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生

谢灵运在诗歌史上的功绩，主要是他第一個以成功的创作实践确立了山水题材的独立地位。朱自清先生称他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是“发现自然的诗人”（《经典常谈》）。然而，这位伟大的诗人命运却很不美妙。谢灵运于宋元嘉十年（433年）被徙付广州，于他本人，这就是一场悲剧，是走向刑场的穷途末路，是人生最后的数月时光。亦如谢灵运的山水诗，一度被诟病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谢灵运的南徙岁月，亦一度被视为不光彩的尾巴而被学界所忽视。本文拟对此略作梳理，探讨谢灵运与岭南的关系、他的南徙对于其家族命运的影响，以及通过其孙谢超宗而对宋末齐初文坛的影响轨迹。

一

《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于元嘉五年（428年）再度东归故乡会稽始宁之后，“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始宁山居为谢灵运的祖父谢玄晚年开始经营。《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注》对此有过较详尽的描述。及灵运辞职还乡后，又在北山修筑扩建，“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对此，其《山居赋》及自注以赋体惯长的手段和注特有的引伸发挥，作了纵横捭阖铺张扬厉的叙述。而谢灵运山水诗中，有一、二十首都是直接描写其始宁墅风景的。

“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所谓的伐木开径，其实就是南朝士族们对田园山泽的开发占夺，是谢灵运对始宁山居的经营开拓。据《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始宁置于会稽条下，“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临海，本会稽东部，“去京都水二千一十九”。约摸估算，自始宁至临海，则大致有七百里之距。“从者数百人”，近千里的伐木开径，其声势之大，不可谓不嚣张，也难怪要让临海太守惊骇，谓为山贼。

谢灵运的伐木开径，可以说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这也表现在他对待两地太守的傲慢态度上。谢灵运甚至要求“惊骇”之后的临海太守王琇加入到自己的行进队伍中。“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崄，旅客易山行。” 从“不肯”的字眼中，甚至依稀可以看出灵运“要”之反复，未果之后，还要讽之以诗。

王琇没有与灵运计较，但会稽太守孟顗却无法忍受。“在会稽亦多从众，惊动县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

孟顗不可能不“深恨此言”。孟顗事佛之精恳，其来有自。据《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传》曰；“先是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译。至义熙十四年（418年）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即请贤为译匠。乃手执梵文，共沙门法业、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译出。诠定文旨，会通华戎，妙得经意。”在人家的地盘上，本来理应稍微客气点，但谢灵运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们的，并且常常一逞口舌之快，从而结下了致命的梁子。

《宋书·谢灵运传》：“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顗遂构讎隙。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这里的“百姓”决非一般人民，因为贫弱百姓决不能和豪家争夺。这里的“百姓惜之”“百姓惊扰”，指的应是下层地主对传统士族的占山护泽的不满与恐惧，因此，谢灵运两次欲决湖为田，宋文帝都已经同意，会稽太守孟顗却坚执不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士族的占山护泽，因为严重挤占侵害了庶族官僚们的利益，而受到他们越来越多的限制排斥，这种矛盾，加之以谢灵运的倨傲性格，更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乃至“表其异志，发兵自防”。

谢灵运没辙，也只有“驰出京都，诣阙上表”，向文帝自辩。文帝明白其中的因由，不加之以罪，但也不让他东归，而以为临川内史。对文帝而言，这是一次妥协平衡，明知为“诬”，却并不追究诬告之人；于谢灵运，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本指望皇上会为自己主持公道，结果却大失所望。

不仅不欲使谢灵运东归，安排给他的临川内史，也只是个五品官，而之前他曾担任过的秘书监、侍中，都已是官居三品，不升反降。虽然在薪俸上看似有所增加，刘宋制，侍中，秩比二千石，如今“赐秩中二千石”，但与故郡的“生业甚厚”相比，这点小小的所谓“恩赐”，不过是一个遮人耳目的政治伎俩而已。

