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培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此诗“沉郁顿挫”（何焯《批韩诗》评语），传诵千古，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高步瀛《唐宋诗举要》等古今选本都有收录。但历来注解评论似“造屋千间，尚欠一间”，今试略作申说。

这首诗要从唐宪宗迎佛骨、韩愈上《论佛骨表》说起。有唐一代帝王，颇多崇信佛老，宪宗虽号称中兴英主，亦莫能外。元和十三年（818），“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骨指，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宪宗准奏，并于次年正月“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这是宪宗朝最隆重的一次礼佛活动，也掀起了长安城内一次崇佛拜佛高潮，当时“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宪宗的本意是为了借礼佛以求长寿，满足其骄奢之心，朝中谏官、大臣虽心知其妄，但都噤口不言。韩愈时任刑部侍郎，他历来坚持排斥佛老，这时忍不住上表切谏，这就是负后世重名的《论佛骨表》。韩愈在此文中胪列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从黄帝到周穆王的历代帝王长寿考者，继而论列佛教传入以后从汉明帝开始“乱亡相继，运祚不长”的事实，并进一步提出“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的结论。此下更是议论风发，冷嘲热讽，将至高神圣的佛骨视作“诡异之观，戏玩之具”，且以为迎佛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之事。韩愈表面上说的是百姓崇佛的愚昧无知，实质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讽刺宪宗的冥顽不灵，加之文气跌宕起伏，义正词严，颇有不顾及君臣礼节之处，虽然其中也有不少替宪宗回护掩饰之处，但此表不被接纳且有逆龙鳞之恶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上《论佛骨表》在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十四日，数日后即贬潮州，立刻上道，不容停留。

韩愈被贬离京，取道商洛至蓝关。略考韩愈生平行止，其于贞元十九年（803）十一月三十日有《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弹劾不报旱霜灾情、依旧横征暴敛的京兆尹李实，上疏不久就得到了远出意料之外的被贬阳山的结果。韩愈和受到牵累的御史台同僚张署冒着腊月隆冬的严寒，出长安东门，经过蓝田入商山而开始漫长的贬途跋涉，两年后所作名篇《南山诗》中追忆当时的艰难辛苦颇为动人。此次被贬潮州也值深寒隆冬，重经故地，自是感慨万千。昔日被贬，仍当壮年，来日方长，前途虽然叵测，但仕宦之路并未绝望，而如今已是衰朽之年，身入瘴乡，九死一生，况且得罪的是当今皇帝，尽管自己心存魏阙，但能否在有生之年安然返京却殊难逆料。再加上当时仓卒上道，家人不及相从，惟有侄孙韩湘远来伴于左右，己身命途甚有不测之虞，将来归骨之事权先委诸韩湘。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就是在这种对自身、家人、国事的种种思考与百感交集中流泻而下的。顺便一提，长安、蓝关一路上之风景、心境记载在唐代诗人笔下屡见不鲜，如元稹《西归绝句》等，陈寅恪先生且谓：“微之于元和十年春由唐州入长安，实取蓝武大道，证以韩退之贬潮州刺史，其出长安途中所赋诗，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七律及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七绝等，与微之此次行程适合，不过有去国还京之别耳。”（《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连昌宫词》）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首联“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所见注家只说明韩愈本事（参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一），未指出诗中所用古典。《离骚》有云：“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朝奏夕贬”正是暗用屈原“朝谇夕替”之典故，古典今事合为一词而不露痕迹，昌黎才华笔力于此可见一斑，宜乎此诗之百代万口传诵哉！此时韩愈甫脱险虎口，却似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再不敢斩截直白地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这里把自己比作屈原，自然把唐宪宗比作楚怀王，在表达上他出之于一种看似只涉本事、无关讽喻的平铺直叙，但明确的美刺倾向和强烈的思想感情还是毋庸讳言的。颔联“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承接上面两句，进一步显示昂然其首、倔强愤懑的内心世界。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岁末归南山》），其实表明自己是人才而唐玄宗弃之不用，当然暗指玄宗不“明”，这里韩愈想为唐宪宗除弊事而宪宗不纳，当然也是暗指宪宗不“圣明”。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论及此诗时引安溪云：“妙在许大题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韩愈愤懑委屈的心境尚未完全平复，与后来的反躬自责不同，此时虽不敢亦不能火上浇油，触怒宪宗，但对迎佛骨之事仍直陈其“弊”，不稍假借，气贯于笔，力透纸背。颈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李白诗云“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鶴楼闻笛》），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对李白的诗歌当然是熟悉的，此时身为迁客，回望长安，就顺手借用了李白的诗意。这里的“家”除了狭义上在长安的家眷以外，广义上还应包括他自己一生都十分看重的仕途，“家何在”流露出韩愈无限的忆家恋阙之意。造成这种后果的客观原因是“云横秦岭”、“雪拥蓝关”，略一思索，则“云”与“雪”除了实指自然环境因素之外，颇有隐喻之意。特别是“云”值得稍作探讨。此处的“云”高高在上，阻人前进，相当于“天”（今日我们还有“义薄云天”的成语，“云”与“天”皆指高也）。回顾一下中国知识人关于“天”的阐述，往往与在人间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天子联系起来，限于篇幅，此处仅略举两例。发愤作《史记》的司马迁力求“究天人之际”，徐复观先生认为“更深一层地看，史公之所谓天，更多的指的是大一统的专制皇帝”（《两汉思想史》“论《史记》”章“史公的史学精神及其作史的目的”节）；南宋词人张元干《芦川词》中堪称压卷之作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中有一句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天”则实指南渡以后的首位皇帝宋高宗，“天意”则指以宋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推行的以屈辱和议为中心的最高“国是”。同样，韩愈得罪的“云”，很有可能暗指喜怒无常，变幻莫测的“天”，也就是当时的天子唐宪宗，宪宗主宰着他的升迁进退以至生死荣辱，而自己触怒天威，被贬潮州，远离家人，仕途难料，不能不有诸多唏嘘感慨、牢骚郁愤。正因为“云横秦岭，雪拥蓝关”，所以“马不前”，这里的“马”既是实指坐骑，又是韩愈自比。韩愈在诗文中用物自比颇不乏其例，如《应科目时与人书》中自比滨濆中的“怪物”，《杂说》其四更有一段名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长常有”。此外，韩愈赏识的李贺卒于元和十二年（816），他生前有著名的《马诗二十三首》，“俱是借题抒意，或美、或讥、或悲、或惜，大抵于当时所闻见之中各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在马矣”。（王琦等《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卷二）韩愈一直自视为一匹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其五）的“千里马”，希冀在仕途上青云直上，建功立业。如今因得罪最高统治者而“马不前”，心中的不满、惆怅、惊惧、委屈、愤慨可想而知。尾联“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死于瘴江边也照应开头，用了屈原的典故，韩愈此时其实尚未到古楚之地，但从被贬之日起就把自己比作冤沉汨罗的屈原。又前述与御史台同僚张署被贬时两人曾一路唱和，韩愈有《答张十一功曹》一首，中有两句“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对张署劝慰兼鼓励，此次远贬潮州则是情绪低落，自为谶语。这首诗是示“侄孙湘”的，“侄孙湘”即愈侄韩老成长子韩湘，他与弟弟韩滂自韩老成死后长期与叔祖韩愈一起生活，韩愈此次遭贬，韩湘一直伴行到潮州，韩滂则与其他家人同行。

