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鹏

（吉林大学历史系）

沚在卜辞中称“方”、称“伯”：

（1）…未…沚方。（《屯南》4090，历二）

（2）…尸方，沚白（伯）执…其以用。（《东大》B.0945，黄组）

辞（1）沚称沚方，目前卜辞中仅此一见，但足以说明沚为方国势力[8]。辞（2）为黄组卜辞，辞残泐，意不明。卜辞有“甲申贞，其执三丰伯于父丁”（《合集》32287），是以三丰伯作为“执”来祭祀父丁[9]，单从辞（2）“沚伯执”、“其以用”来看，可能也是用俘虏的沚伯祭祀商王先祖。如果理解无误，说明在商代后期，沚方与商王朝仍有敌对行为。可见沚方与商代不少方国一样，处于商王朝的边域，曾经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并且经常发生战争。

武丁卜辞常有商伐沚的记载：

（4）乙酉卜，甫其执沚。（《合集》5857，典宾）

（5）癸卯卜，贞，艺其戎沚。（《合集》69 92，师宾间）

（6）辛酉[卜]……其正（征）沚。六月。（《合集》6993，师宾间）

强力征服既反映了商王朝对沚方势在必得，同时也反映了沚方对商王朝具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军事上。商王朝征服沚方后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前人已做了不少研究[13]。这里就尚未充分注意到的几条卜辞作补充：

（8）其有来艰自沚。/贞，亡来艰自沚。（《合集》5532正，宾一）

辞（8）贞问从沚方那里有没有遭入侵之类的坏消息传来[14]。所谓“艰”主要指敌对国族入侵边邑、掳掠人口之事，为商人习语，周初尚在使用，《尚书·大诰》云：“有大艰于西土”。“来艰自沚”即辞（9）“来艰自西”，是沚所报告的内容。可见沚方臣服后，其职责之一即负责搜集军事情报。辞（10）“目”为动词，观察、监视之意[15]。与之相类的动词还有“望”、“视”、“监”等，甲骨文分别作、、，卜辞用例如“登人乎（呼）望方”（《合集》6182）、“登人五千乎（呼）视方”（《合集》6167）、“令监凡”（《合集》27740），其后都加族邦名，虽然具体含义不太清楚，但字形中都突出人眼睛，包含探察、监视之意。“目”作为动词，应是刺探情报。辞（11）“取”意为征取，卜辞习见“取射”（《合集》5757），射指弓箭手[16]， “取目”与“取射”句例相似。“目”用作名词，也应是一种军事人员，将（10）、（11）合起来看，“目”应是耳目、斥候。商王朝从沚那里征取探子，目的则是侦察、监视方。可以看出沚方在情报方面主要发挥了两方面作用：1.侦察周边方国的动向并向商王朝汇报；2.为商王朝提供熟悉地方情况的侦探，供王朝驱使。这种军事上的考量，未尝不是商王朝强力征服沚方的图谋所在。

从沚方所处地理位置上也可看出其对商王朝的军事意义。据研究，沚方很可能“在太行山西麓的浊漳水与清漳水流域附近”[17]。武丁时期，这里是商与西方及西北各异族邦进行斗争的桥头堡。学者据卜辞系联绘出各方国与商王朝中心区的相对位置如上图[18]。

武丁时期东、西、北三面的属国同邻邦位置示意图

沚方隔太行山与商王朝中心区遥相呼应，由于太行山的阻断，西部、北部族群东进南下的通道极其有限，主要通过所谓的“太行八陉”[19]。由图可以看出，沚方的位置西拒方，北阻土方，实扼方、土方东进、南下的咽喉。商王朝之所以以强力压服沚方，实际上是商王朝抵御方、土方等西北雄方内侵的需要。

二、“毖”、“告”反映的服细节

卜辞中有商王派人去沚地宣诰镇抚的记载：

辞（13）“告”即“诰”。《尚书·大诰》：“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召诰》：“诰告庶殷。”《多士》：“告尔殷多士。”《多方》：“诰尔四国多方。”与“毖”相似，上引诸“诰”字也包含两层意思，一为教化，一为震慑。尤其是中心王朝在对待臣服的异族邦时，“告”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这一点在《多方》中表达得更清楚：“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这是周王朝统治者对臣服的四国多方所告的内容，目的是宣示周王朝对待异族邦的态度，即包括教化与殛罚两个方面在内。直到春秋时期，在对待归顺外族时，统治者仍会使用“告”的方式。《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国范宣子归罪于诸戎，即是“告”的方式。辞（13）所说的“告”应是商王统治臣服异邦的一种方式，其所告的内容大致也不出上引文献的内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商对沚方的处置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威慑诫告与安抚劳慰。这与周初对待商遗民的方式是相似的。《尚书》的《多士》、《多方》是周王朝针对殷遗所作。《多士》说：“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周王朝对殷遗民的诫告，实包括威胁与利诱两方面。其中“奔走”一词西周金文常见[25]，这里用来要求殷遗，可见殷遗仍有机会保持其贵族地位。《多方》：“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也说到选拔殷遗参与周政，殷遗可以保有其尊崇地位。当然，前提条件就是要臣服于周，敬服周命[26]。

