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捷

（厦门大学历史系）

周代铜器称名大致包括器名与前缀修饰语两部分[1]。器名者，又分为共名与专名两类，前贤对此早有论述[2]。而“前缀修饰语”如“宝、旅、媵、行、飤、饙、膳、弄”等，则主要用以限定青铜礼器使用的场合或性质，故又被称为“有限共名”[3]。

其中，“飤”、“饙”、“膳”三者含义相近，均表示与饮食有关，故又可归入一类。由于“飤”字之铭相对多见且最具特点和影响，所以不妨暂将其统称为“飤器组铜器”。本文即尝试结合出土实物与金文资料，来探讨东周时期这一类型铜器的区域分布、组合、功能等内容，希冀以此来揭示出东周阶段青铜礼器的称名制度变化以及功能变迁与专门化趋势。

1.鐼器

首先来看“饙器”。关于“饙”字，《说文·食部》记载：“饙，滫饭也。”即以水蒸米使熟之意。《尔雅·释言》云：“饙、馏，稔（谷熟）也。”孙炎注：“蒸之曰饙，均之曰馏，是饙为炊蒸之义。”《广雅》《广韵》等亦从此说，可见“饙”的本意应是与蒸煮黍稷稻粱有关。目前所见最早的饙器为西周初年的燕侯盂和新姒簋，铭文分别称“匽侯作饙盂”（《集成》·10135）[4]和“新姒作饙簋”（《集成》·3439-3440）。盂、簋皆为盛食器无疑，故知饙器最初确仅属粢盛一类。但此后含义逐渐扩大，西周晚期的伯康簋铭文称“伯康作宝簋，用饗朋友，用饙王父王母”（《集成》·4161），“饗”、“饙”二字互文，当知“饙”在此时已泛指奉食、馈食之意，并散见于鼎、簋、簠、盨、盘、盆等多种器物上[5]。

表一 东周时期饙器出土统计简表

饙器的分布亦自成特点。西周时期首见于燕齐地区，燕侯盂虽出土于辽宁喀左铜器窖藏，但属燕国之器；新姒簋出土于山东滕州庄里西M3[6]，属嫁入滕国的姒姓贵族之器，由此可知“饙”最初应是源于东部地区的方言之名。西周中后期逐渐向西扩散，包括曲阜鲁故城M48的鲁仲齐盨（西周晚期，“鲁司徒仲齐肇作皇考伯走父饙盨簋”，《集成》·4440-4441）、相传洛阳出土的穆父鼎（西周中期，“穆父作姜懿母饙鼎”，《集成》·2331-2332）、“毳簋”（西周晚期，“毳作王母媿氏饙簋”，《集成》·3931-3934）、卫国的卫姒簋（西周晚期，“卫姒作饙簋”，《集成》·4666-4667）、山西晋侯墓地M91出土的伯喜父簋（西周晚期，“伯喜父作洹饙簋”，《集成》·3837-3839）、陕西周至县的京叔盨（收缴品，西周中期，“京叔作饙盨”，《集成》·4381）、太师簋（出土品，西周中期，“太师作孟姜饙簋”，《集成》·3633）、武功县出土的邓伯氏鼎（西周晚期，“伯氏、姒氏作嬭嫚昊饙鼎”，《集成 ·2643）和扶风庄白的散车父簋（西周晚期，“散车父作碧姞饙簋”，《集成》·3882-3886）等[7]。器物的分布由山东半岛经洛阳直至畿内，充分反映出周人分封之后，东土文化不断西传的历史趋势。不过从器主姓氏来看，似仍由姜、姒、媿、姞等异姓贵族所主导，姬姓周人使用较少，这亦证明其并非是宗周地区旧有之传统。而东周以后，饙器的流行区域又变得相对固定，参看表一。

从表中可以看出，东周时期的饙器集中分布于鲁南、豫东地区（淮泗之间）并影响至豫南鄂北一带（图一），主要以淮河、泗水流域为中心，包括鲁南的莒、娄、郳，豫东的宋、杞、番、戴、蔡、黄，以及豫南鄂北的养、樊、邓等国都见到使用饙器称名的现象，并也多为周的异姓诸侯。而像楚国镇守南阳申县的彭氏家族、随州的曾国后人等也受此影响（与楚、曾国其它贵族不同）。再联系到前文中提及的山东新泰出土之西周早期新姒簋，似可进一步推知鲁南地区泗水流域或即是这种称名方式的本源地[8]。东周后，地方政权的割据促成了方言文化圈的逐渐形成， 故而饙器又固定在其源起地附近流行。