我们还要探究一下韩愈这首诗歌当时前后的历史背景。如所周知，中唐以降的政治党争愈演愈烈，考其争斗起初则在宪宗之世，此处仅就与韩愈密切相关者稍加论列。综观宪宗一朝，其为政宗旨颇在于“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但主战主和两派亦随之而起，后“竟酿成互相报复之行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对中晚唐政治、社会造成极大影响。元和十年（815），宪宗发十六道兵讨淮西吴元济。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平卢军节度使李师道从中作梗，致使讨淮战事数月无功，朝中主和派乘机舆论风起，甚嚣尘上，时任考功郎中的韩愈与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等一样是朝臣中坚定的主战派，他适时上《论淮西事宜状》，分析敌我状况并提出用兵策略。上状后未几，李师道遣刺客刺杀主战派首领，武元衡、裴度一死一伤。韩愈上《论捕贼行赏表》，请宪宗奖赏告发和捕贼有功之人。宪宗则召裴度入对，委以主持对淮用兵之任。元和十一年（816）正月，韩愈迁中书舍人，但五月就改官太子右庶子，真正原因是受到主和派韦贯之等人借故打击。元和十二年（817），因对淮战事时胜时败，又动用了不少财力物力，是和是战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李逢吉等力主罢兵，裴度则自请督战，被允。裴度又奏请韩愈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彰义行军司马。大军征发不到三月即奏凯歌返回长安。韩愈于是役中参谋军机，尽心尽责，并在大军出发之际自请往说汴州韩弘成功，勋绩不小。回京后韩愈以军功迁刑部侍郎，刘禹锡还写信庆贺他“从丞相平戎还，以功为第一官”。（《与刑部韩侍郎书》）平淮西后，朝廷威望提高，宪宗的“中兴明君”地位也得到巩固，“群臣请刻石纪功，明示天下，为将来法式”。（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宪宗当然首肯，命韩愈起草碑文。韩愈惨淡经营，于元和十三年（818）三月撰毕碑文进呈宪宗，宪宗命抄录数份，分赐平淮西立功者。碑树于蔡州紫极宫，磨去碑石原文（原为《吴少诚德政碑》）后刻上愈文。树碑不久就发生了李愬之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诉碑文不实之事，诏令磨愈文，后宪宗又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碑文。这是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的文字大案，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不少议论。韩愈的碑文应当说是较为客观的，遭受这种耻辱是韩愈始料未及的，他心中的沮丧愤懑可想而知，但这种心情在他当时的诗文中却显得隐晦不彰。同时，淮西大捷后的宪宗日渐萌生骄奢之心，于当年（818）八月任命希风承旨的皇甫镈、程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等人虽上陈不可，但宪宗一意孤行，不予接纳。宪宗此时又对求长生不老极有兴趣，任命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入天台山采仙药。谏官虽然上言，但宪宗又不听。如此一来，元和以来稍有起色的国事又岌岌可危了。这个时候恰有上述奉迎法门寺佛骨之事，韩愈就切谏上了《论佛骨表》。此表固然反映了韩愈一贯排斥佛老、捍卫儒学的坚定立场，但也可以看作是他因《平淮西碑》被磨去、沉寂半年之后胸中郁勃之气的大爆发，同时也是对国事日非、宪宗日昏的现状甚为不满的大发泄。

