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川康整军探究

2017-10-17裴世东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5期

裴世东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川康地区军阀割据一方。蒋介石采取各种措施试图将势力渗入四川，但是一直未能得逞。因此，刘湘作为川康地区最大的实力割据与蒋介石矛盾逐渐增多。在抗日战争和四川赈灾等因素的推动下，蒋介石决定在1937年对川康军队进行整编。虽然整军过程仓促，整军结果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但整军却具有重大意义：赈济了灾民，为抗日战争奠定了后方基础，并且实现了国民党军队形式上的统一。

关键词：川康整军；刘湘；蒋介石；“中央”；川康军阀；川灾

中图分类号： K265.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5007606

国民党自成立以来，派系斗争不断，虽有宁汉合流、东北易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仍有大量军阀割据势力存在，如山西阎锡山、广西白崇禧等，蒋介石采取各种措施逐步蚕食、瓦解了大部分割据势力。但在四川，地方实力派因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始终割据一方，蒋介石一直不断尝试将势力深入四川地区，川康整军则是中央势力渗入四川的重要方式。

任何政治斗争，都是不同方式的权力较量。权力总是与利益相联系，权力转移了，利益也就随之转移了；统治者之所以死死抱着权力不放，原因就在于此[1]。蒋介石的整军和地方军阀对军队的掌控也起因于权力的诱惑。地方实力派视军队为其政治和军事生命最主要的支柱，因而整军过程中必然产生种种矛盾。军权一直为蒋介石所重视，川康整军实际上就是蒋与川康实力派对蜀地军权的争夺。对于国民政府整编军队，尤其1937年的川康整军，学界虽有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综合性研究不足。这里将从整军背景、整军原因、各方态度、整军原则及整军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对1937年川康整軍做进一步探讨。

一、整军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军阀竭泽而渔的税收征敛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各阶层的反军阀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同时以刘湘为首，六路军队围攻川陕根据地惨败，军势大伤；加之庞大的军费开支导致的财政经济窘迫。陷入政治、经济、军事三重困境中的刘湘不得已向蒋介石寻求“中央”支援。1934年底，刘湘与蒋在南京达成合作协议：军事上“中央”军以“剿匪”取得驻川资格；政治上刘湘被任命为川省主席兼总司令，获得名义上川省最高领导权；财政上获得中央的军费补贴和债券发行权。

1935年1月，“中央”军的参谋团和别动队带着“剿共”、“图川”的双重任务入川。他们按照蒋的部署，督促川军各部积极“剿共”，历经多次战败损失大量兵力，蒋借此开始裁撤川军，削弱各派军阀力量，参谋团逐步掌握川军各部人事和财权，并加以严密监视。同年2月，蒋借改组四川省政府之机调整防区，川地各军阀失去大量地盘，川军的独立性逐步丧失，军阀性质逐渐淡化，最终沦为蒋众多“杂牌军”之一，这为川康整军做了第一步准备。

1935年11月重庆行营正式成立，代表国民政府“中央”参与署理川、滇、黔、康四省，并进行了一系列整军前期部署。首先成立以熊仲韬、唐华兼任正副主任委员的经理委员会，办理驻川各军的军需、人事等事务。同年12月初，改四川“剿匪”军事联络组为督察组，郝墨踊任主任，并分派十小组，每组设督察长一人，督战数人，赴邓锡侯军、李抱冰军、李家钰师等负责前线督战。这就为川军整编奠定了第二步基础。

1936年初，国民政府开启了川军“中央化”进程，1月底，蒋介石将第二十军杨森部划归重庆行营管辖，随后以授衔的方式，陆续将绝大部分川军将领实施全国陆军统一编制。2月25日，国民政府授予刘文辉、邓锡侯等12人陆军中将衔；26日，授予许绍宗、郭勋祺等38人陆军少将衔；27日，授予李朝信、马云平等39人陆军少将衔。至11月9日，任命李家钰为第四十七军军长为止，基本完成了川军“中央化”进程。这些任命完成了川军将官军衔的授予权“回归”南京的任务；同时，蒋对于积极投靠的将领，如李家钰、范绍增等加官进爵。这项措施加速了川康军阀的分化，削弱了其对军队的控制。11月19日，国民政府成立以刘湘为主任的川康绥靖公署，取代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和四川“剿匪”司令部，12月8日，任命刘湘为六路军总司令。鉴于国民党中央的分化措施，加之刘湘应对措施失当，未能对川军各部一视同仁、缺乏信任等原因，致使如王赞绪、唐式遵等一部分川军将领逐渐倾向蒋介石。此时，国民党“中央”当局认为川军整编的时机成熟了。

