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鲜明的散文化特征使汪曾祺的小说受到世人瞩目。他的小说用平淡的语调，简练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艺术世界。文章从意境、结构、语言三个方面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同时探讨了这种散文化特征的形成渊源以及它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散文化

汪曾祺（1920—1997），出生于江苏高邮，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受业于文学大师沈从文。汪曾祺在创作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近似随笔式的结构方式，以简洁明快、朴实纯净的语言努力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出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诗情画意的意境

意境，通常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像空间，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1]（P217）意境不是难以琢磨、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一般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注重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设，并不会在意境上用太多的笔墨，而汪曾祺却将意境的创造视为小说创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0年，《受戒》的发表如同一股清风吹过文坛，那时许多人还没有完全从文革岁月的伤痕中脱离出来，因此文学创作依然纠缠于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年代。《受戒》的横空出世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喟叹。此后汪曾祺进入了创作的鼎盛时期，《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异秉》等一系列作品的散文化风格得到了文坛普遍的认可和称赞，而这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其中朴实无华但又生趣盎然的风俗的描写。“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2]（P109）

小说《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大量描写水乡意境的作品。在《大淖记事》中，文章的开头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美到极致的水乡场景：烟波浩渺的大淖、布满紫红色芦芽和灰绿色芦蒿的沙洲、雪白的丝穗。紧接着，作者又着重描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生计而单纯地忙碌。冒着黑烟的花花绿绿的轮船、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还有那些无忧无虑比着赛撒尿的小孩子们，诸如此类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乡景色的描写，犹如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定格在读者的脑海中。《昙花、鹤和鬼火》可谓是一篇充满了意境美的短篇小说。汪曾祺借中学生李小龙的视觉表现了对美好易逝事物的向往和留恋。“昙花真美呀，昙花雪白雪白，白得像玉，像通草，像天上的云。”[3]（P482）后来，他遇到了一只鹤，“飞得很高很慢，雪白的身子，雪白的翅膀”[3]（P485）这只美丽的鹤，他后来再也找不到。接着，他又遇到了鬼火“绿光飞得很慢，好像在幽幽地哭泣。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又笑了，笑得那样轻。”[3]（P489）凄惨的鬼火在汪曾祺的笔下变得如此柔美灵动，淡雅的昙花，高飞的白鹤和灵动的鬼火传递的就是这样独特的凄美意境。

汪曾祺淡化小说的情节，突出风俗描写，向读者娓娓道来一个个优美动人的小故事。在他的笔下，没有世俗的偏见，没有冷酷的奴役，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他的文章满溢着地方风味和人性色彩，呈現出和谐宁静的生活氛围，有一种进入桃源之乡的超脱与释然，是一个充满诗意美的苏北水乡的意境世界。

二、行云流水的结构

结构是小说的基本框架，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在小说结构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林斤澜曾指出，他苦心经营的不是结构的严谨，恰是结构的“随便”。汪曾祺说过：“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4]（P166）汪曾祺在处理材料的艺术方式上，推崇苏轼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5]（P292）他不太赞同故事性太强的小说，觉得那样的小说远离生活，不大真实。读他的小说，就像在阅读不经意间写下的随笔，深感亲切自然。

在组织小说的结构时，汪曾祺一般是先写整个社会大环境，交代地理环境和事件背景，紧接着主要人物出场，先讲述主人公的职业、生活情趣等，然后再刻画人物的生活细节，中间遇到什么就再插入几句。例如在《老鲁》这篇小说中，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结构。《老鲁》的开头写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学校状况，细致地描写了人们挖野菜的场景，把当时人们食不果腹的生存状态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全文写了两页之后才将笔锋转向了校警老鲁，将老鲁介绍给读者，把老鲁抓甲壳虫的细节刻画得入木三分，然后详细讲述老鲁的人生经历和遭遇，这样，人物形象便显得细腻饱满，鲜活生动。

