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珊珊，张广胜，李秋丹，李颖

（1.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2. 辽宁大学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3.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66）

我国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驱动因素分解

王珊珊1，张广胜2*，李秋丹3，李颖1

（1.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2. 辽宁大学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3.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66）

分析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变动特征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在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实现化肥减量目标。基于13个粮食主产省份2005-2015年的数据，采用因素分解法对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化肥施用强度提高是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因，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种植结构调整的贡献较小。但2010年以来，化肥施用强度提高的贡献在下降，种植结构调整的贡献在上升。分作物看，粮食作物施用强度提高和播种面积增加是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其次是园艺作物施用强度提高和播种面积增加，传统经济作物的化肥施用量增长很少。分区域看，北方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施用强度提高，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南方主产区播种面积增加和施用强度提高的累计贡献量大致相当。由此提出，促进粮食主产区化肥减量的重点是提高化肥利用效率，同时积极推广节肥型品种，促进园艺作物有机肥替代化肥。

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驱动因素；因素分解；化肥施用强度；种植结构调整

Abstract：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can help reduce fertilizer application while maintaining effective supply of grains and other princip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13 main grain producing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5-2015 and applying the factor decomposition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riving forces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growth in China.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crease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the overall growth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followed by the expansion of planted area. The contribution of plant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not signifcant. Since 2010, 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growth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has decreased, while that of plant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has increased. According to various categories of crops, grain crop growth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planted area are the main contributors, while that of horticultural crops ranks the second, and that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crops increases little. In addition,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lso have different impacts. For the northern grain producing areas, the main contributor is the increase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followed by the expansion of planted area. For the southern grain producing area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planted area and the increase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are roughly equal. To reduce the quantity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enhancing the application effciency of fertilizer, promoting fertilizer saving breeds, and substitute chemical fertilizers with organic fertilizers for horticultural crops.

Key words：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quantity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driving factors; factor decomposition; fertilizer application intensity; plant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粮食主产区指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粮食产量高、种植比例大、除区内自身消费外还可大量调出商品粮的经济区域[1]。财政部2003年12月下发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政策措施的意见》中确定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份为我国粮食主产区[2]。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增长，由长期产不足需转变为供需紧平衡，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的趋势愈加明显[3]。从2005年到2015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增长了11 898.1万t，占全国粮食增量的86.6%；油料产量增长了324.6万t，占全国油料增量的70.6%。2015年粮食主产区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67.8%，粮食和油料作物播种面积分别占71.9%和75.8%，产量分别占76.2%和79.0%，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粮食主产区也付出了极高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从2005年到2015年，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了728.4万t，2015年达到4 015.6万t，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达356.7 kg/hm2，远超225 kg/hm2的国际公认安全施用上限。大量施用化肥带来高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且增加生产成本，不利于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4-7]。

