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长秋

摘 要：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创立了理学的思想体系。他非常重视对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如他提倡的尚中贵和、博爱大众、克己奉公、淡泊名利、严于自律、人格独立等精神，不乏优秀成分。它们所体现出来的现代道德伦理价值，值得我们吸收。

关键词：周敦颐；道德精神；当代价值

周敦颐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合流儒、道、释而成一家，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其传世著作少而精，200多字的《太极图说》、100多字的《爱莲说》和不满3000字的《通书》（又名《易通》），博大精深，对后世800余年的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道德精神亦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周敦颐其人及主要论著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今湖南道县人。因他的家门口有一条濂溪经过，人称濂溪先生，其学派也被称为“濂学”。他当过30多年的地方官，始终未显达。可贵的是，他一生潜心学问，苦读经书，钻研并领悟《周易》，把《中庸》的“诚”、《易传》的“太极”、《老子》的“无极”，以及阴阳五行学说融为一体，并对宇宙万物的生成演化以及封建社会的人伦道德，作了系统的阐释。其中不乏有特色的见解，因而遂成宋明理学的奠基者。

周敦颐的学识，有儒家的本源和道家的背景，对易学下过很深的功夫；也有释学的渊源，如《爱莲说》就透露出佛教思想的光芒。他的人品，可从苏东坡的诗中得到佐证：“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黄庭坚则称赞他：“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太极图说》《易通》《爱莲说》《拙赋》等。文章皆短，数量不多，却对后辈理学家有很大影响。如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中，就把周子（敦颐）列为榜首。

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奠基人，最大贡献就在于写《太极图说》，为儒学创建了一个以“太极”为核心的宇宙论体系。《太极图说》包括“图”和“说”两部分，“图”指太极图，“说”指图之后的文字解说。他用大小、长短不等的圆圈或线条构图，描绘“道”（太极）的运行变化，既有创意，又很形象。相传，《河图》《洛书》和《太极图》均出自五代道士陈抟的《先天图》。周敦颐引进道家的“无极”概念，精心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宇宙生成模式：世间万物、三界众生，均出自没有形状、不可捉摸的“无极”。他认为，“无极”早在宇宙产生之前就已存在，并生成了我们居住空间的原始实体——“太极”。“太极”不间断地进行动静交替运动，动时生阳，静时生阴，阴阳合成万物。以上这种认识，表明周敦颐对宇宙本原及其生成模式进行了超出前人的探索。“无极”虽然称作“无”，却不虚空，无中生有，即“无”包含着“有”；“太极”根源于“无极”，已不是虚无飘茫的东西。在宇宙起源问题上，他也吸取了佛教“非有非无”的观点，将“有”和“无”辩证地统一起来，即把“太极”看成是阴阳未分的元气状态，认为由于元气的运动，才产生了阴阳二气。二气的交感而形成五行，并由二气五行聚合变化而生成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可见，周敦颐通过对“太极”的解说，已开始揭示出理学的最高范畴——“理”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

理学家们是关注现实的，他们讲“天道”的目的在于引出“人道”。例如，周敦颐就是通过对宇宙的解说，追溯道德的起源和本质，并确立起一系列道德原则。《易通》这本书与其他人的易学著述不同，不是对《周易》逐卦逐句地进行解读，而是引用若干经文，借以阐发自己对人性和道德问题的看法。他根据思孟学派关于“诚”的观点，提出人有“诚”的本性。《易通》开篇就指出，“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純然至善者也。”①其实，“诚”是一种纯粹、高尚的道德品质，体现理学的道德本源。“诚”作为立身之德——“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人的修养只要达到了“诚”，就实现了心灵净化，进入了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故“圣，诚而已矣”，君子应“乾乾不息于诚”。周敦颐还从哲学高度阐述礼乐的社会功能，主张以“礼”为规范，以“乐”为润滑剂，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认为，“礼”相当于“理”，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因此，“圣人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成若”。他也认为，乐的作用就在于“宣八风之气”“平天下之情”，使人心平气和、不起欲念、情感和谐。

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于庐山西北麓（今九江星子古镇）的“濂溪书堂”（后人也称“爱莲书堂”）。此濂溪非他家乡的彼濂溪，此濂溪发源于庐山莲花峰，溪中的荷花（即莲花）使他触景生情。庐山是佛教胜地，晋代名僧慧远与诗人陶渊明曾结“莲社”于此。周敦颐托物言志，在作品中赞美荷花“乃花之君子者也”，因为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②，具有高雅的外形和淡泊的气质。这篇范文用字极其讲究，不但语言优美，而且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性。周敦颐分别评价了菊花、牡丹、莲花，并以莲花自喻，抒发自己的情感。他不仅从审美的角度欣赏莲花，而且认为莲花是佛教之花（佛坐莲上），并用它来比喻人性的至善、清净和不染。在他看来，莲花象征理想的圣人之性，而追求人性至善至美，必须像莲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克服人性的贪欲。

