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颖

问题研究

大运河源考

■ 朱 颖

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中国大运河列为遗产名录，从而开启了中国跨域的线性遗产保护的国际视角。2017年7月初，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推动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工作时强调，要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一步擦亮世界认可的国家文化符号。根据《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北京段）》，大运河遗产北京段保护以元至明清的京杭大运河作为北京段大运河遗产保护的核心，并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元代白浮泉引水沿线、通惠河、坝河和白河（今北运河）一线河道作为北京段大运河遗产保护的主线。

大运河北京段共82公里，纵贯千年，传承保护好大运河文化带是北京责无旁贷的责任。其中，大运河北京段历史与当今水源的白浮泉、万泉寺、延庆寺、积水潭、什刹海、通惠河、玉河古道及古闸、通州古城核心区、西海子公园、八里桥等重要文保单位的“运河故事”与历史内涵需要重点阐述与挖掘。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北京建院约翰马丁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简称“约翰马丁”）近期完成了“昌平龙山·凤山·白浮泉·化庄区域城市设计”设计项目，重点研究了白浮泉“起”“源”点的历史文化渊源。白浮泉系大运河源头，在昌平区化庄片区范围内，是昌平城市建设中心区，东与新城区隔水相望，南与沙河相连，西与昌平科技园毗邻，北与昌平老城区唇齿相依。作为昌平区通向北京主城区的重要门户和空间节点，“白浮泉-化庄片区”的发展建设，对整个昌平的历史文化根脉挖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方案总的指导思想是：依托对悠久历史记忆的挖掘，根据该地域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环境，不仅将此区域建成北京昌平的历史文化特色区域，更要通过人文北京的文脉建设，激发白浮泉“活态遗产”认知，展开相应历史遗产文化活动，使之成为全面认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项工作重在挖掘和探新，无论从人文还是自然层面上，都能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供丰富的文化旅游景观。

历史地看，2005年12月15日，运河申遗发起人（运河三老）：古建专家郑孝燮、文物专家罗哲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三老联名向运河沿线18城市市长发《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引起运河沿线城市的积极回应，就此拉开了运河申遗的序幕。作为和长城一样的“线性遗产”大运河申遗不是“全线申遗”，而是“点段申报”。涉及的河道总长只有1011公里，考虑到大运河北段诸多河段已不见运河河道的踪迹，风貌存留良莠不一，“点段申报”是不得已而为之。“点段申报”无疑会导致运河文化挖掘不够全面，但也为学界对于运河文化后申遗时代的挖掘留下空间。

一、大运河“起”“源”点的多方观点

北京入选“两段”“三个遗产点”，“两段”分别为通惠河通州段、通惠河北京旧城段（玉河故道）；“三个遗产点”分别是什刹海、澄清中闸、澄清上闸。北京段作为京杭大运河北段的端点，有大量的大运河文化遗产，入选的“两段三点”显然对于大运河北京段的运河遗产尚有诸多疏漏，大运河北京段的运河文化尚有诸多可挖掘之处。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始建于金，大规模兴建于元，明清持续维护直至清末蒸汽火车兴起而停运。笔者在设计研究工作中注意到，运河“北起点”之争也是探研的课题之一，“北起点”有不同意见缘于“北起点”当定义为运河漕“运”之“点”，大运河持续时间跨度大，漕运各时期赖于运河道疏浚情况、水源情况均有不同，故“北起点”争议颇多。

通常认为运河的北起点在通州的“五河交汇处”，北京市通州区政府还专门树碑为记。显然，这个大运河“北起点”概念，多少忽略了北京旧城区、西郊海淀和昌平区部分（温榆河、昆明湖）。

第二种主流观点是北起点为都城内“什刹海”之说。根据大运河申遗报告，将通惠河旧城部分（玉河故道）（考古遗迹）和什刹海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什刹海可作为北起点之佐证，同时通州到都城的另外一个主要水运通路坝河的终点一般也认为是“什刹海”，什刹海作为大运河北起点这个观点得到了更多认同。

第三种说法为大通桥说。明永乐迁都北京，为了运输城市建筑材料，开始重修通惠河。宣德七年（1432年）因嫌运河喧闹将通惠河圈到皇城内。正统三年（1438年）东便门外大通桥建成，通惠河漕船不再入城，大通桥成为京杭运河的终点。因此，明代通惠河又称大通河。

第四种说法为东直门说。根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年，命兵部右侍郎温代督理挑浚通州运河。三十六年（1697年）又疏浚护城河，“引大通桥运艘达朝阳门、东直门”。

