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小云+贾微晓

[摘要]本文根據现有的网络资源，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红色文化主题的研究文章做了时间和主题的归类，发现不同时间阶段对于红色文化的研究有着惊人的类聚性，故将其做了简要的综述。一来能清晰地看出不同时期红色文化的研究主题变化，二来为未来红色文化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中国红色文化 历史 主题性

中国红色文化产生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 以后的红色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中国由此开始了红色文化的大量沉积。对于红色文化的研究自红色革命开始前的新文化运动就开始有所涉及，而这之后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从未中断。而当下对红色文化的研究更是层见迭出，门类众多。但是如果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时间和主题性的总结时，就会发现历史上的红色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主旋律特点，主题也具有明显的类聚效应。

一、侧重于“革命性”的红色文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红色文化研究主要是基于革命文化的研究。红色文化内涵的讨论最早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将红色文化等同于革命文化。汪疑今在《目前文化运动之两种性质》提出了当今文化运动出现了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两种不同的性质。李璜在《论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运动》中从批判角度分析了共产党领导文化运动取得的成效。唐耀章《中国之新生命——东方文化运动》、《新青年》第一期刊载《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振清译《中国的反动文化和革命文化》、陈高佣著《文化革命和革命文化》、柳洲著《革命文化运动须要重新建立》、《中国民族革命文化之史的发展提纲》等，他们指出文化都是具有阶级性质，超越阶级和民族的文化是不存在，提出了任何文化运动都是革命性，革命文化需要重建。田弘在《延安文化运动现势》详细分析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所开展的文化运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宗明在《论中共之文化运动》中分阶段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运动内容特点。罗迈在《边区的群众文化运动》分析了解放区群众文化运动情况等。

二、侧重于“阶级性”的红色文化研究（改革开放前1949年—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方面，而且有明显的阶级倾向性。例如1958年的音乐研究第六期，刊物明确提出了红色文化的阶级属性——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斗争，并强调“我们”需要的是红色歌曲。[1]1960年游默、毛瑞宁发表在戏曲报上的《草原上的一面红旗》也是带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将红色文化艺术的方向明确定位为广大人民群众。[2]在1964年的《戏剧报》中，席宣政认为乌兰牧骑的蒙古话意思是红色文化队，所以他认为乌兰牧骑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3]

而从1966到1976年之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红色文化研究更是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其斗争意味明显大于学术讨论。例如发表在1966年的《戏剧报》上的文章——《苍山洱海的红山茶——白剧<红色三弦>观后感》中，作者阿将看了《红色三弦》的戏，认为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不断地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进行斗争。[4]还比如，1975年发表在《人民教育》上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办好业余教育》的一篇文章中说道：“职工们认为《五·七指示》指航道，工厂办成大学校，人换思想厂换貌，红色江山牢又牢。”充分表现了阶级的思想。[5]随着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开始出现，例如1977年邝思沅的《红色政权不可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在广西的反革命罪行，并强调红色政权不可以被玷污。[6]

三、红色文化的“历史经验和精神”研究（1980年—2000年）

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0年之间，红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红色革命经验和精神方面。1981年余伯流在《略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阐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他认为研究和吸取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下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7]1982年赖志奎在《学习和研究苏区教育的历史经验——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一文中同样叙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农村建立了许多块红色根据地。在这些地方非常重视文化教育的建设，这些文化教育事业为后期社会主义的建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8]1984年发表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上的曾飆的《中央苏区体育研究》，详细描写了苏区红色体育活动，他认为这些活动有效地增进了军民的身心健康，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巩固红色政权，开展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9]1986年张邦琏同样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发扬苏区师范教育光荣传统加速赣南师资建设》一文，文中强调中央苏区在建立、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革命斗争中，把教育工作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看得同等重要。他认为当下应该加强苏区教育工作，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10]1990年，汤家庆在《党史研究与教学》上发表《闽西苏区文化的概况及其特点》一文，指出60年前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闽西苏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建设，其丰硕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11]这期间外国学者的研究方向和我国学者也不谋而合，例如美国学者Major Charles C. Duell在1988年《The Long March-Victory or Defeat》一文中指出红色文化包含实用性和理想性。文章探讨了长征和苏区建设大多数事件，分析了在长征和苏区建设期间，红军的实用性和理想性精神是如何帮助其完成伟业的，作者认为红色文化和精神对于新中国的成立作用是巨大的。[12]

四、红色文化的“艺术性”的研究（2000年—2005年）

21世纪年初期，由于红色影视剧的大量涌现，学界开始对红色文化文艺作品进行讨论。刘玉凯认为，一大批以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相继问世，形成一股红色经典热潮，使人想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火红的岁月。但是这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及未来走向，很值得文艺理论界关注。[13]邱桂林、王成家认为当前红色经典的缺失导致了主流文化的萎缩与衰退，红色文艺作品是一种有效补充，所以必须要加强红色文化教育。[14]王妮娜认为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改编热，表面上是当代大众对红色年代的一种怀旧和商家利用“激情年代”积累的观众赢利的手段，但本质是人们对红色精神的渴望和回归。[15]endprint

而从2005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加深，全球化的步伐加快，红色文化的讨论开始如井喷式地发展起来。这期间的红色文化研究，可谓是百家争鸣，包罗万象。除了包含之前的红色文化文艺作品和苏区经验和精神研究之外，这段时期的研究重点是在红色文化的“文化性”，“经济性”和“政治性”上面，学术意味更加浓厚。

