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磊 王汝意

（山西省翼城县文物旅游局，临汾翼城，043500）

浅析金仙裕公和尚道行碑诞生的时代背景

石 磊 王汝意

（山西省翼城县文物旅游局，临汾翼城，043500）

宋末元初北方地区的道佛之争，为广裕法师从山西走向大都提供了便利。广裕法师佛学修为精深，口才弘辩，一心弘扬佛法，不恋俗世繁荣，对于佛教的传播兴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元世祖忽必烈特赐封其为“弘辩兴教大法师”。因其声名远播，所以其圆寂之后，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才肯为其道行碑撰文书篆。也因为主人公及属文者的特殊性，此碑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历史价值、书法价值、文化价值，堪称国宝。

佛道相争 裕公和尚 赵孟頫 道行碑

现今山西省翼城县城内古城“后土庙”院内，藏有一块珍贵的元代碑刻——金仙裕公和尚道行碑，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碑的主人公为元代高僧广裕大师，碑文撰文、书篆者为元代书法大家赵孟頫，广裕法师与书法家赵孟頫皆为历史文化名人，所以此碑刻集宗教价值、历史价值、书法价值、文化价值于一身，珍贵非凡，堪称瑰宝。可惜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于这块金仙裕公和尚道行碑诞生的背景不甚清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此碑刻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本文正是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初步尝试。

一

公元1255年，即蒙哥汗五年，道教势力最大的全真派侵夺佛教僧众的寺院财产，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月，少林寺高僧福裕长老北上蒙古大汗的汗廷和林，通过与自己私交不错的蒙古贵族阿里不哥向蒙哥汗控告全真教，“道士欺瞒朝廷辽远，依着钱财壮胜，广买臣下，取媚人情，恃力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1]祥迈.至元辨伪录(卷3).历数全真教对佛教的打压与侵害，这引发了信奉佛教的蒙哥汗的不满。

蒙哥汗一面命令朝廷的断事官[2]“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除了中央有断事官之外，在燕京（大都）、别失八里和阿姆河还先后设有三个行断事官，蒙哥汗对上述三个断事官加以固定和完善，基本定型为汉人称之为行尚书台或行尚书省的机构”。详见《元史》卷3宪宗纪。和那摩国师一道，责成全真教退还部分霸占的佛教寺产，同时又在发兵进攻南宋四川的前夕，授权自己的弟弟忽必烈在开平[3]公元1251年6月，蒙哥汗即位之后，委任自己的弟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北到内蒙古，西至河西走廊，南至淮河一线）军国重事。在选择自己的驻地时，忽必烈接受木华黎国王霸突鲁献策“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便于经营中原及江南。1256年，忽必烈命令刘秉忠占卜，在金桓州东、滦河北的龙岗，修筑了开平城，也就是后来的元上都。详见李治安：《元史十八讲》，第三讲“忽必烈总领漠南军事”.中华书局,2014.38-39.主持了一次佛道辩论大会。

天下的佛教徒与道教徒各自推选17名代表参与辩论。道教由新任掌教张志敬领头，佛教则推选出八思巴、那摩、福裕等人参与辩论。道教与佛教辩论的核心为道教经典《老子化胡经》，因为根据道教传说“道教祖师太上老君曾经点化胡人为佛，佛陀属于道祖的弟子，因此佛教属于道教的末枝，地位远不能和道教相提并论”，可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历史依据，史籍中并没有明证，而且蒙古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汉族、契丹、女真、西夏、吐蕃、大理各族，在华夏族看来无疑就是胡人，而这一点是蒙古人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这次辩论以道教的失势而为世人所瞩目，忽必烈下令焚毁《老子化胡经》等40余部道家经典，归还200余处被全真派侵占的寺院，同时还将冥顽不灵的樊志应等17名道士强行剃度，让他们改信佛教[1]元史十八讲.第十三讲“佛道消长和异域宗教东来”.(P164)。当时来自山西的广裕法师亦参与了辩论，并因精通佛法、辩才出众而为忽必烈所赏识。当时的忽必烈为了积蓄力量，建立了“金莲川幕府”集团，积极延揽各种人才，包括宗教人才，尤其是佛教人才[2]忽必烈在金莲川开府之后，延请四方文士，积极网罗各种人才，逐渐形成了一个“金莲川幕府”的侍从臣僚集团，他们逐渐成为忽必烈的智囊机构。按照前人的说法，可将该幕府群体划分为邢州术数家群、理学家群、金源文学群、经邦理财群、宗教僧侣群和王府宿卫群。这其中，宗教僧侣群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对忽必烈的个人信仰以及日后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吐蕃治理影响较大，代表人物有吐蕃僧人八思巴、禅宗僧人海云、太一道教大师萧公弼等。。

