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精神、内心与生存的个人化想象

张凯成（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桂林不仅拥有山水美景，更在全国景观资源中占有优势地位。但倘若我们将目光投之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范围，那么桂林则是“边缘”的。既为边缘，它自然多了几分静谧与寂清，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诗意空间。在有关广西地理的诗歌中，桂林成为了写作的“重鎮”，独秀峰、漓江、灵渠、水街等桂林的标志性景观，大都进入到了当代诗人的视野，诗人们在个人化想象中描摹出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首先，诗人们在赞颂桂林景观所内蕴的优秀品格的同时，表现出了自我的精神寄托。如韦其麟在《独秀峰》中直陈了“独秀峰”于高楼林立中的“羞愧”情感，这种“羞愧”一方面由“自然（群山）/ 城市（高楼）”的环境悖论所造成，另一方面则主要得因于它“追慕独秀”的虚荣心。“独秀峰”为了“独秀的虚荣”而“离开了众多的弟兄”，这使其陷入了“孤寂”的境遇，离开“集体”的它不得不在“不堪孤寂的梦魂”中走向绝境。韦其麟借此传达了他对追求虚荣的鞭挞，以及对坚持自我、谦逊持重品格的呼唤。刘春的《灵渠一夜》将“灵渠”作为“被时代的大海遗忘”的精神寄托，在“我”与“它”的邂逅中书写着内隐的精神城堡。灵渠“浅浅的一泊，像天使的泪滴 / 干净，纯洁而孤独”，“我”的“躁动的心”则因置身其中而得到了稍许的安静，它带给“我”关于生存、命运的无限遐想。此外，灵渠“不喧哗、不盲从，记录感激、欢乐、悲伤 / 以及被时代的大海遗忘的部分”的高贵品格，正与“我”所追逐的梦想同构，“我”与灵渠由此达到了精神的契合。

其次，诗人们大都在对桂林景观的诗意描绘中，表达了内心的际遇与情思。潘琦《漓江诗情》的开篇极言了漓江的“诗画美境”，以此寄寓着他对漓江景观的无比热爱之情。漓江有情，“滋润着田野山林”，于是“稻田”“果林”“繁花”等自然物便拥有了生长的源泉，并不断生成着美丽的画卷。诗人漫步于由漓江“凝构”的画卷中，发出了“山水欢百鸟鸣，/ 一路踏歌伴你行，/ 啊！漓江，噢！漓江，/ 你真诚，你的诗情倾倒天下人。”这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礼赞！伍迁的《龙胜》尽管更多的是对游玩“龙胜”经历的“记叙式”描述，但他通过戏谑式的表达，直观地呈现了其对“龙胜”景观的喜爱之情。与潘琦的礼赞所不同的是，伍迁的喜爱包含了更多日常性的因素。再如陆辉艳的《猫儿山以东》一诗中，“我”独自走向“很远的地方”，去寻觅内心深处所企盼着的静谧。诗人专注于“低处更为美妙的事物”，由此发现了“通向纵深的小径”。行走在“小径”中的“我”更加坚定了远离繁华喧闹的“高处和众人”，以及去找寻隐匿于内心深处之静谧的决心。羽微微的《鲁家村雨景》则在瞬间情感的捕捉中极尽了细腻的情思。全诗围绕“雨景”来写，诗人不断捕捉着“雨点”滴落过程中的瞬时情怀。鲁家村的“雨景”引发了怅惘的不断重叠，诗人于瞬时的情感体悟中缱绻着“雨点”带来的落寞与清寂。

最后，诗人们在“观看”桂林景观的过程中，寄寓了自我对生活方式、生存现状以及社会现实的思考，并在历史与现实的对位空间内，建构出了富于民族特性的想象共同体。非亚的《在阳朔》着意塑造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他去往“阳朔”，并在那里袒露了内心的复杂境遇。诗的末尾，当“我”隐约“听到衣服下面 / 那颤抖的灵魂，穿行于树叶间的细微声响”时，日常性思考与灵魂性沉思完成了自我的“对接”，这种富于哲性的意念也只有“在这远离一切熟人的地方”才得以生成。黄咏梅的《骆驼山》赋予了静态的“骆驼山”动态的形象——“忧伤的骆驼”，借此表达了她对现实的深度忧思。“骆驼”的忧伤表面上来自它与长期生存的沙漠，以及西风古道上漫漫驼铃的“永别”。莫雅平的《水街》与李小建的《过白崇禧故居有感》则在“历史 / 现实”的复杂空间中，思索着民族性想象共同体的建构。《水街》中，来自远古的“伏波将军”与现实中的“我”不期而遇，诗人的思绪在“万里桥”与“马嘶桥”所营构的“古代 / 现代”的对位空间内不断闪回。通过回望历史，诗人最终想要抵达的是对现实存在的体验性沉思。李小建将自我的情感投放于如同沉船的“旧居”中，这“旧居”“如惨遭洗劫的历史，/ 以空荡死寂向我们显示更深刻的真实，/ 没有任何家具、物件连同失踪的主人”，诗人在此体察了由“时间的灰”所组构的复杂历史。接着，在“时代艳俗美学”与“历史”的“戏剧性”遭遇中，“我”感到了此处山水的“轻佻”，心中不免生出无尽的厌倦之情，诗人由此完成了对“轻佻”时代的内在批判。

在对桂北地理景观的书写中，诗人们或通过畅快、轻盈的风景描摹寄托自身的精神际遇，或经由明净、洗练的景观再现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思，或借助郁结、踌躇的历史想象展现自我对生存现实的忧思与怅惘……对于广西的诗人们来说，桂林这一“地理”具备着特殊的“原乡”意义，它不仅是地理层面的“故乡”，更意味着精神层面的“诗性之乡”，他们以个人化的想象追逐与探求着富于诗性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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