五、红色文化的“文化性”“经济性”“政治性”的研究（2005年至今）

1.红色文化的“文化性”研究。从红色文化的文化概念角度，邓显超、邓海霞认为红色文化这一概念还处在争鸣阶段，学术界界定红色文化的理论任务尚未完成。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党史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根据地文化、左翼文化的关系研究还不够深入。[16]游海华则认为，红色文化与革命文化、党史文化关联密切，但时限不同、语境各异。学界目前对于红色文化的讨论，大多忽视了其特定的时空和语境，分析纷然。他认为，三个文化均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红色文化更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7]从红色文化的要素和结构来分析，江峰、汪颖子认为中国红色文化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融合中国特定区域内的多元文化，从而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形态。[18]李水弟、陈建从系统的角度对红色文化的含义、特征、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指出红色文化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内在力量。[19]王廉、王芙蓉、黎愿新等则用数学层次分析法提供了文化类型、文化融合等科学理论分析，将红色文化进行分类，并为红色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建议。[20]从文化的演变和转化角度研究，魏本权在构建适应红色文化研究的概念逻辑的基础上，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对革命文化向红色文化的概念转换加以研究。他指出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在当代已发生演变和转化。[21]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红色文化是近代文化史的分支，故应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与整体文化格局中加以探究。而新文化史则拓宽了红色文化研究的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借鉴。[22]周艳红认为，中国红色文化的文化形成是几方面合力的结果，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二是中国革命实践的探索，三是中国优秀文化的滋养，最后是我党的科学引领。[23]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红色文化，傅梅芳认为红色文化具有特定的物质载体和丰富的精神指向，她建议红色文化与新媒体相结合，用红色文化占领新媒体阵地。[24]文化传承方面，金民卿认为红色文化是红色文化历史、红色文化符号与红色文化意义的有机统一体。红色文化传承的核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承。他指出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要避免单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空洞性和说教化。[25]从文化基因和文化内核的角度，刘义贤、马自勤、刘璇认为红色基因就是党的初心， 红色基因是党的精神族谱，如果要党增强免疫力，需要激活红色基因。[26]罗永宽、李燕认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在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上面。[27]文化德育角度，程东旺、黄伟良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天然构成，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红色文化”能为培育人才及建构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28]陈世润、李根寿认为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价值，包括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管理价值、生态价值等五方面价值。[29]文化建设角度，赖宏、刘浩林认为红色文化由革命文化构成，但又不等同于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逻辑内涵。为此，必须加强红色文化的建设、搞好红色文化产品开发、创新红色文化活动方式。[30]

2.红色文化的“经济性和生产力”研究。周瑞辉认为红色文化产业需要从资源利用、资金支持、科技融合、运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实践，走出一条具体化、差异化、品牌化的特色之路。[31]钟利民认为红色文化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红色文化有它自身的生产、消费等方面的内容和运行规律。[32]陈功焕、刘小珍从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思考，他们建议构建中国红色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体系。[33]从文化旅游资源的角度来研究的有，蒋长春认为不同类型游客对红色文化感知的差异性，不单纯取决于游客的主客观条件，也不完全取决于红色景区的旅游开发与服务等因素，还与红色文化自身的属性、政治因素等有着紧密的关系。[34]魏本权、陈敬认为红色文化是在具体地区地区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资源的根本性质是社会化的效用性和对于人类的相对稀缺性，红色文化是稀缺而有用的，也是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资源基础。[35]胡向阳对红色旅游景区进行调查，通过实地走访与数据分析，明确了我国的红色文化与资源保护现状。[36]从文化软实力角度，熊扬勇认为红色文化有很强的软实力作用。提升红色文化软实力，必须在意识形态阵地、红色文化建设、红色文化经济价值创新等方面，进一步拓宽战略路径，使之产生更具积极意义的影响作用。[37]这期间有一篇国外文章很有意思，Liwei Zhang和Muhammad Babar Jamil在 A Fantasy-Theme Analysis of the Reportage——“The China Diaries-Discovering the New China along the Trail of the Long March” in the Global and Mail 一文中分析了紅色文化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建设“家”的理念比较。这篇文章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人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对“家”的建设思想和红色精神高度契合，分别是实用主义、团结主义、理想主义。文章指出，虽然红色长征时期已经过去，但让中国人努力让自己和国家变好的红色精神一直存在。[38]

3.红色文化的“政治性”研究。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李水弟、傅小清认为红色文化是一种政治现象，是反映和服务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文化。他们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从红色文化的内容、形式、特征等方面深入而系统地剖析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39]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黄三生认为红色文化在其内涵构成、生成过程、创造主体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内在联系。通过实现红色文化生活化、促进红色文化信息化、提升红色文化影响力，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40]汪勇认为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础，蕴藏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宝贵资源。[41]从党建角度，李水弟认为红色文化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宝贵资源，离开植根于“红色文化”中的党的先进性因子，就是脱离根基，凌空起舞。[42]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李祖平、安小文认为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联密切，红色文化自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43]邱小云、周艳红认为在现实的挑战与冲击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遭遇了认知、认同和践行三重困境。需以红色文化为着力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后续力。[44]黄蓉生、田歧瑞认为红色文化本质寓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文化本质，具有思想政治根本特性、中华民族鲜明特性和大众文化本体特性。[45]邓如辛认为红色文化内涵的文化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一致，适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性文化需求，因而具有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价值。[46]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范方红认为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时代转换中丰富其意蕴，对其传承和创新。它为大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确立、人格的完善、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提供精神滋养。[47]王芬认为红色文化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传承，在红色文化中记录着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以及精神。传承红色文化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48]从中国梦角度，邹粤认为红色文化与中国梦具有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国梦使红色文化蓬勃发展，红色文化的发展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49]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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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