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胜萍

[摘要]中央苏区政权建立初期，存在着革命队伍成分复杂、农民革命意识缺乏、军事技术落后等诸多问题，这对培育苏区民众的革命意识提出了迫切要求。为此，中共将培育革命意识的着力点放在教育上，确定了“教育为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总方针，采取了普及革命教育、改革教学内容、灵活运用教学方法等具体措施，极大促进了工农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与提高。这一历史经验对于当前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 教育 革命意识培育

中央苏区，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于赣南和闽西地区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然而，在政权建立初期，中共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为迫切的就是如何培育苏区民众的革命意识，使其积极投身到革命中去。这就涉及革命动员问题。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国内已有颇多成果，学者们从多个角度阐释了中共在当时如何唤醒农民革命意识①，但从教育的视角来分析中央苏区民众革命意识的培育，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将尝试从中央苏区教育这个角度，分析中共对中央苏区民众革命意识培育的做法。希望从这一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为当前更好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一些借鉴。

一、教育视角下培育苏区民众革命意识的必要性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尔后开辟了包括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的中央苏区，从而开创了一片“自由光明新天地”。紧接着，如何巩固这片新天地就成为中共面临的首要问题。从当时的外部环境看，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加剧了革命政权建设的艰巨性。从内部环境来看，形势也不容乐观，具体情况如下：

（一）革命队伍成分复杂。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之初乃至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一直面临着兵源不足的问题。因此扩充和壮大革命队伍成为迫切的问题。除此之外，更棘手的是，即使通过一定的努力鼓励群众参加了革命队伍，其成分也是复杂的。毛泽东曾分析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1]p63显然，这些游民参加红军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混口饭吃，维持生计，而这显然十分不利于军队的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开展。除了上述游民成分的存在，中共还收编了一部分当地土匪。土匪问题在赣南地区十分的突出，为了消除赣南地区的匪患，中共收编了一部分土匪武装。因此，土匪成分在革命队伍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但是也如毛泽东当时分析所言，能够动员这些群众起来革命，参加红军进行作战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革命队伍成分的复杂问题只能靠后期党内的政治教育来解决。因而，加强对革命队伍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的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让士兵明白自己不是为他人而打仗，而是为了维护自己和工农阶级利益作战，这不仅仅关乎军队建设，而且关乎革命的成败。

（二）农民革命意识缺乏。“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整日为生计所困，眼界狭隘于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2]p312这是茅海建先生对19世纪四五十年代农民思想的形象分析。几十年后，即使封建王朝被推翻，但农民的状况依然如故。中央苏区的农民和中国其他地区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长期扎根于土地，生存依赖于土地，他们承受不起任何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变故，这就使得他们的思想守旧、固守传统，害怕新生事物。他们对革命往往是惧怕的，他们害怕变革可能带来比现状更为糟糕的境况。农民这种狭隘的思想、革命意识的缺乏，成为中央苏区革命与建设的一大难题。为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曾经提出必须通过经常性的无产阶级意识教育来克服农民思想狭隘性的毛病，对农民加以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因此，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实现农民革命意识的觉醒，成为苏区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

（三）军事技术落后。“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红四军参谋长朱云卿当年说的愤激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朱云卿对红军的军事技术太差而感到焦急的心情，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央苏区军队技术落后的事实。在当时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困境下，中共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国民党接连几次的“围剿”，使得中共的军队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士兵刚入伍没过多久就要上战场。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要突破国民党的多次“围剿”，守住苏维埃政权，除了在作战中采用有利的游击战术，还得依靠士兵的力量，让他们在作战中勇敢地面对敌人。该如何让士兵勇敢？那就是让广大工农红军意识到是为自己和工人阶级利益而战，让他们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所以加强对士兵的革命理想信念教育和政治教育，就成为弥补军事技术上的落后所带来的战斗力不强的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

革命队伍成分复杂，需要党进行政治教育来解决；农民革命意识缺乏，需要革命教育来唤醒；军队战斗力不强，需要加强红军革命理想信念教育。这就对苏区教育提出了急迫的要求。因此，苏维埃政府迫切需要建立对于广大工农阶级的新教育，来培养合格的革命军人和红色政权的建设者。1934年1月中華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要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