总之，周敦颐写《太极图说》，其主要内容源于道家；他写《爱莲说》，则阐述了佛教的基本观点。二者与儒学《易通》合璧，开创了融儒、道、佛为一体的先河。周敦颐在北宋理学崛起之时的影响很小，后来能获如此地位，原因是“洛学”创始人二程兄弟曾师事于他，加上南宋时期“关学”创始人张载、“闽学”创始人朱熹等极力推崇，周敦颐的“濂学”才对后世800余年的中国思想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太极图说》《易通》则为儒者尤其是理学家的必读典籍，著作中所使用的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无思、无为、无欲、性命、生死、善恶、诚等，则成为了宋明理学的范畴体系。

二、周敦颐理学体系中的道德伦理思想

周敦颐的以上著作，都对儒家历来倡导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反复阐述。他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③周敦颐所言“立人极”，指做人的最高准则，只有“立人极”才能成为“圣人”。他又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即认为作为一个“士”，应当把成“圣”成“贤”作为自己的理想。如何才能成“圣”成“贤”呢？他指出，“贤圣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④为了达到修身养性、砥砺品德、“圣”成“贤”的目的，他提出了“无欲”“迁善改过”“诚”等修养途径与方法。可见，周敦颐的道德伦理思想体系及其一系列范畴，都是以成“圣”为核心，围绕着“圣”的标准、内容和途径而展开的。

周敦颐认为，人性有五品：刚善、刚恶、柔善、柔恶、中正。适中的人性，才是完善的。中正是“立人极”的准则，“圣人”之性应该是“中”性的。他说：“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⑤即是说，在人的“五性”之中，“为猛、为隘、为强梁”的“刚恶”和“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的“柔恶”，皆是不好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的“刚善”和“为慈、為顺、为巽”的“柔善”，虽然趋善向好，但还不是最好的。只有“中”才至善至美，能够成“天下之达道”，是“圣人之事”。

周敦颐认为，“圣”的根本标准是“诚”。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称：“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何谓“诚”？用周敦颐自己话来解释，“诚”乃“纯粹至善者也”，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圣人之本”；他还说，人有“诚”的本性，“诚”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以上这些话，说明“诚”乃入德之方，经世之具，体现了作者心目中“圣人”应具有的道德伦理境界。

周敦颐有时将中正和仁义连在一起，合称中正仁义。他根据儒家经典《周易·文言》中“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之语，认为“中正”体现出天道具有的合宜、正当等品质。同时，他认为“中正”又是爻辞用来判断祸福、吉凶的标准，因而“中正”具有人道准则。正如周敦颐所说，成“圣”的判断标准，在仁、义、中、正、公五个方面。“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⑥“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

为了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周敦颐提出了“无欲”“迁善改过”“诚”等修养途径与方法。他认为，“诚”为“圣”的根本标准，经过长期不懈的修炼就能做到。他为此写道：“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公溥，庶矣乎！”⑦除了对“诚”的阐释，他认为“无欲”是成“圣”的修养要旨，“迁善改过”则是成“圣”的基本途径，“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⑧。

周敦颐一贯“主静”，进而提出从“主静”进入道德修养境界。他说，“主静立人极”，“主静”是一种至德，而主静的关键是寡欲，就要放下一颗躁动的心，回归无私无欲，才能成为至圣。圣人能“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⑨。在他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至善至高至美的道德境界，成为圣人。因此，他的“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等命题，便成为理学的重要论点。

三、周敦颐道德伦理思想中的优秀成分

有人著文认为，周敦颐的道德伦理思想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存在优秀成分。甚至写道，宋明理学不仅是封建王朝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而且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思想解放的惰力。尤其是他的“中正”“无欲”等道德修养方法，被二程、朱熹等人进一步演绎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与人性和市场经济原则相悖，必须彻底抛弃。

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任何思想都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产物，周敦颐的道德伦理思想在封建社会形成，同样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尽管他的思想体系是唯心的，但他对古代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发展却有重要贡献。虽然他的道德修养方法后来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源头，但我们不要简单地将二者划等号。并且，其道德修养方法中所蕴涵的尚中贵和、博爱大众、克己奉公、淡泊名利、严于自律、人格独立等精神品格，即使在当代仍有其现实意义。何况周敦颐对高尚人格的不懈追求，不仅对宋明时期的思想家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也有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因周敦颐思想的唯心主义色彩而否定其中的优秀成分，而应当对其进行充分发掘，才能把它作为优秀的民族遗产予以继承。