另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饙器年代多集中于春秋时期，后随着汉淮诸国逐渐灭亡，饙器之名也渐趋消失。战国阶段仅见于禾簋和陈曼簠上，其字体铭文与“陈纯釜”相近，且禾簋器形同于陈侯午簋（龙首耳，方座），故知是田齐之器无疑。而田齐之祖陈完正来自于豫东地区，所以其铜器上出现“饙”字称名当不足为怪。

2.膳器

其次来看“膳器”。“膳”者，《说文·月部》记载：“膳，具食也。”可见也是与置办飨食有关。但由于从“肉”“善”声，所以一般多指准备肉食，《周礼》中对于“饮、食、膳、羞”就有着明确的区分，《广雅》即直称“膳，肉也”，本意与“饙”有所不同。不过这种字义上的细微差别并未体现在青铜礼器上，正如前文中提到饙器类铜器有鼎、簋、簠、盆、盘等器形，而膳器类亦包括鼎、敦、铺等器物，并不局限于牺牲之盛。

膳器的出现虽明显晚于饙器，但其分布亦自成区域，参看表二。

表二 东周时期膳器出土统计简表

膳器中目前所见最早者为西周晚期的曾太保簋，存于随州市博物馆，且“用其吉金”也是这一地区盛行的固定语辞[9]，故知是随州之曾所出，但仅此一例，且与曾器中盛行“飤器”之名迥异（详下文），所以恐怕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东周时期膳器即屡见于齐鲁地区而非汉淮一带，像春秋中期的齐侯敦、春秋中期鲁左司徒元鼎、鲁大司徒铺、春秋晚期鲁国的归父敦（鲁襄仲之子公孙归父所铸）等。荆公孙敦据王恩田先生考证也为春秋晚期齐器[10]，而邿伯鼎（春秋早期）所属的寺国也在鲁北的长清，益余敦器形同于归父敦为平底环耳型，不见于其它地区，所以也应是山东半岛所出，由此可以推知膳器之名应主要是山东中北部齐鲁等奉行姬周正统文化的国家（或该地域内受其文化影响的国家）所使用的。

图一 东周时期飤器组铜器的分布与铭文拓片

文献中对此亦有明显的证据。像《诗经》《周礼》《仪礼》《左传》等传世古书均有“膳”字而罕见“饙”、“飤”的记载，且周代庖厨之官也正称为“膳夫”，金文中著名的梁其、吉父、克、山等，都曾担任过周天子膳夫一职，且爵位显赫。春秋后亦有晋国的膳宰屠蒯等，可见将饮食统名为“膳”是周人的特定称法，故其在齐鲁地区才特别盛行。曾国于西周晚期时尚处在周文化体系下，故借用“膳”字之铭便也在情理之中。而战国后随着田氏代齐、鲁国衰亡，膳器之名也逐渐让位于饙器，如前述禾簋、陈曼簠等，故从铜器称名变化上即可见此王朝文化之更替。

3.飤器

最后来看“飤器”。飤者，予人以食也，《楚辞章句·七諫》有“子推自割而飤君兮”，故也是奉食、馈食之意。不过传世文献中极少用“飤”字而直接写为“食”[11]，西汉常山王刘舜墓出土有“食官鼎”，而满城汉墓甄氏壶上又称为“今长乐飤官”[12]，可见飤、食在西汉时是相通的。陈直先生曾考证“西汉人谓自食曰食，飤人曰飤”[13]，这是其细微的区别。“飤人曰飤”的“飤”字亦作“饲”，唐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中“以辛散之”曰“饲己曰食，他曰饲”，所以食、飤、饲三者含义都是基本相近的。《说文》段注即称“（飤）按以食食人物，其字本作食，俗作飤，或作饲”，那么这个“俗作飤”究竟是源于何地之俗便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金文可以为此提供重要的线索，参看表三。