沚方对商王朝的臣服究竟是何种形式？这个问题涉及到商代上层建筑的架构，目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学者据商沚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沚在商代受封为伯爵[29]，这一结论还需再作讨论。卜辞中沚、沚戓有称伯的现象：

（16）辛未卜，丁隹好令比[白（伯）]戓伐卲。（《花东》237）[30]

（17）辛未卜，丁[隹]子令比白（伯）戓伐卲。/辛未卜，丁隹多丯臣令比白（伯）戓伐卲。（《花东》275+517）[31]

（18）辛未卜，白戓爯册，隹丁自正（征）卲。/辛未卜，丁弗其比白（伯）戓伐卲。（《花东》449）

辞（14）残，辞（15）左指左军，商王占卜以左军与伯戓协同作战是否有祸。辞（16）、（17）、（18）为花东子卜辞，都是占卜由哪支武装力量来协同伯戓作战。目前卜辞中所发现的沚氏称伯情况只有以上几条，其中花东卜辞中的伯戓是否是沚戓，尚有学者怀疑[32]。如果伯属商王室封爵，则卜辞中沚伯或伯、伯戓这种正式称呼的出现频率应远远多于沚、沚或沚戓。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学者统计现有卜辞中关于沚的记载达573条[33]， 称伯者仅一见。因此，伯更有可能是沚方臣服商王朝之前的称呼，沚氏称伯并非始自商王封爵之后。另外，上文已论述商朝征服沚方更可能是一种强力压服，更多是出于军事考虑。根据目前所见的材料，沚方在政治上是否融合到商王朝体系内尚不能定论。前引辞（2）为黄组卜辞，时间在商王康丁以后，已到商末，从辞（2）反映的内容来看，似乎商王朝与沚方仍发生冲突，以致于商王执沚伯用来祭祀先王。

答案可以从卜辞“臣”的内涵上探得一二。看下面几条卜辞：

（20）贞，□同多沚。（《合集》11171，典宾）

辞（19）“呼比臣沚”，即商王要求自己的某支武装力量与臣沚协同作战,臣沚主要承担军事方面的任务。辞（19），此字孙诒让疑为‘同’之省文，意为会合[34]。 孙氏的意见值得重视，西周金文《天亡簋》：“王同三方”（《集成》4261），旧亦多释为“凡”。“同多沚”即召集多沚，从辞意揣测，这种集会的目的应该是军事行动。辞（21）与辞（17）“丁隹多丯臣令比白（伯）戓伐卲”相似，都是指让“多臣”或“多丯臣”协同沚氏作战。“多丯臣”与“多臣”一样，应是商王统治下的一种军事组织。沚氏称“臣沚”、“多沚”，所比者为“多臣”、“多丯臣”，由此可以推论：1.沚氏被征服后的身份应是商王朝的“臣”；2.沚氏已被整编为“多沚”；3.“多沚”即相当于“多臣”。

关于商代的臣与多臣，学界讨论甚多，郭沫若提出臣“象一竖目之形，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35]，较为学者接受[36]。据学者研究，商代的“臣”与“多臣”至少有以下三层内涵：1.作为“臣”，首先须是臣服者，“殷人对没有屈服的俘虏，则直书其族名，其下场则全部被屠杀；对表示屈服的俘虏，则名之曰臣”[37]。2.商代的臣一般都为兵士，这一点郭沫若已指出[38]。 3.陈梦家指出“多臣常常是受王之乎征伐邦方”[39]，说明“多臣”很可能是直隶于商王的武装力量。这种主要由异族战俘转化而来的臣，组成职业武装队伍，实质上变成了为商王效死命的“爪牙”[40]。从这个层面讲，商代“多臣”与周代文献中的“虎臣”、“隶仆”十分相似，“都是‘以戒戎作’的被奴役者”[41]。沚方的情况正是这样，只是略有不同，沚方仍保有原来的土地，并没有被招至商王朝中心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不直隶于商王，而是有自己的首领像沚等。

从“多沚”的称谓来看，商王朝打乱了沚方原有的建制，将沚方进行了分化与整合。这种分化削弱了沚方的力量，以便于治理。这与周人对待殷遗民的处置方式是相似的[42]。卜辞的“多沚”与“多马羌”、“多羌”十分类似。商时羌人分为北羌和马羌两种[43]，其中马羌起初与商人为敌，商人曾加以征伐，“乙卯卜，争贞，王□伐马羌”（《合补》1983）。经过征服与整合，商人同样用马羌组建了“多马羌”这样的武装力量，卜辞云：“□寅卜，宾贞，令多马羌御方”（《合集》6761）。卜辞关于商俘获羌人的记载习见，羌人战俘也被商王朝组建成了一支力量，“多羌”用于田狩等，卜辞有“多羌不获鹿”（《合集》153）。

