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颜齐，孟杰，毕欣宁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种植户“粮改豆”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黑龙江和内蒙古两地微观样本

王颜齐，孟杰，毕欣宁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近几年，由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大幅下降，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大量从国外进口大豆，形成国内“种豆难、卖豆难、效益低”的局面。2014年中央政府推行大豆目标价补贴政策，积极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对我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和内蒙古两地农户“粮改豆”意愿的两次随机抽样调查显示：2014年农户改种大豆意愿普遍偏低，仅为18.3%，而不愿意改种的比例达到45.1%；对比来看，2016年情况有所改变，两者比例分别为25.1%和34.3%，表明农户改种积极性有所提高。利用层次分析法（AHP）提离出影响农户“粮改豆”意愿的最重要的五个因素分别是：大豆单产、大豆价格、销售渠道、大豆品种和大豆补贴政策。本文的基本政策逻辑是：提高优质高产大豆品种研发力度，优化大豆生产经营环境，降成本、提效益，用市场手段引导、激励和规范种植行为，合理制定大豆补贴水平和发放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降低政策的信息不对称。

大豆种植；粮改豆；农户种植意愿；农户行为；影响因素

Abstract：China’s soybean acreage has been declining sharply in recent years and households’ planting enthusiasm was low due to various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soybean imports led to “unwilling to grow”,“diffcult to sell”, and “low return” for soybean growers. In 2004,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re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target price subsidy policy for soybeans, aiming to promote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e. Based on a survey data in Heilong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this paper examined households’ willingness of “grain to soybean production conversion” and identifed the possible infuencing factors b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surveyed households willing to plant soybeans was low in 2014, only 18.3%,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urveyed households unwilling to plant soybeans reached 45.1%. The situation changed in 2016: the proportion of the surveyed households willing to plant soybeans increased to 25.1%,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urveyed households unwilling to plant soybeans decreased to 34.3%. This research also identifed fve most important inf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households’ willingness of soybean planting, including yield, price, marketing, soybeans varieties, and the target price subsidy policy on soybeans. Therefore, to increase the enthusiasm of soybean producers, this paper suggests: to increase R&D investment on soybean varieties with high yield and good quality,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of soybean production and trade to realize low cost and high beneft, to regulate soybean planting behaviors by market discipline and the formul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rget price subsidy policy onsoybeans.

Key words：soybean planting; grain to soybean production conversion; willingness of soybean planting; households’soybean planting behaviors; infuencing factors

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也是养殖业蛋白饲料的重要来源，在我国农业生产及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作为大豆的原产国，大豆产量曾居世界首位，自1991年至今，我国大豆产量一直低于美国、巴西、阿根廷，只排在全球第四位，而大豆消费量排在世界第一位[1]。近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逐年减少，2014年全国大豆种植面积下降至6.8×106hm2，作为大豆主产区的黑龙江和内蒙古地区，大豆播种面积也下降到2.6×106hm2和0.5×106hm2。为鼓励大豆种植，2008年我国出台大豆收储价格政策，在大豆市场价格较低的情况下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保护豆农利益。政策实施几年来，政策实惠多被中间商和经销商赚走，大豆收储政策又抬高了国内大豆价格，给大豆加工企业持续稳定生产带来困扰。2014年我国把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作为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让市场来决定大豆的价格，政府补贴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价。随后，我国在“镰刀弯”地区实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粮豆轮作试点种植，以解决我国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北方地区是我国大豆种植的传统优势产区，而其中以黑龙江和内蒙古大豆种植面积最多[2]。近些年，由于大豆种植比较收益下降等原因致使大量农户弃种大豆，两地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锐减。因此，研究两地区农户大豆种植意愿和影响其弃种大豆的深层原因，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近些年有关农户大豆种植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在农户种植意愿、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方面，O’Donoghue和Whitaker[3]利用微观截面数据研究发现，直补政策对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种植决策有差异性影响。Viaggi等[4]借助访谈法和农户模型对比分析发现，公共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具有显著影响。Muhlen等[5]研究了巴西大豆生产者借助农业衍生品规避大豆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马翠萍和肖海峰[6]认为大豆播种面积、家庭参与农业劳动人数、物质成本投入等因素对农户持续种植大豆的意愿有显著影响。郭天宝等[7]指出造成农民种植大豆意愿不强的主要原因是种豆单产较低，经济效益不如玉米和水稻等，并且种植技术相对传统落后。夏天等[8]研究发现农户种植行为受种植作物的工时量、农业知识水平、种植环境、资金投入产出比等各种因素影响。潘文华和许世卫[9]认为黑龙江省要坚持发展本省非转基因大豆的种植特点，把食用大豆和压榨大豆种植放在同等重要地位给予支持鼓励。

