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

《光明日报》2017年5月18日刊发《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的特色办刊之路》，回顾了这份“学报之王”66年的历程，郑重提到1951年5月1日创刊，由华岗任社长，杨向奎任主编，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黄云眉、赵俪生组成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创刊伊始就主动引领学术潮流，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五朵金花”，其中至少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盛开在《文史哲》，至今犹为后人津津乐道。

唯回望“推动当代中国学术之河向前奔流”辉煌业绩时，独于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有相当保留。邹强《〈文史哲〉大事记（1951-2004）》写道：“1955年第5期，《文史哲》刊发5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在这一期和随后的第6期杂志上，郑鹤声、葛懋春、庞朴、童书业、高亨、赵俪生、孙思白、路遥等人纷纷撰文，对胡适进行批判。”虽然未下褒贬，倾向却流露于“编者按”中：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史哲》已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折射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七彩虹霓。这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有辉煌的顶峰，也有曲折的弯路。评说昔日的荣辱毁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为今后的期刊发展提供宝贵的参照，这有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文史哲》2005年第6期）

看得出，在现今《文史哲》编者观念里，批判胡适是归于“曲折的弯路”，留有许多沉痛的教训；所以，“评说昔日的荣辱毁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回顾与反思”。那么，要反思的是什么？“不为时风所动”也。王学典的博文《顾颉刚与童书业的师生恩怨》说：“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童书业九次自我批判都没能通过，为求解脱他写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与老师顾颉刚划清界限”；“在对胡适的大规模批判运动中，童书业不得不再一次走上了对‘古史辨进行‘过情之打击以实现自我超度的道路”；“顾的另一高足杨向奎此时也发表文章对‘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童杨之举对顾的伤害之深，难以估量。”

将《文史哲》的胡适思想批判，说成知识分子“为求解脱”的自保，甚至以师生情谴责对老师的伤害，毫不提及学术上的是非曲直，以至将《文史哲》这一时期的作为、贡献，一笔勾销。

说来也不奇怪，对1955年那场诸多学者挥戈上阵的运动，而今主流思潮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诸如“那些出自一流学者笔下的文字，在今天实在不堪卒读，随处流露的只是粗暴武断的气息”，“读着这样的文字，作为一个后来人，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几代学人精英，会这样地无谓地浪费时间与精力，践踏学问与知识”之类，充斥于报章与网络。问题是：我们既然还承认是“一流学者”，是“学人精英”，就应该想想：他们笔下的文字，真的是“践踏学问与知识”？真的“只是粗暴武断的气息”？

据《文史哲》1955年第2期《山东大学全面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报道：山东大学在1954年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及其影响进行严肃批判的基础上，转向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全面批判。在山东大学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马列主义教研室和中文、外文、历史三系的许多教研组和教师，积极准备写作这方面的论文，准备在三月份校庆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报告。马列主义教研室和历史系的有关教师，已联合开会研究了这一问题，大家都表示要进一步集中力量投入这一斗争。现已大体确定了论文中心：马列主义教研室蒋捷夫和历史系童书业等先生撰写《有关胡适派哲学思想批判》、历史系孙思白和马列主义教研室朱作云等先生撰写《胡适三十年来政治主张的批判》、马列主义教研室吴大琨先生撰写《批判胡适派改良主义的经济思想》、历史系赵俪生先生等撰写《批判胡适派唯心论史学方法》、历史系徐绪典先生撰写《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胡适的亲美面目》、历史系路遥先生撰写《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史学观》。中心确定后，大家正多方面收集和阅读材料，争取早日定稿，中文系的先生们亦积极进行准备，等等，可见是上下齐动员，声势浩大。

为了还原历史，我发愿换新眼目，细读了《文史哲》胡适批判的全部旧文，对照郭沫若1954年12月8日的《三点建议》提倡的“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在学术批评上，言之有物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你总要有周到的研究，有确凿的证据，有坚实的内容，有正当的道理，才能够说服人。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东西可说，最好就不要说，等研究好了再说”（《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第16-17页），结合当时的历史时空，觉得多数文章体现了“言之有物”精神，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范，也是《文史哲》“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办刊之路光彩的一环，便命笔写了这篇“正论”。

一

话题既是由“师生恩怨”引起，那就先来回顾童书业的学术道路，再及于他对胡适的批判。

《文史哲》创刊号刊文的作者，有杨向奎、华岗、孙昌熙、刘泮溪、赵俪生、卢南乔、吕荧、殷焕先、童书业、郑鹤声，都是杂志最初的骨干。从社论《〈实践论〉思想方法的最高准则》看，《文史哲》虽然是同人刊物，但创刊伊始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童书业的《论“对偶婚”》，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读书札记，意在通过“对偶婚”误解的辨析，说明“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不易”。

《文史哲》1951年第2期，刊有童书业的《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邹强《〈文史哲〉大事记（1951-2004）》评述道：“……随后1952年第1期，杨宽发表了《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一文，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战国时代应该属于地方封建社会。同年第5期刊登了杨向奎的《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对郭沫若所主张的西周属于奴隶制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阐明了自己关于西周社会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紧接着，1953年第1期他又发表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一文，详细论述了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见解。他首先对当时的两种观点——西周封建制、西周奴隶制进行了分析，接着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西周已经转向了封建主义社会。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这也是研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杨向奎的这两篇论文引起了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发表意见，形成了历史学界的一场大讨论。吴大琨、赵俪生、童书业、王亚南、王仲荦等学者纷纷在《文史哲》上发表论文参与讨论，就中国封建社会到底出现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之交或是魏晋以后展开了长时间的争鸣。在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共发表了相关论文数十篇。这是《文史哲》創刊后引发的首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正因如此，新生的《文史哲》迅速获得了全国学人的广泛赞誉与学术认同。”史学界“五朵金花”的第一朵，就是童书业开出来的。

《文史哲》1951年第4期，刊出童书业《论“亚细亚生产方法”》，认为“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是为历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属于原始公社阶段还是属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的热烈讨论之先声。《文史哲》1952年第2期刊发日知《与童书业先生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认为童文所列举的“比较占优势的”四家说法，都是被苏联学者否定多年的旧说，并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属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童书业在同期《答日知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中，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其方法也得是马克思主义的，即要从发展方面看问题不可机械地看问题”，同样反映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真态度。而“五朵金花”的第三朵，也是童书业开出来的。

