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

文珍说她最近写了一些“有点怪”的东西。我没再多询问“如何怪”，因为我随即想到当下千篇一律的小说，真是少有也亟须些称得上“有点怪”的作品。同质化的小说套路是文学刊物选稿标准造成的表面现状，还是写作者审慎保险的主动选择，不得而知。诚然“有点怪”只是文珍的自谦说法，我们完全可以领会文珍为主动远离众人心照不宣的某种套路而进行的努力。说文珍的“主动远离”，倒是显而易见（我并不仅仅指涉她以“逃离”为主题的代表作，比如《夜车》）。比如我能马上想起来的文珍的“逃离”，就有两次。

一次是北京一个很多人的饭局。写小说的几个人正襟危坐，与来组稿的刊物编辑礼貌寒暄。气氛正确，却不舒适（你永远不要妄图在种种正确的场合待得舒适）。为防尴尬，大家只说着彼此认识或不认识、听过或没听过（但一定是不在场的人们）的姓名及轶事。那种场合其实人们都是不走心的，至少文珍和我可能都心不在焉。挨到午餐快结束，文珍发信息问我去哪儿了？我因为匆忙窜进洗手间喘口气（洗手间的封闭空间勉强适合一次短暂的逃离）错过了她的信息，后来我去楼下买咖啡，想接着喘口大气，看到文珍的信息，恍若得救。“你快来找我啊。”我回复。但是信息往来中那段必然存在的时间差让我们错过。她已经在回单位的出租车上。她一定也早早就想离开以便“喘口气”吧。

再有一次是一个文学活动（可以理解，在北京，文珍和我的交集多是各种喧闹又拥挤的人多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