二、整军原因

民国时期，四川交通闭塞，经济相对落后，宗法、会党势力十分强大。在此基础上造成了川康地区地方军阀派系多、关系复杂的现象。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为代表的四川实力派各自划地为王，形成军阀、官僚、豪绅组成的军政一体统治体制。各军阀时合时离，亦友亦仇，随和随战，根据武力的消长，确定势力范围的大小，他们相互之间虽有矛盾，但在拒绝国民党“中央”势力进驻四川问题上一致对外。1933年，刘湘的亲信宣称：“如果说四川的事情能由中央政府解决，那么中央政权今天尚未取得成功。如果说中央政府能够用武力统治四川，那么请看政府所面临的尚未解决的问题。”[2]1935年，蒋介石借“剿匪”涉足四川后，地方与中央矛盾尖锐化。蒋极力想通过整军达到控制川康地区之目的。从当时环境看，川康整军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川康整军在客观环境上有其必然性，故无论如何有进无退。盖就地方言，川人治川二十余年，结果为公私交困，愧对桑梓。今日仅以财政一端观察，已到崩溃倒坍之境地，舍整军节饷外政治无丝毫出路……更就大局言，天下已治蜀未治，乃环境所不能长此容许者……故川局之必须改进，乃全国人心所要求，而整军实其首着，自应剑及履及，尽速完成。[3]

《大公报》社评认为川康整军是必要的。川人治川所造成的困局需要国家援助，而中央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客观形势下，也需要川省地方的支持，全国上下一心，在民族矛盾面前，个人矛盾（暗指刘蒋矛盾）可以忽略。川康整军实为各方所瞩目：endprint

吾人对于整理军队一事，宁有不表其衷怀之期许者。盖在任何国家，政令必须统一自为不易之论。若徒拥多量之军队，而各有统御之长官，征摄不相系属，组织人自为谋，非特体制有乖，考核难施。且令意见隔阂，误会丛生。平日既无补于地方之保障，而转以滋民生之疾累，一至国难迫切，何堪举以周旋。结果惟有授战国者以罅隙而速寇祸之加深耳。[4]

《申报》社评从军政统一的角度阐述了时人对川康整军的迫切要求，川康整军关系国家安危存亡，不容稍缓。川康整军这一事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必由多种因素造成，不能从单一方面来看。川康整军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便开始军旅生涯，屡立战功，直至成为川康地区最有实力的割据力量。后由于大势所趋，形式上投靠了蒋介石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统一四川，问鼎中原”是刘湘之“固所愿”，他对蒋介石的势力渗透极其抵触，“今之刘湘等仍袭其川人治川之故技，其他势力如侵入川境，则莫不视为附骨之疽，则必思有以去之，决不容有何企图，其行政之不能闻问，军队不受任何限制，亦为势所当然也。”[5]

红军长征进入四川以后，刘湘多次“剿共”均以失败告终并实力大损，蒋的“中央”军入川“剿共”的同时极力削弱瓦解刘湘等的势力。“南京政府留守之人员，对刘湘已严为监视，举诸川省之军、政、财事务，以及用人行政，鲜不受以干涉，渐施压迫，致使刘湘踌躇歧途”，“南京政府对图川之野心，迄未稍泯，致激成刘湘之军与国军在重庆发生冲突情事，贺国光狼狈返京告急，谣诼频兴”[5]。蒋介石通过参谋团入川、设置重庆行营等措施将触角深入四川，而刘湘的反制行为导致其与蒋矛盾日益加剧。在之后的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中，刘湘态度暧昧，联合倒蒋也为蒋介石所记恨，加剧了两人矛盾，整军势在必行。

（二）四川赈灾的需要

20世纪三十年代连绵的战争所造成的消耗和破坏以及军阀的大肆盘剥导致整个四川民生凋敝。

此间萧条景象，为川省数十年所未有，米价由二元余涨至五元（以每斗计）。各地已发生抢米之消息，预测再有二三月，如青黄不接时，米价将更趋高涨，贫民更无以生活……记者前赴南岸粥厂参观，惨不忍睹，就食饥民，日有数十人死亡，警察局仅五十人专司抬埋工作，尚感人力不敷支配，死亡之多，可以概见，川省灾情严重至此，待赈孔亟，盼旅外人士捐款援助。[6]

面对税收和军费不足的窘境，刘湘无力单独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即便刘湘了解帮助赈灾必然伴随着“中央”势力的渗入，也不得不向蒋妥协，支持蒋的整军行动。