值得关注的是1951年第4期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本质》。一人同期发表两篇文章，似乎是编委的“特权”。童书业明确指出，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适，分析道：“疑古派史学者所讲的‘演变正是实验主义的：尧舜从天神变成人帝，变成圣人孝子，禹从神变成人，变成水利工程师，即只是偶然的‘演变或‘伪造.都只是少数人自由意志的安排。我们讲了几十年的古史，编著了厚厚的许多册书，除起了些消极的破坏作用外，对于古史的真相何尝摸着边际，我们曾强辩说：‘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所建设出来的‘真古史，又在那里呢？‘破坏伪古史就是建设真古史，这句话未免太不着实了罢，老实说.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是永远建设不起真古史来的。”结论是：

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这是最初的用意。此种意图表现在摧毁封建的圣经贤传（辨伪经）和封建的道统偶像（辨伪史），同时否认原始共产社会。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抵抗无产阶级了，这表现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据精神的加强，同时诋毁或不采唯物史观。

从正反两个方面评价“古史辨派”，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精神；此文的撰写，离1955年的运动还有四年，应该是作者主动而为的。联系紧排其后的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此举应该是编委会的意图。

其后，童书业又在《文史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学习〈矛盾论〉认识思想改造的真义》（1952年第4期）、 《批判“经济史观”学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1952年第5期）、《从古代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1953年第1期）、《从历史上看婚姻法的伟大意义》（1953年第2期）、《“行为主义”批判——学习辩证唯物论札记之一》（1953年第6期）、《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学术思想——学习辩证唯物论札记之二》（1954年第5期）、《论考据方法在研究古典文学上的作用和限度——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和〈红楼梦研究〉》（1955年第1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55年第1期）、《从中国开始用铁的时代问题评胡适派的史学方法》（1955年第3期）、《关于〈中国历史纲要〉先秦史及宋史部分的意见》（1955年第4期）、《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1955年第5期）、《〈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补充》（1956年第6期）、《与苏联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1957年第4期）、《略论古史分期讨论中理论结合史料问题》（1957年第5期）等。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1、童书业的研究热情是高涨的；2、童书业是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3、童书业是乐意配合时政宣传的；4、童书业是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的。后一点从《与苏联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体现出来。信中写道：“亲爱的约瑟夫维奇同志：读到您的来信，真使我非常高兴。谢苗诺夫同志所提出的看法，有些地方是和我相同的，我愿意就他的看法提出我自己的意见，请您和谢苗诺夫同志指教！ ”第一条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名词是在五种生产方式之内，而不在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要理解这个名词的含义，应当首先参考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说明童书业没有以苏联专家的是非为是非，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第一篇点名的《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学术思想》，是童书业“学习辩证唯物论札记”之二（札记之一是1953年写成的《“行为主义”批判》），于1954年2月13日改定，这离12月2日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协举行联席会议批判胡适思想，决定成立“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还有十个月。文章开头写道：

年龄在三十以上的旧文史学工作者，许多人都或多或少的受过一些胡适的影响（不论是赞成或反对）。现在一般文史学工作者对于胡适的看法，当然与过去完全不同：除掉依旧站在反动立场上的人外，谁都不会再相信胡适的政治理论，谁都不会再自觉地崇信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可是对于胡适的全部思想学说究竟应该怎样批判，似乎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尤其是对于胡适的“考据学”的认识，我们似乎还不很够。有些人的脑子里似乎还存在着这样的观念：“胡适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他在考据上还有些贡献”。这种看法，实在是很不正确的。胡适的“考据学”并不是真正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只是他的反动工具，我们必须认识这点，方能不被他所安放的包在“考据”糖衣里的毒药所毒害。我个人过去虽不曾正式宣传过“实验主义”，但我也是个喜欢弄钻牛角尖的“考据”的，所以我也是个“实验主义”的实践者，批判胡适，对我的思想上也会起改造的作用。

全文长达15页，计分《“实验主义”批判》、《从“实验主义”出发的政治理论》、《从“实验主义”出发的文学改良论》、《从“实验主义”出发的“考据学”历史学》四大部分，可以说“胡适批判运动”的主要方面都涉及了。由于是读书札记，论述的问题后来都有所深入，为节省篇幅暂不展开，只着重对胡适推行“实验主义”考据学意图的论断：

胡适把“汉帝国”“考据”成“资本主义社会”，把王莽“考据”成“社会主义者”（见《文存二集》卷一“王莽”）；使人们因憎恶王莽而憎恶社会主义；这是他通篇文章的宗旨。所以他说：“后世儒者尽管骂王莽，而对于社会经济，卻大都是王莽的信徒”。他把司马迁的学说说成“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接着称赞之为：“在中国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其用意的明显，可能无以复加了。

这一论断，既可以说是无限上纲，也可以说是击中要害，就看站在什么立场。

童书业在1955年2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这方是运动开始之后的第一篇文章。文章指出，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可以分做两类：一类是宣传他的实验主义反动哲学和他的反动政治理论；一类是引导人脱离现实，钻牛角尖，间接为反动政治服务的。童书业举“郎窑”为例，将自己摆了进去：

我用“疑古”的眼光来研究这种瓷器，正同怀疑尧、舜、禹一样，怀疑到这种瓷器的历史真实性。我发观景德镇陶录和陶说等较早的瓷器书中，都不载郎窑；与传说中郎窑的创造者郎廷极很有关系的李穆堂，在他所作的郎廷极碑传等文字中，也不提郎廷极造窑的事，因此我就认为郎窑可能并无其物，只是后世鉴赏家和骨董商所伪托的。像这样的结论，在“古史辨”派的史学家看来，理由已很充分，可以作为定论了。可是事实粉碎了我的“大胆的假设”，清初是确有郎窑其物的。因为与郎廷极同时而也在江西做官的，有一个刘廷玑，曾作《在园杂志》一书，其中就有郎窑的记事，说这种瓷器是郎廷极做江西巡抚时所“造”的，而且在当时已很名贵。这条坚强的证据，已足证明郎窑的历史真实性。同时我又发现与郎廷极同时的许谨斋献给郎廷极的一首诗，诗中说：“郎窑本以中丞（指郎廷极）名”。后来我更发现清代中期人阮葵生所作的《茶馀客话》的抄本和某种刻本，也说郎窑是郎廷极所“造”的。

