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扬志

在当代粤派批评谱系中，黄药眠先生是连接创作与批评、实践与理论、民间与学院、传统与现代的代表性个案，其思想活力从新文学发生一直延续到80年代，相关成果影响深远。作为个人命运与思想结构被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题深刻塑造的文艺理论家，黄药眠无疑是当代文学领域一个极具文化内涵和阐释价值的标本。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黄药眠是文学批评专业领域最早纳入中国当代学科建制的学者之一：1949年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本年度被聘任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系主任，50年代北师大率先在全国成立文艺理论教研室，黄药眠亲任教研室主任，制订全国首个《文学概论》教学大纲，1954年主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1956年开设首个文艺学研究生班。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83年又成功建立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次年被批准为全国第一位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培养了第一批文艺学博士。由于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以及翻译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经验，加上扎实的理论著作阅读，对作品的分析与批评具有细致入微、切中要害的能力，文学理论探讨举重若轻，高屋建瓴，在科研与教学方面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程正民所说，“黄药眠先生重马列、重传统、重实践、重能力的文论教学既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又有浓烈的民族特色，在当时全盘苏化的文论教学中独树一帜，有力抵制了文学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教学的正确方向。”【1】可以说，独特的成长资历和学术成就奠定了黄药眠在当代文学与美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然而，黄药眠在当代视野中获得的评价又相当丰富。童庆炳先生认为黄药眠综合了中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作家、诗人、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他多次撰文阐述其理论建构与学术追求，为客观、全面评述黄药眠的学术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有持保留意见的学者则认为，黄药眠建国之后对胡风、朱光潜等人上纲上线的批判，体现出批判话语的随意动用，比如诋毁胡风“反党”的言论证据也是他自己后来使用的，从《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反动思想和国民党法西斯哲学的渊源》到写作《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不足一年半。【3】其实，上世纪50年代那场由黄药眠率先发起的“美学大讨论”，虽然不少人认为对美学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亦有学者结合历史语境表达不同看法，指出它是“以学术形式出现的一次政治斗争”，也是“一次与中国现代学术史密切相关的学术思想的斗争”，【4】是“披着学术外衣的一场‘洗脑的‘政治运动，从世纪角度看，实质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与强化。”【5】根据黄药眠自己对美学讨论的回忆，他认为朱光潜的政治社会态度、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神秘主义美学观是不正确的，批评的目的是促使其思想体系的错误得到及早检查。【6】

在我看来，黄药眠先生在革命敘事、学术谱系、公众层面和自我认知等区间呈现的差异形象，反映出革命认同经过历史语境转换、价值变迁之后面临的理解困境，同时也说明批评话语很难摆脱因时代沉淀而产生主体经验疏离的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黄药眠”才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学术意义上的“理解”并不是通过历史归责的方式滥用同情，实现道德层面的评价修订，而是打开被历史尘埃封存的文本，重新建立一种链接事件对象的观察与分析模式。大约自90年代以来，受西方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相关理论启发，国内学界对20世纪经典作品与文学现象进行尝试性的研究与阐释，这样一场延续至今的“再解读”浪潮，不但极大地重构了人们关于“历史”的多样化想象，而且也使阐释对象从日趋固化的经验场景中解放出来，当它们被重新置入文本生产的历史语境，意味着也获得了被重新理解的可能。

黄药眠在自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里试图勾勒出个体在艰难时世的人生轨迹，投身革命洪流成为内在的叙事线索，之所以到1949年戛然而止，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内心始终面临着如何讲清自己参加革命、中途离散、最终又重归队伍的焦虑。与很多投身革命的机会主义者不同，黄药眠早在2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革命的信仰塑造，是延安为数不多接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坚信只有发动阶级革命才能找到自己与民族的出路。这种革命认同即使是在黄药眠1957年代被打成右派、剥夺自由并离开学术研究领域20多年以后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因此我们重建“理解黄药眠”及其批评话语的问题意识，必须联系他的革命信仰与实践展开，否则根本就无法有效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情感结构与精神主题。

