，作家的创作心态无疑受到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文学营销中的“品牌策略”，使作家被贴上“符号标签”，从而影响作家形成自足的惯性心理。媒介权力的施控，催生了作家的媒介炒作行为，亦传递了作家创作上的速度焦虑。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霸权”，驱使作家迎合读者读图的偏好，一方面仿明星式进行身体形象包装，一方面创作趋于影视化，这恰是作家趋附心态的显现。探究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心态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地从创作主体的维度理解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走势。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生态；作家心态；惯性；速度焦虑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9-0148-07

一、文學生态与作家创作心态问题的提出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社会绝不是一个只有同一文化信仰以及掌控所有空间的权威所组成的凝固整体，它是诸多相对自治领域的聚合。这些相对自治领域，是由属性相同或相近的事物构成，“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①，即所谓“场”或“场域”（Field），比如艺术场、政治场、新闻场、科学场、文学场、娱乐场等。虽然每个场域在运行过程中有着自身特定的规则和逻辑，但场域的特征是开放性的，各自的边界不是固化的，而是随着社会关系中的力量不断嬗变，重新划疆拓域。

以文学场为例，它在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同时，又不断与其他社会场域进行着他律形式与自律形式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场与其他场域（如经济场、新闻场、娱乐场等）之间，既有抗拒与挣脱，亦有妥协与合谋。或者说，这些场域之间彼此构成或协调或冲突或磨合的复杂关系，从而形成文学生成及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环境。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一整体文化环境内部各因子或要素之间的“互补共生”关系，我们不妨借鉴生态学的有关原理与方法，把这一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环境命名为“文学生态”或文学生态系统。简言之，“文学生态”是文学场与经济场、新闻场、娱乐场之间复杂关系存在的一种学术化表述，包含创作主体、文学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大众媒介、读者市场、批评功能等若干小系统。

按照格里芬的说法，“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他（她）只是借助这些属性同其他事物发生表面相互作用，而这些事物并不影响他（她）的本质。相反，个体与躯体的关系、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东西”②。那么，置身于文学生态系统之中的所有其他要素与作家的关系，皆属于作家“个人身份构成的东西”，作家之存在，实乃一种位于文学生态系统中的关系性存在。本文以作家创作心态为切入口，试图揭示这样“一种关系性存在”，即探究文学生态系统与作家心态的关联。或者说，本文意在探究文学生态系统中的哪些要素合力勾勒出作家的创作心态图谱。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创作心态互动关系的考察，有一个立论的前提，即市场经济语境。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虽然锁定于新世纪以来的作家创作心态，但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无类似心态表现。作家在两个时间段的心理状态，不是如“楚河汉界”那般分野明显，而是有着内在的绵延性。只是因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生态较之20世纪90年代有某些明显的变化，其他场域对文学场的影响在新世纪表现得更加集中和突出，因此，笔者截取“新世纪以来”作为研究的时间界限。

二、文学营销的品牌策略与惯性心态

我们知道，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产机制是一体化的“计划体制”，一方面，作家被赋予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崇高使命，处于社会话语权力的中心位置，另一方面他们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又直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掌握与调控。这种高度“体制化”的文学生产机制，一直绵延到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文学生产由从前的以行政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导，市场体制直接支配着文学生产。