进入忽必烈视野中的广裕法师，祖籍稷山，俗姓郝氏，幼敏慧，肄讲肆，日记三千言，发轫于戒经，决策于众经论，顿辔于唯识、因明。年仅二十岁，即精通经、律、论藏，僧众推为首座，讲法说要，人皆服其经诣[3]刘峰策划.程发聩搜集整理.翼城古志集成(第一册清康熙).翼乘(卷之十二).杂记部(三).仙梵志.三晋出版社,2013.(P459)。出世住寿圣寺[4]“寿圣寺，在下交村西。宋治平四年重修。”(P459)。修千佛洞佛阁殿堂，大开讲席，听众逾百，檀施云兴。次住华严院，且营且讲，如住寿圣寺。次住十方仁寿寺[5]“十方仁寿寺，也称十方院，在城外西部隅高阜上。旧立八腊庙于此，今复为院。”(P460)，肇建夏安居讲堂，安众一百五十人。又建冬安居静讲堂，安众五百。筹金化缘，重修佛阁、法堂、僧堂。经过广裕法师的主持，十方仁寿寺信徒日增，香火日盛，寺院的规模比之前的寿圣寺与华严院，益大以肆。当十方仁寿寺走上兴隆之后，广裕法师又移法驾，驻跸金仙寺[6]“金仙寺，旧在东门外，为浍水所侵。元延祐间徙同颖坊。”(P459)。

金仙寺为晋宁路翼城县境内最大的佛教寺院，但是寺大而久废，难以找到合适的大德高僧来主持寺庙。广裕法师立志弘毅，不避艰辛，来到百废待兴的金仙寺。修大佛阁，营造弥勒大像，高百尺，广三之一，饰以黄金，佛胸置《大藏经》及《唯识钞疏》四十部。又修法堂、僧廊、香积，檐楹户牖，金碧辉煌，为晋伟观。金仙寺的东面是水流汹涌的浍河，广裕法师考虑到浍河不断侵袭岸边，容易发生水患，于是捐资修筑堤坝，垄石为岸，高丈又寻，广袤八十步。

二

至元十八年（1281），在忽必烈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二次佛教与道教的辩论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资戒大会”（问道于天，戒除俗行），广裕再次应召赴会，参与辩论，而此时的忽必烈已经成为新一任的蒙古大汗。原来蒙哥汗率领大军进攻南宋的川蜀地区，不想兵败于钓鱼城下，自己也伤重不愈，死于军中。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各自在大都与和林继位，之后兄弟二人刀兵相向，混战不已，最终在汉族世侯与中原大商人、大地主的支持下，忽必烈击败了阿里不哥一方，正式成为大元皇帝与整个蒙古民族的大汗。这次辩论的起因，依旧是道教与佛教争夺寺院[1]“长春宫为长春真人邱处机的道场。邱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受到成吉思汗的器重和礼遇，被称为神仙，遂命令他掌管当时北方汉地所有的道教，甚至代管燕京儒学。全真道教也因此取得了压倒儒学和佛教的地位。在前四汗统治时期，全真教在北方宗教派系中臻于鼎盛，传播发展最为迅速。甚至网罗不法之徒，欺压佛教和儒学，或改寺为观，种下了佛道矛盾尖锐的祸根，因而也引起了朝廷的猜忌。”详见李治安：《元史十八讲》，第十三讲“佛道消长和异域宗教东来”.中华书局,2014.(P163)，至元十七年，大都长春宫的道士们仗着在京城势力庞大，侵夺佛教徒的财产，引发了佛教徒的激烈反抗。在这次辩论中，佛教高僧们抓住全真道士们号称练气之后，刀枪不入，不惧水火的说法，请道教首领们亲身进入火场检验，道教首领们不敢以身涉险，于是忽必烈决心支持佛教，除了下令不许长春宫的道士们举行醮蘸，更是将除了《道德经》之外的道教经典全部焚毁，全真教经此一事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广裕法师因为在辩论中表现出众，佛法知识渊博，在皇宫大内为元世祖讲经说法，启迪智慧，默契圣心，忽必烈对广裕的佛法修为非常满意，于是赏给“弘辩兴教大法师”的尊号，并赐以袈裟[2]陈发聩.翼城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P295-296)。

