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题材国画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2017-08-30彭修银PengXiuyinandLiangHong
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2017年5期
彭修银 梁 宏/Peng Xiuyin and Liang Hong

图1 刘大为 马背上的民族120×160cm 2010年

图2 丁绍光 西双版纳风情135×153cm 1991年

图3 黄冑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40×180cm 1976年

图4 刘 泉义 二 月 花1 9 0×1 3 4 c m 1993年
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创作者必须掌握自如表达各种境界的艺术技巧,以此作为穿越民族的屏障解释活生生的少数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基础。自主性的作用导致创作者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问题”,“问题”无一例外地扎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之中:音容笑貌、姿态穿着、劳作的激情、信仰的虔诚、婚嫁的喜悦等。似乎用传统词汇中“迁想妙得”“气韵生动”“疏淡高远”等形容少数民族题材国画略显牵强,而在相当大的视觉冲击中我们认识到人类存在的多态性以及由此生发的“多彩”神韵,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可见的外观中是内在的生命力的真正显现。正如卡西尔所说:“艺术给予我们以实在的更丰富生动的五彩缤纷的形象,也使我们更深刻地洞见了实在的形式结构。”[1]291
如果将少数民族题材与其他题材国画相比,就会发现这异彩纷呈的作品无一例外地烙印着与生俱来的民族特性,融传统的国画题材人物、山水、花鸟等为一体,融汇艺术创作者的审美诉求,将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各种生命的关系的哲学思考升华为艺术显现,所塑造绘画性民族话语的表达成为一种非功利的形象化。这种形象化的构造力量是强大且多样性的,无论其采用手法是工笔或者写意、勾皴抑或晕染、具象还是抽象,都是对人类生命活力的阐释,以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及自然环境为核心展开构思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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