在大豆种植者利益补偿、政策影响效应及国际比较方面，赵殷钰和郑志浩[10]认为国产大豆价格下降会抑制来源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进口，只有提高国产大豆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进口大豆主宰国内市场的局面。郭天宝等[7]认为提高农户大豆种植意愿要从政策补贴方面着手，让农民及时充分了解政策，强化农业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朱宁等[11]认为大豆目标价格政策的实施属于卡尔多改进，我国大豆产品能够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定价，形成完善的大豆产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王文涛等[12]认为当前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仍有需要完善之处，目标价格较低、地租价格随补贴金额上涨、补贴面积统计上存在争议等问题制约了政策的效应。陈秧分和李先德[13]研究发现，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豆农的种植积极性，但也诱发了市场低迷等问题，下一步需要统筹解决目标价格设定、国内外市场价格传导等难题，并配套推进良种繁育、技术推广等组合政策。

综合上述分析，学者从多角度对我国大豆种植户生产行为进行研究，然而，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农户大豆种植意愿本身，少有基于我国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改革、“镰刀弯”地区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下农户改种大豆意愿的调查分析。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单元，也是种植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最直接实践者。基于此背景，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农户“粮改豆”意愿并剖析影响其意愿的最主要因素，完善相应政策扶持，提高豆农种植积极性，调整和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大豆产量和品质，增强我国在国际大豆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调查样本区域选择

2014年7月和2016年8-9月期间，课题组两次对黑龙江、内蒙古两地农户种植意愿情况进行调查采访。为保证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首先，黑龙江地区由于气候土壤条件全境大部分地区适合大豆种植，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以积温带为第一层选择依据，调查地区涵盖黑龙江境内六个积温带。内蒙古大豆种植集中在呼伦贝尔地区，因此选择其境内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为主要调研地区。调查样本具体为黑龙江省内的哈尔滨地区（包括通河县、方正县、宾县和巴彦县）、齐齐哈尔地区（克东县、克山县、依安县、富裕县）和黑河地区（包括嫩江县、北安市）三地，内蒙古地区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下属的甘河农场各联队。

1.2 问卷设计及数据来源

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和访谈记录的方式，由于调查问卷涉及大量比对信息，为提高准确性，由调查组成员采用访谈记录、一对一协助问卷填写。调查对象包括各地区从事种植业的普通农户、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一次调查（2014年）仅针对种植户“粮改豆”意愿进行，共发放问卷190份，剔除缺少关键信息、模糊无法统计的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65份，有效率为86.8%。第二次调查发放两部分问卷，第一部分问卷是种植户“粮改豆”意愿调查，第二部分是种植户“粮改豆”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其中，第一部分问卷共发放380份，收回有效问卷351份，有效率为92.4%，第二部分问卷共发放210份，剔除大量逻辑混乱自相矛盾的问卷，最终收回85份。两次调查独立进行，调查范围均包括黑龙江省内的哈尔滨地区、黑河地区、齐齐哈尔地区和内蒙古地区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

1.3 研究方法

1.3.1 模型原理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Thomas L. Saaty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它采用数学方法将哲学上的分解与综合思维过程进行描述，从而建立决策过程的数学模型，具有适用性、简洁性、有效性和系统性等特点[14]。它能够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15]。层次分析法一般可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1）构建层级结构模型。