黄药眠1903年生于广东梅县，父亲17岁下南洋即无消息，待他稍懂人事，其母亲已改嫁到嘉应，“拖油瓶”自小见证了生活的艰难。虽然学习成绩优异，却因家境所限，无法像其他孩子通过升学实现去远方的梦想，最后选择投考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即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入读英语系，1925年毕业。黄药眠作为文学批评家参与新文学发展的道路探索，是从创造社起步的，因为成仿吾的赏识，习作《梦的创造》得以被成仿吾刊于《洪水》第3卷第32期（1927年5月）。“四·一二”之后，黄药眠的工作与生活陷入困顿，写信到上海向创造社求助，后来收到成仿吾、王独清联名回信，邀请他出任创造社编辑助理。进入创造社不久，“随着国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仿吾语），创造社面对时代进展选择了文艺向革命的转变。创造社的“左转”以《洪水》停刊、《文化批判》创刊为标志，成仿吾在《文化批判》创刊词中借列宁口号“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行动”，宣告文学为革命实践之指导。【7】据黄药眠交待，他之所以追随“左转”，主要是家境贫困加剧、思考国家出路、反感帝国主义横行霸道、民族压迫导致极大愤慨等因素导致他决心跟共产党走。【8】这样一种解释是否具有自我英雄化的动机不得而知，不过从他之后的文学实践来看，可以找到印证的依据。他在译诗、写作、教书（暨南大学附中）之余，开始自觉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之发展》、《政治经济学导言》、《费尔巴哈》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屠格涅夫、格里高里夫人、拉贝利奥拉等人的作品，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与蒋光慈等人一起参加飞行集会，声援工人罢工，发送传单。1929年受团中央指派去德国参加青年国际会议，后又在中国驻莫斯科代表团担任翻译，结识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邓中夏、陆定一、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代表团工作结束，成为中国驻青年共产国际留守人员，三年之后回国，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长。同年中秋之后因内部人出卖而被捕入狱，获刑10年，1937年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1938年春，黄药眠从延安返回武汉，辗转到达桂林，回到文艺界，被文协桂林分会推选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负责理论研究和诗歌创作的工作，其文艺观也因认识变化，从革命文学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众文学。

对照黄药眠建国前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实践生涯，40年代是他作为文学批评家最为活跃的阶段，主要作品有《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1939年6月）、《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1939年8月16、17、18日《救亡日报》）、《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1939年11月26、27日《救亡日报》）、《目前中国的诗歌运动》（1940年）、《论诗底美 诗底形象》（《诗创作》1942年第15期）、《论约瑟夫的外套》（《文艺生活》1945年第3期）、《论美之诞生（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生活》1945年第4期）、《论闻一多的诗》（1946年第1期）、《读<夜歌>》（《中国诗坛》1946年第3期）、《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和客观》（《文艺生活》1946年第9期）、《论文艺批评上的功利主义》（《文艺创作》1949年第4期）、《论风格的诸因素》（《文艺生活》1949年第12期），等等。部分作品分别收入《战斗者的诗人》、《论约瑟夫的外套》、《论诗》、《沉思集》、《迎新集》等结集出版。

黄药眠早期的文学批评以《非个人主义文学》为代表，强调文学要感应时代之变革，走出个人视野，脱离颓废、怯懦、叹息的缺陷，自觉进入社会生活，为人类发展指明方向。【9】而到40年代，明显看出他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文艺对生活的客观反映，注重阶级、环境、教养、社会经历对主体认知和世界观的决定性因素，由此构成文学创作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文艺的战斗功能。【10】不难看出，黄氏对文艺反映生活、改造生活寄予了强烈的期待，这样一种寻求文学与客观现实之间对应关系的美学理念带有鲜明的社会学批评特质，可能也构成了他后来积极介入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的基础。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黄药眠的美感论表明他鲜明的政治倾向、阶级观点，這也充分说明他的美学的社会学性质。他反对脱离社会、脱离时代、脱离生活实际的抽象的生物学美感论，这无疑地有其正确性方面，但美感除了主要地是具有社会美的性质之外，也还具有心理学性质，以至生物学的性质，同时更多的是诸多性质的交汇、融合。另外美感还有初级的（蒙昧型）与高级的（文化型）区分，因此美感的复杂性仅用社会学方法去阐释，往往也失之偏颇，不能够把美感的全部本质解说清楚。【11】