另外还有沙河巩华城及清河说，根据历史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明皇帝开始在昌平修建陵墓。嘉靖十五年（1536年）在沙河筑巩华城，驻军戍守，南卫京师、北护陵墓。守陵官兵粮饷从通州运到沙河。《明史·河渠志》载：“昌平河，运诸陵官军饷道也，起巩华城外安济桥抵通州渡口，袤145里，其中淤浅30里难行。隆庆六年（1572年）大浚，运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四万石，漕船自通州直抵巩华城，岁漕江北粳米20万石以赡昌平。从此免除陆路车运之艰辛。”明蒋一揆《长安客话》称：“沙河东注与潞河合。每雨集水泛，商船往往从潞河直抵安济桥下贸易，土人便之。”可见沙河以下不仅通漕，汛期亦可通商。

北京城因水而建、因水而兴，水是历朝历代进行城市布局的核心。北大学者侯仁之在《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一书中说，“为了营建宫苑、点缀市容，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凿运河、运输漕粮。历代都城的建设者，也曾多方设计、开发水源，在企图打破自然条件这一限制上，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与技术……”

元朝第一次使北京成为整个帝国的都城，元朝时税收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漕粮”，如何运输“漕粮”到大都是统治者遇到的难题之一，于是将一系列河道开凿连系，贯通南北，便有了今天的大运河。大运河的末段，通州较北京都城低20米，故若欲实现漕运直达都城核心，必须解决水源问题，同时温榆河、潮白河水无法上引，必须在都城内或者西部西北部寻找水源供水，如何引水济漕又能充分供应京城皇家用水与日常用水一直是几百年来最被关注的问题。为了实现漕运进都城，进行了无数次工程实践，包括寻找水源、开挖和疏浚河道等。运河北京段水源的寻找选择，水系水域的整理，有意无意地实现了北京几大水系范围的重新分割，及温榆河-北运河水系形成和永定河水系范围北边界的南移。水“源”的选择与漕运的引水设施是漕运通道外京杭大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

简单起见，主要分析金、元、明、清四朝时期，把北京运河和附属设施分为三个节点和两段联系段，即通州、都城（含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和为实现漕运提供水源的西部及西北部山区与平原交接处的三个水源地节点。笔者发现，北京水系的疏浚和开凿，东部均是以通州的漕运可以顺利到达或者进入都城为目的，西部和西北部的设施均是为东部的漕运提供水源。

笔者注意到，元、明、清三代，京杭运河进入北京的主要路线，形成了坝河、通惠河、新金口河（萧太后河）三条主要水道。元代从通州南李二寺直接驶入北京城内，京杭运河终点是积水潭；明清京杭运河终点改在东便门外大通桥，通过开挖支线运河减少陆运直达东直门。

西侧水源总体可按三个区域来划分：一是永定河水源；二是玉泉-颐和园水源；三是昌平白浮泉水源（或称温榆河上游水源）。永定河引水口基本在京西石景山南或北，经车厢渠（金口河）连高粱河或莲花池、人工的水源点在三家店附近。东有“张家湾”、西有“三家店”之说一直存在。

二、昌平白浮泉水源的重要地位

北京的地下水资源，自古主要富集在北部和西部山脉与平原相接之处，永定河和潮白河两大冲积洪积扇的中上部地区，由于冲积洪积扇顶部外围地区岩性颗粒细，地下水受阻，随埋深变小甚至溢出地表，形成两大地下泉水溢出带，也可称为山前泉水带，有“玉泉山沙痕石隙随地皆泉”之说，分布于西郊的昆明湖、紫竹院至右安门附近，直至南苑；另一个是南口冲积洪积扇的潜水溢出带，下至百泉庄、四家庄、亭子庄附近，白浮诸泉等都在这里。

随着都城元朝北移，西北玉泉水系和温榆上游水系连接都城成为河道修葺的主要目标，持续几百年的最终目标均是将北京西北侧玉泉水系水流导入都城，进入通惠河，在通州和温榆河汇合，南下进入北运河，与通州南的京杭大运河形成都城漕运的大动脉。西北玉泉水系向北延展连接南口冲积扇诸泉，即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引水济漕”，解决了大都城漕运之历史当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页。

为了通漕运，郭守敬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通坝河；由于运力不够，又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寻找新水源，郭守敬巡察水利经详细勘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而南，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经瓮山泊（即今之颐和园昆明湖）至西水门（即今之积水潭以北之原北京城水关）入都城。”《元史·河渠志》也记载：“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最后“入于潞河（即今通州境内的潞河），以便漕运”。元世祖御赐其名为“通惠河”，通惠河解决了元大都的用水、交通、运输等问题，为大都城的经济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又《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载：“京闸坝之源，来自昌平白浮村，开导神仙泉。西折南转，循山麓，与一亩泉，榆河、玉泉诸水汇合，自西水经护国仁王寺西。”

白浮泉作为源头汇集了温榆河上游和北京西部和西北山麓诸泉，从水系上说是导引温榆河水系的水源东水西调入城，是温榆河上游水系贯通的技术手段，与玉泉水系共同提供水源，是北京水源史上的重大突破。该工程保证了通惠河有足够水量，从而使漕船可以由通州直接驶入城内的积水潭，白浮瓮山渠供水渠道以人工修筑为主要特征，白浮泉符合人工运河河流“源”点的特征。