关于近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成因以及各因素的贡献程度，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一些学者研究了全国或某省份化肥施用量增长的驱动因素，如栾江等[8]对我国1991-2010年化肥施用量增长的成因进行了分解，表明施用强度提高是我国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因，但2007年后施用强度贡献下降，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上升。张卫峰等[9]、Xin等[10]认为种植结构调整是我国化肥施用量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潘丹[11]对我国2004-2011年单位农产品产量的化肥施用量变动进行了分解，表明化肥利用效率下降是我国单位农产品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因。栾江等[12]分解了我国农作物产量和化肥施用量的脱钩指数，表明农作物产量与化肥施用量脱钩与否主要取决于化肥利用效率，而结构调整的贡献却有限。郑微微和徐雪高[13]对江苏省化肥施用强度下降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表明施用强度下降主要由效率变化驱动，种植结构调整反而制约了化肥施用强度下降。此外，一些学者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我国化肥施用量变动的影响因素，认为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农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影响化肥施用量[14-15]。由于各国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种植业化肥施用方面研究的重点也不同。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化肥施用量相对稳定，目前主要研究政策调整、市场波动等因素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16-17]。亚洲国家通过绿色革命使化肥得到广泛使用，但也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目前关注重点是降低化肥施用强度和提高化肥施用效率，典型国家是印度[18-19]。非洲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原因，绿色革命滞后于亚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均粮食产量和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很低，目前重点是增加化肥施用和提高粮食产量，近年来肥料补贴等支持政策和推广服务等措施促进了该区化肥施用量增长[20-23]。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由总量不足转为结构性矛盾，人们更加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而且原生产方式带来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为此，2015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继续强调保供给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包括调整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和促进产业融合等要求。由于粮食主产区在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研究其化肥施用量变动特征和驱动因素有助于在确保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减少化肥施用量。因此，本文以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为研究区域，在总结其化肥施用现状和变动特征基础上，采用因素分解法对2005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的增长进行驱动因素分解分析，并比较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和不同作物的化肥增长量及其驱动因素，以期为制定更有精准性的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实施农业低碳生产、实现到2020年化肥施用量零增长目标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文将化肥施用强度定义为某种作物的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用化肥施用总量除以总播种面积得到的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是不同作物化肥施用强度的加权平均值。本文首先分析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的总体状况和变动特征，继而采用因素分解模型对化肥施用量的变动进行因素分解。模型推导如下：

将总化肥施用量表示为各种作物化肥施用强度与其播种面积的乘积：

式中：Q为总化肥施用量，Ii为第i种作物的化肥施用强度，Ai为第i种作物的播种面积。

为考察种植结构对化肥施用量的影响，将式（1）表示为：

式中：Pi为第i种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a为总播种面积。

第i种作物的化肥施用量从第0期到第1期的变动量可表示为：

式中：Qi,0和Qi,1分别为第i种作物第0期和第1期的化肥施用量，ΔQi为化肥施用量的变动量；Ii,0和Ii,1分别为第i种作物第0期和第1期的化肥施用强度，ΔIi为化肥施用强度的变动量；Pi,0和Pi,1分别为第i种作物第0期和第1期的播种面积占本期总播种面积的比例，ΔPi为第i种作物播种面积比例的变动量；a0和a1分别为第0期和第1期的总播种面积，Δa为总播种面积的变动量。

由于 Qi,0= Ii,0× Pi,0× a0，根据式（3）可进一步得到下式：

式中：Δ Ii× Pi,0× a0（即Gi）为化肥施用强度单独变化导致的化肥施用变动量；Ii,0×ΔPi× a0（即Li）为种植结构单独变化导致的化肥施用变动量；Ii,1× Pi,1×Δa （即Hi）为总播种面积单独变化导致的化肥施用变动量；Δ Ii×Δ Pi× a0（即Vi）表示化肥施用强度和种植结构共同变化导致的化肥施用变动量（以下简称边际贡献）。

总化肥施用变动量可以表示为各种作物化肥施用变动量的加总：

上述4种因素变化导致的化肥施用变动量占总化肥施用变动量的比例称为这一因素对化肥施用变动量的贡献率。本文重点考察化肥施用强度、种植结构和总播种面积变化对化肥施用变动量的贡献，由于边际贡献的影响相对较小，本文不对其进行专门分析。

1.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内容包括化肥施用量总体变动特征及驱动因素分解两部分，总体变动特征部分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因素分解所需数据包括各种作物的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以及播种面积数据，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数据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播种面积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研究区域为我国粮食主产区，并进一步划分为北方主产区和南方主产区；其中，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7个省份属于北方主产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6个省份属于南方主产区。研究时段为2005-2015年，主要考虑到2005年后我国农户施肥调控政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由增量增产/调结构向减量增效转变[24]。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本文收集了12种主要农作物的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数据，并将这些作物进一步划分为粮食作物（稻谷、小麦、玉米、大豆）、传统经济作物（花生、油菜籽、棉花、甘蔗、甜菜、烤烟）和园艺作物（蔬菜、水果）三大类。上述作物的播种面积之和占研究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0%左右，基本上可反映研究区的种植状况。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通过《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的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计算出的研究区化肥施用量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化肥施用量数据并不完全一致，约占后者的93%-106%，大致可以反映研究区的化肥施用状况。以下部分将采用上述数据进行化肥施用量变动的因素分解。

