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有为++马海杰

摘 要：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调派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他到任后，围绕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针对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工作，就树立坚定的群众观念、群众动员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以及群众动员工作中存在的偏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见，形成了独特的群众动员思想。黄敬群众动员思想极大推进了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工作，成为边区依靠群众来渡过难关的重要理论指导。

关键词：黄敬；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群众动员思想

中圖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9-0135-07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调派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他到任后，围绕边区开展的民主民生运动，形成了他一系列有关群众动员的思想观点。黄敬群众动员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工作，成为边区依靠群众来渡过难关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指导。黄敬先后作为晋察冀省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和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其群众动员思想对于根据地这一层面而言极具代表性。目前学界在群众动员思想方面成果显著，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层面的领导人相关研究还十分薄弱。迄今，冀鲁豫边区时期黄敬的群众动员思想的相关研究非常少见，直接以此为专题的论文目前还没见到。①本文试图就黄敬在冀鲁豫边区时期的群众动员思想作一系统梳理。

一、重视群众工作和加强群众观念

从地理特点上看，冀鲁豫边区“大部分位于一望无际的黄河冲击平原。这种缺少山岭沟壑掩护的自然条件更要求我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平原上建造‘人山，以取得这种‘人山的掩护和支援”②。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的《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出：“以群众工作之好坏，作为判断当地党的工作之好坏的主要标准。”③然而，由于应付战争，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使得1942年根据地工作出现了极大困难。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派黄敬到冀鲁豫边区担任党委书记，着重组织发动群众，并逐步形成比较系统的群众动员思想。

1.重视群众动员工作，以此作为巩固根据地的头等大事

群众动员工作虽然贯穿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始终，但其重要性伴随着根据地建设进程和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黄敬认为：“实现创造与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环节。”④在开辟与创造根据地的时期，中心环节是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完成开创根据地的任务。根据地进入巩固阶段后，“中心即应转为发动群众”，建设和巩固根据地，“如此，政权、武装和党的建设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建设也才能实现”。⑤这说明黄敬已经充分认识到群众工作在根据地巩固阶段的极端重要性。黄敬刚到冀鲁豫区时，该区“基本上尚未完成发动基本群众的任务”“区村政权绝大多数掌握在地主及流氓手里”⑥。针对少数领导干部轻视甚至歧视群众动员工作的不良现象，黄敬指出：“用封建等级的观点来区分党、政、军、民的关系，把群众团体排列在第四等地位，到处不受人的重视，当然群众也不会重视自己的了。”⑦为此，他进一步强调：“今后进一步依靠与联系群众比过去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后不联系群众比过去要更加危险，因对敌斗争更困难了；新的光明到来，争取光明前途，更必须严重的斗争，尤其要依靠群众，所以依靠群众就更迫切了。”⑧这就为冀鲁豫边区把群众动员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指明了方向。

2.加强群众观念，要将相信群众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

针对有的党员干部“发动群众又看不见群众”⑨，有的甚至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轻视群众”⑩，黄敬指出：“轻视群众，没有群众观念是共产党员忘本的行为。”B11当然，群众自身也存在“思想上闭塞，风俗习惯守旧（迷信、缠足、蓄辫、不识字等）”B12之类的缺点，但这些缺点是可以通过对群众的教育及其自我教育得到提高的。因为一方面群众的缺点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这些缺点可以“从斗争中总结起来教育他”B13；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积极的一方面”B14，要相信“群众是最复杂最有办法的”B15。同时，相信和尊重群众并不是放任和放弃对群众的教育和指导，并不是“否定对农民的教育和组织工作”“满足于群众的落后性，追逐群众的自发性”B16。这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是辩证统一的。由于黄敬在强调加强党员干部群众观念的同时，做到相信群众和教育群众有机结合，从而避免了盲目相信群众和看不起群众等片面化倾向。

3.紧紧依靠群众，将群众视为党和一切权力的源泉

针对有的干部“对群众漠不关心，脱离了群众还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危险，甚至自认是群众的大老爷，爬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B17，黄敬指出：“党不和群众结合，是一步也走不动的，是一个坐以待毙的党。”B18他认为：“只有党的口号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时，才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B19要实现这种“伟大的物质力量”的关键，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能够完全被群众所接受和理解，否则就“不会有丝毫力量”。B20此外，党领导的各级政权和军队也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因为政权和军队中“集中起来的强制性的行政力量”是“建筑在自下而上人民革命的觉悟之基础上的”，假如没有人民群众作基础，“集中的权利马上成为空架子而毫无力量”。B21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群众观的思想基础和道义基础，不仅消除了一些党员干部对群众观的各种误解，而且彻底纠正了那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B22的错误观念。