（《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第251页）

观点与《“古史辨派”的本质》一脉相承，显示出自我批判的诚恳。他发表在《文史哲》的第一篇批胡论文，是1955年第3期的《从中国开始用铁的时代问题评胡适派的史学方法》，文章从杨宽重新估定中国用铁时代的论文谈起，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是和杨先生不同的，但是我很赞同他所说的西周已经用铁的说法。自然，西周已有铁器的说法，是有利于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的说法的。然而我们知道：有没有铁器，并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分野，因为奴隶社会也可以使用铁器。所以我赞同西周已有铁器的说法与我本人对于中国古史分期的说法，并不相冲突。”立论完全是从独立的学术论见生发的。

文章提到：《诗经·秦风》里已经把黑色的马叫做“铁”，可见铁在当时已经是常见的东西了。《左传》中记载晋国在春秋末叶已经用铁铸造刑鼎，如果说中国到春秋时才开始有铁，对于这些事实是很难解释的。文章甚至退一步设想：如果承认《诗经·秦风》和《左传》《史记》等记载是可靠的，而又主张中国开始用铁在春秋时代，那么只有假定中国的冶铁技术是从外国输入的。但是这样的假定，只有反面的证据。因此，中国的冶铁技术，应当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中国的开始用铁时代，应当至迟是殷、周时代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敢大胆地说西周已有铁器呢？这样才郑重提出思想方法论的问题：

我们知道过去旧考据家们受了胡适“小心求证”的毒素，往往是把硬证据看得比科学规律重要得多的，他们宁可不管科学规律，而只讲硬证据，这样一种思想方法，是形式逻辑的。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不能无限止地使用，无限止地使用形式逻辑，也就是使考据包办一切，那就变成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了。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就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考据学”，他动不动叫人“拿证据来”，他的所谓“证据”，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可靠的证据。

他进一步说：

这就是他的唯“证据”论的“考据”方法。他用这种“考据”方法否定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性和社会性，而把《红楼梦》说成只是曹雪芹的自传；他用这种“考据”方法否定了井田制，否定了古代有均产的时代；他用这种“考据”方法，否定了屈原有其人。他又把这种“考据”方法传给古史辨派，使古史辨派否定了一切原始传说，否定了原始社会。古史辨派认为《周书》和《诗经》里已有禹，所以说禹是西周时才产生的；《论语》中有了尧舜，所以说尧舜是春秋时才产生的；战国诸子才提到黄帝，所以说黄帝是战国时才产生的。这就是胡适的唯“证据”论的“考据”方法的典型应用。现在许多考据家看见《左传》里开始提到铁器，就认为铁器是春秋时才有的，这是不是古史辨派的方法呢？这是不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考据”方法呢？

话说到这里，方才提到“古史辨派否定了一切原始传说，否定了原始社会”，且结合切身的体会说：“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例子，才能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正确的，才能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旧考据学的错误。同时这也是对自己思想方法上的改造，因为我个人就是中胡适的毒最深的人！”可见，童书业这时的批胡，是从探讨中国开始用铁时代这一纯学术问题自然生发的，决不是“为求解脱”的自保。

1955年第5期发表的《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是童书业的重头文章。针对现在一般人对于胡适的史学、尤其是“考据学”认为还多少有些成绩，对于他所提出的“考据”方法“多少有点留恋”的状况，指出实验主义者的“考据”方法的特点是：从少数的事例中幻想出一种“假设”来，然后“寻求证据”来证实它。他的毛病就在“寻求证据”的“寻求”两个字和“一切史料都是证据”那句话上。因为证据而需要“寻求”，那就一定是先有一种主观成见；主观成见没有证据和缺乏证据，不能使人信服，所以才需要“寻求”。这样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真正的科学方法，是除去一切主观成见，从客观的事物中认识真理，真理是从客观事物中获得的，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人造的“真理”只是主观成见，决不是真正的真理。

于是涉及到顾颉刚“讨论古史”的“见解”和“方法”，就是胡适的见解和方法。这种见解和方法，是由一个根本的观点出发的，即认为历史事实是会演变的，甚至本来完全没有的历史事实，也可以由“神话”（他们所谓“神话”是没有社会根源的，只是人们随意所编造）演变而成，他们是把历史事实和“神话”混成一片，认为历史事实就是“神話”的发展，“神话”就是史事的根源。他们认为任何历史事实都可以用“神话”两个字一笔抹煞：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抹杀了全部的中国原始社会史。

然后用具体的实例来作证明，充分说明胡适的“考据”方法的反科学性，也说明他的全部“史学”的反科学性。如列举《井田辨》、《读楚辞》、《说儒》，并逐一辩驳后，归结说：

我们只须一检查胡适的许多古史论文，就可知道他的所谓“证据”，事实上并不是证据，譬如他传给古史辨派的“疑古”方法：因为短短的几篇《商书》中没有禹，就说禹是西周时才有的；因为两篇《易经》、十几篇《周书》、三百篇《诗经》中没有尧舜，就说尧舜是春秋时才有的：这算什么证据！这就是赫胥黎的“怀疑”方法吗？这就是赫胥黎“拿证据来”的方法吗？像这样的“证据”，是科学家能承认的吗？又如胡适把原始史料里的“井田”制证据一笔抹煞，而武断说：井田制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他有什么可靠的证据？又有什么“充分的证据”？又如他因为《史记·屈贾列传》有宣帝时人补作的嫌疑，就武断说没有屈原这个人，这是什么证据？此外如他说“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殷商民族亡国后，有一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孔子在当时被人认为应运而生的圣者，”又有什么可靠的证据？