对照黄药眠评论闻一多与何其芳诗歌及其他作品的理论依据，可以发现他仍然是以革命认同为基本标准的。革命话语既包括事业成功的革命党对同路人的积极肯定，必然也折射出革命参与者对理想选择的引领意图，如果我们从革命文学话语背景出发，将黄药眠还原为一个独立主体，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文学青年到批评家和美学家演进的脉络，相关阶段显然体现出主体知识与经验在黄药眠思想格局不断裂变和重构中的刺激作用。

因此，从黄药眠的文学批评历程可以看出，如何打开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寻找更有效的阐释方法，实际上构成了他从革命立场出发，持续追求真理、超越自身的学术冲动。自20年代开始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想象，黄药眠此后的文学与批评道路体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其文学艺术实践从个人世界观不断强化开始，逐渐内化为对革命真理的追求。而他在40年代文艺界地位的巩固，既刺激了对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建构，又激活了他对“新中国文学”及其发展设计的参与热情，极大地鼓舞了他对文学、美学信念的坚守。人们通常将这种阐释主体的建构描述为革命话语的内在认同，作为革命队伍的“内部人”，黄药眠加速了学术的政治化转变，并且将革命话语带入到学术信念、立场、方法的塑造，迅速在之后的批判实践中到达峰顶，提前显示了真理追求的吊诡。

自90年代以来，革命话语与革命主体在当代中国遭遇了不一样的命运，黄药眠也是20世纪文学批评的缩影，他在80年代的回忆中曾经痛心自己的学术研究荒废了20多年，无法预测被剥夺的时间会有什么收获。对于20世纪波谲云诡的中国而言，人们始终试图弄清楚到底是革命形塑了文学，还是文学影响了革命，恐怕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真是一件新鲜事，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12】显然，这也是黄药眠留给当代人持续思考的课题。

注释：

【1】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2】参见童庆炳《风沙中的胡杨、红柳、白刺——悼念黄药眠先生》（《群言》，1987年第12期）、《黄药眠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品格》（《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黄药眠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的文论与美论——为纪念黄药眠教授诞辰百年而作》（《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黄药眠的“生活实践”文艺论》（《东疆学刊》，2007年第3期）、《中国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第一学派—为纪念黄药眠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等专文和其他相关文章。

【3】张景超：《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4】曾繁仁：《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与我国的美学大讨论—兼答<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5】劳承万：《当代学人该如何回顾“美学大讨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6】黄药眠说：“解放以后，甚至在批判胡适及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后，在文艺领域中还有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原封不动。有感于此，我又发起了对朱光潜的批评。我的文章首先承认朱先生在美学方面有着广博的知识，但认为他那种神秘主义的美学观是不正确的。联系到他当时的政治社会态度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的本质。我曾声明，摆出这些事实来，目的并不是算旧账，而是想通过这些事实来促朱先生联系当时的实际，及早检查他的思想体系的错误。我现在仍坚持我的看法，所以我也把这篇文章收集在这个集子里。”参见黄药眠《黄药眠文艺论文选集·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7】成仿吾：《祝词》，载《文化批判》第1号，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1月15日。

【8】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9】药眠：《非个人主义的文学》，《流沙》第1期，1928年3月15日。

【10】黄药眠：《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和客观》，《文艺生活》光复版，1946年第9期。

【11】王畅： 《论文学艺术的美与规律》 ， 花山文艺出版社 ， 1989年版 ， 第117页。

【12】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1-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