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在那样艰难危险的环境中神奇般地发展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即使在平原地带也能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的奇迹，就在于这种群众观核心认识的明确和确立。应该说，这是黄敬对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人民观、群众观核心问题最明确的阐释、表达和提炼，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这与黄敬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他丰富的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是分不开的。

二、群众动员的方法和策略思想

重视群众工作和加强群众观念尤其是群众观的核心问题解决之后，那么如何动员群众便是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黄敬清醒地认识到：“发动群众，就是说启发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使群众依照着党所指出的方向一致地行动起来，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B23他通过调查研究和根据地斗争的实践，根据冀鲁豫边区的实践，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群众动员方法和策略。endprint

1.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抗日斗争统一起来

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群众工作中不可绕过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党在边区动员群众时，必须先照顾到群众的利益，群众工作才可能发展起来。因此，黄敬认为，不能“把群众的切身利益及其远大根本的利益对立起来，把战争的动员工作与在群众之中所进行的日常工作对立起来”B24，那样会严重阻碍群众工作的开展。所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开展群众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当群众工作开展起来后，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其长远利益就会融合统一起来。群众工作的最终目的在于“从他们各个不同的切身的低级的琐细问题出发，慢慢把各个不同的要求引导到共同的要求上来，引导他们来进行斗争”B25。通过逐步启发群众觉悟，从而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使他们在大家为切身（利益）斗争中把眼界放宽了，认识到只解决这些切身问题是不行的，不把政权给以彻底的改造是没有保证的；不打走日本也不行的”B26。黄敬不仅牢牢抓住满足群众切身利益这一点不放松，而且注意“引导他们从低级的斗争走到高级的斗争中来，一直到参加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B27，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由下而上彻底改造政权，实行彻底的民主；才有可能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B28。这既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工作方法，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发动群众的过程。

2.分区域、有重点地开展工作

在整体战略上处于敌后的根据地，其工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复杂性。因此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策略和方法，这就涉及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黄敬在指导群众运动中，认识到在不同性质的地区（基本区、接敌区、边缘区和敌占区），“因敌我力量对比，斗争形式与任务的不同，因而在发动群众时不论口号上、内容上、形式上都是不相同的”B29。在基本区，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群众工作。其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反对贪污、清查黑地、改造村政权”B30。在接敌区和边缘区，则一切以团结对敌、减轻群众损失为目的。其斗争形式以公开为主，以两面政策配合武装斗争。在敌占区，主要以减轻群众对敌负担为主，其斗争形式则以两面政策为主。即便都是基本区，因具体情况不同，群众动员的方式也往往不同。比如濮县和范县同为中心区，两县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濮县由于“党在长期反顽斗争中有了经验，加以群众对顽固分子的不满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B31，这就使得濮县的民主民生运动较快地发展起来。而范县“长期的维持了我上优（有总的优势）下劣（下层为顽固势力）的形势”，顽固势力“采取了两面政策来对付我们”B32，不得不使范县的党组织采取集中“打堡垒的方式”B33。这说明，要认真分析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弄清各地的特点，群众动员工作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够实现其预期目的。这反映了黄敬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能力。

根据地工作千差万别，但却又有主次之分。黄敬认为，群众动员工作中还应该有中心，抓重点，分主次。他指出：“掌握不住中心，迷失政治上的方向，成为盲目实际的、到处乱抓的事务主义。”B34由于革命力量特别是干部缺乏，而根据地不同阶段工作重点又不断变化，所以理清工作重点，集中使用干部，解决主要问题，就显得尤其迫切。完成一个阶段的中心工作后，还要有发展的眼光，因为中心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会变化，要有前瞻性，“正确判断情况，结合指示，找出中心，定出计划”B35。只有在群众动员中，抓关键，解决主要矛盾，才能更好完成群众工作，少走弯路。这也是黄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做群众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