2 结果与分析

2.1 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总体状况与变动特征

2.1.1 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总体状况 1）从总量看，2015年我国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为4 015.6万t，占全国化肥施用量的66.7%；北方主产区和南方主产区分别占全国的39.6%和27.1%。从均量看，2015年粮食主产区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为356.7 kg/hm2，北方主产区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高于南方主产区；同期，全国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为362.0 kg/hm2。分化肥品种看，2015年粮食主产区复合肥和氮肥施用量所占比例均为38.3%，磷肥和钾肥比例分别为13.9%和9.5%；北方主产区复合肥施用量的比例高于南方主产区。

2）从不同作物看，2005-2015年粮食作物化肥施用量占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总量的比例均值为58.5%，传统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化肥施用量比例的均值分别为9.7%和31.8%；北方主产区粮食作物化肥施用量比例高于南方主产区，两区域均值分别为60.9%和54.9%。从化肥施用强度看，园艺作物最高，其次为粮食作物。2015年粮食主产区园艺作物的化肥施用强度为772.9 kg/hm2，粮食作物和传统经济作物分别为347.8 kg/hm2和309.7 kg/hm2；北方主产区三大类作物的施用强度均高于南方主产区。

2.1.2 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变动特征 1）总体来看，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速明显放缓，正向零增长迈进。2005年以来，我国农户施肥调控政策目标转变为减量增效，全国范围大规模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行动，对促进化肥减量起到了积极作用。2005-2010年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了15.7%，2010-2015年增长了5.6%；2005-2010年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增长了10.7%，2010-2015年增长了3.2%。2015年我国提出到2020年实现化肥施用量零增长，当年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总量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均略有下降。

2）分区域看，北方主产区化肥施用量仍在增长，南方主产区已在下降。2015年北方主产区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和施用总量分别比上年增长0.2%和0.9%；南方主产区自2012年起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开始负增长，2013年起施用总量开始负增长。分作物看，2005-2015年粮食作物、传统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化肥施用强度分别提高了70.8 kg/hm2、44.0 kg/hm2和114.7 kg/hm2。三大类作物的化肥施用强度2011-2015年的提高幅度均小于2005-2010年，其中2010年以来园艺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施用强度总体在降低。

化肥施用量增长可能来自施用强度提高，也可能来自播种面积增加或种植结构调整。2005-2015年，粮食主产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长了979.8万hm2。其中，粮食作物和园艺作物的播种面积分别增长了907.9万hm2和302.6万hm2，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分别提高了2.0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传统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减少了230.7万hm2。那么，这一时期我国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何种因素，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和不同作物呈现出何种特征，本文以下部分将对其进行因素分解分析。

2.2 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驱动因素分解

2.2.1 粮食主产区总体化肥增长量的因素分解 本部分运用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各年份的分解结果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2006-2015年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施用强度提高，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种植结构调整的贡献较小。分时段看，2006-2010年粮食主产区化肥增长量较大，累计增长了787.9万t，化肥施用量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施用强度提高。随着化肥减量增效政策的深入推进，施用强度提高对化肥增长量的贡献下降。2011-2015年粮食主产区化肥增长量明显降低，累计增长了378.9万t，不足2006-2010年增量的一半；施用强度和播种面积的贡献下降，种植结构调整的贡献提高。