对于文学生产而言，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要求它必须考虑作家作品的出版与发行能引起多少读者的关注和购买，能够获得多少经济效益。要实现这个经济目标，出版者必须进行所谓的“符号”诱导营销，制造清晰的市场辨识符号或定位明确的“品牌”，以利于广泛传播，从而赢得更多的市场关注，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此情形下，当然是仿娱乐场明星化的“符号”策略，具有最佳的传播效果，能够赢得更高的市场关注度。我们知道，明星通常是某种感情、理想、愿望的载体，对于受众来说，他们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比如巩俐、章子怡、葛优等影视明星，不仅仅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名，而且是某一类型受众认可或追求的价值之象征。一提及他们的名字，受众往往能够条件反射式地锁定某类情感或价值归属。正是由于明星具备这样的传播效果，作家个人、期刊或出版社亦热衷于“明星化”，要么作家有意把自己塑造成为某一类型情感或价值的符号，要么作家被贴上具有很高辨识度的“标签”，娱乐场的规则以他律的形式强有力地介入文学场。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马原、余华、格非、洪峰、苏童，被批评家借用金庸笔下人物称呼，贴上了文坛“射雕五虎将”（南帝苏童、北丐洪峰、东邪余华、西毒马原、中神通格非）的标签。当然，这种有几分戏说色彩的符号标签，目的是概括当时先锋小说作家的创作阵容，并非有意为作家贴上类同于影视明星的“符号标签”，更不是出于市场的考虑。与此不同，新世纪以来不少作家被贴上各类“符号标签”，则往往是出于市场的考虑，采用的是类似商品营销的品牌策略。例如，卫慧、棉棉、周洁茹、魏微等几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被贴上了“美女作家”“另类作家”或“文学新人类”的标签，尤其是卫慧还自封为“漂亮宝贝”。安妮宝贝、石康、南琛则被封为“小资写作”的代表人物；诸多“80后”作家更是挖空心思，以获取博人注意力的名头标签，如韩寒被刻意塑造成叛逆者的“天才”形象，张悦然因青春容貌秀丽，被冠以“青春玉女”作家的标签，郭敬明则被封为“青春派写作掌门人”，春树自称是喜欢虚荣和虚幻的“北京娃娃”，郭妮被称为“青春爱情”写手。这些“符号标签”在扩大作家知名度的同时，也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endprint

所谓“品牌”（brand）一词，源于古挪威文字brandr，原有“熔印”“烙印”的意义，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综合印象的概括提炼。按照美国现代销售专家菲利普·柯特勒的说法，“品牌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或者象征。它是企业与顾客关系中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品牌表达消费者对某种产品及其性能的认知和感受——该产品或服务在消费者心中的意义”③。给作家贴上某个符号标签，与此道理一致。实际上，当一个作家具有明确的“符号标签”后，他在某种程度上就建构了一个类似于“品牌”意义的名称，通过这个“品牌”，能为读者的阅读选择提供一种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认知和感受”。图书如海，要引起不同群体读者的注意，作者的“符号标签”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辨识方法。诚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无论对于作家还是批评家，画商还是出版商或剧院经理，唯一合法的积累，旨在造出一种名声，一个著名的和被认可的名字，即认可的资本，它意味着认可事物（这是签名章或签名的作用）和人物（通过出版、展览等）的权力，进而赋予价值并从这种活动中获利的权力。”④换言之，给作家冠以某个“符号标签”，实际上是出版社、期刊社或者网站专门为作家制造一种被“认可的资本”，提供一种明确的辨识度。

当然，出于提高市场辨识度而设置的“符号标签”，需要有一个逻辑前提，即作家作品所包含的某些维度必须与“符号标签”有匹配对接之处。因此，作家一旦拥有某一种“符号标签”，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作家创作的大多数作品，在题材选择、主题表达、艺术手法或者文体风格的追求上，都或显或隐地与“符号标签”的定位暗示相吻合，或者作品本身就是作家依照“符号标签”设置方所指定的表现主题及配置的因素进行的“命题作文”。

长时间受此类“符号标签”的诱导，作家容易形成“惯性心理”。所谓“惯性心理”，是“当一个人熟练于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或生存方式时，尤其是当这种方式获得了公众的首肯和赞许之后，自我超越的勇气和开拓式的冒险精神就会消弭殆尽，一种自我依恋的惯性心理便会主宰他的整个精神世界”⑤。文学创作亦然，当一个作家谙熟某类作品题材、技法、叙述方式之后，就会形成一套习惯性思维和既定经验，很难再有勇气寻求突破与超越，其绝大部分作品不会超出既有思维和经验的框定与涵括。即便是不同的作品，在主题内涵、精神向度、艺术技巧方面，亦是大同小异，或者如“模特换衣”，或者如“资产重组”，相互之间并无超越或迥异的地方。作家在“惯性心理”的作用下，作品很容易出现经常被批评家诟病的模式化倾向。

