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东阳

摘要：社会扶贫一头连着需求端，一头连着供给端。用好社会扶贫这把利器，创造有效供给，改善我国贫困状况，既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也是落实扶贫开发的有效措施。文章对我国社会扶贫、供给侧结构改革内涵，以及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社会扶贫的新特点，社会结构的新特征进行总结，最后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机制与技术层面提出社会扶贫机制创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社会扶贫；创新

一、社会扶贫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一）社会扶贫

在我国扶贫体系中，除了政府主导的行业扶贫与专项扶贫外，还包含了有企业、组织、个人广泛参与的社会扶贫，社会扶贫的主体不仅包含了企业、组织和个人，还涵盖了组织协同推进的东西协作扶贫与定点扶贫。当前在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农村贫困面貌的改善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好社会扶贫在改善农村贫困现状的作用，使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形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扶贫新格局。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改革来推动结构调整是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的本质体现，它要求提高供给的有效性和质量，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涵盖了三个层面。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供给效率，减少制度障碍是制度层面的体现；通过交易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提高社保水平，实现共享发展是机制层面的要求；激励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技术层面的表现。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解决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供需不匹配”问题。我国的社会扶贫，一头连着需求端，一头连着供给端。早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扶贫在社会扶贫资金筹集、对贫困地区进行能力支持、对扶贫资源整合、扶贫机制创新等方面就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在长期发展中依然表现出效率低、协调差、分工不专业的特点，造成扶贫资源的供需不相匹配的问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社会扶贫要更好的处理这一问题，必然就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扶贫的积极性。

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社会扶贫的新形势

（一）社会扶贫任务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与开发事业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按照官方贫困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也由30.7%下降到1.6%，2010年官方贫困标准提高后，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6567万人下降到 2015年的5575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7.2%下降到5.7%（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6）。中国扶贫与开发事业成就巨大，但扶贫任务仍在继续，社会扶贫任务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表现出扶贫内含丰富化、扶贫对象分散化、扶贫要求精准化的新特点，还表现出扶贫资源边际效用递减导致减贫速度放缓、贫困存在组间异质性和代际传递的可能。这些问题的存在给中国2020年实现全面彻底脱贫，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带来了巨大挑战。

（二）社会结构深刻变革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极大的释放了民间资本的活力，使得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并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影响也随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的变化不断增强，民营企业在社会扶贫逐渐认识到，自身也可以兼顾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在全球化进程中，进入国际市场时同样需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履行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关注的话题。除了民营企业将在社会扶贫体系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外。社会结构深刻变革还表现出中等收入阶层在增长的特征。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土地流转政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成为农户快速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这些经济改革的措施促进了中国居民收入的普遍持续增长，造就了中国越来越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在这一阶层体现较为明显，他们在社会扶贫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此外，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多元化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又一表现。早期的社会扶贫组织多由政府主导，随着社会发展需要，民间社会组织、国际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当前社会结构转型的调整需要社会组织在类型上、数量上都需要更加丰富多样。大多数社会组织虽然不是政府主导，但承担着很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能，为社会各界参与扶贫提供平台，因此，企业、个人参与扶贫的热情、途径和资源分配受到社会组织发育的直接影响，这将促使社会组织在社会扶贫力量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上述发展变化可以从近年来民政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接收社会的捐赠数量和比重反映出来。从2002～2015年民政和社会组织接收捐款和接收衣物的数量（见表1）可以看出2008年之后，社会捐款数量大幅增长，汶川地震成为重要因素，在捐助方式上2008年后以现金捐赠为主。从民政部门和社会组织两种不同捐赠接收渠道的比重变化看（见表2），民政部门比重呈下降趋势，社會组织比重不断扩大，截止2015年民政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接收的社会捐赠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75%和93.25%。

（三）市场、政府、社会间关系的新定位

市场、政府、社会在资源配置中职能定位的变化要求社会扶贫资源配置机制的创新。以往我们的社会是政府为主体的社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正常，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正常。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由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是有本质上的差别。既然说是决定性作用，就强调市场起主要作用。在市场、政府、社会关系发生新定位的情况下，构建市场、政府、社会协同推进的扶贫开发格局，将会进一步促进社会扶贫资源配置机制的创新，极大提高市场机制、社会组织在社会扶贫中的地位与作用。endprint

三、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社会扶贫新思路

（一）构建政府购买扶贫服务机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制度层面要求减少制度障碍，降低交易成本。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扶贫中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政府行业垄断，释放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活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有效和中高端供给。要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社会扶贫工作就必须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构建政府购买扶贫服务机制。这些扶贫服务应突出市场化、社会力量承担、公共性或公益性的特点。

（二）完善社会扶贫资源投送机制

供给侧机构性改革在机制层面，要求通过交易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在社会扶贫中完善扶贫资源投送机制有助于完善资源分配和共享发展。这要求我们要将社会扶贫所动员的人力、物资、资金、信息等资源精准有效地传送给需求端。使东西扶贫、定点扶贫协作方式更加完善，协作资源传递更加精准有效；动员社会扶贫这个大网络中的各主体参与到扶贫中来；使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发挥好三者在社会扶贫资源传递中的作用与功能。此外，扶贫资源的需求端也要主动参与接收过程，使目标群体在消化、吸收与转化扶贫资源的过程中，提升自我造血能力。

（三）强化社会扶贫激励机制

供给侧机构性改革在技术层面，要求營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社会扶贫中完善激励创新的生态，则要求政府要给与扶贫主体创造良好的扶贫激励机制。首先，可以对企业、个人、组织参与社会扶贫给予奖励和补助，并对这些组织或个人实施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其次，可以将贫困地区的扶贫资源进行整合，吸收民间资本，对扶贫资金进行融资。创新扶贫资金的利用方式，发挥这些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最后，为愿意服务于贫困事业的机构营造良好的参与方式，是他们尽量以市场化的方式参与进来。在企业工商管理处可以新设“社会企业”类型，并为这类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但同时应对其加强监督，以免利用“扶贫”的名义来谋取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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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

[3]林万龙，李成威，陆汉文，曹洪民.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扶贫政策的创新[J].经济纵横，2016（06）.

[4]苏海，向德平.社会扶贫的行动特点与路径创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3）.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