最有趣的是下面一段话：

有人说：胡适所举的“证据”中，也有是真的证据的，例如胡适根据某些史料证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的；又如他考定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而是曹寅的孙子，和曹雪芹死于那一年之类，所根据的史料，不能不说是真的证据。是的，像这类的证据中，有的确是真证据，但他根据这类证据所考出来的结论，大多只是解决了些芝麻般的小问题（这些结论中还有许多不可靠，例如曹雪芹的死年，到现在还未成定论），或者是根据前人的成说（如高鹗续书和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并不是他自己的发现。解决这类问题，只须有时间和书籍，是任何人都能作到的，值得那样大吹大擂吗？这类的“考据”，多不过是把以前的旧说从较为冷僻的书上找来，放在一块，这有什么了不得！而且他根据那些所谓“考据”又作出荒谬绝伦的结论。极微小的贡献怎能抵得过极大的错误呢！

童书业旗帜鲜明地指出：胡适的企图是：第一，他要人相信古代“没有均产的时代”，也就是没有原始共产社会；第二，他要人相信“均产的时代”也就是原始共产社会，只是学者们和“社会主义者”杜造出来的；第三，他要人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古就有的，永远不会绝迹，资本主义社会本是最好的社会，这个“最好的社会”的灭亡，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矛盾发展，而只是由于像王莽这类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运动，把它弄垮的；第四，他要人相信现在的共产党就是古代的“王莽”，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王莽”、“刘歆”们的思想，这样他就可达到使人们因憎恶王莽、刘歆而憎恶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他的主要宗旨！

至于童书业的批胡牵扯到了顾颉刚，顾颉刚1954年6月11日甚至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所谓“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所谓“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只能理解为顾颉刚当时的心态。而童书业、杨向奎作为《文史哲》编委，在1954年6月还向他索稿，恰恰表明他们虽然在学术上批判“古史辨派”，但仍然尊重老师的态度。“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童书业、杨向奎是不应该受到责备的。

二

与对童书业略有微词不同，《文史哲》后人对同为山大“八大金刚”的赵俪生，却是无保留赞扬的。王学典的《又为学界哭英灵——痛悼赵俪生先生》第一句话便充满深情：“2007年11月27日10时20分，一颗非凡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杰出的大脑停止了思维，一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不再放射光芒！”

文章概括了赵俪生早期对史学的贡献：1、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科——“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被视为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2、“中国土地制度史”虽非“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开山”，但精义滚滚，卓见纷呈，是这一领域里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大家之一。

文章称赵俪生是“这个平庸的世界”的“另类”，“先生的肉体在体制之内，先生的思想、境界和趣味却在体制之外。先生一生都在挣扎，都处在撕裂之中”。如果说，这个体制指的是科研体制，赵俪生与成仿吾、郭沫若等顶头上司有若干摩擦，一系列厄运接踵而至，“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尚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成是政治体制，就不一定正确了。前面已经说到，作为同人刊物，《文史哲》创刊时就确立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赵俪生自然也不例外。他先后发表了《学习〈矛盾论〉，联系史学工作的一点体会》（1952年第4期）、《马克思怎样分析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历史？——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问世一百周年而作》（1952年第5期）、《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体认唯物辩证法的威力》（1953年第1期）、《斯大林與民族问题》（1953年第4期），都是生动的证明；即使是“留在当代学术史上的最绚丽的华章”——《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1951年第3期）、《北宋末的方腊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之一节》（1953年第2期）、《明初的唐赛儿起义》（1953年第3期）、《北魏末的人民大起义》（1953年第4期）、《南宋金元之际山东、淮海地区中的红袄忠义军——“中国农民战争史”之一节》（1953年第5期）、《论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1953年第6期），又何尝不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将赵俪生说成“‘八马同槽中最后、也是最为烈性的一匹骏马”则可；将赵俪生说成“边缘人”和“独行侠”则不可。

赵俪生的《批判胡适反动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一文，发表于《文史哲》1955年第5期，同期还有郑鹤声的《胡适四十年来反动政治思想的批判》，葛懋春、庞朴的《批判胡适的庸俗进化论》，童书业的《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高亨的《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正是《文史哲》1955年第2期报道的“山东大学全面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形成的高潮。引言说：

胡适的学问是浅薄的，胡适治学问的方法是错误的。但他又经常有意识地把这种错误的方法论伪装起来，夸大地向学界宣传，因而他的这种方法论的错误，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如何治学的问题，而是他对整个学界的毒害。所以说，胡适的治学方法论是反动的：它起过，并且假如不及时彻底批判、而且对之保持警惕的话，还将继续起着一种反动的作用。

胡适在治学方法论方面的反动性，是跟他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反动性、以及政治主张方面的反动性，相一致的。不过，当他宣传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时候，他不能不在狡诈之馀，露骨地说出几句他自己的真实货色。在学术方面，这种情况就多少有些变异。为了更唬住青年，为了更少地遭到真正有点学问的老辈们的鄙弃，胡适在这一方面不能不多花费一些心机和气力，拼命装做自己并不浅薄，而且仿佛是很有学问、很有根基的样子，来贩卖他那思想方法论的毒药，使人感到他的药仿佛当真是“童叟无欺、少长咸宜”似的。因此，他在这一方面所曾麻醉和毒害到的人，就比较其他方面更多一些。

直截了当，毫不拐弯抹角，指斥“胡适的学问是浅薄的，胡适治学问的方法是错误的”，这就是赵俪生的风格，也显示出他的底气；而揭露“为了更唬住青年，为了更少地遭到真正有点学问的老辈们的鄙弃，胡适在这一方面不能不多花费一些心机和气力，拼命装做自己并不浅薄，而且仿佛是很有学问、很有根基的样子”，尤以其对事物本质的洞察，为胡适画了一幅准确的肖像。

为了证明“胡适在治学方法论方面的反动性，是跟他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反动性、以及政治主张方面的反动性，相一致的”，赵俪生选取对《水经注》“考据”为例，“把胡适的学问底子翻开来，把他所经常标榜的考据学方法论和校勘学方法论的内幕拆穿开来，把他掩藏在这些花招里面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真意挖掘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现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风范。

赵俪生说：《水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书，郦道元依经作注，成为一部在研究我国上古和中古河道变迁、地理沿革诸问题上，极有用的书；假如把《水经注》的研究跟对《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清的《一统志》等书的研究结合起来，再把这些研究跟历代所修各府州县的志書的研究结合起来，再配合上近代许多地理调查的结果，这种研究的所得，无论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或者对于当前实际的水利设施，将都有很大的贡献。--在批判对方之前，正面提出自己对《水经注》的学术见解，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气势。

