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如鹏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由苟仲文策动的这一轮改革，是伍绍祖时代管办分离改革思路的延续，也是解决中国体育当下很多问题的正途。

在过去的大半年中，中国体育在奥运年后突然又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接二连三爆出的新闻事件，令人眼花缭乱。

先是去年11月，之前与体育很少交集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苟仲文，空降国家体育总局，执掌帅印;接着春节后不久，体育明星姚明在传言声中如期当选中国篮协主席，成为没有公职身份出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此外，备受关注的足球改革也在去年足协成功“脱钩”后迎来了多项新规：限制外援、增加国内年轻队员上场的机会……

这一系列的变化在发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吸引公众关注的同时，也引来不少争议。而6月23日爆发的国乒弃赛事件，将这些争议推向了顶峰。

当天，男乒3名主力队员在成都举行的2017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中国公开赛上，同时弃赛，并在个人微博上表示想念原总教练刘国梁。

此事经过网络发酵后，在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为3天前刚被取消了总教练职务的刘国梁鸣不平，批评国家体育总局新领导“不懂体育、瞎指挥”，声援弃赛的国乒队员。

不过，多位体育人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体育正面临一场声势浩大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范围之大，影响之远，都是过去十多年未曾有过的。而不论是大家拥护的姚明出任篮协主席，还是被舆论诟病的刘国梁卸任总教练，都只是这轮体育改革的一个缩影。

被中断的改革

谈到这轮改革，刚刚当选中国冰球协会秘书长的房学峰认为，不能不谈被中断了十多年之久的上一轮改革。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改革正是上一轮改革的延续。

198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兵败汉城后，出身行伍的伍绍祖临危受命，于当年底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执掌国家体委后，伍绍祖除了圆满完成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举办任务外，还顺应国务院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思路，在1993年5月推出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统地提出了国家体委改革的实现目标和进程措施。

“根据《意见》，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管办分离，将各个竞技项目的管理权从国家体委下属的各个行政司收回，按照运动项目设立事业单位性质的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由各个管理中心直接管理各自所属的项目，弱化体育竞技项目管理部门的行政属性。”房学峰说。

在伍绍祖上任之初，各运动项目由国家体委的各个训练竞技司分别管理，形成了六大司分治的局面。其中，训练竞赛一司分管军体项目，包括航空、无线电、现代五项、击剑、马术、跳伞等项目;二司分管球类项目，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垒球等;三司分管田径、游泳、跳水项目;四司分管射击、射箭、举重、摔跤、柔道等项目;五司分管冬季项目，包括花样滑冰，冬季两项、短道速滑等;综合司是负责所有项目的运动训练、竞赛计划的审批和总体项目的发展布局和规范，以及举办大型运动会的组织工作。

从1993年至1997年间，国家体委先后裁掉了所有的训练竞技司，设立了足球管理中心、篮球管理中心等20多个管理中心。

当时，国家体委有不少人担心，把那些竞技属性特别强、群体属性较弱的项目完全移交给行政属性被削弱的运动中心，会影响夺金希望，所以希望举重、摔跤等项目留在国家体委竞体司。

“但伍绍祖决心很大，坚持把全部的运动项目都从机关分离出去，没留一个。从而在1998年彻底完成了所有运动项目的中心管理制，国家体委也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房学峰说。

推行中心管理制，应该说只完成了“管办分离”的一半。伍绍祖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由协会负责各个项目的运转，国家体育总局在政策角度予以指导即可，并裁掉作为过渡机构的管理中心。但1997年北京申办奥运打断了伍绍祖的计划。

由于北京奥运会的需要，国家体育总局从1997起开始申办、筹办工作，全力确保北京奥运的顺利举办，刚刚起步的改革不得不搁置起来。

2000年，伍绍祖因故调离国家体育总局，由女排功勋教练袁伟民接任。2004年袁伟民卸任后，刘鹏空降接棒，直至去年11月苟仲文上任。

在袁伟民、刘鹏执掌国家体育总局的16年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在竞技层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家体育总局也一直将金牌至上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

房学峰认为，这既与当时的国家需求有關，也和袁、刘两位领导个人的经历、意愿分不开。

袁伟民是竞技体育的专家，在四年多的任职时间中，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放在备战两届夏季奥运会（2000年和2004年）、申办北京奥运会（2001年）以及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

刘鹏虽然不是运动员出身，但他接任后，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需要，继承了前任金牌重担，工作重心也始终在竞技层面。

中体产业竞赛集团副总裁王奇从事了多年的体育产业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十几年，由于国家体育总局崇尚金牌至上的政绩观，中国体育的发展成绩基本上和竞技成绩画上了等号。

“这不仅导致群体运动发展的严重滞后，全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准逐步变差;也使得中国体育产业缺乏全民参与的根基，根本无力创造产业价值，别说乒超、羽超、排球等联赛形同鸡肋，就连中超、CBA联赛都连年亏损。”王奇说。

2015年底，新华社刊发了一组“聚焦十三五”的系列报道，其中一篇聚焦体育圈，分析了中国体育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当中国代表团在奥运奖牌榜上排名迅速攀升、在亚运奖牌榜上一骑绝尘的同时，旧有体制的积弊也逐渐暴露。”文章称，竞技体育金牌含金量不足，影响力大的基础大项和职业项目积弱不振，反映出资源配置脱离市场和培养方式的局限性;体育产业发展滞后、结构失衡，一些民间社会体育组织与体育主管部门出现办赛纠纷等问题，反映出体育行政部门习惯于垄断资源、与市场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