不难发现，新世纪以来，一些被“符号化”的作家，有着明显的“惯性心理”的写作症候。他们依恃业已形成的惯性思维和固化经验，进行平面的、慵懒的、自足的话语滑行。比如，池莉总也摆脱不了“良母式”作家的写作套路，她在新世纪以来的《所以》《托尔斯泰围巾》等作品中，虽然试图致力于人物的精神建构，但开篇没几页又回到新写实小说驾轻就熟的套路；迟子建的小说总也摆脱不了迟式“温情”的结尾；北村被称为“神的抄写员”，他所有的作品，包括中篇小说《张生的婚姻》《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和长篇小说《愤怒》《玻璃》《我和上帝有个约》，几乎都是寻求救赎而皈依上帝的一个情节套路。又如安妮宝贝在写作中总是营造一个忧伤而温情的“小资”世界，她的小说集《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二三事》中的故事情节、情感基调、人物塑造几乎相仿，都在重复着感伤与忧郁的“小资”生活故事，主题单一，惯性化写作明显。“80后”作家中，郭敬明的小说总是充满着青春忧伤的情绪，韩寒的小说针对18岁左右叛逆期，饶雪漫专门写作青春疼痛小说……毫无疑问，“符号标签化”在提高作家社会认知度的同时，也催生了作家的惰性与惯性，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作家的自我超越与先锋意识。

总而言之，在文学生产机制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出于文学营销的品牌策略，而给作家设置各类“符号标签”。这种做法在凸显市场卖点的同时，却从另一侧面改变了作家的创作心态，不少作家在追求写作的丰富性、先锋性方面动力不足，而沉溺于一种惯性与固化的心理状态。于是，写作主题的一贯性、写作风格的凝固化，自我复制、拼装，便无可避免。这些作家满足于自足的惯性，顶着“符号标签”之冠，过得舒适怡然，他们对艺术独创性与自主性的追求，自然而然地受到限制。

三、媒介权力施控与速度焦虑心态

毋庸讳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边缘化”趋势似乎不可逆转。进入新世纪，随着多媒体的飞速发展，这种趋势似乎愈加明显。虽然作家的人数与作品的数量未见减少，但社会的关注程度却日渐下降。在这个文学备受冷落的时代，文学只有借助媒介力量，运用一切手段设置新闻议题、制造媒介事件，将作家与作品“轰动”式地推出，以引起公众的关注与消费。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落寞的文坛借用媒体的话语暴力来虚造声势、制造事端，哗众取宠，以期获得其短期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⑥。

失去关注度的文学，何以要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达到聚敛人气的目的？这主要缘于当代社会媒介权力的强大。在传播学视野中，媒介（或称为“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工具及相应的机构组织，如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但随着媒介的日益多元化与迅猛发展，媒介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而且成为一种塑造与操控人们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媒介建构了我们当今的社会，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也源于媒介所呈现的一切。诚如麦克卢汉所说：“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对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致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⑦正是因为如此，现代传播媒介成为当今时代的超级“权力核心”，一切文化运作方式与文化生活形态莫不是依靠媒介进行呈现与建构。