谢灵运于元嘉八年季冬离京师赴临川。其《孝感赋》即作于途中，有云：“于时月孟节季，岁亦告暨。”表明出发的时间在冬十二月初。【1】

谢灵运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所以他到任临川后，“在郡游放，不异永嘉”。而当在京任司徒的刘义康派人要对谢灵运采取措施时，积压在他心头的对孟顗的怨恨，包括对朝廷的失望，便瞬间爆发了，所以，这回他不再是“驰出京都，诣阙上表”，而是率部众反将来者“执录”，不惜撕破了脸皮，遂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此而言，说谢灵运“遂有逆志”，未必是空穴来风。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立志报仇的张良，倾其家财收买刺客欲作致命一击，其心态与此时的谢灵运何其相似。为难自己的人是刘义康，庶族地主代表的皇室对士族的打压已是必然，“帝秦之害”已经显现。今人郝昺衡以为此诗乃刘宋当权者的伪造，但至少从诗意来分析，认定它出之于谢灵运之手，也还是合乎其情理的。谢灵运不会真是要推翻皇族的统治，他压制不住的是心中的愤懑与失望，以及其鲁莽和冲动。

“罪衅累仍”的谢灵运，在刘义康的坚持之下，最终被“徙付广州”。

二

谢灵运徙付广州，时在宋元嘉十年（433年），是没有疑义的。但具体什么时间，因缺乏确切记载，而一直不甚明了。

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其后，秦郡府将宗齐受到涂口（今江苏六合县瓜埠口），到达附近桃墟村时，看见七个形迹可疑的人，觉得他们并不像一般人，于是立即报告上司；上司派遣士兵随同宗齐受追赶，最终七人被拿下。经审问，其中一个来自山阳县名叫赵钦的人说：“同村薛道双先与谢康乐共事，以去九月初，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先作临川郡、犯事徙送广州谢，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兒，于三江口篡取谢。若得志，如意之后，功劳是同。遂合部党要谢，不及。既还饥馑，缘路为劫盗。”

对这一事件，学界多有怀疑，認为这应是刘义康们为陷害谢灵运而设下的陷阱。姑不论事件的真伪，由于要坐实其罪衅，这里所透露的“去九月初”的时间，理应是经得起推敲的。

“去九月初”里的“去”，意思就是刚过去的一月。如谢灵运《自理表》：“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会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云”里的“去月”就是指的上月。这里说“去九月初”，透露的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谢灵运犯事徙送广州，最迟应在九月初；一是谢灵运为“有司又奏依法收治”的时间，应在是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了。《宋书》及《南史》在连接这两件事情时，用的过渡词是“其后”、“后”，《资治通鉴》用的是“久之”，这个时间段在一个多月左右。

这回，宋太祖刘义隆也未再能保住他了，乃“诏于广州行弃市刑”。

“弃市刑”，注家们多以为是斩首之刑。而据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四》“弃市”条引：《汉书·景纪》注：师古曰：“弃市，杀之于市也。谓之弃市者，取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也。”秦汉时弃市乃斩首之刑，魏、晋以下，弃市为绞刑。而该书“绞”条引：晋《刑法志》：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罪之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魏并有弃市之名，皆谓绞刑。【2】

由此可知，谢灵运所受的应是绞刑，而非斩刑，绞刑之罪稍次于斩刑，难道这算是刘义隆的一点点恻隐之心吗？死时年仅四十九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谢灵运的具体受刑时间也不能确定。但《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系之于元嘉十年（433）十二月的倒数第二条，应已是十二月中下旬了。结合其《临终》诗中“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的句意，以及收治之后的下诏并执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看，这应该是合情理的。【3】

如此算来，谢灵运自踏上岭南的时间，至多也就是三个月左右。而即便是这三个月左右，他大多时候也是不得自由的。所以，岭南的风物并没有太多地进入到诗人的创作中，流传至今能考的作品，也就不外乎《岭表》、《岭表赋》、《临终》三首残缺篇章。即便是此前曾无限向往的罗浮山，并感梦而作有《罗浮山赋》，这回自己“南通罗浮”，却也明白是无缘践梦的了。

岭南于谢灵运的一生而言，只是一个行刑的时间。中国山水诗的代表诗人来到了岭南，但岭南的无限山水却没能带给诗人永嘉山水般的愉悦与慰藉，也就无法留下诗人的激情与感发，这是令人无法释怀的遗憾。

但即便如此，以诗人当时“江左独振”的才名之盛，他带给岭南的影响却是久远深长的。谢灵运徙付广州，是举家南下的。《南史》卷十九曰：“灵运子凤，坐灵运徙岭南，早卒。凤子超宗，随父凤岭南，元嘉末得还。”儿子谢凤、孙子谢超宗也随同流徙，谢超宗当时不过两三岁。谢灵运在广州被杀，谢凤没几年也年纪轻轻病死岭南，谢超宗随母亲在岭南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光阴，才得允回到建康。