赵俪生指出：明末清初的学者，热爱祖国的山河，苦心调查研究，以求对于故国的恢复能有所稗益。顾炎武盛称《水经注》一书的价值；黄宗羲且有《今水经》之作；黄仪按卷绘制地图，以求对祖国水脉的认识更加明确；刘献廷也曾计划按照他自己南北游历的收获，去好好充实一下《水经注》，可惜未竟而卒。而乾、嘉、道、咸时候的学人，是把作为中国地理沿革学典籍之一的《水经注》研究，缩小为对《水经注》的版本与字句的校勘工作。再等而下之，再缩小并转化为对于戴震（东原）、赵一清（东潜）、全祖望（谢山）诸家校本的检查工作，看他们是否互相抄袭过，看是谁抄袭过谁。争论和研究的对象，不仅脱离了沿革地理学，脱离了《水经注》的实质内容和意义，而且也脱离了校勘学的范围。--在批判之前，清晰地勾勒《水经注》的研究史，体现了通贯全局的眼光。

在此种历史背景下，赵俪生方点出了胡适的本质：“他是以不爱祖国、而热爱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著名的，他当然不会像明末那些爱国的大老们那样做。他忖量的结果，还是从清朝乾、嘉时期的路数下手，因为那时候的学界，在满清贵族统治者的羁糜和迫害之下，脱离实际而纸上谈兵的风气，和孤立观察事物的形而上学风气，已经在发育和孳长着了，这在胡适看来，是大为有机可乘的。”于是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进入具体问题的剖析，赵俪生问：在这些小考证中，“审查戴东原赵东潜《水经注》疑案”，跟写中国思想通史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证明薛福成刻本《水经注》是一个宁波秀才王植材蹲在北京顾亭林词堂里伪托全祖望的名字而写成的伪书，这对于《水经注》的研究和中国地理沿革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学和文献学，究竟有什么推进？

针对胡适鼓吹《水经注》版本校勘的目的是“爱护乡贤”的说法，赵俪生认为他的目的更深远，更恶毒，这就是“把他自己许多反动的中心思想，杂糅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词句中，兜卖出来，以毒害读者”：

我们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史学工作者，是不是也应该注意感性的材料和比较细小的问题呢？自然，也应该的。有些个别对史料采取粗枝大叶的处理方法的人，只是一种幼稚的现象。再例如，我们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史学工作者，是不是也应该在论证中贯彻形式逻辑里的充足理由律呢？自然，也应该的。极个别的不尊重充足理由律的人，是错误的。因此，假如胡适只是提出应该重视感性材料、应该重视逻辑论证的话，那么谁又去反对他呢？可是胡适所强调的，是要把历史科学的研究，只压缩到最低级和最琐碎的境地，不准许人们从感性基地上做出任何的上升和概括，不准许人们从其中得出任何指导性的原理原则来；假如谁那样做了，胡适等辈便嘲讽地呼之曰“高明的思想家”，呼其原理原则曰“大假设”。假如我们剥开胡适这些语句表层所罩的绅士的外衣，那么就会发现，他骨子里面是说，谁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研究历史，谁就是主观主义，是唯心论，是玄学。凡在蒋统时期，在大学历史系里教过书或读过书的人，想来都还记得，胡适的徒子徒孙曾怎样嚣张地公开辱骂任何带有进步意味的文史书刊和作者（翦伯赞先生和他的《中国史论集》是当时最集中的代表），说什么“他们不是凭着民族良心来研究历史，而是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去研究历史的。”这实在都是他们“胡老师”的嫡派传授，不过绅士气更少些、打手气更多些就是了。

第三部分指出，校勘学是文献考证学中的一个分枝，是一个比较冷僻、但却有一定价值的学问。如对于地下发掘出来的许多纪事竹简，对于敦煌石窟中所藏的许多书卷，有人肯去配合历代传刻诸本做一些校勘工作，并且从其中剔罗出一些可供采择的新资料来的话，那么我们是欢迎的。胡适知道自己学问薄而且脆，担不动这样的重任；并且从商人买办的观点看来，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也是绝不肯做的。但胡适又不甘心于一点也不做，因为他又懂得校勘学曾被不少人拿去做过“炫博之道”，于是便从一些很不吃力而又能借以沽名钓誉的校勘下手。文章列举几个例证来拆穿胡适“校勘学”的内幕：

例一，做蒲松龄墓表的校勘，有人肯冒了风雪替他到淄川去挖土拓碑，他便校出蒲松龄“享年八十有六”乃“七十有六”之误，还替蒲松龄的朋友张笃庆多找出一个弟兄张履庆来。对于这个“发现”，胡适非常自负。但是试问：替蒲松龄的朋友张笃庆校勘出一个弟兄来，这对于蒲松龄的生平主要事迹，究竟有多大贡献？对于《聊斋志异》这部书的理解，会有什么推进？难道说，找出一个张履庆字视旋来，其价值也等于发现一颗恒星吗？

例二，趁替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作序的机会，大谈其校勘学方法论，在校勘学方面教人走两条路：第一，你先去进行对最古版本或原始稿本的搜求，“求之不得”，只好作罢；第二，假如幸而搜求到了，那么也只准许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对，而不准许你在这中间有所推求，无论是从具体事物去推求原理原则，或者根据原理原则去推论具体事物，这都是不准许的，因为那样就不是“极笨的死工夫”，因而也就不是“科学的道路”了。素以“巧笑倩兮”著名的胡适，在这里竟装出一副极为老实、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样子，这不是很奇怪吗？因为胡适在这里不是提倡什么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而是在于杜绝和堵塞任何新思想新知识之可能发生的契机！

例三，胡适说：“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之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指出胡适先用什么“过人的天才与功力”、“推理之精者，也往往可以补版本之不足”来敷衍和迷乱读者的耳目，然后把他自己的本意拿了出来，说：“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必须在可能范围之内提出证实。……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的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于是结合《红楼梦》的版本，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见解：