飤器中目前所见最早者为西周晚期的吴王姬鼎（“吴（虞）王姬作南宫史叔飤鼎”，《集成》·2600）和春秋初年的芮公鼎（“芮公作铸飤鼎”，《集成》·2475），皆出土于关中地区，故是否说明这种称名方式亦源于西土，颇值得考虑。但东周以后的流行区域却显著南移，主要在曾、蔡（安徽寿县之蔡）、邓、黄、息、申、樊、楚等江汉诸国，以汉水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为分布中心。尤其在楚国（春秋中后期），更是极为多见和普遍，并随着楚文化的扩张而影响至钟离、吴、徐乃至齐、鲁等国。

值得注意的是，郑国所出郑勇句父飤鼎年代在春秋早期，说明此时郑国已有称飤器的现象。同时毗邻的陈国（春秋早期陈甥飤鼎）、南部的曾国飤器称名也都是非常盛行。考虑到

郑、曾青铜文化对于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以及上文提到的关中出土之吴王姬鼎和芮公鼎，是否可以推测“飤”字的用法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南传的呢？只是东周以后，随着楚人崛起并与华夏诸国为敌，其所奉行的飤器称名才被众多文献有意忽略，正如盏、尊缶、盥缶、緐鼎、汤鼎等楚式器名均不见于战国文献一样。西汉时期楚制得到很大程度的复兴，所以汉廷的食官又可被称为飤官，而这种习俗恐怕正来自于东周时期的楚地。

表三 东周时期飤器出土统计简表

4.分布区域

由此，我们可以将东周时期飤器组铜器的分布制图如下（图一）。

综合来看，东周时期鐼器、膳器与飤器皆主要分布于周朝疆域的东土与南土，形成了共同的区域文化圈，而在中原腹地及关中地区则较为罕见。在这样一个大的区域中，三种称名方式混用的现象也不鲜见，像下寺M8所出毕孙何次簠就既有称鐼簠者（1件），也有称飤簠者（2件）；黄太子伯克盆称鐼盆，而黄韦俞父盘又称飤器，说明他们之间其实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和礼制考虑，只是由于方言系统的差别，才又进一步形成了上述三个不同的小区域。而随着封国地理位置的变迁，其飤器组铜器的称名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如蔡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当其位于河南东部上蔡时，礼器上使用鐼器之名，如春秋初年的蔡大膳夫簠（后为楚人所虏获），并用周人的官名系统。但当其南迁至安徽寿县后，铜器上则改用楚式的飤器之名，如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中的升鼎、箍口鼎、簠诸器[14]以及春秋晚期蔡太师緐鼎、蔡公子义工簠等，而且像緐鼎、于鼎等也均是楚国的称名方式。

如上文所述，东周时代地域方言的盛行促成了铜器称名前出现“飤”、“鐼”、“膳”等不同的前缀修饰词，并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方言文化圈。但是，作为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这一类别的铜器又摆脱了西周时期常见的“宝”、“尊”等代表与宗庙祭祀相关的词语，而与饮食活动有了更为密切的关联，这无疑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问题。那么究竟如何来解释飤器组铜器在东周时期的流行和传播呢？这恐怕还应从其功能入手。

西周时期，青铜礼器多被兼用于不同的礼仪场合中。像宅簋“用作乙公尊彝……其万年,用飨王出入（使人）”（《集成》·4201），就既是为祖先乙公所作的祭器，同时也被用于宴飨王的使人。类似的语辞亦见于伯成父鼎“伯成父作旅鼎，用飨王逆造使人”（《集成》·2487）和伯者父簋“伯者父作宝簋，用飨王逆造”（《集成》·3748），仅是“出入”与“逆造”有别；其它如七年趞曹鼎和十五年趞曹鼎“用作宝鼎，用飨朋友”（《集成》·2783）、“柙作宝尊彝，其万年用飨宾”（《集成》·9431）、“先□兽作朕考宝尊鼎，兽其万年永宝用，朝夕飨厥多朋友”（《集成》·2655）、“卫肇作厥文考己仲宝鼎，用祷寿，丐永福，乃用飨王出入使人，□多朋友，子孙永宝”（《集成》·2733）等，也都表明用于祭祀祖先的青铜彝器亦可备于日常宴饮活动，宴飨的对象包括王的使者、朋友、宾客等。更有膳夫克盨铭文称“克拜稽首，敢对天子丕显鲁休扬，用作旅盨，唯用献于师尹、朋友、婚媾，克其用朝夕享于皇祖考”（《集成》·4465），可见这件盨不仅用于祭祀皇祖考，也同时兼用于和师尹、朋友以及婚媾等各种宴饮场合。所以在西周时期，祭器与食器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分，青铜彝器既为祖先奉食，也备生人馈飨。上举西周时期的鲁仲鐼盨就同时也是为皇考伯走父所作的祭器。