3.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思想认识水平出发开展群众动员工作

发动群众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因为“要把群众从和平的、散漫的、蒙昧的情况中转变过来，要他拿起枪来打仗，不怕流血不怕死人，而且还要各地大家都齐心一致，真不是桩容易的事情”B36。做群众工作，党组织主要是通过政治引领、模范带动，加上群众在尝到斗争胜利果实的体验时才会真正发动起来。当时根据地存在着“不从群众的目前觉悟的程度与其已有的经验出发，不依靠群众现在的水平与群众所能够接受的形式出发”的现象，过于依赖单纯的宣传，实际上“光靠宣传鼓动教育不够的，還要依靠群众的自己的经验”B37。所谓“群众的自己的经验”，就是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克服这种脱离群众觉悟程度的盲目动员现象。黄敬指出：“真正深入的群众运动，应是群众大多数的自觉的运动。”B38所以在民生运动中“在群众还不愿或不敢接受他们‘好意的时候，还要强制群众。结果弄得费力不讨好，不仅得罪了拿出东西来的地主，连得到东西的群众也不满意”B39。这是群众工作的一个教训。此外，还应看到，群众的认识和觉悟又是循序渐进提高的，“在每一个斗争中必须经过由不应该到应该，再到人家干，到自己干的这四个阶段，也就是说由宣传鼓动，再到组织，最后进到行动。在这四个阶段中间都有它的距离，有它一定的工作，在每个阶段有它适当的口号，忽视了这四个阶段的发展，而要求迅速完成这一斗争，必然会产生盲干”B40。黄敬一方面强调，动员群众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超越其思想认识水平；另一方面在整体上深刻地阐述了群众觉悟逐步发展的动态过程，体现了兼顾工作重点及整体的思路和辩证统一的方法策略。

4.群众动员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内进行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群众动员工作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减轻群众负担、改善群众生活，改进政治地位，从而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参加抗日斗争。群众动员主要是发动中农和贫雇农开展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村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当时抗日是国家的第一任务，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所以必须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各阶层群体，处理好群众动员与统一战线的关系。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制定了既能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又能兼顾地主富农和开明士绅利益的“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政策。B41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做到既照顾到广大农民的利益，又团结了地主富农，维护了统一战线，使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实践证明，这是当时最适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政策。但在具体工作中，要妥善处理好人民群众与“封建势力”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掌握好党的政策和策略，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endprint

在保证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如何动员群众，黄敬指出：“要想达到发动与组织群众的目的，必须正确地掌握住策略。”B42这里所说的“策略”，是既要發动群众又必须维护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策略有这样几点，一是“改善群众生活、取得民主权利及树立基本群众优势”。二是“对地主的方针基本上是联合抗日，因此不能过分伤害他”“要地主能生活下去，共同抗日”B43。三是“对顽固势力，事实上要侵犯他这是不可免的”，但“尽量的使他不可裂破少痛一点，这是为了作下一个环子的准备，即达到大家团结来共同抗日发展”B44。而其中的关键点，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基本群众占优势，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包括了顽固势力，组织成共同的统一战线”B45。只有这样，根据地军民才能对外战胜强敌日寇的各种残酷野蛮而阴险的扫荡、封杀和“蚕食”，才能对内既削弱“封建势力”而又能维持冀鲁豫边区的团结抗战大势，而这与黄敬等党政军领导人对群众动员及处理“封建势力”关系问题的政策与策略掌握得格外娴熟与得当有一定关系。这也是根据地在无险可守的冀鲁豫三省交会平原地带能够发动群众创造“人山”的奥秘之一。

三、对群众动员工作中“误区”的思考

黄敬到达冀鲁豫根据地后，通过调查研究，以他在其他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发现了冀鲁豫根据地“在群众运动中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作风”“还严重的存在着”B46。黄敬就“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表现形式、产生的历史现实根源及其解决办法进行了周密系统的思考，推动了群众工作的开展。

1.群众动员中的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作风

“群众工作基本毛病是包办代替。”B47包办代替在群众工作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的“干部到村里后，站在群众之上，当‘太上皇，当‘诸葛亮，不听取群众意见与呼声，以个人意见来处理问题，代替群众与组织”B48。二是党政军群各组织职责不明，相互代替甚至包办对方职能。主要表现在“政府给农会布置工作，群众团体私自逮捕人，党不经过党团布置政府工作与群众工作，结果在工作上是互相乱抓一气”B49。