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研究中，对脂砚斋本作出一些极固执而又牵强的理解和解释，并因而发生许多错误，其根源正是从这里一脉传下来的。我们试问：无论在校勘古籍方面，或者在研究文学遗产方面，强调最初底本和最古传本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回答说，其结果是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杜绝和堵塞在研究中不断发现新认识的可能，并且拿这种情况作为基地，以使唯心论者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拿他们这样或是那样的主观臆测，去为所欲为。

可惜赵俪生不曾考察《红楼梦》的版本，否则一定会发觉所谓脂砚斋本是“最初底本和最古传本”的观念，是胡适强加给读者的；甚至连脂砚斋本是“最初底本和最古传本”的实物，也是胡适参与作伪造假的。但他毕竟看出了由于误入“强调最初底本和最古传本”的陷阱，不断“作出一些极固执而又牵强的理解和解释，并因而发生许多错误”，让红学研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杜绝和堵塞在研究中不断发现新认识的可能”！

王学典称赵俪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专家”，因为他同时获罪于“主流史家”的两个最主要部分——考据派和正统唯物史观派：

获罪于前者，是因为先生公开表达了对他们的轻蔑：“我从一接触史学近著起，就憎恨琐节考据”，“让那些琐节考证的史学家们去笑骂吧，我并不是你们那里的长驻客。”不仅如此，先生还挑战了他们“论从史出”和“竭泽而渔”的行规，认为“以论带史”的提法没有错，特别对那些习染于琐节考据而不能自拔的人来说，用理论带一带并没有什么坏处；对“竭泽而渔”式的材料搜集，先生明言“我不赞成“，原因第一，鱼实际上是捞不完的，第二，舍弃那些小鱼羔不影响对历史的概括。“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是先生坚定的治学主张。这里事实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认识论问题，即“史”与“论”在治学过程中的互动问题。“史”为基础，这无可怀疑，但承认这一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论”就始终是次要的、被动的、消极的，永远是第二位的，——“论”也同时有可能处在更积极更主动更活跃的位置上。但不管怎么说，先生的上述言行长期以来都为考据学家们所无法容忍。撇开流行的教条和二手三手的马克思主义，独立地直接地从马克思那里寻求思想资源，先生又由此不见容于那些立身于教条的唯物史观派学人。高举“教条”很长时间以来早已成为许多人的利益所在，而先生却不仅未曾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诚中得到过任何回报，相反，他甚至还因此受到某些海外汉学家的奚落。天不收地不留，先生遂长期漂泊于學界主流之外，忍受着难以承受的孤独与寂寞的折磨。

读着这段铿锵的话语，深感作者对赵俪生的敬爱。既然承认赵俪生是“独立地直接地从马克思那里寻求思想资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诚”，便应该承认他这篇申讨胡适的力作，不但是杰出的，而且也是《文史哲》辉煌办刊之路的成果与见证。

三

高亨的《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发表于《文史哲》1955年第5期，与同期郑鹤声、葛懋春、庞朴的文章，加上童书业的《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赵俪生的《批判胡适反动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形成相互呼应之势，故高亨一开头就声明，由于“胡适提倡并卖弄考据的阴险的政治企图，及其流毒的影响，已经有许多同志加以严正的批判，本文不再申论”，重点只是说明胡适的考据方法本身彻头彻尾地反科学性。在摧毁胡适的反科学的“主观的假设，片面的求证”同时，提出合乎科学的“客观的假设，全面的求证”，论析透辟，有破有立。

文章列举了好多具体例子，以证明胡适“主观假设，片面求证，只会大胆，没有小心，玩弄事实，玩弄证据”的考据方法的反科学性：

例一：《周易》爻辞和爻象传都是三百八十六条，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却说：“《周易》是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原来他只知道《周易》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用六乘六十四，共得三百八十四爻，每爻都有爻辞和爻象传；却不知道《周易》开头两卦，乾卦除“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六条爻辞和爻象传外，还有“用九”一条爻辞和爻象传。坤卦除“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条爻辞和爻象传外，还有“用六”一条爻辞和爻象传，其余六十二卦才都是每卦六条爻辞和爻象传。可见他在写这个数字时，并没有翻一翻《周易》。

例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引用《诗经》：“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来说明“百姓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的情况。不大熟悉诗经的读者，可能相信他引用的恰当。但如果把三章都看一遍，就发现他的错误了：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离，嘅其叹矣。嘅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离，条其啸矣。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湿矣。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是历来争论最少的《诗经》篇章，从《毛诗序》到现代学者，绝大多数论者都同意：这是一首被离弃妇女自哀自悼的怨歌。高亨指出：诗中的“有女”，因为“遇人之不淑”而“仳离”，因为仳离而“叹”、而“啸”、而“泣”。它是反映在封建枷锁下的妇女，被丈夫遗弃的惨痛事实。这种现象，无论在战争时期，在太平时期，都时时有的，处处有的。胡适引用此诗来说明周代长期战争的影响，这是文不对题的严重错误。那么这样容易理解的一首诗，为什么胡适会弄错呢？高亨推测有下列四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他的主观要求是引用《诗经》来说明周代长期战争的影响。他只从主观要求出发，而不从客观事物考察，因而他的思想只贯注到他所需要的诗句，眼睛只注视他所需要的诗句，至于每篇诗的整个内容，根本不去想，不去看，所以造成这个错误。这就说明胡适考察问题，只要客观事物的一点，不管客观事物的全面。我们称它做“用管窥天”的考察方法。

第二种可能，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本是一本“急就章”，他在著述的时候，对于祖国哲学史料，并没有深入研究，大部分是临时翻阅一下。他写这一段时，只把《诗经》粗心大意地乱翻一遍，随便抄下他所需要的诗句，至于每篇诗的整个内容，简直地不加理会，所以造成这个错误。这就说明胡适考察问题，只凭借“大胆”地不怕错，不依靠“小心”地不弄错，我们称它做“走马观花”的考察方法。

第三种可能，他写这一段时，根本没有去翻阅《诗经》，只是在某种书里看到这么几句，因而把它抄下来。这首诗前两章讲的什么？全篇内容是什么？“有女”的“仳离啜泣”是因为什么？他都没有看到，也不去追求，只在这几句的字面上去理解，所以造成这个错误。这种抛弃原始资料，展转抄袭，说明胡适运用史料是采取“移花接木”的粗暴手段。