2） 建立各层级判断矩阵。层级结构模型建立后，上下层次指标间的隶属关系就被确定了，对同一层次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其比较结果以1～9标度法表示。对于同一层次的n个指标，可得到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A = {aij}，并且判断矩阵应该满足下列条件：aij＞0，aij=1/aji，aii=1，其中，i=1，2，3，…，n，j=1，2，3，…，n。

1.3.2 指标选择及建模 结合实地调查采访，将影响种植户“粮改豆”意愿的因素归纳为四大类，即个体属性因素、生产流通因素、成本收益因素、政策环境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由17个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将上述四类影响因素和17个具体指标经过层次化分析，构造出一个层级结构模型。该模型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目标层A（种植户“粮改豆”意愿）；

第二层为评价因素层B（个体属性因素B1、生产流通因素B2、成本收益因素B3、政策环境因素B4）；

第三层为指标因素层C（耕地类型C1、种植习惯C2、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C3、大豆单产C4、大豆品种C5、种植经验技术C6、配套农业社会化服务C7、仓储条件C8、销售渠道C9、大豆价格C10、物质投入费用C11、人工投入费用C12、雇佣生产费用C13、土地租赁费用C14、大豆补贴政策C15、基层农业政策执行情况C16、政府对其他农作物补贴政策C17）。

这里，A={C1，C2，C3，…，C17}。

式中：A为问题全集，将集合A进行覆盖划分描述为：

根据此式给出问题层次结构（表1）。

表1 种植户 “粮改豆”意愿影响因素层次表Table 1 Hierarchical table of households’ willingness of soybean planting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植户“粮改豆”意愿的统计描述

总体来看，2014年农户改种大豆意愿普遍偏低，统计结果显示（表2），愿意改种大豆的农户数比例仅为18.3%，而选择不愿意的则达到45.1%。对比来看，2016年情况有所改变，两者比例分别为25.1%和34.3%，表明农户改种积极性有所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对改种大豆有顾虑的农户占了较高比例。采访中发现，农户对大豆种植收益和政府政策调整预期不明朗，很多人持观望态度。从地域分布看，黑龙江境内一、二、三积温带农户改种意愿普遍低于四、五、六积温带，而内蒙古地区农户种植大豆的意愿比例最高，达到40%左右。调查的原因是，北方地区玉米是大豆最直接的替代农作物，而其种植生长对积温要求较高，低温会导致玉米灌浆和产量受影响。因此，纬度越高，玉米等农作物对大豆的替代性越弱，导致高纬度地区农户选择种植品种受限。从农户类型看，普通农户种植大豆的意愿要高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普通农户在2014年和2016年两年间改种比例变化不大（从25.7%增加到27.0%），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有较高的增长（从13.3%增加到19.5%）。分析原因可能是普通农户种植习惯所致，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近期市场信息、政策调整敏感度较高，改种意愿调整较为及时。

表2 样本基本特征及种植户 “粮改豆”意愿统计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

从耕地面积看，农户改种意愿比例随耕地面积扩大而呈现凹陷形变化，即5 hm2以下组别和100 hm2以上组别两类农户改种比例最高，2014年分别为20.5%和22.2%，2016年分别为29.9%和36.4%，中间组别较低。原因是，5 hm2以下组别农户多为家庭自有耕地，不需要支付土地流转费用，而100 hm2以上组别农户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规模化经营优势明显，两者的选择空间较大。从耕地类型看，农户选择在岗地、洼地种大豆的比例要高于平地。原因是，农户认为平地条件优越，更愿意种效益更高的玉米等农作物，而在地块边角和地势不好的土地上种大豆。从家庭非农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家庭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两个指标看，家庭非农务工收入占35%以下组别和家庭人口4人以上组别农户改种意愿最明显，其他则较低，表明家庭外出务工程度对农户种植行为选择有较明显的影响。调查发现，外出务工人员多、家庭非农收入占比高的家庭多半自有耕地较少，或者大部分土地已经流转出去，留守种地的家庭成员多为年纪较大者，这样的家庭选择种植玉米的比例较高，除了考虑收益外，玉米还是提供饲料粮的重要途径。从家庭是否具备大豆生产的农机具看，具备旋耕机、播种机、农用拖拉机等生产工具的农户种植大豆的意愿较低，但两年间改种意愿变化较明显。从是否进行过土地转入指标看，有过土地转入行为的农户改种顾虑明显，主要考虑到土地转包费用和政策预期。从以前是否种植过大豆指标看，有大豆种植经验的农户普遍愿意考虑改种，其两年调查比例为20.3%和34.7%。