这样在家族中一套青铜礼器便可应对不同的礼制需要，只有当出现重大事件时如受封、受赏、田地交易、诉讼等，才会另铸其它器物来“铭其功烈，以示子孙”（《左传·襄公十九年》），像五年、六年琱生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等，就分别铸于不同的时期。这样也便可以理解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多仅随葬一套实用性的青铜礼器，既可表身份等差，也可满足相应礼制活动需求。

但东周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出现显著变化。上述“飤器组铜器”便多是自作之物或是为妻所作，仅备于生人之需，而极少言及用于祖先的祭祀活动中，这表明铜器的功能开始出现分化。正如前文中所提及的有限共名现象，即是在东周时期日趋盛行，出现了专备出行的行器、赏玩的弄器、随葬的明器、婚嫁的媵器等，这是青铜礼器走向专门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仪礼》一书中对此亦有清晰的反映，《士丧礼》篇记载随葬的器物时就分别包括了明器、用器、祭器（大夫以上）、燕乐器、役器、燕器等不同类别[15]。可见铜器的功能已被极大地差异化，不同类型的铜器专属于特定的礼仪活动或场合中，这也是东周之后贵族墓葬中铜器数量急剧增多的重要原因。

尤其在这一时期南方的楚系墓葬中，馈飨生人的飤器与奉食祖先的祭器即被加以明确地区分。春秋时期淅川下寺楚蒍氏家族墓地中，M1、M2、M3所出铜器以自铭是否带有“飤”字均可分为非飤器组和飤器组两套（表四）：非飤器组中包括升鼎、三足簋、扉棱鬲、镬鼎、箍口鼎、折沿鼎、汤鼎等，其中升鼎、簋显然是楚人的宗庙祭祀重器，而飤器组中则仅有箍口鼎、簠和折沿鼎几种[16]。另在南阳楚彭射墓内，2件折沿鼎自铭为“飤盂”，而3件箍口鼎却称“行緐”，可见其功能并不相同，且正吻合这一时期飤器组和非飤器组对立的趋势。

这种飤器与祭器的分立在战国时期的包山二号楚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不同类型的铜器被分别放置在不同的空间（箱），并有相应的遣策简记载。共包括东室的“大兆之金器”组，计有“一牛鑐、一豕鑐、二鐈鼎、二□荐鼎、二贵鼎、二登鼎、二鉴、二卵缶、二迅缶、一汤鼎、一贯耳鼎、二鉼銅、二合簠、一□□鼎、二少勺、二盛盏、一盘、一匜、一□甗”；东室的“食、飤室之金器”组，包括鼎、匕、笾、刀、耳杯等，以及“飤室之飤”组中所记载的脩（干肉）、醢、鸡、鱼、鹅、栗、脯等各种美食，很显然这是为墓主人饮食所准备的；西室的“相尾之行器”组，包括巾、席、扇、梳、被、服饰等生前日用之物[17]；以及南室的车马器、兵器组（图二）。

表四 春秋时期楚墓中飤器组与非飤器组铜器统计简表

如果“兆”字释读正确的话，根据《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杜预注“諸侯以始祖之庙為祧”，兆或即此“祧”，当指先祖宗庙之意，那么这三类组合就很可能均是楚人的宗庙祭器，与宴饮所用的“食、飤室之金器”相对应。实际上，从王子午升鼎铭文中“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的辞句可知，束腰平底升鼎历来便是楚人的宗庙重器。同时礼器中凡冠以“荐”字铭文者，也多为宗庙之物，如吴王光鉴“以作叔姬寺吁宗彝荐鉴，用享用孝”（《集成》·10298），即属宗彝之列。《周礼·笾人》篇中记载“凡祭祀，共其笾荐羞之实”，郑注明言“未饮未食曰荐，已饮已食曰羞”，所以荐与羞对文则异，散文则通，皆是指宗庙献食之意。故而铜器之中又有“羞鬲”、“荐鬲”之称，实则功能是十分相近的。凡此皆可证明“大兆之金器”组应就是指宗庙祭器，虽然祭器与飤器（部分或在北室）位置大体相同，但器形、组合与功能却判然有别，而且这些不同组别中的铜鼎皆以其鼎盖钮作出明确的区分[18]。