新世纪的文学场当然也不能例外，现代传播媒介犹如一只巨大的“魔手”，拨弄着文学场，挑战或者颠覆着传统的文学秩序与文学法则，张扬着消费意识、商业意识、娱乐意识等媒介意志。它可以凭借自身强大的传播功能，让一个寂寂无闻的写作者一跃成为名噪一时、身价倍增的作家，让一本无人知晓的书迅疾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它也可以策划文学现象与文学潮流，提出文学概念，甚至可以向公众兜售文学上的卖点或者“浪头”。这充分说明，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现代传播媒介似乎具有君临登顶的气势，把握着当代文坛的风向与潮涌。同时，这也无形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心态。试想一些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或者作家，通过媒介的策划、炒作，居然能够名利双收，获得广泛的社会知名度与丰厚的市场利润，谁还愿意劳心费神、殚精竭虑地打磨作品？对此类媒介化生存的作家，学者南帆曾有過生动的勾勒：“消息远比作品重要；在小报上亮相，在荧屏上露脸；大言不惭，故作狂傲，挑战权威；邀打成名；制造一种富有票房价值的个性；记者出场，制造新闻热点。”⑧endprint

在媒介化语境下，通过媒介对作家、作品进行炒作便不足为奇了。笔者发现，这类炒作行为通常有三种情形。一是文本炒作，主要表现为对作品中的某些信息予以淘选后进行集中提炼或夸张扩大，以便与读者市场的兴奋点相契合。如葛红兵的《沙床》把“教授写作”与“美男作家”作为炒作卖点；阎连科的《丁庄梦》在封面上印有“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力作”的广告语，刻意凸显“第一部”“艾滋病”等内容以刺激读者的眼球；《当代》杂志近几年接二连三地推出《狼图腾》《藏獒》《中国虎》等“动物小说”，并且在目录页动辄设计“惊心动魄的动物大片”等富有诱惑性的字眼。凡此种种，皆是文本炒作的典型表现。二是事件炒作，主要表现为通过媒介大肆宣传作家在现实社会中具有轰动效应的不平常事件。如媒体津津乐道于卫慧、棉棉、九丹之间的骂战，热炒白烨、韩寒之争，热炒一些作家退出作协之类的事件。三是隐私炒作，主要表现为刻意炒作作家的逸闻趣事乃至私生活。例如，从余秋雨与演员妻子的“被离婚”，到网络作家南派三叔自曝出轨；从池莉自曝恋爱与离婚的经历，到林白自叙当裸体模特一事，均属炒作隐私的范畴。上述三类商业炒作行为，无疑均与媒体的介入与推波助澜息息相关，其目的是为了招徕公众的关注目光，这也从另一侧面透视出媒介时代作家的浮躁心态。

正是基于媒介权力的巨大能量，经常在媒介上抛头露面，能够增加出场者的“象征资本”与社会认知度。同时，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又存在着追新逐异的特点，它不断地需要新的信息新陈代谢，需要新名字的高频率出现，以制造时尚冲击感。简而言之，媒介时代信息是需要时时刷新的。有些作家深谙此道，唯有不断地在媒介上出场和亮相，自己在文坛才会有一席之地，才会不被人遗忘。这种观念投射于作家文学创作上，便表现出创作速度的焦虑症候。诚如雷达所言：“一个作家如果在市场上没有一定数量的产品频频问世，就可能很快被遗忘，于是焦虑感压迫着作家，不少人只有拼命地写。……我们知道，创作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是不下苦功夫，不深刻体验、积累，不言人之未言，就不可能写出精深之作；而市场也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是不花样翻新，不炫人眼目，不让作品的代谢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利润就不可能节节上升。一个作家如果10年、20年才写一部小说，就跟不上这时代的文化商品的节奏。现在很多作家身陷于两大矛盾之中，精神焦虑，甚至虚脱。”⑨