2.2 种植户“粮改豆”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2.2.1 模型测算及结果 本部分使用的数据来自第二次调查（2016年），将有效的85份问卷整理合并，取问卷中各判断矩阵对应位置的众数，最终合并成一份具有较好代表性的判断矩阵。运用Matlab8.4软件编程测算，测得各指标权重及排序（表3）。

2.2.2 二级指标结果分析 从二级指标权重及排序来看，影响种植户“粮改豆”意愿的四大类因素强弱排序依次为成本收益因素、生产流通因素、政策环境因素和个体属性因素。其中，成本收益因素权重值为0.552 5，即成本收益因素对农户是否选择种植大豆的影响程度为55.25%，处于绝对重要的地位。这表明，大豆愿不愿意种，核心在效益。农户是农业生产主体，也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微观主体，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化引导是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用市场手段引导、激励和规范种植行为是解决问题的痛点。生产流通因素权重值为0.246 0，排在第二位，表明农户对于大豆生产经营环境同样十分关注。优化大豆生产经营环境，降成本、提效益是调研中农户普遍关切的问题。政策环境因素权重值为0.156 2，对农户改种意愿也产生较明显的影响。近些年，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出现明显萎缩，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畜牧业规模化养殖的快速增长都对大豆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导致国内大豆市场供不应求。中央围绕大豆种植补贴、产业发展规划、市场调控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积极鼓励大豆种植。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是，农户对中央政策调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相关文件政策解读不明，加之地方贯彻落实存在种种问题，农户对政策预期不明朗，成为改种顾虑的关键。个体属性因素权重值为0.045 3，对农户改种意愿产生较弱的影响。

表3 层次总权重及排序Table 3 Hierarchical weight matrix, and ranking

2.2.3 三级指标结果分析 从三级指标权重及排序来看，影响种植户“粮改豆”意愿的前三个因素依次为大豆单产、大豆价格和销售渠道，三者权重值之和达0.513 1。表明上述三类因素是农户是否改种大豆的决定性因素。

1）大豆单产。目前，全国大豆单产平均水平在1 800 kg/ hm2左右，调研地区属大豆优势产区，单产水平较高些。其中，内蒙古和黑龙江五、六积温带平均单产在2 400 kg/hm2左右，其他地区单产能达3 000 kg/hm2，个别地区能到4 000 kg/hm2。相比较而言，对于国际上几个主要大豆生产国，美国、巴西、阿根廷近些年大豆种植面积、产量和出口量均呈现明显增长态势。自1998年引入转基因大豆品种，单产都有所增加，2015年三国单产分别为2.96 t/hm2、2.88 t/hm2和2.76 t/hm2，均高于全球平均单产2.65 t/hm2，其中阿根廷单产增幅最大，比1998年增长52.5%，巴西和美国增幅分别为17.0%和26.9%。比较而言，近些年我国大豆单产水平变化不大，且明显低于上述三国，同样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存在很大的优化和提升空间。

2）大豆价格。自2008年国家在东北主产区实施临时储备大豆收购政策以来，受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影响，我国大豆价格出现了两端分化：一个是临储收购的高价，一个是进口大豆的低价。巨大的价格“剪刀差”使得临时收储政策未能抑制国内大豆种植面积下滑的局面。2014年国家取消大豆临时收储，在东北、内蒙古等大豆主产区实行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目标价格补贴直接针对大豆种植者，如果大豆收获时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相关部门将按照差额补贴给农户。直补政策对于稳定国产大豆种植面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在调研中农户改种意愿及程度上也能得到证实。然而，受大豆种植产量、成本和国际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国产大豆定价机制仍需在市场和调控作用下适时调整。