读汪曾祺的小说，总感觉他的思绪像野马，总是说着说着，又调转笔头，在一个于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专注笔墨，描写得生动详细。《异秉》这篇小说的中心情节是王二的发达，作者并没有头尾连贯地讲述王二是如何发家的，而是用大量的笔墨写到了保全堂药店，写到了源昌烟店，写到了陈相公，写到了食客张汉轩，等等。这些情节独立出来也可成篇，看似与主题无关，实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是为了突出王二的与众不同。

虽然汪曾祺的小说表面上显得枝节纵横，但作者的叙述却是生动自然，如同水的流动一般，浑然天成。正如汪曾祺所说，“《受戒》里写水的成分虽然不多，但是整篇文章却充满了水的感觉。”[5]（P281）正是这种平和流水般的小说风格，给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不太像小说的、顺其自然的散文化文体赋予了一种恬淡自然的境界，显得清雅温馨、自然质朴。

三、简约洒脱的语言

阅读汪曾祺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细水悠悠的淡雅之美。它如一杯清茶，淡雅中带着一袭清香，令人久久回味。

汪曾祺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到读者的青睐，与他深厚的语言功底是分不开的。凌宇曾经这样评价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句子短峭，很朴实，像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每句拆开来看，实在很平常，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也没有语言的锤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6]在汪曾祺看来，准确是语言的精髓。他用最贴切的词，构成恰当的句子，表达明确的概念，这样的例子，在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门前是一条河。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受戒》）

作者只是简单地陈述，就显得极其准确。“高地”“河”“白果树”等前面既没有修饰词，也没有比喻、夸张等强烈的修辞，而是仅仅使用了大、小、高、狭长等带有判断性的限定词，他要实现的就是“准确”，以此带给读者一种不加雕饰的美。

再如在《鉴赏家》中，作者用最简洁的语句，甚至是简单到只有两三个字的词语，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香、味俱全的物产风俗四季图。

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上就裂開了。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鉴赏家》）

汪曾祺的语言还具有一张一弛的音乐性。通过对词句的独特的排列组合，形成富有个人色彩的语言节奏和旋律。

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罢早饭，各自背着、扛着、挎着、举着自己的货色，用不同的乡音，不同的腔调，吟唱吆喝着上街了。（《大淖记事》）

这种最普通的商贩上街买货的情景在汪曾祺的笔下，在其参差之间，总带上了一种韵趣，显得韵味无穷。

汪曾祺用洒脱平淡的散文体式和温馨含蓄的散文化语言来营造了一个充满真善美的诗情画意的境界，这也许就是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魅力所在。

四、散文化小说的渊源及价值

汪曾祺在散文化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种散文化的特征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形成的。

汪曾祺的家乡是江苏高邮。高邮地处苏北，气候温和，民风纯朴，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不仅培养了汪曾祺朴实恬淡的性格，也为他的许多作品提供了灵感和生动的素材。除此之外，汪家特有的文化氛围使得汪曾祺一生淡泊名利，时刻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思考，这样的人生观和名利观对他的创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是京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深受废名和沈从文的影响，在文风上与他们一脉相承。

许多当代作家对汪曾祺本人及他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沙叶新说：“在当代作家中，我最爱读汪曾祺的小说。他的小说（包括他的散文）可以称之为‘文化小说，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泥土的芳香。你总觉得他的小说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是竖写的，写在毛边纸上的。”[7]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汪曾祺是独树一帜的，散文化特征是其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从他小说的某个侧面、某个情节、某个片段，都能获取那些有意思、有趣味的情景。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不同状态，体味了各种不同的人生经历，感悟了生活的真谛，从而使人们陶醉于那一篇篇透着水渍的小说，流连忘返。

注释：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6年8月版。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5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赵德清：《汪曾祺小说的语言世界》，扬州文艺创作研究。

[7]沙叶新：《剧作家眼中的小说》，小说界，1992年，第02期。

（王蒙蒙 江苏南通 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