（三）军队素质低下

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军费不足、装备落后，部队欠饷，士兵精神面貌涣散，战斗力不高。“目睹士兵，向之一日三餐干饭者，今已改为二餐稀饭一餐干饭。而服装之不整，更足表现川军之穷。士兵食不能充饥，衣不能蔽体，若资之以纪律，岂非缘木而求鱼耶？”[6]軍队混乱不堪，“刘湘的一个军有150多个团，有的部队里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多”[7] 川康军阀中实力最强的刘湘所部尚且如此，其他川军可见一斑。

何应钦在川康整军开幕词中谈到苏俄、意大利、日本等国常备兵额不过几十万人，但“一旦对外有战事，以这几十万的兵员为基干，召集预备兵、后备兵，编成所需要之兵力，其战斗力可以维持到几年。”而中国拥有两百余万人的常备兵，“但因组织不严密，指挥不统一，一旦国家对外有事，这两百万的兵员，还未必能完全使用到前线去……所以我们一师人的力量，还不及列强一旅人的力量。”[8]虽然何应钦的话有过度抬高国外军队战斗力的嫌疑，但川军在和红军作战中迅速溃败，国民党军队整体实力偏低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通过整军来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想法得到大多数官兵支持。

（四）抗日战争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不少军官积极备战抗日，但由于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调遣，军令、政令难以协调一致。“中央”希望通过整军，统一改编全国军队，完成对日作战的部署。“为要增强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不能不首先整军，使军队的编制、人事、经理、教育、训练、指挥系统完全统一于‘中央”，“我们要使全国的军队一律国军化、现代化，能够担负国防的任务，应付现代的战争，尤其不能不普遍的整军，节省不急的经费，来充实新锐的器械，增加特种兵。”[8]

对蒋介石整编川军，《大公报》有社评称其“整理川军，廓清痼疾，解除苦痛，直如大旱之望云霓。”社评还认为：适川省又有空前大灾，军费政费根本发生问题，地方负责当局已知不戢自焚，对过剩军队须谋办法，‘中央乃得趁机顺应，促进整军工作。吾人认为此次之事，在‘中央方面为解放川民，完成宿愿，于情于法，盖无可辞。在地方当局，为消灭危机，自救救乡，于理于势，不容徘徊。”[9]川灾只是川康整军的契机，而决定实施川康整军则是南京方面的宿愿，是地方解决危机的方式。所以整军改编，得到了当时社会的积极反响，这也是川康整军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川康整军中各方的态度分析

（一）国民党“中央”方面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中央”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川康整军来实现其削弱西南军阀的企图，是川康整军的始作俑者。部分“中央”在川文武官员为讨好蒋，在四川肆意而为，如康泽等特务人员在川中气焰嚣张，到处散布刘湘要采取军事行动对抗“中央”的消息，引起刘湘的不满，双方军事敌对行动不断，造成四川地区局势动荡。面对这一情况，蒋介石不得不做些表面功夫约束在川人员的行为，稳定局势。蒋介石电告重庆行营：“‘中央人员在川气焰万丈，令人难堪，种种不法行为，殊堪痛恨！嗣后责成贺主任（国光）全权负责处理，无论为官为兵，为文为武，凡有不法者，一体先行拿办，然后具报。”[10]从蒋介石的电文来看，表面上看较为严格加以约束，但对在川人员已经做出的不法行为却未予以追究，对文武官员违法行为的处罚也并未做出规定。由此可见，蒋的电文只是安抚刘湘的策略，并不能具有实际效果。贺国光作为重庆行营主任，“中央”整军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不得已利用其与刘湘的同学关系，加以周旋，“余获知此不幸消息（中央军与川军在重庆浮图关一带构筑工事，并有军队调动），认为事态严重，如果枪声一响，纵可解释而能使范围不致扩大，但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将留一不愉快之痕迹……对‘中央将领与有关人士，则保证刘甫澄绝不致犯上作乱……对刘部将领，则保证‘中央绝不致无故加兵于彼。”[10]491endprint

何应钦作为南京派往川康地区的军政代表，是“中央”整军政策的传达者，对于整军，何自是十分支持，但后来由于卢沟桥事变的突然发生，何应钦只得将整军事宜交予顾祝同与刘湘，并催促其早日完成。何应钦在飞渝召开整军会议后发表谈话称：“……因为现在四川军队和财政的情形，若不加以整理，事实上只有日趋于危困的地步。所以‘中央主持整理川康军队，实在是帮助刘主任完成建设四川的志愿，是帮助川康全体将士减少现在的困难，绝没有丝毫的成见掺杂其间。”[10]26