第四种可能，他写这一段时，曾经细读过这篇诗，理解了它的全篇内容，知道它是抒写妇女被丈夫遗弃的痛苦，但是他为了充实自己的理论，为了夸示自己的博学，有意地阉割它的末章，而抹杀它的前两章，有意地隐藏它的全篇内容，因而造成这个错误。这就说明胡适运用史料是采取“指鹿为马”的欺骗手段。

胡适所以造成这个错误，出不了以上四种可能。这四种可能都是反科学的，都是属于唯心论的范畴，都是资产阶级所喜欢用的办法。

不下绝对的断语，而设想了四种可能性，这就避免了形而上学，体现了辩证法。高亨的高明在于：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性，胡适都逃不出或者“用管窥天”，或者“走马观花”，或者“移花接木”，或者“指鹿为马”，让客观史料受他的主观摆弄的玩弄事实、玩弄证据的罪责。

例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假设“《韩非子》五十五篇，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即《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诸篇”，但只举了两个证据，便否定了四十八篇。如第一个证据：“《初见秦》乃是张仪说秦王的话，见《战国策》。”请看高亨的解剖刀是如何运作的：

《初见秦篇》在《韩非子》中是韩非所作，在《战国策》是张仪所作，这是一个矛盾现象。我们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考察它的可能性，然后考察哪个可能是历史事实。这篇作者的可能性有三个：一、是张仪所作，二、是韩非所作，三、是另外一人所作。究竟哪个是历史事实呢？我们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实际出发，即是必须从《初见秦篇》的内容，张仪韩非的生平，和当时的历史去考察，据《史记·秦本纪》《六国表》，张仪死于公元前三○九年，《初见秦》里讲到几件史实：一、乐毅破齐，在张仪死后二十六年，二、白起取郢，在张仪死后三十二年，三、华下之战，在张仪死后三十七年，四、长平之战，在张仪死后五十年，五、邯郸之战，在张仪死后五十三年，六、穰侯相秦，在张仪死后九年至四十三年之间。由此可见，此篇决不是张仪所作了。那末是否韩非所作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表》，韩非到秦国去在秦始皇十四年，而《初见秦篇》有十个“大王”字样。“大王”是作者称当时在位的秦王，称他所上书的那个秦王，毫无疑问。这个“大王”是誰呢？据《初见秦篇》是发动“华下”“长平”“邯郸”三次战争的秦王。这三次战争都是秦昭王时事，那末，《初见秦篇》的“大王”是秦昭王，《初见秦》作者是上书给秦昭王，不是给秦始皇。由此可见，《初见秦篇》也决不是韩非所作了。（这一点我在前些年研究《韩非子篇》时也没看出）三个可能，我们根据客观证据否定了两个，所以我们的结论是《韩非子·初见秦篇》既不是张仪所作，也不是韩非所作，而是当时另外一人所作，其人为谁，我们没有根据论定，有人说是蔡泽所作，就近于猜迷了。

（关于《初见秦》作者问题，请参考伪书通考》。）

以充分的史料排除了三个可能中的两个，结论便自然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胡适硬一口咬定《初见秦》是张仪所作呢？是由于他存着“《韩非子》仅有十分之一二可靠”的主观成见，他的片面求证只是为了要证明他的主观假设。看见了《战国策》里这一篇开头是“张仪说秦王曰”一句，恰好符合他的要求，当然是“惊喜若狂”“如获至宝”；对于《战国策》所记，不再怀疑；对于《初见秦》的内容，不再研究。如果他稍有科学头脑，稍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他看到篇中的故事，再翻翻《史记·六国表》等，查查各个故事和张仪死去的年代，就不会一口咬定此篇是张仪所作了。然而胡适受主观的支配，根本就不这样做。高亨再推开一步说：

而且《战国策》的错安排，早已有人揭发了，《战国策》鲍彪注已经说过这一篇“所说皆张仪死后事。”我敢断言胡适当日没有看过这本书。张文虎《舒艺宝随笔》也曾举出这篇中几个故事的年代来证明不是张仪所作。我也敢断言胡适当日没有看过这本书。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已经把张文虎的说法收在里面，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极普通的一种读本，难道胡适都未看过吗？我想他是由于过于相信自己的主观，过于相信自己的假设，过于相信自己的片面考证，过于相信自己的表面观察，因而对于《韩非子集解》不肯细读，这是何等的懒惰、庸浅、粗暴、荒谬！

对于这个“过于相信自己的假设”、“过于相信自己的片面考证”，乃至“懒惰、庸浅、粗暴、荒谬”的责难，请问胡适本人、包括他的辩护者，能回答吗？不能。既然如此，我们就得同意高亨的概括：“一、假设真是大胆，求证并不小心。二、假设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成见，不是根据客观事物。三、求得他所需要的证据，也只看它的片面，而不看它的全面，只看它的表面，而不看它的内容。只看它的头一句，而不看它的下文，只停留在感性认识，而不进入理性认识。”

例四，胡适《红楼梦考证》的主要结论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从考据方法的角度上，他所求到的正面证据只有五个：一、《红楼梦》开场白有“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等语。二、《红楼梦》开场白有“莫如我石头所记，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等语。三、《红楼梦》第十六回有凤姐赵嬷嬷谈论皇帝“南巡”，贾家四次“接驾”的一大段，而清康熙“南巡”六次，曹寅正是“接驾”四次。四、《红楼梦》第二回叙荣国府的世次和曹雪芹家的世次有某些相像的地方。五、红楼梦的贾家是由盛而衰，曹家也是这样；贾宝玉由富而贫，曹雪芹也是这样。高亨剖分道：