图1 不同因素引起的化肥增长量Fig. 1 Fertilizer application growth caused by different factors

表1是不同时段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驱动因素分解结果。从2005-2015年，粮食主产区12种主要农作物的化肥施用量共计增长了1 166.8万t；施用强度提高是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因，贡献率超过55%；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贡献率达到40%。分时段看，2005-2010年施用强度提高对粮食主产区化肥增长量的贡献率达65%以上，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种植结构调整的显著特点是粮食作物的面积比例大幅上升，对化肥施用量增长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2010-2015年施用强度对粮食主产区化肥增长量的贡献率已低于50%；播种面积的贡献率仍然较大。这一时段园艺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化肥施用量增长。2.2.2 不同作物对粮食主产区化肥增长量的贡献 化肥总增长量可以分解为不同作物化肥增长量的加总，相应地，每个驱动因素都可分解为不同作物贡献量的加总。本部分在施用强度、种植结构和播种面积等因素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粮食主产区化肥增长量分解为不同作物的贡献。各年份的分解结果见图2。

表1 不同时段化肥增长量的因素分解Table 1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growth in different periods

由图2可以看出，2006-2015年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的增长主要来自粮食作物和园艺作物，传统经济作物的化肥施用量增长很少，且2011年以来均为负增长。粮食作物和园艺作物化肥施用量的增长主要来自施用强度提高，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分时段看，2006-2010年粮食作物的化肥施用量累计增长了511.4万t，园艺作物累计增长了228.3万t，经济作物累计增长了48.2万t。2011-2015年粮食作物的化肥施用量累计增长了314.2万t，园艺作物累计增长了110.4万t，经济作物累计减少了45.7万t。

图2 不同作物引起的化肥增长量Fig. 2 Fertilizer application growth caused by different crops

表2是不同时段粮食主产区化肥增长量作物层面的分解结果。从2005-2015年，粮食作物施用强度提高和播种面积增加是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要原因，贡献率合计达63%；园艺作物施用强度提高和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率合计约27%。分时段看，2005-2010年粮食主产区化肥增长量的57%来自粮食作物的施用强度提高和播种面积增加；园艺作物施用强度提高和播种面积增加约贡献了总增量的1/3。2010-2015年粮食作物施用强度提高和播种面积增加对粮食主产区化肥增长量的贡献率接近77%；园艺作物化肥施用量的增长主要来自种植结构调整，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传统经济作物对化肥施用量增长的贡献为负，主要是由于播种面积比例下降。

2.2.3 不同区域化肥增长量的因素分解及比较 北方主产区和南方主产区在自然条件、种植传统及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各因素对其化肥施用量增长的贡献也有所不同。本部分运用因素分解模型分别对北方和南方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各年份的分解结果见图3。

表2 不同时段化肥增长量作物层面的分解结果（%）Table 2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growth of different crops in different periods (%)

2006-2015年北方主产区和南方主产区的化肥增长量分别占粮食主产区化肥总增长量的71.8%和28.2%。北方主产区施用强度提高累计贡献了589.6万t，播种面积增加累计贡献了288.9万t，种植结构调整抑制了化肥增长，贡献量为-29.4万t；南方主产区施用强度提高累计贡献了145.9万t，播种面积增加累计贡献了145.1万t，而种植结构调整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为41.2万t。分时段看，2006-2010年北方主产区和南方主产区化肥增量分别占同期粮食主产区化肥总增量的76.3%和23.7%，2011-2015年分别占62.5%和37.5%。

图3 不同区域各因素引起的化肥增长量Fig. 3 Fertilizer application growth caused by each factor in different areas

表3是不同时段南北主产区化肥增长量的因素分解。从2005-2015年，北方主产区化肥增长主要来自施用强度提高，约占该区化肥增长量的2/3；南方主产区播种面积和施用强度的贡献大致相当。种植结构调整方面，北方主产区粮食作物的面积比例上升，种植结构调整的贡献为负；南方主产区园艺作物面积比例上升，种植结构调整的贡献为正。分时段看，2005-2010年，北方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因是施用强度提高，贡献率达73.7%；南方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因是播种面积增加。2010-2015年，两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因都是施用强度提高，种植结构调整的贡献率均有所上升；北方施用强度的贡献率下降。