强迫命令现象主要表现为某些领导干部在“工作方式上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的方式”，其特征是“简单的命令嘱咐”B50。问题在于这些命令和指示，往往脱离实际，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如减租开始时“群众顾虑很多，不敢减”，但是“我们往往不顾虑到群众的这些实际困难”B51，结果“搞了大半年，群众仍未发动起来”B52。有的干部“禁止资敌，出一布告，只是简单的命令，结果群众由公开资敌变为秘密资敌”B53。在黄敬看来，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反映的根本问题是，党员干部心中是否有群众、是否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以及能否与群众平等相处的问题。

2.关于“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的历史和现实根源的思考

黄敬在对群众工作“误区”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后，进一步分析了这一“误区”产生的原因，以便在以后的工作中避免再发生这类现象。黄敬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进行了思考。从历史上来看，与历史遗留的英雄主义和缺乏民主习惯有关。在封建社会里，有一个很滑稽的矛盾，就是英雄主义与奴才主义，是主人又是奴才。“在其主人之面前，则是一个奴才，在其奴才面前则又是一个威严十足的主人”B54。黄敬还认为群众运动中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作风，与封建社会的这种“二重人格”的影响有关。封建社会这种等级思想的残余反映到党内来，就是“不用平等的精神待人待己”B55。黄敬还认为，这种历史上的“二重人格”容易造成“个人英雄主义”观，英雄主义者“认为群众是被动的、听指挥的，认为他们高明的见解是个人的智慧，是超于群众之上的”B56。对于“英雄主义”，黄敬清醒地区分了英雄主义和英雄的区别，认为英雄主义者“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和天才主义，对别人则是集中主义和愚民主义”B57。英雄是人民和革命时代所需要的，而英雄主义来源于历史上“二重人格”遗毒的影响，则是需要肃清和克服的。此外，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还与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精神有关。黄敬指出“由于中国社会民主生活的缺乏，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群众对自己的领袖很难实行民主的监督，甚至有助长着领袖成为自己的家长”B58。因为缺乏民主精神，某些干部等级思想严重，看不起群众，“就以为自己可以了不起，可以站在组织之上来发号施令”B59，不知道“只有民主，群众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力量”B60。可见，民主精神的缺乏，是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产生的主要历史根源。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黄敬认为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作风与党员干部的出身有密切关系。当时，中共地方干部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村工农出身的党员组成。知识分子干部因为大都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独立生活，很难看到集体和群众的力量，又因为看过几本书，觉得自己有知识，往往“是站在群众之上，不是站在群众之中”B61。其次，他们很少和工农群众生活在一起，他们对于群众生活缺乏真实的了解，这也是造成他们轻视和脱离群众的原因。而工农党员干部在有了权力之后，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缺乏民主监督，“就开始看不起群众，对群众呼声不注意倾听，对群众的生活也就逐渐地隔膜起来”B62。另外，由于这些干部长期脱离生产劳动，加上长期不加强思想锻炼，就容易“对自己本阶级的感觉与意识也有迟钝与模糊的可能”“不再为群众打算”B63。这些思想认识，是黄敬在指导根据地斗争过程中产生的真知灼见，对指导干部转变思想观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某些党员干部对待革命事业的态度不端正，是导致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等不良作风的又一现实因素。有些人“偷懒取巧，怕复杂，好出风头说大话，不愿作艰苦的实际工作。执政的党使用行政力量发号施令惩办处罚是简而易行的，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则艰难困苦得多”B64。因此，偷懒、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就容易滋生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这种拈轻怕重、对革命工作没有耐心、怕麻烦的态度，是导致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作风的直接原因。

黄敬对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进行的全面而深刻分析，有利于根据地党员干部更好了解它们的本质，为克服群众运动中的这一“误区”提供了方向。endprint

3.关于纠正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思考

为了克服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等不良作风，首先要改变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群众观。为此，黄敬主持区党委和冀鲁豫分局提出了“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即“反对不相信群众及包办代替的具体方法”B65。自从“大胆放手”的群众工作方法在边区推行之后，“群众观念较前更加明确了，相信群众力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并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再去指导群众，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方法已初步树立。自以为比群众高明，看不起群众，轻视群众力量，惧怕群众行动等思想已大大减少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也大大提高了，群众领袖，各种英雄工作模范者也逐渐涌现出来，群众运动开始蓬蓬勃勃的活跃起来，并较普遍的开展”B66。此外，黄敬还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要坚信“斗争能否顺利，主要是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B67。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才能懂得只有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和相信群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等不良作风。