谢灵运徙付广州，及其后人近二十年的居所，位于何处已无从确考。但今天珠江南岸的中山大学校址所在地名为康乐园，旁有康乐村，一直被认为即是康乐公曾经活动居住的所在，不然如何解释这个名字偏偏集中出现于此地呢？其实，无论康乐公的身影是否在这里徘徊吟咏过，其后人近二十年时间是否都在这里度过，谢康乐的声名确已沉淀于此，留待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思索、追寻。

谢灵运留下了一首《临终》诗，表达了“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的志愿。同时，又把他的一副美髯捐献给了寺庙里的维摩诘像。据《太平广记》第七十九《谢灵运须》：“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于南海祇洹寺，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乐安公主，五月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绝。（《国史累纂》）”即使只是一副须髯，也终逃不过厄运，沦为唐代公主们斗草使性的玩具而已。地下有知，谢公恐怕又不免要生出一番“恨”意来。

三

谢灵运死后，孙儿谢超宗及其母亲等在广州生活了近二十年后，于元嘉末得允还建康。谢超宗的童年、青少年都是在岭南度过，人格学识的培养，显然也是在岭南完成的。岭南的文化滋养，及谢氏家族的家风传承，共同造就了谢超宗。

谢超宗回到京城，一出手便不同凡响。他为殷淑妃作诔，赢得孝武帝大相嗟赏：“超宗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一代文宗谢灵运带着他的绝妙文辞，远遁于岭南，而就是短短的二十年时间，从岭南又走出了一个文釆风流的谢超宗，能不令人生起“灵运复出”之叹吗？

谢超宗的文学成就，当然是远不能与其祖父谢灵运同日而语的，但在当时的文坛也是佼佼者了。谢超宗与谢庄同时作《殷淑妃诔》，同受到孝武帝刘骏的称许，这对于一直远处岭南的他来说，何其不易！可以想像，在岭南的近二十年时光，他在文学方面的训练并没有被太多耽误，或者说，陈郡谢氏在文义才能上的优良家风，在这位被远弃的士族子弟的身上，依然被较好地承续了下来。又或者说，谢氏家族这个当时的头等高门士族，陡然间被远徙到岭南后，还是与当地文化达成了某种交流与平衡，共生互补。

一方面是自谢灵运始，大量的高门士族在南朝时来到了岭南，为岭南的开发起着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岭南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反哺，也在不断地加强，有迹可寻。

谢超宗回到了京城，作为曾经名动江左的谢灵运的嫡孙，流徙岭南近二十年后，终于又回来了，他首先要做的当然是要在京城的文坛上有所表现、站稳脚跟，不辜负乃祖的昔日荣光。

对于谢氏家族来说，乌衣巷中的谢安宅就是他们精神的根，“乌衣之游”是谢氏子弟永远的记忆与传说。可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棵棵“芝兰玉树”，在时代的动荡中命途多舛。他们或从文，或随武，或干进，或疏狂，希望重振风流，不过，最后不负谢混“风流由尔振”期望的，却是平生唯谨慎的谢弘微一支。刘宋以后谢氏家族的历史，主要是谢弘微子孙的历史。【4】

在刘宋朝后期，谢氏家族当时叱咤政坛文坛的人物，非谢庄莫属。谢庄就是谢弘微的儿子。谢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不仅有过人的才华，而且有标致的风仪，难怪太祖见而异之说，“蓝田出玉，岂虚也哉”，谢氏家族这样的“蓝田”，才能生产出谢庄这样的美玉啊。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謝庄32岁时，南平王刘铄献赤鹦鹉，群臣为赋，谢庄作《赤鹦鹉赋应诏》，深为“文冠当时”的袁粲激赏，“江东如没有我，你便独秀天下。若是没有你，我亦是一时之杰”，遂隐去自己的同题赋不传。而且，谢庄不仅名满江南，声名还远播北方。他是当时的风流领袖。

