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梅

[摘要]1932年10月，中國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于12月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地区。经过一番艰苦的反“围剿”斗争后，红军占领了通江、南江和巴中3县的广大地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红军迅速发展壮大。红军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绩，一是归功于中共早期党组织在四川的建立和活动；二是红军始终坚持舆论宣传和物质利益激励相结合的动员手段，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三是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民主监督制度的建立保障了民众已经获得的权利。

[关键词]红军 川陕革命根据地 发展壮大 原因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西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二刘之战”打得正酣，红四方面军乘虚由陕南进驻川东北，并迅速向南取得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田颂尧见自己的防区被红军占领，急忙集合近4万人的兵力对红军发起三路围攻，历时4个月，战斗非常惨烈，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p37-38。后来，为了遏制根据地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又任命刘湘为“四川剿总司令”，协助剿灭川东北红军，当时刘湘调集111个团，20万兵力，分六路对川东北红军展开了历时10个月的“围剿”，虽付出惨重代价，但仍以失败而告终[2]p6。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红军未被削弱，反而迅速发展壮大。本文将以此为视角，探析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

一、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为红军入川创造了条件

正如老红军赵继回忆的那样：川陕边境地区，地下党发展快，很活跃，正是他们的加入，才壮大了红军，帮助红军取得了反围攻的胜利[3]p82。可见，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为红军入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川东北的通江、南江、万源等地，地处大巴山脉的南部，崇山峻岭，地形封闭。川陕革命根据地其余地区则是丘陵和小平原纵横交错。人民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所以十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加之四川各派军阀常年混战，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十分悲惨。据1932年12月29日上海《申报》报道：“五年来，川陕人民共计负担军费达十一亿七千五百万元，人民膏血为军阀吸吮干净。”[4]p4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残暴统治的斗争。这就为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红军的到来提供了绝佳条件。

1926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建立，为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中共党组织先后在四川建立了40多个乡镇农民协会，各地的农民自卫军也逐渐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四川省委及时将革命重心转到农村。同时，在上海、北京和武汉等地工作的川籍党员也先后回到四川，无形中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他们在“川东的涪陵、丰都、石柱、武隆、彭水、梁山（今梁平）、忠县、铜梁、江津等县，川北①的万源、宣汉、达县、南充、南部、仪陇、遂宁、蓬溪等县，川南②的南溪、宜宾、荣县、自贡等县，川西③的广汉”[5]p8都建立了人数不等的革命游击武装。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鼓舞下，川北各级党组织也发动群众，开展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例如1929年夏，王维舟和李家俊在万源、宣汉两县的一些地方，领导农民和铁矿工人举行武装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之后，又在这些地区发动群众，领导他们进行抗捐、抗税和反对军阀豪绅的斗争。与此同时，共产党员旷继勋则在蓬溪县的大石桥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之后又向遂宁、蓬溪、西充、南部、营山、梁山（今梁平）等地进军，所到之处，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建立苏维埃政权[6]p2-3。在红军到来之前，尽管各级党组织还很弱小，组织也很松散，但通过宣传，还是教育和动员了一大批群众，传播了革命火种。红军刚到南江县城时，人民群众就举行了盛大的篝火晚会来欢迎红军。红军进入通江时，附近地区的农村正在开展抗捐斗争，广大贫苦群众看到红军到来无不欢欣鼓舞，抬猪送匾，他们给红军主动带路，支援红军作战。有的老百姓更是用歌声表达了对红军到来的欢喜：“太阳出来满山红，红军来了大不同。打到土豪和劣势，人民永远不受穷。”[5]p32-35

二、舆论宣传和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动员手段为红军发展壮大奠定了群众基础

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川东北地区时，虽然很快占领了通、南、巴等地，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但是相较于数量庞大的四川军阀来说，红军还是势单力薄。在军阀的反动宣传下，当地大多数民众对红军并不抱有好感，出现了驱逐红军的声音，认为红军入川造成了“人民空前浩劫”，甚至出现川陕革命根据地民众为躲避红军逃难的事件[7]。针对根据地的严峻形势，中共川陕省委立即采取措施，局面很快得到扭转。从中共党组织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宣传策略来看，舆论宣传和物质利益激励相结合的动员策略功不可没。

首先，针对反动军阀抹黑红军、抹黑共产党的行为，川陕省委利用宣传队、报纸杂志和石刻等多种形式向民众宣讲红军的政治主张，揭露反动军阀的真面目。红军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是全世界穷人的军队，也是川里穷人的军队”“红军胜利，就是川里穷人的胜利”“大家都是穷兄弟，联合起来消灭刘湘，穷人不打穷人”“共产党不乱杀一个人，只杀反革命”等。对军阀则进行无情的揭露，如“刘湘家财千千万，士兵都是穷光蛋”“刘湘、田颂尧、杨森、邓锡侯等是四川人民的公敌”“田颂尧是吸尽川北穷人血汗的毒虫”“刘湘、田颂尧等不是川军，是整川里穷人的军队”[8]p106-108等。通过宣传，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群众对红军的误解，拉近了红军与民众的距离。

