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

文珍说她最近写了一些“有点怪”的东西。我没再多询问“如何怪”，因为我随即想到当下千篇一律的小说，真是少有也亟须些称得上“有点怪”的作品。同质化的小说套路是文学刊物选稿标准造成的表面现状，还是写作者审慎保险的主动选择，不得而知。诚然“有点怪”只是文珍的自谦说法，我们完全可以领会文珍为主动远离众人心照不宣的某种套路而进行的努力。说文珍的“主动远离”，倒是显而易见（我并不仅仅指涉她以“逃离”为主题的代表作，比如《夜车》）。比如我能马上想起来的文珍的“逃离”，就有两次。

一次是北京一个很多人的饭局。写小说的几个人正襟危坐，与来组稿的刊物编辑礼貌寒暄。气氛正确，却不舒适（你永远不要妄图在种种正确的场合待得舒适）。为防尴尬，大家只说着彼此认识或不认识、听过或没听过（但一定是不在场的人们）的姓名及轶事。那种场合其实人们都是不走心的，至少文珍和我可能都心不在焉。挨到午餐快结束，文珍发信息问我去哪儿了？我因为匆忙窜进洗手间喘口气（洗手间的封闭空间勉强适合一次短暂的逃离）错过了她的信息，后来我去楼下买咖啡，想接着喘口大气，看到文珍的信息，恍若得救。“你快来找我啊。”我回复。但是信息往来中那段必然存在的时间差让我们错过。她已经在回单位的出租车上。她一定也早早就想离开以便“喘口气”吧。

再有一次是一个文学活动（可以理解，在北京，文珍和我的交集多是各种喧闹又拥挤的人多的场合）。文珍躲在前排角落，我躲后排角落。其间文珍不断“逃”出会场，大概两三次。她告诉我，她在会场外闲逛，和服务员小哥闲聊了几句会场的经营问题，又沿侧面楼梯而上，看到了密闭压抑的会场中的人们必然错过的高处的风景。奇妙的是，当她走楼梯再往上，竟又重新闯入会场二层空无一人的看台。她花了些时间在昏暗的二层俯瞰一层聚光灯照亮的空间，那里的人们正神游八荒地口口声声谈论文学。后来她带我也去到二层楼上，在那里我感到安全，也比一层感觉舒适——若没有人主动远离这世上习以为常的正确的荒谬，文学何以成为文学？

时间长了，我们还是心照不宣地意识到我们相似的逃离其实仍有差别——这大概是文珍说她仍有些“愤青”的时刻。她大概知道我会读出被她巧妙编织进这篇《一只五月里的黑熊怪和他的一位特别朋友的故事》中的那些东西才这么说的。说到底，我以为那些东西并不是“愤”，而是“爱”。这篇童话体裁小说，并没有因为它的奇思妙想而脱离现实流于简单。黑熊怪恰恰身处我们困囿其中的现实，只是我们往往被裹挟自身的力量迷惑，进而失语，而黑熊怪却因为它只是一头孤单的熊，才拥有了令人折服的视角及言说能力（这当然其实是作者文珍的领悟与言说能力）。黑熊怪是有爱的，只是这童话中的爱没带它走入童话“标配”的那个happy ending，恰相反，黑熊怪的结局是幻灭。它失去了什么吗？似乎没有失去太多，但你又感觉它已然失去了所有——文珍的小说总是给我这种感受。

写爱情似乎是文珍公认的强项，毕竟她至今出版的两部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都以“爱”之名集结。或许，以爱情定位文珍的写作是对她的“窄化”，这促使她选择了黑熊怪做一次她的主人公——是要超越男女之爱的简单模式。当然，文珍笔下的爱决不仅限于爱情。我以為，她“下一味爱”的滋味，没人能预测，或许连她自己，也不能。而我们，只需要怀有期待、等待美意，就足够了。截至目前，那被称作“爱”的，在文珍的小说里，更多既是向往，也是幻灭，是拥抱孤独又抗拒孤独的踟蹰，是心有所属的甜蜜，也是心无皈依的怅惘。黑熊怪与《乌鸦》里那只爱着的乌鸦一样，我自轰轰烈烈，我自无往而不顾，我亦不惧必然降临之失望、幻灭。爱就是我经历过的全部，也只有爱能定义我的全部存在。而我爱的那个你，并不那么重要。

我没有告诉过文珍，多年前我是在单位宿舍的筒子楼里、狭窄的单人床上读完《第八日》的，连《第八日》文后附的创作谈，也一口气读完。顾采采那张凌乱的床头柜，几乎就是当时我手边床头柜的样子。而我当时还没有写过小说，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付扑面而来的生活。我注定被顾采采的失眠症与爱情所触动。或许这是孤独者在文字里的惺惺相惜。后来我看到文珍在一篇文章中写自己住单位筒子楼宿舍的经历。那种半个世纪前的建筑特有的空气里，一定飘荡着为数众多的青春幽灵——它们都是爱过亦梦过、存在过也消失掉的。

有更多朋友都比我更适合写文珍其人，还有她的猫、她在饮食上坚持的“小癖好”、她的青春时尚、她湖南出生又南北兼有的生活经历，自然也有更多朋友比我更适合评论文珍的小说和散文、她多年写作中逐渐发生的改变。想到这些，我才心安理得放任自己在这篇推荐语中释放感性，不避讳地絮叨这些自以为不得不说的东西。这应该也是文珍希望的。“总是要写的，写东西的人本就不容易，写东西的姑娘更不容易。”文珍说。我不知道是对我，还是对她自己。都一样。总是要写的。“毫无意义的事物能帮你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不管小说是不是毫无意义，都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