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厂男孩》之前，丁燕曾完成过《工厂女孩》，以成千上万个工厂女孩为背景，记录她们为明天而奋斗的一个个真实故事。和工厂女孩一样，工厂男孩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拼命地往前跑，为了爱情、亲情而奋斗，有的实现了价值，有的被打回原形。和女孩相比，他们有着更多的激情、无奈和负担。他们同样有很多选择，但只要有梦想，就能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

重回南方小鎮，再写“打工男孩”

丁燕，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新疆哈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当过记者，后专职写作。新疆是个盛产葡萄的地方，爱写诗歌的她写了大量关于葡萄题材的诗歌，被人们亲切地誉为“葡萄诗人”，其诗歌曾多次入选《中国最佳诗歌年选》。

2009年7月，丁燕的文学创作陷入瓶颈。她决定去南方，在那里寻找创作的灵感。2010年，她从乌鲁木齐搬到了广东东莞。在这里，到处都是穿着工厂制服的女工，她们大多数都是外地人，来这里淘金、生活、追逐梦想。她们正值青春年华，却在忙碌的生活中错失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她们有自己的梦想，也有自己的迷惘。丁燕决定静下心来，记录她们的生活。她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最终完成《工厂女该》，并荣获第九届文津图书奖。

丁燕又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群体：工厂男孩。和女孩相比，他们承担的社会压力、经济负担也许更多、更重。他们以“90后”居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来自乡村的留守儿童，初中毕业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老家，进入大都市。涉世未深的他们，还没来得及消化城市带给他们的冲击，便要用稚嫩的肩膀去扛起生活，甚至扛起全家人的期望。看着一张张沾满灰尘、稚气未脱的脸，看着一个个在银行门口排着队、把辛苦钱打回老家的男孩们，丁燕决定走近他们，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2014年正月初七，丁燕拎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樟木头镇，映入眼前的是大大小小的工厂和随处可见的大货柜。初八，很多工厂正式开工。丁燕知道要想深入了解他们的故事，必须近距离地接触他们，可自己一个女人，出入男生寝室并不方便。一筹莫展之际，丁燕认识了某电子厂宿舍管理员阿坚。阿坚是个“80后”，2003年从中原职业高等学校毕业之后来到东莞，先是当小工，每天要站10个小时，后来成为工厂的宿舍管理员，这个工作要清闲很多。

说起那些男孩子，阿坚觉得管理他们太难了：“不服管，得吓唬他们。他们来打工，很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玩，为了见世面，为了认识女孩子。他们不指望这份工资，如果不高兴，随时会跳槽。当然，也有真正来打拼的。总之，什么人都有。”

白天，工人们需要上班，丁燕的采访只能安排在晚上9点半后。那时候男孩子们回宿舍了，才有空闲时间跟丁燕聊聊。或许是心里积攒了太多的话，对于丁燕的到来，很多人都不排斥，什么话都愿意说。

他才19岁，可已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

2014年7月，丁燕在电子厂附近的一个刀削面摊上遇到了两个19岁的男孩——高天山、高天水。他们是堂兄弟，从四川渠县土溪镇来找工作的。高天山比高天水大几个月，个头略高，喜欢穿运动衫、牛仔裤。他们在电子厂旁边的小宾馆租了临时房，等待着招聘进厂的机会。

兄弟俩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因为房租一天20元，一碗面5元，他们好不容易攒起的4000元很快就会花完。看着两个男孩窘迫的样子，丁燕出于好心，便给劳务公司的阿彪打了个电话。阿彪让两个男孩去找他。虽然没有身份证，但两个人还是如愿进了厂。因为丁燕的帮助，兄弟俩对她很感激，也愿意跟她聊。

高天山的父母在福建打工，因为不知道他们具体在什么地方，高天山很少给父母打电话。他还有三个姐姐，家里最宝贝的孩子就是他，可是他没有骄纵的条件。父母为了能让他娶上媳妇，用所有的钱在土溪镇买了套商品房，而那些钱只够首付，余款都是向亲友借的，全部还完要五六年。高天山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希望能多赚一点。

“为什么不好好上学呢？”丁燕问。19岁的高天山不知所措，转而他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和沧桑：“希望下一代会好一点，我这辈子是没机会再上学了。”

他才19岁，就已开始寄希望于“下一代”，并断言自己“没有机会了”。丁燕心中涌起了惊涛骇浪：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三个姐姐相继出嫁，高天山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像他这样的留守儿童，大多数不喜欢上学，天性好动，喜欢偷懒，长时间疏于管理，成绩差是必然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父母为了让孩子过得好，不得不外出打工，而长时间的离家，让孩子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无法顺利完成学业，孩子辍学后，沦为新一代的打工者，然后再把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孩子。