3）销售渠道。流通是农户实现最终收益的至关重要的一环。调研中很多农户反应，“即使种了，卖不出去咋办？”由于受国际大豆市场冲击等多种因素作用，国内大豆销路不畅。调研地区部分饲料加工企业、油脂企业由于原料和成品价格差缩小，利润空间减少而大幅缩减大豆收购量，也成为豆农急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大豆是可再生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农产品品种，过量进口会抢占我国豆农的市场份额。2015年我国大豆进口量更是达到创纪录的8 169万t，中国大豆自给率逐年下降，进口依存度快速提高。过剩流动的进口大豆挤占了国内大豆的销售通路，导致豆农对销售普遍担心。

4）影响种植户“粮改豆”意愿的第四到第十位因素依次为大豆品种、物质投入费用、大豆补贴政策、基层农业政策执行情况、配套农业社会化服务、土地租赁费用和种植经验技术。对于大豆品种，据测算，大豆品种对产量贡献率约占30%-40%。可以说，培育高产高效优良品种并且因地制宜推广是提高大豆单产的重要环节。近些年，我国大豆品种创新培育效果积极，但与国际比较，在品种单产、综合性状和抗性方面仍有较大差距。科技投入不足、种子市场不规范也是造成我国大豆优良品种产出难、推广难的重要原因。对于物质投入费用和土地租赁费用，调查统计显示：不考虑固定资产折旧等间接费用情况下，样本地区大豆生产物质投入成本在7 500元/hm2到9 000元/hm2之间，其中土地租赁费用最显著，占到物质投入费用的60%-80%。对于大豆补贴政策和基层农业执行情况，调研发现，不同类型农户对市场、政策、信息敏感度差异很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较快速的捕捉市场信息、把握政府政策方向，从而快速调节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顺应市场提高获利空间，而普通农户则对此反应低调。例如，一些农户对地方大豆补贴标准、如何发放补贴等信息并不完全知晓。农户和中央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给政策的地方实行者提供了寻租空间，随意调整补贴额度、改变发放标准、替换补贴人群等现象在调研中也有发现。对于配套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种植经验技术，实践证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介入对于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农业产出效益，实现耕、种、收等各环节的专业高效运作至关重要。农民对此普遍的呼声是希望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优势在大豆种植期间提供选种、栽培、田间管理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农资采购、农产品销售环节提供便利渠道，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和成本。

5）影响种植户“粮改豆”意愿的其他因素还有：政府对其他农作物补贴调整政策、雇佣生产费用、仓储条件、人工投入费用、种植习惯、耕地类型和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调研发现，农户是否改种大豆仍会一定程度上考虑政府对其他农作物（如玉米）的补贴政策。2016年政府调整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根据“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原则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即“市场化收购”加“补贴”。在种植、收储、补贴等一系列政策调整之后，国内玉米有可能回归到与国际玉米市场价格相近水平，其对大豆的替代性会逐步减弱。另外，由于大豆种植生产过程中机械化投入、人工投入都比玉米、水稻要少，雇佣生产费用、仓储条件、人工投入费用并没有成为显著影响农户改种意愿的因素，而种植习惯、耕地类型和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等个人属性因素也并不是改种大豆的重要考虑。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突出表现为粮食库存过大，大豆严重短缺。大豆产业链条涉及种植业、加工业、饲料业和养殖业以及食品工业等众多领域，大豆短缺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而且对国民经济产业健康发展、农民就业增收等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对我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和内蒙古两地农户“粮改豆”意愿的两次随机抽样调查显示：2014年农户改种大豆意愿普遍偏低，仅为18.3%，而不愿意改种的比例达到45.1%；对比来看，2016年情况有所改变，两者比例分别为25.1%和34.3%，对改种大豆有顾虑的农户占了较高比例。利用层次分析法（AHP）提离出影响农户“粮改豆”意愿的最重要的五个因素分别是：大豆单产、大豆价格、销售渠道、大豆品种和大豆补贴政策。