论辈份，谢庄是谢超宗的族叔。而且，元嘉十年（433年），谢庄的父亲谢弘微是与谢超宗的祖父谢灵运，以及谢惠连三兄弟同年去世的，这对于谢氏家族的打击是无比沉重的。但这无形中也会增强后代子弟间惺惺相惜的特殊情感。于是，当谢超宗终于辗转从岭南回到了京城，官居高位、文坛翘楚的族叔谢庄，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他的荫护者与引路人。

宋大明六年（462年）四月，孝武帝刘骏的宠妃殷淑仪卒。殷淑仪是刘骏叔父南郡王刘义宣的女儿，娶叔女为妃，纵情败礼若此！殷淑仪姿颜美丽，宠冠后庭，其子刘子鸾以母嬖亦爱冠诸子，孝武割吴郡属之，甚至欲改立其为太子。殷淑仪死后，刘骏精神涣散，痛不欲生，不理政事。每晚睡前，都要在她灵前倒酒对饮，之后痛哭流涕到难以自拔。刘骏又下令给殷淑仪盖一座庙，庙成后以淑仪长子刘子鸾的封号，称为新安寺。难怪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后，为报此前殷淑仪得宠试图夺嫡之仇，将她所生子女全部杀死，毁了新安寺，掘殷妃墓，这是后话。

孝武帝最钟情的宠妃死了，为她作诔赋哀就成了臣子们表忠的最好机会。《南史·后妃传》：“谢庄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今复有此才。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时为吏部尚书、领国子博士的谢庄，当然是不能不努力表示的。谢庄当然更明白这是侄子谢超宗表忠的绝佳时机。由于岭南的这段曲折，谢超宗的出仕已经很迟，正是孝武帝刘骏时期，还有什么比写这篇诔文更能讨皇上的欢心呢？事实正不出所料。所以刘骏赞赏谢庄文是“不谓当今复有此才”，赞赏谢超宗文是“灵运复出”，一方面可能是文章确实哀婉动人，比如流传下来的谢庄之诔文，不但将殷贵妃之美，写得无与伦比；而特别将这位帝王之爱，写到人间的极致地步。但其实，更可能的是刘骏非常需要有这样的文章为他的宠妃颂赞。所以他不但需要这些诔文的颂美，他甚至还论哭行赏。他对一个名叫刘德愿的大臣说：“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刘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当场就升他做豫州刺史。接着，刘骏又让羊志哭殷贵妃，羊志随即“亦呜咽极悲”。

谢超宗的诔文终未能流传下来，其水平应该不可能超过谢庄的那篇，但因为这篇诔文，他受到了刘骏的“大嗟赏”。刘骏“灵运复出”的嗟赏是当着谢庄的面说的，完全可以推测，谢超宗的这篇诔文，很可能是族叔谢庄有意提携安排的，以此作为谢超宗晋见刘骏的见面礼。因此而获晋升，“转新安王抚军行参军”尚属小事，在皇上面前承续上乃祖谢灵运的血脉与风华，这才是关键，也是谢庄维持谢氏家族门第、风流的使命与责任所在。

受族叔的提携，谢超宗的诗风基本上是延续了谢庄的风格。

梁裴子野《雕虫论》曰：“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整个社会所形成的以博学多通、善好文义相尚的风习，影响于文学中，就形成了以博学为诗、以技巧相竞的典正雅重的元嘉体诗歌。钟嵘《诗品序》：“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他们的创作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元嘉时代“文多经史”的风尚，故有颜、谢之称，后世又与鲍照并称为元嘉三大家。

元嘉诗坛，除颜延之、谢灵运以及鲍照的诗外，影响所及，还有谢庄、江淹（其主要创作都是在“才尽”之前的宋齐之交）、王俭等。钟嵘《诗品序》：“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诗品下》“齐黄门谢超宗、齐浔阳太守丘灵蘜、齐给事中郎刘祥、齐司徒长史檀超、齐正员郎钟宪、齐诸暨令颜测、齐秀才顾则心”条云：“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传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最荷家声。”永明初年，齐武帝萧赜曾问王俭，当今谁的五言诗最好，王俭答以谢朏和江淹二人。谢朏诗今均已散佚，但王俭说，谢朏诗的长处是“得父（谢庄）膏腴”；至于江淹的诗，亦以拟古见长。王俭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高门士族的见解，也可见元嘉诗风在宋齐之交还有着相当的影响。