我们在整理周敦颐道德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认为其中的优秀道德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尚中贵和精神方面，他提倡“惟中”。“惟中”出自《师第七》：“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⑩从字义上理解，“中”是中和之意，要求人们行事应“允执厥中”，无过也无不及。周敦颐提倡“惟中”，是对古代中庸之道、“尚中贵和”精神的弘扬。“尚中贵和”是儒家提出的一条重要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标准，“和”与“中”是联系在一起的。《礼记·中庸》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和”，即事物的和谐状态——最好的秩序状态。按照儒家思想，“和”不仅指自然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所以，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谓“中”，指的是事物的“度”，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它是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古人“尚中贵和”，以和为贵，连民间流传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俗语也注入了“中和”的理念。

在博爱大众精神方面，他提倡“爱曰人”。“爱曰人”出自《诚几德第三》，源于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等观点。例如，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包罗众德，几乎包含了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孝和德也包括其中。仁者具有大智慧、充满慈爱心，如果一个人能称得上“仁”，那就是完美无缺的了。周敦颐对“爱曰人”进行了阐释：“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B11所有人在仁者的眼中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贵贱之分，这才是真正博爱的体现，并做到“善无不学，而使众善，恶无不劝，不弃一人于恶”。他向人们发出了倡议，要求由“仁”而“爱”，达到“圣人”应具有的博爱大众精神。这种精神是对孔孟“仁者爱人”思想的直接继承，而且表明“以人为本”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克己奉公精神方面，他提倡“公于己者公于人”。这句话出自《易通》：“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B12周敦颐还写道：“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B13他认为，“公”是为“圣”之道，而要做到“公”，就必须推己及人，事事从自己做起。周敦颐的这种克己奉公的思想，与孔子的“克己复礼”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历代有识之士一贯提倡的高尚道德：克己奉公，努力做事、干净做人。须知，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大公才能无私，无私就能无畏，无畏便有担当，而且难就难在一辈子持之以恒。

在淡泊名利精神方面，他提倡“乐乎貧者”。“乐乎贫者”出自《颜子第二十三》：“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孔子的门徒——颜子（回）为何被称作“亚圣”，是因为他不为外物所移，不求富贵，心态坦然。颜回之乐，是一种超越了人生利害而一般人不能够达到的高级精神享受。淡泊名利是“名利于我如浮云”的意思，能够超脱世俗的诱惑和困扰，豁达客观地看待自己周围的一切。周敦颐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对孟子的“君子喻于意，小人喻于利”的警句，对颜回这个淡泊名利的典范，都一再称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志向，以及他一贯奉行的做人做事原则：“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在严于自律精神方面，他提倡“迁善改过”。“迁善改过”出自《乾损益动第三十一》：“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B14。周敦颐认为，人性本善，皆可为尧舜。因后天影响，人又不免无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他提出“迁善改过”来弥补，这是指改正过失而向善，是成为圣贤的一条根本途径。而要成为圣贤，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知廉耻，善闻过，勇改错，常修身。因此他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B15周敦颐提倡的“迁善改过”，是对孔子的“见贤思齐”、孟子的“反求诸己”、曾参的“三省吾身”等思想的丰富。也如曾国藩家书所写：“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可见，古人对“迁善改过”的严于自律精神多么重视，并身体力行地将它付诸实践。

在人格独立精神方面，他提倡“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这句话出自《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宋朝吏治腐败这个社会环境中，周敦颐不愿意与贪官污吏为伍，便以莲自喻，表达了他那人浊我清、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独立的人生追求。这种人格独立精神，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知识分子讲究“清高”与“气节”，其本旨在于提倡自重、自爱。这个认识，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且妇孺皆知，被人传诵。其实，人格本身就是独立的，否定人格独立就是否定人的自身。

四、周敦颐优秀道德精神的当代启示

周敦颐虽然一生官位不高，却“政事精绝，宦业过人”。他处事公正，“凡所临莅，皆有治声”，其人其事为世人称道。他不愿自己像陶渊明那样消极避世，又不想攀附权贵、追逐功名，做到了为官清廉，为学精进。因为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尤其在道德精神方面洁身自好，形成了令人仰止的思想体系。从根本上说，周敦颐的道德精神是进步的，但其中也有某些消极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并对所体现的现代道德伦理价值充分吸收。