这种媒介时代特有的速度焦虑心态，弥漫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坛，主要表现有两种。其一是作家写作呈现出非常普遍的高速状态。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创造了一个月写好30万字《废都》草稿的速度记录，新世纪以来，这个速度纪录早已被刷新，莫言50万字的《生死疲劳》仅用43天写完；徐贵祥30多万字的军旅题材小说《高地》仅用20多天就完成了。当然作品完成时间之短，并不能简单地与粗制滥造画等号，因为每个作家的创作勃发力是不同的。媒介时代追求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与文化熟识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作家的快速写作。其二是作品总量之巨。以长篇小说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的数量在700部左右，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数字逐年攀升，最近几年达到每年3000多部。作品总体数量增加，除了参与创作人数增多之外，当然也与每位作家生产的作品数量增加密切相关。比如，潘军2000年在7家出版社出版了16本著作，网络作家唐家三少一年至少出版十五六本书。目前占据文坛一线地位的作家，如王安忆、阎连科、刘震云的写作速度也是惊人的，几乎每隔一二年就会推出自己的长篇新作。像罗曼·罗兰花10年写《约翰·克利斯朵夫》，马尔克斯为《百年孤独》准备了20年，这般“十年磨一剑”的潜心创作已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综上所论，正是由于新世纪传媒文化的勃兴与传媒巨大的施控能力，使作家热衷于明星式的媒介化炒作，在创作上的速度焦虑心态亦更加凸显，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作家们高速化的写作症候。当一个作家沉溺于一蹴而就的快感之中时，他不可能再保持“慢工出细活”的节奏。他们既没有时间进行知识的储备，也没有更多时间体验与感悟生活。也正因为如此，题材臆想、文体粗疏、叙事面孔单一，成为高速化写作的通病。

四、图像霸权逻辑与跨界趋附心态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活动由文学生产与文学接受两个环节构成，文学生产是文学的起点，文学被接受和产生效果是这一过程的终点。文学接受对文学生产起着反作用，影响着文学的再生产，没有文学接受，文学文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诚如伊瑟尔之见，文学作品只有在读者的参与之下才能成为文学作品。而文本中的空白则是一种召唤结构，它激发读者进行结构化的阅读行为。⑩也就是说，读者在文学活动中居于关键位置，是文学作品意义的创造者，在文学活动中张扬着想象与创造的主体性。

随着电子媒介的发达，以及文学商业化和产业化程度的提高，读者作为意义生产的主体性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弱。读者由意义的创造者转化为文学的消费者，“是文学产品商品化的生成器和转换者。对具体的文本来说，读者所赋予的不是意义，而是码洋与利润”B11。既然读者更多的是作为消费者，那么在市场逻辑的支配下，文学生产者理所当然地要考量文学消费者的特点，关注当下受众的需求。

众所周知，“读图时代”或“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丹尼尔·贝尔认为：“我坚信，当代文化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B12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型文化开始挤压甚至取代传统的语言型文化，一场图像对文字的战争似乎在文化领域蔓延。文学接受也由文字审美转向图像审美，从文字理解转向热衷于图像的直观，读者更偏爱轻松、愉悦的图文阅读方式。“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B13既然读者有“读图”之好，那么唯有图像才能对读者具有诱惑力和视觉冲击力。于是，呈现新奇、精美的、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像，便成为出版社、文学期刊为争夺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一种重要营销策略。

在文学生态系统中，读者的图像偏嗜带来的影响，就是不少作家为迎合这种偏嗜而刻意进行形象包装，并努力使这一形象在大众传媒之中广泛传播。如“80后”男作家郭敬明，有自己专门的形象设计团队，每逢出席作品推广活动，全然一副精心设计的明星造型；还有些作家以广告代言人的身份，在其他的视觉媒介上展演自己的形象。如海岩曾是广汽本田的轿跑型豪华跨界车“歌诗图”的代言人；韩寒曾担任骆驼户外运动品牌和雀巢咖啡的形象代言人；郭敬明亦为珍视明滴眼液代言。女作家更是刻意展示自己的身体图像，比如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号称“文学新人类”的作家，在文本与读者见面的同时，必定附上她们“星味”十足的玉照。卫慧总是在作品的勒口处，配上自己妆容精致的艺术照，小说《上海宝贝》的封面是卫慧本人的写真半身照。“80后”女作家更是不甘落后，如张悦然经常在其作品前面配有自己的“玉照”。海外华人作家亦走此路线，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近年在国内炙手可热，这与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其進行的形象包装密不可分。据该公司总裁王笑东介绍：“我们召开各类媒体发布会，严歌苓每场必然出席。同时我们还在时尚杂志上给她安排艺术照拍摄，增加公众对其形象的认知。”B14endprint

