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仰文

摘要：修订之后的《立法法》对设区的市实施的限量放权是我国立法体制的重大变化，也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力求走出中央与地方关系怪圈的最新探索。限量放权的重大改革举措，虽然为地方治理经验的法治化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但也使迅猛推进的“模仿式”立法转而陷入尴尬的窘境之中。切实共享立法体制改革的制度红利，实现地方事务治理的法治化与规范化，必须准确把握地方立法限量放权的初衷与要点，从注重问题导向与民意担当的高度，着眼于“为谁立法”“立什么法”“怎样立法”等关键问题，均衡各方利益博弈，做好配套制度变革，真正使地方立法平稳过渡与有效承接，及早摆脱“模仿式”地方立法的时代困局。

关键词：地方立法 限量放权 立法模仿

中图分类号：DF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7）03-0091-09

执政兴国，重在法治；富民兴邦，重在法治。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已经成为实践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定对《立法法》做出重要修改——赋予全国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并明确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综合考虑确定。这一地方立法体制重大调整之后的两年来，全国绝大部分设区的市都已经开启了地方立法的新航程，迈出了有效解决本地事务、深入推进地方法治建设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