大体说来，刘宋六十年可以元嘉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钱仲联先生以为，前三十四年为苟安，后二十六年为内乱。无论政治与军事，均是每况愈下。【5】于文学言，同样可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一般认为，可以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颜延之的死作为标志，标志着以博学为诗、典正雅重的元嘉时代文风的结束。但这种结束，并非戛然而止，只是其大一统局面的结束。事实上，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诗风依然在延续，还有着不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还是诗坛的主流。钟嵘《诗品序》曰：“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

谢超宗与谢朏的诗，都是得谢庄“膏腴”，而他们二人的诗均不传于后世，其原因或许有很多，但他们活在谢庄的阴影下，终不能超越于他，而这种诗风又正在淡出历史舞台，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直至宋末，谢超宗大约50岁前的文字，无一流传至今。谢超宗最得意的时光，都是与萧道成联结在一起的。《南齐书·谢超宗本传》记载了三件事：一是“太祖为领军，数与超宗共属文，爱其才翰”。二是“升明二年，坐公事免。诣东府门自通，其日风寒，高帝谓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饮酒数杯，辞气横出，太祖对之甚欢。”三是“及齐受禅，为黄门郎。有司奏撰郊庙歌，上敕司徒褚彦回、侍中谢朏、散骑侍郎孔珪、太学博士王咺之、总明学士刘融、何法图、何昙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辞独见用。”

从上可见，萧道成对谢超宗之才翰，可谓推崇备至。然而，今天我们只见“爱其才翰”的誉美在，却不见任何才翰之作品，不免让人感慨历史淘洗的残酷与公正。唯一留存下来的是他于南齐建元、永明年间所创制的“辞独见用”的雅乐歌辞，计有《南郊乐章》十三首，《北郊乐歌》六首、《明堂乐歌》十五首、《太庙乐歌》十六首。即便是这些歌辞，也是“一依谢庄”。

谢超宗的命运转折，是出现在萧道成的后期。《南齐书》本传记载：

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省直常醉，上召见，语及北方事，超宗曰：“虏动来二十年矣，佛出亦无如何！”以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超宗怨望，谓人曰：“我今日政应为司驴。”为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锢十年。

若为“属文”，一介文士，大可以辞气横出，使人不衣自暖，对之甚欢；可一旦涉及政事，谢超宗就显出其疏狂失仪。

他的这份疏狂失仪，同样体现在他遴选儿女亲家一事上。

武帝即位，使掌国史。除竟陵王征北谘议，领记室，愈不得志。超宗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帝甚疑之。及敬儿诛，超宗谓丹阳尹李安人曰“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君欲何计”安人具启之。上积怀超宗轻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请付廷尉。

众所周知，六朝时期门第高低的标志就是婚、宦。在婚姻形式上讲究的是严格的门当户对，不仅士庶不婚，就是士族之间也有严格限定。

不可否認，自刘宋开始，这道藩篱不断被突破。如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中记载：“是岁，始坏士族杂婚者补将吏，于是民多逃亡。”《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亦记曰：“是岁，凡诸郡士族婚宦玷杂者悉黜为将吏，而人情惊恐，并不服役，逃窜山湖，多为寇盗。”从“民多逃亡”、“逃窜山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士庶通婚的状况已相当严重，决非个别现象。沈约《奏弹王源表》：“自宋氏失御，礼教雕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计厮庶，贩鬻祖曾，以为贾道。”明确指出刘宋时期“衣冠之族”已是“絪娅沦杂”。

至萧齐，其情形自然江河日下。但是否至于“下”到谢超宗要为自己的儿子娶出身寒贱的张敬儿之女为妻呢？恐怕未必。至少武帝萧赜不这样认为，所以对谢超宗此举“上甚疑之”，不免要怀疑他是别有用心了。

《南齐书》本传评谢超宗“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这与《资治通鉴》里论及谢灵运时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几乎如出一辙。最后，谢超宗被流徙越州（今四川西昌），行至豫章，又赐其自尽。殊途而同归，一句“灵运复出”，实在也是一语成谶般地道出了谢超宗的一生命运。

注释：

【1】参见顾绍柏《谢灵运校注》36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四》第135-139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3】参见李雁《谢灵运研究》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参见萧华荣《华丽家族》第16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5】钱仲联《读〈宋书〉札记》，见《梦苕盫论集》第2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