图二 包山二号楚墓中的祭器与食器组合

再如战国晚期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19]，头箱所置竹笥内为实用的青铜器鼎（2件）、提链壶（1件）、耳杯、舟、匜以及带钩、铜镜等，铸造精细，保存妥善，同时在其中的一件竹笥内还伴有大量的漆木耳杯、盒等酒食器皿，这显然不是常见的楚国贵族宗庙祭器组合形式，而只是日常的宴饮、装饰之物；但在西室之内，仿铜陶礼器2鼎、2敦、2壶、1鐎壶、1盘、1匜则无疑是按照楚人士一级的祭器标准来制作的组合，在整个楚系统墓葬中都极为普遍。这样，祭器与食器的分离又在这座墓葬中体现得一览无遗。

类似的多套礼器现象在中原地区亦不鲜见，像春战之际的太原赵卿墓中，列鼎就有7、5、5三套且形制、纹饰各不相同，另外还有6件鬲式鼎、2件猪钮蹄足鼎和1件卧牛盖小鼎，铜豆也有粗虺纹盖豆、细虺纹盖豆、浅盘无盖高柄豆等不同类型[20]。虽然目前还难以确证这些铜器究竟是使用于何种礼仪活动中，但很显然将其均理解为同一性质的宗庙祭器是不够确切的。

正是在这样一个铜器功能走向专门化的历史大趋势下，飤器组合也日益为贵族所重视，这与当时社会从重鬼神向重生人享乐的思想观念转变也是一致的。相应地，专门负责膳食的官员也在东周时期急剧增多，战国玺印上大量见到“左官”、“右官”、“中私官”的记载。据朱德熙、裘锡圭先生考证，其皆是“掌御饮食”的食官，食、私属一音之转，汉时所设太官、私官等亦由此而来[21]。在楚国则被称为“集（某）尹”，来分别掌管不同类别的食器、食物。江陵天星观一号墓遣策中有“集糈尹”的记载[22]，“集”字学界多释为“司”或“汇”，有总管之意[23]，那么“集糈尹”就是掌管糈米的官员。安徽寿县李三孤堆铜器群中也大量见到集厨、集脰、集膴、集既、集醻、集糈等铭文记载，如“集脰太子鼎”、“集脰太子之镐”、“铸客为集膴、侣膴、睘豚膴为之”、“铸客为集脰为之”等[24]。“脰”字据《广雅·释言》记载：“脰，馈也”，有馈食、饮食之意；“醻”字旧读作“酋”，《说文》：“酋，绎酒也”，为久酿之白酒；“糈”有精米之意（《离骚》王注）[25]；“既”字可读作“饩”，“集既”应是总管各类饩廪的机构。可见这些铜器被分别放置于不同的食厨机构中，由各类食官掌管，来为楚王室进食。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春秋时期的“曾太师奠之脰鼎”（淅川和尚岭M1）、“曾孙法之脰鼎”（《新收》·1213）和“吴王孙无土之脰鼎”（《集成》·2359）等器物的性质与“飤器组铜器”是一样的，为生人宴飨之食器，这均是西周时期所不曾见到的现象。

三、小结

东周时期盛行的“飤器组铜器”主要包括鐼器、膳器与飤器三类（脰器亦或是一类），其中鐼器主要流行于豫东至鲁南地区，以淮河流域为中心；膳器主要流行于鲁中北地区的齐鲁等国；而飤器主要流行于豫南至江汉平原地区，以汉水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为中心。这是方言系统在金文中的重要体现，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东周青铜文化的地域性特点。