学者南帆曾指出：“人们时常询问的是，充当明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我曾经发现，明星的形成不仅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同时还因为明星形象与这种成就不可分割地镶嵌在一起。……为什么明星时常诞生于演员、运动员、歌舞表演者之间？身体的魅力是造就明星的前提，他们均是身体表演者。”B15这即是说，明星作为身体表演者，身体的感性外观形象必须在场。按理说，作家并非“身体表演者”，只依凭他的文本吸引读者即可，无需以身体形象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然而，在读图时代，身体是最具吸引力的图像。波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B16亦如学者金丹元所言：“身体是除大千世界之外，最为引人注目最具有视觉冲击性的特定对象。”B17于是，除了表现身体及欲望的作品，作家本人的身体也一道进入商业逻辑体系，一起构成读者注意力追逐的对象。这在女作家那里表现更加明显，因为女性的身体更能激起读者的窥私欲和性爱臆想。对此，有论者指出：“女作家的照片进入印刷品之中，显示了一个明显的文化信息，即文化市场定位书籍的重点，在于作家本人而且因其是‘女作家而有了观看的必要。”B18

因此，出版社、文学期刊或作家本人，热衷于形象包装的明星化行为，喜欢让身体形象与文字一起示人。这实际上是为了迎合读者的“读图”偏好，既是“图文”战争的显影，也是“图像霸权”时代的一种典型文学症候。

在这种图像话语凌驾文字话语的文化处境下，传统的文学书写的寂寞自是难免的。以“书写—阅读”为基本运作模式的文学在图像霸权的合围与“施暴”中，如何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借助影视这一图像化的强大媒介不失为一条突围之路。众所周知，影视利用直观、感性、具有冲击力的视听符号，通过无數的接收终端拓展文学的传播路径与传播范围，许多文学作品也正是借助了影视的“翅膀”，获得了在大众中的知名度，也为作家带来名利双收的效果。对此，作家刘震云曾感慨道：“本来你小说就1万本，被1万人阅读，那有电影或者电视剧了，小说可能就是10万本，就可能会有10万读者，增加了作家的物质收入，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们要装出清高的样子拒绝呢？”B19新世纪以来，他的小说《手机》《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都相继被改编成同名的电影或电视剧。作家不仅获得了经济效益，作家本人的形象也由此更深入人心。

受此诱惑，不少作家的创作心境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向影视行业俯首称臣，要么心甘情愿地为影视创作文学脚本，要么在文本写作过程中，遵循影视的叙事逻辑，等待影视的“临幸”。此种跨界趋附心态，从作家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谈话之中不难验证。北村曾说：“现在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作家为了功利的原因去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自己的定力没那么高，赶紧找一个有良心的挣钱办法。很多小说是靠电影红火起来的，拍成电影了，小说就好卖。”B20作家衣向东这样透露自己的“写作秘籍”：“我在写作时一般都会注意场景不要太宏大，场景变化不要太大，就是为了避免在影视制作时出现困难，而且我很注意画面感，有的人甚至说我的小说，不用改就可以直接开拍，还有在小说写作时我还采用影视手法，比如影视的对白、镜头的切换，避免了小说写作中的拖泥带水，读起来不会让人感觉到累。”B21这些作家们的表白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伴随跨界趋附心态而来的，就是作家的“触电”风潮。除了一些作家的作品被导演相中后改编成影视剧外，不少作家主动向影视行业靠拢。有的作家成为知名导演的“御用”编剧，如李冯作为编剧参与了张艺谋电影《英雄》的制作；有的作家亲自担任导演或编剧，将自己的作品影视化，如东西将自己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成电影剧本《天上的恋人》，周梅森亲自担任导演、编剧或制片人将自己的多部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有的作家直接写“影视小说”，如海岩、王海鸰、六六等人先写作电视剧本，然后稍作处理改成电视小说，借助电视剧热播而成畅销书。