其次，针对各派军阀巧取豪夺、鱼肉百姓的行为，川陕省委则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红军的惠民政策，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激励老百姓，进而获得他们的支持。当时，川陕革命根据地所在的川东北地区是军阀田颂尧的防区，为了获得军阀混战的资金，他巧立名目，广征田赋、傍粮捐、子弹捐、火线捐、壮丁费等等好几十种，田赋一项更是预征到1950年后。由于地主豪绅势力大，他们不仅捐得少，而且还要贪污揩油，所以大部分的税款最终都落到了农民身上。除此之外，无定期的临时摊派更常常超过正税。提款委员一到乡间，不仅要吃好饭，吸好烟，还任意打人民，想尽一切办法勒索人民[1]p5-6。所以，在军阀统治下，人民早已苦不堪言。针对这种情况，红军针锋相对地宣传自己的惠民政策。例如：“穷人不缴款子”“穷人不完粮”“欢迎穷人来当红军”“反对团防派款派差”“吃大户，打土豪，分田地”“工人八小时工作，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工资照发”“学徒同工同酬，女工同工同酬”“穷人不替发财人当民团保家站哨”[8]p106-107等。由于这些口号深得民心，很快不胫而走，许多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和红军是正义的，是代表贫苦人民利益的，所以，支持和加入红军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要让民众长期支持红军、支持共产党，只有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让他们获得与生存密切相关的物质利益。众所周知，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广大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只有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才能最大限度地激起他们支援红军和参加红军的热情。然而，当时川东北地区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里，有研究发现，当时人口9%-12%的地主占有74%-80%的土地[1]p84。为了生存，广大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忍受盘剥。针对这种现实，为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红军一入川就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宣布：“立即召集工农群众大会，宣布无条件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田坎子、山林、房屋”；“雇工、贫农、士兵、失业而愿意亲身去做庄稼的穷人，都应分得土地”；“地主豪绅家的耕牛、农具，也应没收来归庄稼人共用或分用”；“土地分配好了以后，一切收获归耕种者所有，永远不要缴纳租粮给土地旧有主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凡参加红军与游击队的雇工、贫农、中农，应分得最好的地，无耕种能力者，由苏维埃代耕，伤亡者有伤亡抚恤优待”。此外，还宣布：“凡白区工农、白区军队的士兵和官长来参加红军者，同样在苏区分得红军公田，由苏维埃负责代耕。其家属亦可到赤区来，照人口与劳动力量分受土地。”[1]p86-87人民得到土地后，一面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农业生产，一面积极支援和参加红军。在红军入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到万人以上。一些群众为了支援红军，还纷纷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帮助红军抬伤病员、运输粮食。在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的领导下，根据地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各种群众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了[5]p38-39。根据地人民几乎是“人人有组织，个个有事干”[9]。

三、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民主监督制度的建立为红军发展壮大提供了政治保障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政权，红军才有巩固的根据地做依托。因此，1932年12月，红军刚到川东北不久，就在通江县成立了以旷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次年2月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明确规定：川陕省苏维埃是川陕工农兵的代表会议，政权属于全川陕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动群众。省苏维埃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政府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凡16岁以上的，不分男女均有权参加选举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参与讨论一切政治事务。在省苏维埃之下设县、区、乡、村四级政权。各级苏维埃政府设土地、财经、劳工、内务、粮食、文化、交通等部门管理日常工作[10]p143-156。可见，党在川陕根据地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了真正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苏维埃政权。那些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不仅摆脱了地主和豪绅的控制，翻身做了主人，而且还可以亲自参与政权建设、管理和监督，这无形中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为了保卫革命果实，他们踊跃支援和参加红军，扩大和巩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因此，在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在在川陕苏区共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苏维埃政权、160多个区苏维埃政权、99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和4300多个村级苏维埃政权[11]p133。

由于根据地发展迅速，高素质的干部紧缺，许多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不高的人也加入了领导者行列。为了充分保证人民利益，防止发生损害人民利益、损害党和红军形象的事情，川陕省委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民主监督制度。1933年8月，川陕省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省工农监察委员会，建立省对各级苏维埃的巡视制度，监督检查各级苏维埃政府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川陕省各项工作计划的贯彻和落实情况、履职情况等。后来，为了扩大民众对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监督作用，川陕省委又建立了“十家代表”制度，鼓励民众对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进行审查和批评[12]。鉴于村级苏维埃政权数量庞大分散，不好管理的现状，川陕省委还鼓励村苏维埃的工会、贫农团等加强对村级苏维埃政权的民主监督。例如，群众对分田不满意，可以“通过雇工会、贫农团提出意见，召集会议重新分配”[10]p518-519。这样就防止了各级苏维埃政府滥用权力，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

总之，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完全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是由于共产党和红军采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始终保障了人民利益，维护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与反动军阀鱼肉百姓的行为截然不同，在潜移默化中让民众觉得红军就是自己人，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因此，他们纷纷帮助红军，加入红军，最终扩大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注 释：

①川北应为川东北。

②川南应为川东南。

③川西应为川中。

参考文献：

[1]林超.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段渝.抗战时期的四川[M].成都：巴蜀书社，2005.

[3]川陕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4]川陕革命根据地粮政史长编[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5]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6]温贤美.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7]经世寄.川北赤祸真象记[J].社会新闻，1933（7）.

[8]四川省档案馆.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C].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9]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0]贾克，叶萍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11]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2]冯进.川陕革命根据地村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与民主监督[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

责任编辑/马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