在这三者之中，鐼器的出现年代最早，恐怕是这一类器物的思想源头。而膳器、飤器的称名目前来看可能都是源于关中地区，但东周阶段均主要在东土、南土盛行。它们之所以在东周之后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于青铜礼器功能专门化的需要，奉食祖先的祭器与馈飨生人的食器被严格地加以区分，所以才需要在祭器之外另铸一套“飤器组铜器”，同时还包括其它出行的行器、赏玩的弄器、婚嫁的媵器、随葬的明器等，这即是文首所提及的“有限共名现象”，反映了青铜礼器逐渐走向世俗化、生活化的过程，以及世人从重鬼神到重生时享乐（远鬼神而近人事）的思想观念转变。

“飤器组铜器”的出现目前可以早至西周时期，但真正如祭器一样形成固定的组合和器用制度则需到春秋中期阶段。从淅川下寺楚墓、包山楚墓乃至于寿县楚王墓、马山一号墓的葬器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出“飤器组铜器”逐渐成为随葬铜器主体的历史趋势。而这种祭、食并重的局面，在战国时期编撰的《仪礼》书中亦有清晰的反映，大夫祭礼（“少牢馈食”）之后便另有专设宴飨的“有司彻”仪节，而“公食大夫”则纯为贵族宴飨之礼，由此反映出“宴会”（feast）在东周时期社会礼制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承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亚岐研究员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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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研究可参看：a.张亚初.商周青铜鼎器名、用途研究[C]//古文字研究（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2.b.黄盛璋.释旅彝——铜器中“旅彝”问题的一个全面考察[J].中华文史论丛，1979（2）.c.李纯一.关于歌钟、行钟及蔡侯编钟[J].文物，1973（7）.d.陈芳妹.两周婚姻关系中的“媵”与“媵器”——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份与角色研究之二[C]//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七本第二分）.e.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8.f.邹芙都.铜器用途铭辞考辨二题[J].求索，2012（7）.g.陈双新.青铜乐器自名研究[J].华夏考古，2001（3）.h.黄崇铭.殷代与东周之“弄器”及其意义[C]//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古今论衡,2001.i.张吟午.“走”器小考[J].江汉考古，1995（3）.

[4]文中《集成》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的缩写，中华书局，2007年，《新收》指钟柏生等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

[5]单育辰.释饙[EB/OL].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3-1-23.

[6]滕县文化馆.山东滕县出土西周滕国铜器[J].文物，1979（4）.

[7]西周时期尚有鼒簋（西周中期，“鼒从王伐荆，俘，用作饙簋”，《三代吉金文存》7·21）、戏伯鬲（西周晚期，“戏伯作饙鼒”，《集成》·666-667）、孟姬脂鼎（西周晚期，“孟姬脂自作饙簋”，《集成》·4071-4072）、姚鼎（西周中期，“姚作口饙鼎”，《集成》 2068）等器也见到称名饙器的现象，但出土地点不明，故略记于此。

[8]燕侯为姬周正统，而西周早期关中地区青铜礼器均未见“饙器”称名的现象，所以燕侯饙盂应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9]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54.

[10]王恩田.荆公孙敦的国别与年代[J].文物春秋，1992（2）.

[11]李零. “邦无飤人”与“道毋飤人”[J].文物，2012（5）.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3]陈直.读金日札[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9.

[14]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15]《仪礼·既夕礼》：“陈明器于乘车之西。折，横覆之。抗木，横三，缩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缁翦，有幅，亦缩二横三。器西南上，綪。茵。苞二。筲三，黍，稷，麦。瓮三，醯，醢，屑。幂用疏布。甒二，醴，酒。幂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杅，槃，匜。匜实于槃中，南流。无祭器。有燕乐器可也。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翣。”

[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7]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附录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8]张闻捷.试论楚墓的用鼎制度[J].江汉考古，2010（4）.

[19]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马山一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晋国赵卿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1]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J].文物，1973（12）.

[22]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J].考古学报，1982（1）.

[23]a.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下）[J].文物，1959（9）.b.陈秉新.寿县楚器铭文考释拾零[C]//楚文化研究论集（一）.武汉：荆楚书社，1987.c.程鹏万.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24]a.刘节.寿县所出楚器考释[C]//古史考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b.曹淑琴，殷玮璋.寿县朱家集铜器群研究[C]//考古学文化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以下简称《器群》.c.李零.论东周时期楚国的典型铜器群[C]//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

[25]《楚辞·离骚》：“怀椒糈而要之”，王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