首先我们觉得胡适把《红楼梦》的开场白，把一个小说的开场白，看做真实记录，是何等荒谬！反过来看，开场白有“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等语”，胡适为什么不根据这些话说《红楼梦》的初稿不是曹雪芹所作呢？其次胡适所举一切证据，只能证明一个事实，就是红楼梦里夹杂着一些曹雪芹个人及其家庭的故事和情况。而胡适竟拿来证明“《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又是何等荒谬！所有证据，只能证明曹雪芹以他熟悉的人物为基础，塑造一些人物形象；以他自家的故事为基础，反映一些社会生活；至于超出曹家人物故事以外的，就难于估计了。因为如此，《红楼梦》才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部传记。因为如此，《红楼梦》才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而不是自然主义的杰作。而胡适竟认为“《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杰作”，又是何等荒谬！所有证据，只能证明红楼梦有些成分是写曹家芹的个人与家庭，而胡适拿来证《红楼梦》的全部是写曹雪芹的个人与家庭。这种考据方法，还有一丝一毫的科学意味吗？

高亨还指出，胡适考证《红楼梦》，千方百计地寻求正面证据，如找《四松堂集》、找脂砚斋本，都煞费力气；可是反面的证据，明明白白地摆在《红楼梦》里，各本都有，他却不拿它们做证据看待，如：

一、《红楼梦》里写元春做皇帝妃子，异常明确而详细，占了不少篇幅，有省亲别墅才有大观园。胡适说：“我曾考清朝的后妃，深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没有姓曹的妃子，大概贾元春是虚构的人物。”（见《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又说“曹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事，大观园也不过是雪芹的秦淮残梦的一境而已。”（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贾元春及其故事的有无，我们且不管它，但胡适既然认为是出于虚构，那末这正是胡适所作结论的反面证据，足以推翻“《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流谬说法，胡适把这一项提出来了，但是不做反面的证据而提出，乃是无意中提出，一经提出，就形成他考据上的矛盾，他既然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又不得不说“《红楼梦》某些部分是虚构”，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有多么响呀！

二、据《江南通志》，（胡适《红楼梦考证》引）及曹頫隋赫德奏摺，（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引）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死于江宁织造任上。五十二年，曹颙继任。五十四年，曹颙死，曹頫继任。雍正六年，曹頫去职，家被抄，曹颙没有儿子，死的时候，他的妻马氏正怀着孕。胡适说“红楼梦中的贾政就是曹頫”。（见《红楼梦考证》）曹寅只有曹颙曹頫两个儿子，依照胡适的考据方法，贾赦就是曹颙，邢夫人就是马氏，曹琏就是曹颙的“遗腹孤”了。我们不去这样论断，而却从这里发现一件事实，即是红楼梦中关于贾赦及其故事，（见第十四、十六、十八、二十四、四十六、六十四、七十九等回）都是曹雪芹所虚构。据敦诚四松堂集挽曹雪芹诗，（胡适《红楼梦考证》引）《红楼梦脂砚斋本批语，（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引）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左右，死于乾隆二十七年。曹雪芹下生的时候，曹颙已经死去。如果《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宝玉那会有这样一个伯父！贾赦病了，宝玉去问候。宝玉病了，贾赦去“觅僧寻道”。贾赦要娶鸳鸯做小老婆，凤姐替刑夫人出主意。写得那么活现，明明是和宝玉凤姐生在同时的，那末只有曹颙枯骨还魂，才有可能了。由此可见，关于贾赦及其故事都是曹雪芹所虚构了。这也是胡适所作结论的反面证据，足以推翻“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荒谬说法。关于曹颙死在曹雪芹下生以前的资料，胡适写《红楼梦考证》等文时，还没有看到，因而我们在这一点上，不批判他参考疏漏，而只是根据这个反面证据，来说明他仅凭几个不尽可靠的正面证据，来肯定他的主观假设，是何等的反科学！

三、《红楼梦》第十六回“贾琏道：‘当今（指当时的皇帝）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道，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弃父母音容，岂有不思想之理！……故启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看视，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竟大开方便之恩，又下旨意说，……椒房贵戚……不妨启请内廷銮舆，幸其私第。……”这也是曹雪芹虚构的一段话，做为贾元春回家省亲的来由。考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并无所谓“太上皇”，只有乾隆晚年让位于嘉庆，才称太上皇。乾隆在位六十年。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七年，看不见嘉庆初年的“太上皇”。而且《红楼梦》在乾隆时代已有抄本和印本。脂硯斋第一种本，是乾隆十九年（甲戌）抄的，第二种本是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抄的。程伟元第一种本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印的，第二种本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印的，据闻这些本子，都有这段话。（俞平伯先生曾写信告我脂砚斋本有这段话）那末，“太上皇”三字不是嘉庆初年人所加，而是曹雪芹原作所有的了。那末，这段话是曹雪芹虚构的了。这也是胡适所作结论的反面证据，足以推翻“《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荒谬说法。胡适不会看不见，然而在他的考证中，却绝不提出。

为展示高亨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辩风貌，不得不大段引述他的原文。即以《红楼梦》考证来说，所举三条反面证据，不仅胡适本人竭力回避，也为当代正宗红学家所讳言。

通过对童书业、赵俪生、高亨一流学者文章【1】的分析，应该承认是“有周到的研究，有确凿的证据，有坚实的内容，有正当的道理”的，决不是“无谓地浪费时间与精力，践踏学问与知识”；从这一点出发，就应该承认胡适确实是有严重问题的；因而与胡适划清界线，对他进行批判也是正确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甚至命运攸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主动进行思想改造，投身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不能理解为“迫于压力调转枪口”，更不能理解为“为了生存不得不承受了人格分裂的痛苦煎熬”。否则，就是辱没了童书业、赵俪生、高亨和山东大学当年积极参与运动的学人精英，也辱没了《文史哲》杂志一以贯之的“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的精神。

注释：

【1】《文史哲》在政治哲学方面批判胡适的文章，1955年第5期还有汪毅的《论胡适派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观点和方法》，郑鹤声的《胡适四十年来反动政治思想的批判》，葛懋春、庞朴的《批判胡适的庸俗进化论》，1955年第6期有孙思白、赵凌、徐绪典、朱作云、刘中华、朱玉湘、耿直的《清算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路遥的《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历史观》；古典文学方面批判胡适的文章，有1955年第1期陆侃如的《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1955年第7期冯沅君的《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1955年第9期萧涤非的《批判胡适对杜甫诗的反动观点》，1955第11期黄公渚的《批判胡适词选中错误观点》等，作者皆学有专长的大家，文章亦可圈可点，因篇幅限制，只好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