为了消除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等不良作风，必须“发扬民主主义的精神和作风”，因为它“是保证群众运动的发展与深入的中心一环，也是一切胜利的保证”B68。由于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作风，都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对党的群众工作势必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只有培养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民主精神，才能冲破历史的积习，实现政治上的“解放”。

同时，只有具备了民主主义精神，才能深切理解党的领导的实质，从而避免“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的官僚主义作风。有的干部混淆“党的领导与指挥”的关系，“认为领导就要指挥一切，就要使人无条件服从”，而不知道“把党的主张变成为多数人自己的主张以后，才算是党的领导的实现”。B69“党的主张变成为多数人自己的主张”往往是通过党团经过党员的活动及党员的模范作用实现的，所以，“党委和党的机关没有权力来直接命令政权及群众团体”B70。党的领导“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B71，这种领导不仅“在行动上必须以群众意见为依据”B72，而且要“善于把群众创造出来的经验加以综合与归纳，提高成为系统的集中的东西”B73，而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强迫命令。值得注意的是，“以群众的意见为依据”，重视群众的意见，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还要把群众的意见和经验“加以综合与归纳”。这种综合与归纳，是党的领导和组织所做的“集中”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四、余论

黃敬的群众动员思想是冀鲁豫边区群众工作的集中反映，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思想理论一般特征，而且体现了他根据边区实际斗争需要而进行的探索与创新的新认识与新思考。

抗战时期，不少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都有集中的论述。比如，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提出“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B74的观点。1943年6月1日，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又提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基本领导方法。B75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由华中到山东分局返回延安途经冀鲁豫区时，针对群众运动说：“如果不迅速地把群众发动起来，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根据地就不能巩固。”B76他于1942年12月9日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又提出了加强群众观念、正确处理党政军群的关系、树立群众领袖和注意正确对待运动中群众的左倾过火行为等观点。B77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于1943年2月20日，在太行分局高干会上专门论述了“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阐明了根据地群众运动的规律、群众运动与统一战线的关系以及群众运动中政府的作用。B78毛泽东是站在全党、全军的高度提出上述思想观点，而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分别作为华中抗日根据地（此前刘少奇曾任华北抗日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8月1日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为北方局代理书记）的主要领导人，则是分别站在华北和华中根据地的战略高度提出关于加强群众观念的思想主张。他们的这些思想、主张对于全国和各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主要领导人，黄敬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一系列政策和指示，根据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实际和具体实践，加之其个人勤于思考和善于思考的思想作风，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群众动员思想。黄敬的群众动员思想体现了党的指导与其具体探索的思想特色，一方面，从思想原则上说，黄敬群众动员思想中的“没有群众观念是共产党员忘本的行为”“领导群众最根本的一个原则是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群众动员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内进行”等，均反映了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的群众思想；另一方面，“分区域、有重点地开展工作”“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思想认识水平出发开展群众动员工作”“二重人格”问题及“发扬民主主义作风”等又反映了黄敬群众动员思想是在其工作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总结出来的思想认识。

黄敬的群众动员思想在指导边区群众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群众运动中，通过查瞒报的“黑地”和“双减双增”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改善了群众生活。在范县的储洼村，查“黑地”前征税土地只有2800亩，查“黑地”1400亩后，征税土地增加至4200亩B79。民主政府把所有土地造册，把土地按好坏分5等11级算出标准亩数，按累进率计算的办法收公粮，符合“富的多拿，穷的少拿，没有的不拿的原则”B80，改善了农民生活。在滑县双减双增运动中，“第六区12个村共倒出粮食124.6石，柴47890斤，钱11500元。12个村的172个雇工，每人分得钱67元多，可折合三至四年的年薪”B81。