二、中央苏区培育革命意识的具体举措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的中央苏区教育，不仅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而且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坚定红军队伍的革命信念。中央苏区是如何通过教育来培育这种革命意识的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普及革命教育，丰富办学形式。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3]p112。由此看出，中央苏区教育的对象是面向广大的工农群众，是普及性的教育。不仅如此，对于超出义务教育年限的青年和成年，中共也设置了各种类型的教育，从而保证各个年龄段的工农群众都能受到教育。中央苏区教育虽然不能实现各个阶段的免费普及教育，但是它基本保证了中央苏区每个苏维埃公民的教育权利。因此，中央苏区教育的对象是广泛的、普及的，这与国民党把工农劳苦群众排除在外的少数人的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苏区教育的一大成功之处。

在确定了广泛的教育对象后，落实到实践层面，其办学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中央苏区教育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工农群众设置了不同类型的学校，有针对青年的红军教育，还有针对低年龄段的儿童教育，以及干部教育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学校教育的形式：扫盲运动，在职干部教育（干部训练班、利用会议对干部进行教育等），工农业余教育（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牌、识字组、俱乐部等）。这种非学校教育形式，适应了广泛的教育对象的需求。例如，在一个夜校教员的笔记中曾这样记道：

今晚连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妇女同志也来了……首先我提出：“我们大家是那一国人？”一个聪明的赖永寿同志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都说：“冇错！冇错！”我又接着提出：“什么人出卖了半个中国？”这时大家都理直气壮站起来齐声大喊道：“国民党！蒋介石！”……这位老妇女同志随着就说：“蒋介石真是卖国贼！”[4]p112

这是一个70多岁的妇女同志参加夜校的记载。这种面向广泛工农群众的教育，使得当时苏区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儿童都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改革教学内容，革命性与通俗性并重。为了让工农群众能够更容易理解革命的意义，提高革命斗争的觉悟，中央苏区教育还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国民党的旧的教学内容。这一教学内容改革，一方面结合了战时环境下的革命斗争与阶级斗争需要，凸显了革命性；另一方面，结合了当地群众文化水平低的现状，凸显了通俗性，便于群众的吸收与理解。例如，《共产儿童读本》第四册第七课的课文《资本家的肚子为什么这样大》的部分内容：

资本家是吸血鬼，因为他自己不做工，专靠剥削工人的血汗来过活。资本家的肚子很大，为什么这样大呢？因为资本家的肚子里面，装着很多工人的血汗。工人的血汗，被资本家吸去了，资本家的肚子就大起来了，工人就瘦了。[5]p18

这样的教学内容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符合儿童的心理。首先，在课文的第一句话中讲到资本家是吸血鬼，引起儿童强烈的好奇心，即为什么说资本家是吸血鬼呢？因为资本家的肚子里装着很多工人的血汗，非常形象，他们心里就有两个对立的群体意识，即资本家和工人，为后面进一步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当时还注重在游戏中发展儿童的认识能力，并且编写了《竞争游戏》这一本书，分为十二课，每一课都有一个相应的游戏主题。例如在第十二课《工农兵联合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中，教学内容：

（一）用具：把耐用的纸剪成纸片若干张（数目要比人数多一些），每十张纸片两张写帝国主义，其余八张分写工人、农民、士兵，写后把它卷起来……

（二）方法：把全级的人排成一队，另选二人为检查员……到红旗旁边时检查员便检查每个人的纸片，纸片上若是写着帝国主义的人，立刻叫他滚到红旗右边画的方格内，纸片上若写着非帝国主义的人，同时进去的时候都要手牵手前进，表示联合的意思……[6]p62

这种活动性的教学内容，寓教于乐，使得儿童更能体会工农兵联合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去的意义所在，从而有助于培育儿童的革命意识。而在工农群众的非学校教育中，同样也特别注重教学内容的革命性与通俗性。例如当时在群众中流行最广的《工农兵三字经》：

创造者，工农兵，一不平，大家鸣，工人们，劳不停，苦做工，晨到昏……拖起枪，到红军，工农兵，携手行，革命事，功业成。[7]p150-151

这种三字经的形式，通俗易懂，念起来朗朗上口，使得群众乐于学习，喜于学习，有助于培养工农群众的革命意识和阶级斗争意识。

（三）灵活运用教学方法，深化民众革命意识。在旧社会，教师采用的多是呆板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了几年后，大多数只知道写几个字、背几句书。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显然不能适应这特殊革命战争时期对革命人才的培养。于是，1929年毛泽东提出了“十项教授法”，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启发式教学法。例如，刘伯承在红军学校向学员讲弹道时，他发现许多学员并不明白弹道的原理，认为弹道是直的，对此他没有让学员直接硬记弹道就是弯的，而是用小孩子小便进行比喻，说弹道和小孩子小便相似。经过他这一启发，学员们对弹道是呈弧形就理解了。