表3 不同时段各区域化肥增量的因素分解Table 3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growth of different areas in different periods

3 结论与启示

3.1 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2005-2015年我国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的相关数据，在总结其化肥施用现状及变动特征基础上，对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结论如下：

1）总体看，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速明显放缓，2015年已处于负增长；分区域看，北方主产区化肥施用量仍在增长，南方主产区已经在下降。化肥施用强度提高是这一时期我国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种植结构调整的贡献较小。2010年后，随着我国化肥减量增效政策的深入实施，化肥施用强度提高对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贡献正在下降，种植结构调整的贡献上升。

1998-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连年下降，2003年仅为43 069.5万t。2004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2 143.9万t，实现“十二连增”。空间布局上，粮食生产加快向主产区集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通过提高化肥施用强度等措施提高粮食等重要农作物单产，另一方面总播种面积增加[25]，这一阶段粮食主产区种植结构调整的突出特点是粮食作物的面积比例大幅上升，由此导致上述结果。

2）根据作物层面分解结果，这一时期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粮食作物和园艺作物，主要原因是施用强度提高，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分时段看，2005-2010年粮食作物和园艺作物的化肥增长量主要来自于施用强度提高，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传统经济作物的化肥施用量略有增长。2011-2015年粮食作物施用强度的贡献率大幅上升；传统经济作物的化肥施用量减少。

3）根据不同区域分解结果，北方主产区的化肥增长量约占粮食主产区化肥总增量的70%，南方主产区约占30%。北方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施用强度提高，其次是播种面积增加，南方主产区二者的贡献量大致相当。分时段看，2005-2010年北方主产区施用强度提高贡献了粮食主产区化肥总增量的50%以上，南方主产区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略高于施用强度提高。2011-2015年北方主产区施用强度提高的贡献率下降，南北主产区园艺作物比例都在上升。

3.2 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提高化肥利用效率，降低化肥施用强度。根据驱动因素分解结果，施用强度提高是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此，应着力提高化肥利用效率，降低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具体措施包括：完善测土配方施肥政策，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吸引农户参与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和施用配方肥，并加强农户科学施肥的技术培训。促进有机肥生产和消费，调整化肥品种结构和地区结构等。

2）推广应用节肥型品种，促进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受市场导向的影响，近年来粮食主产区用于生产高经济效益的蔬菜、水果等园艺作物的土地面积比例上升。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应积极推进“化肥节约型”的品种结构调整，相同作物选用节肥型品种。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循环农业，从果菜茶等园艺作物试点实施，制定和完善有机肥替代化肥政策，促进秸秆还田和畜禽粪便的肥料化利用。

3）重视实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根据市场供需状况调整粮食等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实行“藏粮于地”。粮食主产区也应予以重视，在粮食供过于求时，通过轮作休耕使一部分化肥施用量大、造成土壤污染的土地减少粮食生产数量，粮食紧缺时再将这些土地用于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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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育花）

Driving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growth in China’s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WANG Shan-shan1, ZHANG Guang-sheng2, LI Qiu-dan3, LI Ying1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66, China）

F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2017）04-0658-08

10.13872/j.1000-0275.2017.0060

王珊珊, 张广胜, 李秋丹, 李颖. 我国粮食主产区化肥施用量增长的驱动因素分解[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4): 658-665.

Wang S S, Zhang G S, Li Q D, Li Y. Driving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growth in China’s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7, 38(4): 658-66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03162，7150314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6M590647）。

王珊珊（1982-），女，山东临沂人，博士后，讲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等研究，E-mail：wangshanshan@sdau.edu.cn；通讯作者：张广胜（1970-），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等研究，E-mail: gshzhang@163.com。

2017-04-26，接受日期：2017-06-12

Foundation ite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71303162, 71503148);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6M590647).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Guang-sheng, E-mail: gshzhang@163.com.

Received 26 April, 2017;Accepted 12 June,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