（二）川康各将领的态度

以刘湘为代表的川康實力派对整军的态度却与“中央”有所不同。尽管后来各派军阀都表示拥护整军，但在整军之初，各将领虽电文表示支持，但在实际行动上并未做出丝毫行动。整军最终在“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妥协下得以进行。

刘湘作为川康地区最具实力的军阀，他对整军的态度决定了整军能否顺利进行。最初刘湘唯恐整军将削弱其军权，态度暧昧，虽电文一再表示赞同整军，支持何应钦等南京政府大员入川整军，但对张群入川却采取抵制态度，这也是对蒋介石将势力渗入四川的一种反抗。但迫于严重的川灾、攻打红军以及抗日的需要，在蒋介石很大程度上维护刘的地位的前提下，刘湘通电表示支持整军：

职曾以微（五日）省秘电报报告钧座，敬谨接受在案……（……）此据航琛言，钧座面谕，整军委员会主持人员，已决派何部长，即乞饬早莅川，以便商承办理。至于令谓仍当容纳职之意见，决不忽略事实等因，则职责任所在，凡有一得，自当披沥上陈。职仰荷倚界，责任綦重，此后惟有益加奋勉，以报殊知。[10]591

其他川军将领也基本采取相似态度，初则抵制，后纷纷发表通电，表示支持。邓锡侯称：“对‘中央素抱拥戴之赤忱，对中央所订整理川康各军方案，自必乐于遵行，当无疑义，惟盼‘中央对整军实施办法，早日确定颁发，俾可早日着手整理。”[11]并表示随时愿意赴京唔蒋。李家钰表示：“关于‘中央整军方案，本人誓以至诚拥护，亟盼‘中央早日颁发命令，彻底整顿”[11]。刘文辉则宣称：“川康各军早有整理之必要，此次‘中央决心整顿，本人深为乐从，现谨当以‘中央命令为依归。”[11]

（三）士绅阶层的态度

在民众渴望安定，抗日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旋律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对整军是支持的。重庆绅商吴受彤等受贺国光之托为川事奔走。吴受彤等在飞渝前发表谈话说：“此次受各界人士之托，飞省谒刘主席，对目前川事提出若干贡献。第一，灾区甚广、灾民甚众，凡百问题，非各方通力合作，实无以救灾，亦无以救民。第二、川省军政应速谋统一，即是说要在合理的条件下，向救民救国的途上走去。”[10]449除吴受彤之外，还有许多社会人士在《大公报》、《申报》等报纸上发表评论，支持川康整军的顺利进行，在此不一一赘述。

四、整军原则及大纲

经过多次商讨，国民政府“中央”与川康军阀达成协定，规定由军政部、军委会重庆行营及川康绥靖公署三机关负责，即以三机关高级职员及川康驻军一部分军官为整理委员，成立委员会负责主持整军事宜，会议地点设在重庆或成都。1937年6月 2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发表谈话称：此项整军方案，已经详加修正，于本日由军政部正式电达川康绥靖主任刘湘。其原则如下：

一、川康军队以军（或独立师旅）为单位，直隶于中央，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但为绥靖之必要，川康绥靖主任得呈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拨军队，归其指挥。

二、川康军队之整编，依照整军原则，其要领如下：

甲、军队数量，依照原有军费范围，划一整编，并求质量之逐渐充实。

乙、各师编制，以二十六年颁订之编制为准。

丙、整编以前，各部队须停止补充兵额。

三、军队经理，以中央统一经理为原则，其方法如下：

甲、给与以现有经费，能照国难饷章发给为目的。

乙、经理机关，暂由行营经理处掌理，嗣后设置军需局，统筹办理。

丙、各军经费，由行营直接发给。

丁、各军服装费，因由原有经费内提出，划归中央统一制发。

四、关于人事事项，依照陆军人事法规办理，直隶军事委员会。

五、军队教育由训练总监部统辖之，其原设之军官军士教育机关，应由中央接收办理。

六、各军政训，由行营政训处统一办理。

七、航空防空事宜，由中央统筹办理。所有飞机队飞行厂等，一律由中央接管。驻在川康之航空队，在绥靖任务上必要时，川康绥靖主任得呈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酌拨归其指挥。

八、军需工业及兵器制造事业，由中央统筹办理，所有制造修理各厂，由中央接办。

九、军队卫生事宜，由军医署统一指导。

十、为减轻人民负担起见，应将川康现有保安保卫各团队尽量缩减，地方治安可由国军协助维持。

十一、川康绥靖公署及其所属机关之编制经费，重行核定，以求切于实际，以其节余之款，为补充川康军队武器、弹药、装具、器材及建筑营房演习场之用。[10]617

在制定具体原则的同时，还制定了整军具体执行大纲，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为整理川康军事，特设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于重庆（以下简称本会）。