一要吸收其“惟中”的尚中贵和精神。崇尚“中和”、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尚中贵和”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其要旨在“中和”二字上。执两用中、过犹不及——以“中和”观念为核心的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的高深哲理。一方面，它要求待人处世中正适度，和谐一致，这对消除社会中的人际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要求永远不超越“中”的度，不出现太过或不及的偏差，又抑制了竞争性观念的生长，也为折衷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周敦颐以“惟中”理念即以和谐为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有利于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当然，其保守性也可导致国人性格上因循守旧、谨小慎微，缺乏冒险和创新精神，甚至可能消解人的个性，这是不可取的。

二要吸收其“爱曰人”的博爱大众精神。博爱是人最宝贵的道德品质，人之所以能为人即在于此。“仁”从人从二，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博爱大众即为“仁”，“仁”以博爱为本，故儒家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却毫无爱心，不但不为民谋利，反而以权谋私、钱权交易、骄奢淫逸、贪赃枉法。借鉴周敦颐的“爱曰人”，在今天就要求共产党人和各级政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等理念落到实处。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体现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工作要不要做、能不能做，都要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前提；一切政策、措施的对错，一切工作做的好坏，不能凭主观感觉，也不能靠文件和书本，只能以人民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标准。

三要吸收其“公于己者公于人”的克己奉公精神。古人说，得天下有道，在于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于得其心；得其心有道，在于谋其利。立党为公是我们党得天下之道、得民心之道。当年，我们党取得政权靠什么？1949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的将领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以及由廉洁换得的民心。”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克己奉公、艰苦奋斗仍是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应强化人们的尚公观念，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党和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四要吸收其“乐乎贫者”的淡泊名利精神。人的一生中要过很多关，唯有名利这一关最不好过。古人说的“淡泊以明志”，其意是说要远离名利、怡淡寡欲，宁肯饿死也不为五斗米的官饷而折腰。淡泊名利既是科学的人生态度，也是崇高的人生境界，陶渊明做到了，周敦颐也做到了，为人们所景仰。众所周知，淡泊名利是立身之本，追名逐利乃万恶之源。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市场经济日益拓展的背景下，周敦颐力倡“乐乎贫者”，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但是，其中所蕴涵的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思想成分，又是我们应当摈弃的。

五要吸收其“迁善改过”的严于自律精神。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现象。人不依规矩则废，党不依规矩则乱。自律不可少，他律也不可缺。虽然“举头三尺有纲纪”，但严于律己却重在自重、自省、自律。同时，严以律己贵在防微杜渐。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系列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警示我们：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领导干部能否严以律己，关乎人心向背，影响政治生态与发展大局，更要率先垂范。周敦颐的严于律己精神至今仍未过时，值得大力提倡。“迁善改过”体现了一种自律的新思路，使人们知道什么是“荣”、什么是“耻”，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应当提倡什么、抵制什么，……从而明确了在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才能筑牢思想防线，恪守法纪底线。

六要吸收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人格独立精神。拥有独立人格的人，并非要给别人一种高冷刚韧的形象，而是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不外乎外圆内方。人格的独立，便是外在能圆，内心有不动的信仰。今天，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对人们的影响比过去有所增加，这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腐败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于制度缺陷，即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陷。它使权力效命于金钱，不顾公众利益，蜕变为掌权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便是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讲人格、讲党性，廉政勤政，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追求，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另外还延伸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与周敦颐提倡的人格独立精神有一致性。獨立思考、独树一帜，不仅适应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尤其适宜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总结周敦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华传统道德的贡献加以评价。《宋史》作了这样的评价：“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有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祥，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B16实际上肯定了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道学宗主”的地位。今天，我们对周敦颐的论著及思想进行研究，应该在全面地、深刻地、辩证地把握其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对其优秀成分进行发掘。周敦颐思想体系中的道德伦理精神，可以促进中华民族传统与现代美德与相承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 注 释 】

①《通书·诚上第一》，《周敦颐集》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13页。

②《爱莲说》，《周敦颐集》卷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1页。

③⑥⑨《太极图说》，《周敦颐集》卷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6页。

④《养心亭说》，《周敦颐集》卷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页。

⑤⑩《师第七》，《周子全书》卷八，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0、140页。

⑦《圣学第二十》，《周子全书》卷九，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5页。

⑧B14《乾损益动第三十一》，《周敦颐集》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36页。

B11《爱敬第十五》，《周子全书》卷九，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56页。

B12《公明章第二十一》，《周敦颐集》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页。

B13《公第三十七》，《周子全书》卷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6页。

B15《幸第八》，《周子全书》卷八，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4页。

B16《宋史·道学传序》，《周敦颐集》附录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页。

（编校：乌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