不同于堂哥高天山，高天水从小便跟着父母到上海、汕头、中山四处闯荡，虽然没成为留守儿童，但频繁的迁徙让他的学习热情越来越低。高天水家也在土溪镇买了商品房，也欠了十几万外债。为了还债，他对父母说不想再上学，最终父母同意了。

还没等丁燕跟他们深聊，兄弟俩便联系不上了，电话也打不通。后来，丁燕才知道原因：工人上班时不能带手机，晚上九点多才下班，吃饭冲凉后要立刻睡觉，才能保证第二天7点40分赶到车间。周六下班后，男工们在网吧熬通宵，周日大睡一天算休息。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兄弟俩便把手机关了。

丁燕发现，这些男孩们的主要联络方式是QQ。他们不打电话，不发短信，不玩微博，不玩微信，只用QQ——随时准备去另一个城市工作，电话号码会随时更换，但QQ则不变。通过QQ留言、发信息、传图片，在空间里写“说说”，是他们和外界交流的主要方式。在之后的采访中，丁燕靠着QQ，打开了打工男孩们封闭的内心。

丁燕从阿彪那里获悉：高天山只在工厂干了三天，高天水也只坚持了一个月，他俩都没有能过“站立式”这关，因为需要长时间站着，两人都受不住。高天水再也不能回到这里，因为电子厂规定：未干满一个月离厂者，不能被再次雇佣。

不管在哪，梦想都该是五颜六色的

在厂里，唯一能让这些男孩感到开心的便是找一个相爱的女友。朱文是个恋爱老江湖，他为了追女朋友，一个月花了7千元，带女孩去唱歌、爬山、算命，买衣服、买花、买玩具。他辛苦挣来的2万元积蓄，很快用完了。他感慨，在电子厂的工作就一个字：累。除了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可以坐一坐，其他时间都要站着。朱文准备和女友回老家，找份工作，踏实过日子。

在一个宿舍，丁燕发现那里住的6个男孩都是从驻马店来的。赖高强承认自己曾经有过两个女朋友，但已经分手了。那两个女孩，都是和他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他说：“在流水线上人和人的距离其实非常近，虽然车间不能随意讲话，但是一天十几个小时旁边都站着相同的人，很容易日久生情。”

虽然爱情很容易得到，但是这些男孩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轻浮。很多人有了女友后，更加卖力地工作，希望早日给心爱的人一个家。正如赖高强说的那样，他们的选择很多，但一旦认定了，就会一直走下去。对待爱情的态度，他们和所有年轻男孩一样，认真执着。

追女工虽然给男工们生活上带来了惊喜和改变，可丁燕发现：相比对女工的爱情，男工之间的兄弟情义更重。大部分男工都是结伴出行打工，有的是老乡，有的是亲戚，总有一个带头组织去哪里工作的人。在一天繁忙工作后，回到宿舍，那种寂寞感只能靠着一同打工的人相互倾诉，缓解心中的种种压力。谈女朋友，可以三个月，可以半年，可但凡一同来打工的男工们，其中一人要离开，其他人會纷纷响应一起辞职，再去另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工厂打工。

从工厂离开后，他们也有着更多的选择。网络和科技的发达，让他们的未来有了很多可能性。

22岁的张涛，老家在四川成都。高考时，因为一场变故，原本成绩出色的他，只能上一所大专院校。张涛没继续读书，除了跟家庭条件有关，也跟自己的想法有关，他希望能出来磨练几年，再想清楚自己以后该做什么。经人介绍，他来到了樟木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和别人不一样的是，每天下了班，张涛都会让自己看上一个小时的书，他学外语，学技能，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以后的路能多几个选择。一年前，他遇到了心爱的女友，两人商议着攒一些钱，回家开店，他们唯一的浪漫就是骑自行车去郊外散步。日子虽苦，但因为心中有梦想，他们活得有声有色。

2015年7月，张涛开始经营自己的网店，出售家乡的土特产，每个月多了一笔额外收入。张涛告诉丁燕：“樟木头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每个人的素质都不一样，有爱玩的，有过来体验生活的，但是很多人外出打工，目的只有一个，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现在的青年，和上一辈的想法有很多不同，他们通过网络接触外界，生活给了他们更多的刺激和选择。”

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丁燕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把《工厂男孩》完成。2016年5月，《工厂男孩》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于2017年3月荣获《亚洲周刊》2016年十大好书，在京东、亚马逊、当当上是畅销书。

丁燕说，“工厂男孩”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越来越需要基层的普工，他们就像是影子，隐藏在各个角落，只有走进他们内心，才能明白他们真正在想什么，而每一代的“工厂男孩”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故事。

编辑 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