综上所述，其一，沚在卜辞中称方称伯，与商人异族。武丁时征服沚方，曾一次集合三千人，卜辞中需要商王朝如此兴兵动众的方国像土方、方等都是雄族大邦，沚方在实力与性质上与之相类。但沚方的地理位置更为重要，它西拒方，北阻土方，实扼商代西方、西北方异族内侵的咽喉。商王朝屡次强力征服，与其险要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沚方后来变成了商王朝在西方的耳目，成为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并且在商王朝征伐西、北方各国时，常为前导。其二，商在征服沚方以后，多次对沚方进行“毖”、“告”。所谓毖告包括威慑诫告与安抚劳慰两个方面，与周初对待臣服的四国多方的方式相似。这种“征服——诰诫”模式是早期国家管理的重要方式。此时的王朝并没有更有效的方法来统治属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王朝并未完全摆脱诸侯之长的地位。其三，沚臣服后称“臣沚”、“多沚”。“臣”与“多臣”都是商王朝征服异族邦后整合其武力所组建的军事力量，这种由臣服异族转化的武装队伍，实际上变成了为商王效命的爪牙，与周代利用异族战士组建的“虎臣”、“夷仆”等军事组织相似。“臣沚”、“多沚”就是商王征服沚方后利用沚人组建的武装力量，“多沚”相当于“多臣”。略有不同的是，由于沚方重要的地理位置，商王保留了沚方的领地，组建的“多沚”仍由沚方首领率领，用于抗击西、北方向异族的内侵。像沚方这样的情况，在商代并非孤例，“多羌”、“多马羌”等都是类似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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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沫若早已指出沚乃方国名。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08.

[9]卜辞占卜要不要用三丰伯祭祀父丁，说明已经俘虏了三丰伯。因此“执”为名词，指俘虏而言，“其执”与“三丰伯”同位复指。

[10]于省吾.墙盘铭文十二解[C]//古文字研究(5). 北京：中华书局，1981：9.

[11]陈炜湛.甲骨文异字同形例[C]//古文字研究(6).北京：中华书局，1981：244.

[12]胡厚宣.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J].考古学报，1976(1).

[14]“来艰自沚”是指沚方报告他国入侵的消息，宾组中此类卜辞习见，细玩可知。有学者认为此句是说沚方入侵商，可能有所误解。

[15]赵诚. 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一）[C]//古文字研究(17).北京：中华书局，198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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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同[7]：280.

[18]张万钟.商时期石楼、保德与“沚方”的关系[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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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蔡沈.书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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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班固.汉书·翟方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433.

[24]关于戉氏的情况，参考[16]：62，99.

[25]例如盂鼎：“享奔走”（《集成》2837），殳簋：“其万年奔走事[相]侯”（《集成》4136），荣作周公簋：“克奔走上下”（《集成》4241），效卣：“万年夙夜奔走”（《集成》5433）。

[26]关于殷遗民遭遇问题，参见杜正胜.略论殷遗民的遭遇与地位[C]//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3本4分)，1982.

[27]参考以下论作：a.[5]：46-56.b.[6]：847-848.c.韩江苏.甲骨文中的沚[J].殷都学刊，2003(3).d.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63-267.

[28]王国维.殷周制度论[C]//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467.

[29]最早发表此说者为董作宾，胡厚宣进行了详细论证，后来学者如岛邦男等多从之。参见a.董作宾.五等爵在殷商[C]//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19.b.[5]：56.c.[6]：847.

[30]关于《花东》卜辞的时代，整理者认为大体相当于武丁前期，陈剑认为整个花东卜辞存在的时间可能在武丁晚期。参见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前言35.b.陈剑.说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的“丁”[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4).

[31]蒋玉斌缀合。参见蒋玉斌.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229，246.

[32]在坚持历组晚期论的学者看来此问题有待商榷。参见刘源.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研究概况[J].历史研究，2005(2).

[33]同[18].

[34]孙诒让.契文举例[M].济南：齐鲁书社，1993：47.

[35]郭沫若.释臣宰[C]//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70.

[36]臣在实际用法中，并不全部表示地位低下者，因此不少学者提出了其他看法。但从辞源上所说的“臣”的屈服义，与臣在臣服之后的际遇是不相涉的两个问题。关于“臣”字讨论，参考王进峰.商周时代的“臣”与“小臣”[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48-50.

[37]赵锡元.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122.

[38]同[35]：79.

[39]同[3]：507.

[40]林沄.商代兵制管窥[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5).

[41]裘锡圭.说“仆庸”[C]//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15.

[42]同[16]：263.

[43]王慎行.卜辞所见羌人考[J].中原文物，1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