3.2 政策启示

1）加大科研投入，培育高产优质大豆品种，科学推广大豆种植技术，降低大豆生产成本，提高大豆单产水平。黑龙江省地处北方高寒地区，因热量资源有限，自然灾害频繁，同时受土壤、气候、栽培技术、生产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优良品种品质特性表现不明显，商品品质不优，大豆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比美国低4%和4.5%左右。与此同时，大豆单产直接影响农户的种植意愿，继而影响大豆种植面积。要积极培育研发大豆新品种，提高大豆种子品质，进行科学田间管理，加强病虫害防治，合理安排轮作套种，利用先进的机械化来实现大豆种植的高产高效。另外，通过加强控制大豆生产要素价格，提高对大豆农资的政策补贴，减少大豆种植成本投入；加强对市场上农资质量的监管，确保农资价格合理、优质优价，以提高大豆种植收益，缩小大豆与玉米、水稻等农产品收益差距。

2）加强信息引导，完善政府扶持政策，强化市场调控，保障大豆价格稳定，产销顺畅，实现大豆市场供需平衡。发展培育中介组织参与大豆市场交易，促进大豆生产与流通，建设公开透明的市场信息平台，让农户有更多获取大豆市场价格及销路信息的渠道，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积极推广农业保险制度，增加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大豆种植户抵抗未知风险能力，减少突发自然灾害等情况带来的损失，以此增加种植户持续种植意愿，保证大豆在市场上的稳定供给。建议对黑龙江等北方地区高蛋白质大豆进行良种补贴，加大大豆主产区及种植大户的贴息贷款额度，同时按照大豆种植及销售状况调整大豆贷款还款期限，以解决豆农扩大经营的资金顾虑。建立完善的大豆市场体系，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保证大豆市场稳定有序发展。

3）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新型大豆经营主体，搭建农户与市场间的桥梁，增加大豆种植规模效益。黑龙江和内蒙古地区要加强对大豆良种培育的科研投入，培育具有抗虫高产等优良性状的优质大豆品种，并加大对优质大豆种子培育的补贴，降低新品种市场价格，有利于向种植户广泛推广。建立大豆种植科技研发与技术转让机制，提高新技术的市场转化率，建立完善大豆种植服务体系，加强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产区为种植户提供新技术讲解服务。另一方面，基于北方地区土地资源优势，通过培育家庭农场、大豆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规模经营，降低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购买成本，避免零散交易带来的价格波动，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4）完善大豆目标价补贴政策，提高政策实施的透明度和可监控性，减少政府和农户间的信息不对称。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稳定大豆市场价格、保护大豆种植户利益，提高种植意愿起到了积极作用。黑龙江和内蒙古地区于2014年开始全面实施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两地补贴标准和水平存在差异：黑龙江省大豆补贴标准2014年为907元/hm2，2015年为1 963元/hm2，内蒙古全区的补贴标准2014年为548元/hm2，2015年为489元/hm2。但地方政策执行中也发现，核实大豆种植面积存在较多问题，政策的决策和执行存在一定滞后性，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为此，需要制定更多配套细则，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同时，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帮助农户获取最新大豆生产、交易价格等信息，让农民充分了解相关政策内容，提供政策实施监督渠道，增加政策实行过程透明度，保证政策有效落实。

[1] 廖翼, 姚屹浓. 世界大豆贸易格局及国际竞争力研究[J]. 世界农业, 2015(7): 114-117.

Liao Y, Yao Y N. Study on the world’s soybean trade patter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J]. World Agriculture, 2015(7): 114-117.

[2] 杨晓娟, 刘园, 白薇, 等. 黑龙江大豆生产时空分析与风险评估[J].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2016, 34(2): 201-205.

Yang X J, Liu Y, Bai W, et al.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the soybean produc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J].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Arid Areas, 2016, 34(2): 201-205.

[3] O’Donoghue E J, Whitaker J B. Do direct payments distort producers’ decisio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of 2002[J].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2010, 32(1): 170-193.

[4] Viaggi D, Raggi M, Paloma S G Y. Farm-household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the CAP decoupling: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assessing policy impacts[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3, 33(1): 127-145.

[5] Muhlen A S R W, Cezar I M, Costa F P. Price risk in marketing soybeans: Use of derivatives by farmers from Maracaju-MS, Brazil[J]. Ciencia Rural, 2013, 43(5): 937-943.