二是群众动员后，树立了基本群众在农村的优势。如濮县广大农村成立了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和姊妹团等，并且“不是穷人不叫加入”B82。群众发动后的滑县六区黄庄共有农会会员92人，工会会员9人，全部由中农、贫农组成。在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和民兵中，中农以下成分分别占到72.7%、70.8%、76.9%和77.8%B83。由此可以看出，在群众团体中基本群众已经占绝对优势。此外，在群众运动中还涌现了大批农民领袖。如“濮阳七区的雇工刘全方、佃户刘全相、史广金等”B84，滑县“第七区雇工黄守义、王明月，第三区路寨村佃户钞进学等”B85，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endprint

三是通过群众动员，改变了农村阶级成分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农村封建制度的最终彻底瓦解。如1944年年底对滑县70个自然村庄佃雇贫农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066户佃户中，原有赤贫156户，运动后仍为赤贫者27户，升为贫农者106户，升为中农者23户；原有贫农809户，运动后仍为贫农者582户，升为中农者227户。在587户雇工中，原有赤贫129户，占23%，贫农449户，占77%；运动后仍为赤贫的只有42户，在449户贫农中，仍为“贫农者305户”，升为“小农者144户”。佃、雇、贫农的成分总上升率高达40%。B86

正是由于黄敬在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上忠实、准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和党的领导人的指示，又能在被敌分割和分散的敌后抗战条件下结合边区实际及具体实践进行独立地探索和独当一面地进行抗日民主斗争，边区才能逐渐扭转困难和不利局面，迎来边区巩固和发展的大好局面。正如有人在回忆时所说的那样：“黄敬来了以后，冀鲁豫的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起色”“冀鲁豫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在冀鲁豫区三百里战线上，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斗争热火朝天，纷纷组织农会，建立和改造村政权，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了党支部的工作，打击了地主富农的反动气焰，群众扬眉吐气。在此基础上，群众革命热情高涨，踊跃参军、支前、组织民兵，对打败敌人，巩固根据地，取得抗战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B87。

注释

①相关成果主要有张文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州学刊》1986年第5期；赵勇田：《黄敬在冀中》，《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2期；丁龙嘉：《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炎黄春秋》2014年第4期；等等。

②王传忠、侯存明主编：《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

④⑤⑥⑦B11B12B15B17B18B19B20B23B25B26B27B28B29B30B36B38B39B46B57B58B60B61B62B63B64B67B68B69王传忠、张玉鹏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文献部分）》第2辑（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5、376、372、381、377、369、857、377、377、859、377、375、376、376、376、375、378、379、376、380、383、614、616、385、380、377、378、378、385、383、579、381页。

⑧《黄敬同志对敌斗争报告》（1943年11月30日），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G7—1406—1。

⑨⑩B59王传忠、张玉鹏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文献部分）》第2辑（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5、290、183页。

B13B47《黄敬同志在冀南地书联席会群众工作座谈会上发言》（1943年12月），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G7—11—2。

B14B51王传忠、张玉鹏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文献部分）》第2辑（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0、469页。

B16B56《黄敬同志对领导问题的报告》（1943年6月20日），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G7—11—1。

B21B22B24B34B35B37B50B52B73黄敬：《大会讨论总结报告》（1944年1月13日），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G7—1406—2。

B31B32B33B44B54B55《濮县、范县工作总结大会黄敬同志的发言》（1943年4月8日），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G7—1406—3。

B40B42B43B45B48B49B53B65B66B70B71B72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9、440、439、447、449、449、434、542、541、450、450、452页。

B4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81页。

B74B75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编：《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论党的群众工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39页。

B76中共范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范县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8—181页。

B77《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3—241页。

B7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75页。

B79B80B81B83B85B86王传忠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专题部分）》第2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76、477、489、491、491、489页。

B82B84中共范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范县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89、189页。

B87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8页。

责任编辑：南 武

On Huang Jing′s Mass Mobilization Thought in Ji Lu Yu Border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Weng Youwei Ma Haijie

Abstract：On October 1942， the North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ppointed Huang Jing as party secretary of Jiluyu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 After taking office， he creatively carried out a lot of work concerning the border region′s democratic and people′s livelihood movement. Huang Jing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original ideas about setting up the firm mass concept，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deviation existing in the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 border region， and formed a unique mass mobilization thought. Huang Jing′s mass mobilization thought greatly promoted the mass work in the border region and became the important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the masses to overcome dilemmas.

Key words：Huang Jing； the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 border region； the democratic and people′s livelihood movement； mass mobilization thought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