第二条本会直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第三条本会之职责如下：

一、根据整军方案研讨川康整军颁发与实施步骤。

二、关于川康整军事，宜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咨询，并负整理上建议之责。

三、关于川康整军资料之调查征集。

四、监督指导整军办法之实施及点验。

第四条本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二人，由国民政府特派。其副主任委员二人，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川行营主任及川康绥靖主任任之，委员若干人以川康现任高级将领、行营高级主管长官及中央指派之将官任之。endprint

第五条本会处理议案及办理整军诸业务由行营兼理之。

第六条本会办事细则另订之。

第七条本大纲由军事委员会颁布施行。[10]644

无论从原则还是大纲来看，整军之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民政府军权集中、军政统一。

五、整军之影响

（一）消极影响

川康整军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整军之初，由于刘湘等川康军阀担心实力受损，对整军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各将领虽电文称支持整军，但迟迟不肯行动；对南京入川人员采取种种抵制行为，导致川康整军方案一再拖延，后来川康各将领在与南京方面妥协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支持整军，但实施过程并不顺利。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何应钦将整军事宜交由顾祝同和刘湘共同完成，并限定于1937年8月15日前完成整编，一个月内完成对所有川康军队的整编，稍显仓促，自然不可能达到预期结果。整军后刘湘的部下依然握有军权。

对于整军所产生的问题，邓汉祥在报告川省出兵抗日情形中对四川军队行动迟缓的原因中有所提及：“整军问题：四川整军结束期间，原定为八月十五日，一因各军一切整编骤来不及；一因刘主任月中晋京，后方整编效率因以减少。但未到八月底，仍即全部告竣，并赓即抽调各师，立即出动。”[10]500从邓的报告可以看出，由于整军仓促，经过整编后的川军并不能完全听从“中央”的调遣，从而不利于抗战的大局。虽然整军过程仓促，结果不理想，但整军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积极意义

1.有利于军政统一，加强抗日力量

经过整军，“中央”势力加强对川控制，川军成为“中央”军的一部分，服从“中央”调遣，改变了过去各实力派割据一方，对抗“中央”的局面。川军也成为抗日军的一部分，积极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减轻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压力。

整军后，川康地区军政、财政不再由川康实力派把持，税收上交“中央”，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增加了物质保证，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作为大后方的西南成为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中心。同时，“中央”派员加强川康建设，巩固西南抗日大后方，为持久抗战创造空间、物质条件。

2.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近代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历史证明，国民党政权也没有超越前代，它的现代性程度低下，缺乏领导一场现代化变革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迟迟不能实现对各地的实际控制，建立和维持一个权威性的中央政府与政府体系，这使政府的政治与行政推动力大打折扣[12]。

国民党训政体制下名义上有一个全国的“中央”政府，但国民党政权从地域上到内部系统上都没有实现真正统一。从地域上看国民党政权在抗战以前能直接控制的区域只有长江中下游的数省，西北、东北、西南、华南等地区长期在地方实力派的统治之下，与“中央”政权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拉锯战，“中央”势力难以插足。国民党“中央”政权内部也分化为多个政治派系，国民党内有蒋介石派、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改组派等的角逐，政府系统有新政学系和C.C系的倾轧，军队系统有陈诚派与何应钦派的争斗。这些内部不停息的斗争使训政体制变得支离破碎，严重影响了这一体制效能的发挥。

经过整军后，川康地区的赋税收入、军事、外交、货币等权利收归中央，军队收归“中央”统一调配，在形式上实现了国民党军队国家化，强化了国民党的训政体制。

3.灾民得到救济

严重的川灾仅靠四川地方难以完成救济工作，必须依靠南京方面的支持。整军后，国民政府加强对四川地区的建设，大力帮助赈灾，筹拨公债一百万元，并向上海银行界抵借现金71，400元汇往重庆，大力扶持附近铁路工程建设，实行以工代赈，同时号召社会各界加大对四川地区的支持力度。

通过南京、四川省政府、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严重的川灾得到缓解，众多灾民得到救济，大后方生活秩序得到恢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川康整军实现了国民党军队形式上的统一，增强了抗日的力量，巩固了國民党的训政体制，但由于时间短，过程仓促，整军效果并非如宣传的那般，川康军阀仍握有较大的权力。

参考文献：

[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增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1.

[2][美]罗伯特·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16.

[3]川康整军之前途[N].大公报，1937-07-02.

[4]川康军整前途之属望[N].申报，1937-06-08.

[5]川康整军问题[N].新兴报，1937-06-10.

[6]张群飞川调查真相[N].冀东报，1937-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