可见，在图像霸权时代，作家热衷于形象的包装与身体展演，以博人眼球。这种做法正是作家跨界趋附其他图像化媒介的“内隐”表现。这种趋附“图像霸权”的心态集中凸显，则是不少作家放弃文学创作个性，而向影视产业靠拢。作家趋附于影视的种种路径在给文学发展带来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比如作家屈从于影视化的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性魅力。形式的通俗化、故事的传奇化、主题的日常生活化，成为影视化作品的“标准风格”，也是商业的需求。

五、结语

综上所论，作家创作心态的形成，是文学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新世纪以来，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后，文学生产需要以品牌为营销策略，当作家被贴上某类“符号标签”时，已经表明作家在创作上呈现自足的惯性心理。在媒介化时代，媒介的巨大权力引致作家热衷于媒介炒作，这背后暗示着作家创作心态的浮躁与速度焦虑。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成为一种霸权，读者市场有读图之好，受此影响，作家在行为上热衷展演身体形象，创作趋向于影视化，这是一种很明显的跨界趋附心态。

作家良好心态的培养，有赖于一个良性文学生态系统。考察新世纪以来文学生态与作家创作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使我们深入透彻地认识当下的一些文学现象，有助于我们从创作主体维度理解新世纪文学的现状及走势。更重要的是，在现实实践层面，我们要有意识地调适新世纪文学生态系统中的某些要素，以促进作家良好心态的养成，进而促使新世纪文学保持健康的发展态势。

注释

①[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②[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③[美]菲利普·科特勒、加里·阿姆斯特朗：《市场营销原理》，楼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endprint

④[法]皮埃爾·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

⑤洪治纲：《对抗消极的惯性写作——2009年短篇小说创作巡礼》，《小说评论》2010年第1期。

⑥吴秀明等：《新世纪文学现象与文学生态环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2页。

⑦[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页。

⑧南帆：《媒体时代的作家》，《没有重量的生存》，昆仑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

⑨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光明日报》2006年7月5日。

⑩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B11张邦卫：《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33页。

B12B1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56、154页。

B14肖湘女：《用全版权运作打造亿元身价作家》，《北京商报》2013年4月12日。

B15南帆：《身体的叙事》，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B16[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B17金丹元：《电视审美与身体文化》，孟建主编：《图像时代：视觉文化传播的理论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B18贺桂梅：《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现代中国》2003年第3辑。

B19张英：《刘震云小说和影视谁伤害谁》，《南方周末》2004年7月12日。

B20董彦：《电影捧红的作家们》，《新快报》2004年4月23日。

B21吴小攀、申霞艳：《文学影视“套种”的感觉真好》，《羊城晚报》2005年7月9日。

责任编辑：采 薇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Ecology And Writer′s Creative Mentality in the New Century

Lei Ming

Abstract：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ry field and other social fields such as economy， news and entertainment field forms the whole and systematic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literatur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e. the literary ecolog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e authors′ creative mentality have undoubtedly been influenced by the literary ecology. The "brand strategy" in literary marketing labels the writers a "symbol label"， which influences the writers′ habitual psychology of self-sufficiency. The control of media power gives rise to the authors′ media speculation， and the writers′ creation speed anxiety. In the era of visual culture， the image hegemony drivers writers to cater to readers′ map reading preference. On the one hand， writers imitate stars to improve external im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caters to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trend， which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authors′ mentalit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ry ecology and writers state of mind in the new century， it is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the new century； literary ecology； writer′s mentality； inertia； speed anxiet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