除了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情景教学法是中央苏区教育大量运用的一种教学方法。情景教学法，是一种通过创设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情景，把学习者的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的一种教学方法。例如《反对军阀》这一课的教学设计：

（一）准备——找几张军阀混战的画报或教师自画。（二）引起动机。（三）观察。（四）质疑：那是被烧掉了的房子？那是被杀死的人民？……烧了些什么人的屋子？（五）讨论：军阀为什么要打仗？逃跑的人到哪去？他们的生活怎样？他们的屋子烧了一家人的生活怎样？（六）考验：讲军阀打仗的残酷情形向儿童说明……（九）复习，就让学生表演，如写标语口号或宣言传单（宣言传单可作为作文）……或编剧让学生表演，或画军阀混战图，唱反对军阀歌。[6]p4

这个教学设计通过创设问题情景，然后学生讨论，最后还运用表演法，创设了角色情景，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得学生感受到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帮助学生理解了反对军阀的意义。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当今情景教学法的理念。情景教学法不仅仅是在学校教育中运用，在非学校教育中的运用也非常普遍。例如，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的《教育通讯》第一期，介绍了瑞金县城周屋识字班的情况：

每天中饭后，教员手上带一页长约六寸宽约五寸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三四个或五六个端正的寸楷字，就是要教学生认的字。洋码子，就是标记认字的日期。六月五号的纸条是：亲爱的5/6；六号是：的哥哥6/6；七号是：自從7/6；八号是：你上前线8/6；……从5号到25号的20天中，学完了一篇红军老婆写给老公的信。内容是：“亲爱的哥哥：自从你上前线以后，乡苏对我家特别的好……希你一定不要悬念家庭，要决心消灭敌人。祝你百战百胜！妹某寄。某月某日。”[8]p125

情景教育的核心就是情感，而蘇区教育正是在教学过程中抓住工农群众的生活情感，激发他们主动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使这种革命意识和情感在人们的心中内化、接受、认同，甚至达到对革命的坚定信仰。

三、中央苏区培育革命意识的成效分析

通过以上措施，中央苏区教育不仅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而且在培育群众的革命意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例如，通过这种政治、军事和文化的教育，红军的战斗力日益提高，士兵作战更加勇敢，就像毛泽东所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1]p65。因此，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红军教育的作用。刘士奇曾据此向中央这样报告：“政治水平的普及，苏区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加强……”[9]p134从中可以看出，苏区群众的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确实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央苏区群众由之前对革命的怀疑慢慢地走向对革命的认同。正是有了这一基础，才有后面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和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同时，在国民党方面，也可以反映出苏区教育在培育革命意识方面的成效。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他进入苏区后的情况时说道：“地方群众在共产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10]p24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群众已有明显的革命斗争意识了。中央主力红军北上长征后，国民党在占领中央苏区农村时，看到这里的群众被“匪化”非常惊人。民众只知道红军、马克思、列宁，而对于中华民国则没有什么概念。因此国民党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命令凡是与教育有碍的一切行为不许再发生了，并且还颁布了一系列重视教育的政令，设立了特种教育处，招收学员训练，开办中山民校，等等。从国民党在占领苏区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其如此重视教育，也从侧面印证了苏区教育在培育工农群众的革命意识上是颇具成效的。甚至在解放战争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深刻反思到了自己失败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在教育上的失败。当然由于中央苏区工农政权存在时间较短，从形成到巩固、发展，到最后转移，前后只有5年时间，其教育被迫停止，所以其成效一定程度上也是有限的。

四、结语

中国革命毕竟是在社会已有的秩序中进行，由此决定了中共革命需要获得红军士兵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了解、认识和认同，这就需要中共加强对苏区群众革命意识的培育。在中央苏区，中共可以利用多种手段培育，但教育是主要的培育手段。通过苏区教育的开展，工农群众和红军士兵的革命意识获得很大提升，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历史证明：中央苏区教育作为在当时环境下培育革命意识的重要途径被认识并付诸实践，不仅在社会变革的法理之中，而且在反思历史与正视现实的情理之中。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国当今时代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关于中央苏区民众革命意识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张宏卿的《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杨会清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研究（1927—1937）》、黄琨的《从暴动到乡村割据——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1927—1929）》、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44）》，这些研究成果从各个角度阐释了当时中央苏区是如何进行革命动员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4]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五）[G].1985.

[5]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七）[G].1985.

[6]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八）[G].1985.

[7]吕良.中央革命根据地教育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8]红色中华[N].1934-09-27.

[9]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10]蔡廷锴自传（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