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学界普遍将这一“事件”看成是新诗的起点，此后，白话诗逐渐取代了文言诗，成为诗坛的主流。广西诗歌也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中展开，它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致力于本土化建构，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所谓广西新诗的本土化，是指诗人关注广西本地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表现本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将新诗创作与广西的人文地理相结合的过程。从广西诗歌的发展状况看，一百年来，大规模地倡导广西新诗的本土化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诗人们从读者需要的角度出发，以民族民间故事为题材，借鉴山歌比兴的修辞手法，表现民间的道德诉求和价值观念；另一次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诗人以“百越境界”理论相号召，提倡挖掘骆越文化的精神品质，沟通历史和现实，构建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本土诗歌。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较早运用广西本土资源进行新诗创作的是侗族诗人苗延秀，他在剿匪的过程中有感于苗族战士用琵琶弹唱的形式来度过漫漫长夜，遂酝酿用苗族“嘎百福歌”的艺术形式创作长诗《大苗山交响曲》，于1954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此后的1955年和1956年，壮族诗人韦其麟、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又先后发表了长诗《百鸟衣》《虹》，这两部诗歌不仅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而且还确立了“广西诗歌”的内涵。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广西新诗都以“民族”的形象为诗坛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