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卫卫

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吴卫卫

本文以江西省上饶市300位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样本，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进行分析，运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总结。研究结果认为：结婚与否及伴侣所在地、外出务工收入及其他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着重要影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包括性别及月收入，而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条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接受技能培训以及工龄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不太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logistic模型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社会各界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其核心就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伴随农民工队伍的更迭变换，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逐渐成为现阶段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的发力点和关键环节。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拥有农村户口而在城镇工作的一类人。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但受二元体制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在整体上依然无法摆脱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依然需要面临房价过高、就业困难、工资偏低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就成了他们市民化进程中的障碍，再加上他们身在异乡工作，缺乏感情支持，一旦出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就极其容易导致心理失衡，长久下去，他们中一部分人可能就会对生活失望，对社会不满，产生消极的负面意识及情绪。本文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样本选定

1.样本选择

江西上饶是我国农民工输出的集中地之一，也是市民化转移问题比较明显的地区。为了深入了解上饶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调查选择在上饶县、广丰县和万年县这三个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县域。乡村选点和样本抽取严格遵循随机抽样调查方法的要求，保证了随机抽样后样本的覆盖面和代表性。调查小队在三个县域一共调查样本313个，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300份。

2.数据描述性统计

此次抽取样本涉及的新生代农民工，89.34%位于普通乡村。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为参照，84.66%处于中等水平，4.51%处于上等水平，10.83%处于下等水平。新生代农民工以男性居多，占70.56%，已婚者占57.82%，外出务工经历在5年以上的占66.36%，月收入集中在1500～2000元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样本总量的45.72%，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65.63%。

表1 受访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二、logistic模型构建

根据问卷调查，本文把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市民化定义为二分决策，用logistic模型来描述这个决策。

Y是一个二分类变量，Y=1表示事件发生，Y=0表示事件未发生，假设Y与自变量X之间存在一种线性关系。

由式（1）变形即得到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市民化的logistic模型：

其中，P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概率，当P=1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市民化，当P=0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市民化。βj表示回归系数，m表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Xij是自变量，表示第j种影响因素，α表示回归截距，ei表示随机变量。

三、计量结果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所调查的30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选定变量标准水平p=0.05，剔除标准水平p=0.10。回归方程通过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R2达到0.886，说明模型拟合良好。

表2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

三个重要因素，即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结婚及配偶所在地和月收入。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的影响系数为5.603，Sig值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就说明了收入占比越高，农民工就会因为高收入而产生更强烈的留在城市的想法。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结婚及配偶所在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5.165和-3.928，Sig值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了单身与结婚后夫妻同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更容易产生留在城市想法，而已婚之后夫妻有一人留在乡村的人，留在城市的想法不太强烈。月收入的影响系数为-1.864，在1%水平下显著，则说明平均工资1000～2000元的农民工虽然也向往城市生活，但会因为高额的生活费而对市民化望而却步，如果工资收入能承担起自身的消费则依然会选择城市化，还有以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回答与实际收入水平有一定的出入，然后导致了获得的数据与实际情况不吻合。

三个主要因素，即性别、是否接受过培训及家庭生活水平。新生代农民工性别的影响系数为-1.681，Sig值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个数据表明了在当代大环境下男性其实比女性更愿意在城市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的影响系数为1.620，则恰恰说明了有一技之长的人更能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参加过培训的人更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更容易有较为理想的工资收入，而一旦对工作生活较为满意，则留在城市的想法就相对更为强烈；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778，说明了家庭条件的优劣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条件越是优越则越容易认同城市，对市民化没有抵触。

三个次要因素，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和工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系数为0.176，说明了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过较高的教育，与城市的教育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所以不存在特别大的影响。当地经济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134，说明经济水平差异虽然存在一定影响，但是对农民工市民化化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的影响系数为0.077，这个数据表明农民工可能会因为长时间外出务工而产生留城的意愿，但是与预期工龄越长越愿意留城的意愿有一定的偏离。

四、结语

通过分析可知，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农民工的认知，比如文化水平、工龄、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新时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新时代的大环境下农民工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认知越来越多元化，消费观念也与从前不同，生活方式更是与从前有着显著区别。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也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但他们依然还是受到收入水平、流向和家庭特征的影响，所以就目前的状况，我们认为在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政策时，主要应侧重于对生活环境、就业环境的改善及工资水平的提升来做出努力。

就以上几点，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增加农民工收入。政府应加大对收入分配等一系列收入支出的调控，切实合理地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建立完善的工资保障制度，改变当下农民工同工不同酬、工资偏低、工资保障不完善等问题，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2.组织农民工培训。要健全城市与乡镇之间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加强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的联系，协同开展一些适应城市化、工业化的有组织的就业以及创业培训。

3.注重城乡协同发展。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城乡建设，消除体制性的障碍，促进城乡之间共同发展，尤其是一些较高等级城市的户籍制度及保障制度，要向新生代农民工倾斜，逐步实现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待遇相同化，以此增加城乡之间的认同感，才能完完整整地促进城乡一体化。

4.开展职业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支持各个职业技术院校向农村扩招，鼓励初、高中毕业生参加正规的技校培训，专门为农村培养技能型人才，用技能培养保证将来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取得相对稳定的收入。

[1]韩玉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2]李卫东.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03）.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