抑更有可论者，唐宪宗之贬韩愈，除了对韩愈表文中的“大不敬”以示惩戒以外，也是当时政治斗争推动的结果，这或许应视为韩愈被贬的深层次原因（详参卞孝萱先生《韩愈贬潮原因探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又收入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韩愈与中原文化》一书）。上文已经说到平淮西时有主战主和两派，当时宪宗主要支持主战派，而属于主和派的李逢吉、皇甫镈、令狐楚等均遭罢黜，但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远没有停止，宪宗这颗定盘的砝码也不总是倾向于裴度、韩愈一边。当元和十三年（818） 皇甫镈、程异被任命为同平章事时，“宰相崔群、裴度以物议上闻，宪宗怒而不听。……见裴度疏，以为朋党，竟不省览”。（《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五《皇甫镈传》）是年十二月宪宗又对宰臣说：“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树朋党？朕甚恶之！”（《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可见此时的宪宗不怀疑李逢吉、令狐楚、皇甫镈朋比为奸，而怀疑裴度等人结党营私。在宪宗看来，裴度上谏任命皇甫镈与求情宽恕韩愈就是党同伐异的具体表现。可以想见，宪宗赦免韩愈死罪很有可能是听从“国戚诸贵”的劝言，心中也觉得韩愈罪不至死，而并非听从裴度、崔群等他认为同为一党之人的奏请。韩愈到潮州上表之后，“上（宪宗）欲复用愈”，“而皇甫镈恶愈狷直，恐其复用”，借口韩愈“终太狂疏”，提议“量移一郡”，“乃授（韩愈）袁州刺史”。（《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韓愈传》）可见皇甫镈一派对裴度一派中人始终耿耿于怀，落井下石。在《论佛骨表》事件中体现两派党争最明显的是冯宿的被逐出朝廷。“元和十二年（817），（冯宿）从裴度东征，为彰义军节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会韩愈论佛骨，时宰疑宿草疏，出为歙州刺史”。（《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八《冯宿传》）此处“时宰”即为皇甫镈，他没有真凭实据就用“莫须有”的罪名把冯宿驱逐出京，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元和十四年（819），裴度也继韩愈、冯宿之后被皇甫镈挤出朝廷，出镇太原，而令狐楚被皇甫镈推荐入朝，担任要职，如此结局则双方胜负立判，一目了然。这个韩愈诗中的“圣明”唐宪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平淮西时任用裴度等人，逐出李逢吉、令狐楚等人，等到战事已平，聚敛财富时就重用皇甫镈等人，将裴度、韩愈等人逐出朝廷，前后手段，如出一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韩愈甫被贬离京，“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韩愈《女挐圹铭》），其全家老少因而被迫迁离长安。当时韩愈虽遭贬谪，但仍是朝廷命官，非同流犯，依律家人可不必随往，此处“有司”很可能是秉承皇甫镈等人之意对韩愈赶尽杀绝的一记毒招。前文分析“云横秦岭家何在”之“云”或隐喻宪宗，但从遭贬原因来看“云”亦可指宪宗身边皇甫镈等对裴度、韩愈一贯仇恨之辈，《周易·乾》称“云从龙，风从虎”，皇甫镈等从龙之“云”对韩愈被贬潮州、仕途遭挫也确有莫大的关联。此说或亦可备一解。无论“云”指代宪宗抑或皇甫镈等人，要之，在韩愈看来，昏君奸臣造成了对他一生最大的打击，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这篇著名诗歌产生的直接诱因。

韩愈的这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就应当从上述政治背景中来考察体会，此诗首尾均用到屈原的典故，屈原为何被贬？是上谏楚怀王不被接纳，而被上官大夫等人进谗言而遭流放。屈原在《离骚》中多次讲到自己与群小的截然异趣，而且提到那帮毁其清誉的“党人”：“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韩愈在诗中用屈原的典故，我们可据以推测他自己也必然知道此次被贬潮州有党派斗争的深层原因。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故有《离骚》之作，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工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对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我们也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