[6] 马翠萍, 肖海峰. 我国大豆种植户持续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农户的调查问卷[J]. 技术经济, 2011, 30(9): 85-89.

Ma C P, Xiao H 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n-going planting willingness of China’s soybean households: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of households in Shandong Province[J]. Technology Economics, 2011, 30(9): 85-89.

[7] 郭天宝, 李根, 王云凤. 中国大豆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16(1): 26-34.

Guo T B, Li G, Wang Y F. Study on the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soybean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1): 26-34.

[8] 夏天, 吴文斌, 唐华俊, 等. 家庭属性对农户选择种植作物的影响机制——以黑龙江省宾县为例[J]. 中国农业科学, 2013, 46(15): 3257-3264.

Xia T, Wu W B, Tang H J, et al. The infuencing mechanism of the family property on the choices of planting crops: Taking Binxia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Scientia Agricultura Sinica, 2013, 46(15): 3257-3264.

[9] 潘文华, 许世卫. 黑龙江省大豆产业困境与差异化发展战略[J].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2): 26-33.

Pan W H, Xu S W.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dilemma of the soybean industr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4, 35(2): 26-33.

[10] 赵殷钰, 郑志浩. 中国大豆和大豆油需求——基于SDAIDS模型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11): 15-28.

Zhao Y Y, Zheng Z H. Soybean and the demand of soybean oil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DAIDS model[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5(11): 15-28.

[11] 朱宁, 刘慧, 秦富. 我国目标价格政策对大豆产品价格的影响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5(9): 27-29.

Zhu N, Liu H, Qin F.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targetprice policy on the price of soybean products[J]. Price: Theory & Practice, 2015(9): 27-29.

[12] 王文涛, 张秋龙, 聂挺. 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政策评价及完善措施[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5(7): 28-30.

Wang W T, Zhang Q L, Nie T. Evaluation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the soybean target price subsidy policy[J]. Price: Theory & Practice, 2015(7): 28-30.

[13] 陈秧分, 李先德. 基于扎根理论的豆农目标价格政策认知与行为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 37(1): 43-49.

Chen Y F, Li X D. Study on the cognition and behavior of the target price policy of soybean farmer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6, 37(1): 43-49.

[14] Abuizam R, Lucas J J. The potential utilization of the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 for the selection of a tenure track faculty position[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ry & Practice, 2013, 13(1): 27-37.

[15] 邓雪, 李家铭, 曾浩健, 等. 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分析及其应用研究[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2(7): 93-100.

Deng X, Li J M, Zeng H J et 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the weight calculation method of AHP[J]. Mathematics in Practice and Theory, 2012(7): 93-100.

[16] 顾智鹏, 曹宝明, 赵霞. 粮食目标价格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基于2015年黑龙江省大豆主产区的调查[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6(2): 77-80.

Gu Z P, Cao B M, Zhao X. Analysis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grain’s target price polic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soybean producing area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2015[J]. Price: Theory & Practice, 2016(2): 77-80.

（责任编辑：王育花）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households’ willingness and its inf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to soybean production conversion: A case study of Heilong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WANG Yan-qi, MENG Jie, BI Xin-n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 China）

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2017）04-0696-09

10.13872/j.1000-0275.2017.0057

王颜齐, 孟杰, 毕欣宁. 种植户“粮改豆”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黑龙江和内蒙古两地微观样本[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4): 696-704.

Wang Y Q, Meng J, Bi X 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households’ willingness and its inf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to soybean production conversion: A case study of Heilongjiang and Inner Mongolia[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7, 38(4): 696-7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JY05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YJC790125）；黑龙江省高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UNPYSCT-2015013）。

王颜齐（1982-），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产权、组织与契约问题研究，E-mail：wangyanqi@neau.edu.cn。

2017-03-16，接受日期：2017-04-10

Foundation item: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6CJY053);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roject of Nation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4YJC790125); University Nursing Program for Young Scholars with Creative Tal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UNPYSCT-2015013).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Yan-qi, E-mail: wangyanqi@neau.edu.cn.

Received 16 March, 2017;Accepted 10 April,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