有了忽必烈的赏识，广裕大师在佛教界的威望日隆，信众更广，住持金仙寺三十余年，讲经说法时，台下信徒常不减百众。广裕大师精通三藏，弘扬佛法，所以四方供奉的金银、布帛、粮米非常丰厚，但是广裕法师不积私产，所有财物都委托常驻寺庙接管，并经常施舍给十方僧众，利生接物，像教攸寄[3]“师前后受四众请，更五。住持一日必葺，讲亦不辍。四方檀施金粟、币帛，一委常住。所至有余积，而已无私焉。以其盈余，施十方僧众。”详见《大元晋宁路翼城县金仙寺主持弘辩兴教大师裕公和尚道行碑》。。最后住持胜因寺，前后受四众请，接连住持了五所寺庙，住持一日必修葺寺院，讲经传法，感化众生，弘扬大教，受法布金。先后受其教诲，嗣其法统者70余人，曰才，曰政，为众上首，并受玺书，名播诸方。大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坐化于金仙寺，寿七十又二，腊五十又二。因其精修秘行，誓生兜术，示寂七日，面如生时。众门徒修浮屠于寺后，塔葬裕公大和尚。

三

灭度后十又一年，其徒弟智贞法师状其师之行，入大都请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纪其师道行，以传不朽。因为赵孟頫身份尊贵，且博学多闻，精通佛理，尤为皇室所重。赵孟頫谓：“诸佛妙严，秘密刹海，等一义味，支分派别，如月在水。非论无以证经，非律无以显教，究其指归，则一而已。师能融通三藏，宏佛法于一方，而始终焉，则其为四众所宗，宜也；其往生兜术陀天，亦宜也；其肆法，上足续灯竟爽，亦宜也。”思虑再三，乃为铭曰：“佛以妙法，大启群蒙（氓）。空有互彰，理事双融。皇元肇兴，大教是宗。裕公之生，适际其隆。聪慧夙禀，博洽强记。曰经律论，等一义味。天与其谋，神献其功。微言玄论，滂沛心胸。道契圣心，大衣（义）宏贲。慈氏攸归，佛光逾炽。惟晋之鄙，惟浍之裔。表是坚珉，灵室兹閟（闭）”[4]《翼城古志集成》第一册清康熙《翼乘》之文志补“大元晋宁路翼城县金仙寺主持弘辩兴教大师裕公和尚道行碑”.(P466)。延祐七年，岁次庚申小春日，主持僧智恩、智贞、智信、文懃等。

众僧返晋之后，将裕公和尚的道行行状请太平县（今襄汾县）的一对兄弟石匠李世英、李世昌二人敬为勒石。碑刻为通体青石质地，高4.09米。碑首方形，高1米，宽1.4米，厚0.55米，雕刻有二龙戏珠的碑首纹饰。碑额篆书“金仙裕公和尚道行碑”3行9字。沧海桑田，岁月无情，日晒、风吹、雨淋、火焚，碑首已断裂为数块，碑身的裂纹也非常多，碑刻的下部有些文字也漫漶难识。碑刻的全称为《大元晋宁路翼城县金仙寺主持弘辩兴教大师裕公和尚道行碑》，全称之下书有：太平县石匠头目李世英、弟李世昌刊，次行行署：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撰并书篆。该碑由于为书法大家赵孟頫所书，且记述的主人公又为佛教高僧裕公和尚，所以历史价值非常高，对于研究历史文化、佛教文化、书法文化都价值连城。

附图1：金仙裕公和尚道行碑碑文

附图2：裕公和尚道行碑碑亭

此石碑原来收存于翼城县城内同颖坊附近的金仙寺内，元明兴替，金仙寺毁于兵燹，万历元年（1573），邑人太守（知府）杨纬志将其移放到城内东部高台上的后土圣母庙内[1]《翼城古志集成》第一册清顺治《翼乘》之卷十二仙梵志“金仙寺条”载“有元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撰书《裕公和尚道行碑》，碑移后土庙。”(P305)。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寇攻占翼城，圣母庙连同承天楼都为日军所焚毁，佛法护佑此碑，此碑得以幸免。

