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凡

你知道鼓吹新诗的胡适，他的旧体诗有多好吗？而当鲁迅说，青年应该“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时，他自己已经埋头读了十年古书。胡适、鲁迅那一批新文学的干将们，其实旧体诗写得非常好。重新回到100年前新诗和旧体诗交战的现场，你会发现：这也许是历史给我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新诗的诞生

1917年2月，胡适在 《新青年》 上发表了他回国前写成的 《文学改良刍议》 一文，这一年他26岁。

这位26岁的青年，提出文学改良的八点建议，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号角：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观点的核心，一是用白话而弃文言，二是不要用典和对仗，反对旧体诗的心思再明白不过。

中国是诗的国度，每个传统文人都会写诗，但是在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旧体诗已经日益难以表达新生活、新想法了。其实，在胡适之前，就已经有不少人在想这个问题了。历代不少学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

白话的主张由来已久，1861年，洪仁玕根据洪秀全的指示，颁布了 《戒浮文巧言谕》，提出了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之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这不难理解，洪秀全自己科举考试屡次失利，他内心肯定对文言文是不以为然的。又过了二三十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黄遵宪（1848—1905） 引俗话入诗，宣称 “我手写我口”（《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