为“裕公和尚道行碑”撰文并书篆的赵孟頫，不仅是元代的大官僚，更是古代有名的书法大家。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生于吴兴，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宋朝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朝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拜其为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从此步入仕途，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其五岁临池，终老未辍，篆、隶、真、行、草书无所不通，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为楷书“四大家”[2]赵孟頫的书法，集晋、唐以来书家之大成，篆、隶、真（楷）、行、草无一不精，历来为最高统治者和一般士民所喜爱，不仅风靡元朝，而且影响至今。。可是由于其以宋宗室的身份而出仕元朝，故时人对其气节的评价不高，“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頫的书风[3]“赵孟頫的书风稍显柔弱，这是不足之处。过去不少人把这一缺点与赵孟頫为宋宗室，于元代却被召见并甚为统治者所亲重联系起来进行批评，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不足为凭。”详见《翼城春秋》.(P298)。或许是政治上的不如意以及民间舆论对其进行的诋毁与挖苦，赵孟頫将自己很大一部分精力寄情于宗教，这从他为宗教界名人撰写神道碑就可见一斑。除了给裕公和尚撰写道行碑，赵孟頫还给道教正一派的张留孙道长撰写过《张天师神道碑》，目前保留在北京东岳庙山门之内的大殿旁。张留孙为江西龙虎山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的爱徒，因为精通占卜、炼丹、祈福、禳灾等道教秘术而为元世祖忽必烈所喜，被元世祖封为“玄教宗师”，连年被派往各地代替皇帝祭祀山岳河渎，甚至在晚年决定是否任用大臣完泽担任宰相的问题上都请张留孙进行占卜来决定。张留孙虽然只是“玄教宗师”，但是赵孟頫给其撰写的神道碑却挂名“张天师神道碑”[1]“由赵孟頫亲自撰写和书丹的《张天师神道碑》，俗称《道教碑》，被誉为元代书法艺术的珍品，至今矗立于东岳庙大殿旁。足见，忽必烈对张留孙的格外垂青。”详见：《元史十八讲》，第165页。，由此可见张留孙在忽必烈心目中的分量非同凡响，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能让官居一品的赵孟頫亲自撰写神道碑文的宗教界人士都是皇帝赏识、朝廷重视、具有强大官方背景的方外之人，包括山西的高僧裕公法师。

元代的统治者非常善于借助宗教的势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有鉴于此，元代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基本上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全真道教、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太一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在大元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都在政治文化舞台上有着精彩的表演。但是诸色宗教之中，佛教与道教的势力又是最大的，为了获得朝廷的支持以扩充各自的宗教势力，道、佛两派数次展开斗争，双方相斗的结果就是佛教略占上风，但是道教也依然保持一定的势力范围，而金仙裕公和尚道行碑其实质就是佛道相争的产物。“蒙古贵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最早接触的还是汉地佛教。元代的汉地佛教以禅宗势力最盛，少林福裕长老、海云印简法师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且都与蒙古上层统治者关系密切。海云禅师曾向忽必烈宣讲天人因果之教，进行佛教的启蒙，而福裕禅师曾代表汉地佛教，与全真道教辩论争锋。”[2]李治安.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2014.(P166)同样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与佛教相比，忽必烈接触儒学和道教也很早，还被后人称为“儒学大宗师”，为何没有被汉化儒化，而是明显的支持佛教呢？或许，因为儒学追求现世的仁义道德约束，在现世道德规范和个人本欲不相符合时，只能牺牲个人的原始欲望，而佛教追求来世幸福和祈福赎罪，对现世的束缚并不明显，神秘感强，又远离世俗，也更容易被粗犷率直的蒙古贵族所接受。广裕大师遇到了信奉佛教的元世祖忽必烈，因缘际会，君臣相知，用佛法为二人的交流搭起了一道桥梁，获赐“弘辩兴教大法师”的封号，死后更获得大书法家赵孟頫亲自撰文书丹的道行碑，这是一种机缘，也是一份哀荣，更是一段美谈。当然不管是《裕公和尚道行碑》还是《张天师神道碑》，都是元代书法艺术的珍品，作为现今存世的两块为专家所认证的赵孟頫亲自为宗教界人士撰写的道行碑，堪称国宝级的重点文物，弥足珍贵。“由于此碑的名贵，《山西通志·金石记》《山右石刻丛编》《翼城县志》均对此碑有详细的记载”[3]王道旺,王汝意.裕公和尚道行碑点注.文物世界,1994,(4).。1992年，山西省文物局在城内村重修的后土庙内为其建立了六角碑亭、围墙和大门，妥善加以保护，近年来更是为石碑的主体部分设计了玻璃护罩，以防止外部因素对碑身的侵化、腐蚀，增加对石碑的保护措施。 （责编：张佳琪）

ABrief Analysis on Time Background ofthe Dangheng Tablet Concerning about Monk Yu Gong

Shi Lei WangRuyi

The Battle between Buddhismand Taoist in Northern region duringthe late Songdynastyand beginningofYuan dynastyperiod took a convenience for Master GuangYu togoforward Da Du fromShanxi.Master GuangYu’s Buddhism attainments was profound,whoconcentrate topromote Buddhismwithout covetingworldly prosperityan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the spread and flourishingofBuddhism,soKublai Khan granted himthe“flourishingBuddhismMaster”title.He was soprestigious that ZhaoMengfu composed epitaph for his tablet.Due to the particularityofthe owner and the writer,this tablet has high regional value,historical value,handwritingvalue, cultural value,that can be called national treasure.

Battle between Buddhismand TaoistMonk Yu Gong ZhaoMengfu Dangheng Tablet

石磊（1986—），男，山西翼城人，山西省翼城县文物旅游局，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王汝意（1964—），男，山西翼城人，山西省翼城县文物旅游局文博副博物馆员，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与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