据《元史·河渠志》记载：“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即此引水工程全长164里又140步。又据《元史·河渠志》记载，金口河“从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古金口一百二十里”。“西山石峡铁板古金口”，即石景山下金口，到“通州南高丽庄”河口的长度为120里，加上永定河取水口麻峪村到金口大约4里，共长124里。对比得知，引白浮泉水，经昆明湖转至积水潭全长约35公里的人工水渠，长度大于玉泉水系、永定河引水起点，实为大运河的北端源头（或最北端的、最远的源头）。

通惠河的建成也成了京杭大运河最终完成的标志，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由原来的通州潮白河畔延伸到了大都城内的积水潭，通惠河的开通也是元大都建成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白浮泉正是元代京杭运河最北段的起源”。

明清两代，白浮泉虽不再作为京杭运河的主要水源，但仍是昌平的重要水源和祈雨之地。白浮泉遗址现存龙山、凤山两座山丘，其所在地自元代以来出现的两座祠庙，都龙王庙和龙泉寺即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白浮泉旧址在1989年被重新修复，亭中的石碑背后，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题写的《白浮泉遗址整修记》。《光绪昌平州志·山川记第四》载：“城东南五里曰龙泉山，旧名白浮山。旧志：龙泉山即白浮山，在城东南五里。上有都龙王祠，山半一洞，有人梯石而下，……。按《明一统志》云，白浮山在州东南十里，上有二龙潭。”都龙王庙位于龙山之巅，始建于元朝，明清时是著名的祈雨之所，香火鼎盛，龙泉寺原址复建，为龙山度假村之用。“都龙王庙、龙泉寺、白浮泉（龙泉）位于一座小山上，恐非偶然。”据燕平八景-龙泉喷玉之载，当年尚有白衣庵一座，遗迹已不可考。

由于大都与昌平之间有沙河和清河两条河谷低地，白浮泉水无法向东南越过这两个河谷而直接引至大都。面对这种地形条件，郭守敬设计的线路不是把白浮泉（高程海拔54米左右）直接引向东南，而是向西至西山麓：然后大体沿50米等高线南下，避开河谷低地，沿途拦截沙河、清河上源及西山诸泉，再向东南注入瓮山泊。以现在的技术水平来看这个线路，仍是最佳的选择。

现代水利工程京密引水渠，自白浮村至昆明湖这一段的线路，大体走向也基本与元代故道一致，仅小有调整，足证当初地形勘测之精确。京密引水渠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形式与姿态发挥着它的价值，当属运河“活态”之当代特征，可视为“新白浮瓮山渠”。

三、白浮泉应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围

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曾说“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京城就可能修不起来了。”大运河是“历史之河、文化之河”，更是“无价之河”，从各种意义上估价其水文化与城市发展的文化遗产内涵都有意义。著名学者侯仁之在其著作《北平历史地理》一书中强调“北京，一个城市的成长历史，……白浮泉是北京生命之根。”可见，运河北望，白浮为首。侯仁之院士认为：“与历史上之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浮泉。”

“源”是形声字，氵为形，原为声、也表意，读作yuán。本意指水流的起始处，引申为来历、根由，达源。起点指开始的地点或时间。“起点”并不适用于河流文化之诠释，将大运河文化研究“起”“源”分开，强化运河之“源”考，将京杭运河之白浮“源”纳入到整个运河文化研究与文化体系中，在原有大运河北京两段通惠河拓展为元时整个通惠河，连通附属设施整个作为大运河遗产的一部分，是当前大运河文化特别是北京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研究课题，同时贯穿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的元时“通惠河”是北京运河文化之主线。我们还应看到，在昌平运河之“源”，亦可实现大运河文化和长城文化、西山文化之握手。

白浮泉作为大运河“源”点的史实，不仅应当得到业界的承认，还应向公众普及，更应将其纳入“人文北京”建设的范畴。运河作为人工河流、线性遗产，运河端点“源”的考证对于我国的申遗后时代运河文化的挖掘、完善具有现实意义；同时还能强化运河之“源”文化，避免“北起点”之争议。

我国的母亲河长江之源经过多年考证，古时认为通天河，上段在布曲；1976年承认沱沱河为主源；2008年发现当曲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源”之考必然有新的意见出现。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成功是中国遗产保护一大幸事。令人遗憾的是，著名的白浮泉引水工程却未名列其中，笔者从城市设计角度出发，提出京杭大运河白浮“源”之说，仅仅是一种文化北京的城市探源；是从一个规划师、建筑师的视角，为设计寻找更深厚依据的过程。笔者赞同北京政协委员张彤提出的“建议以南水北调水源为补水水源，实施白浮泉恢复泉涌工程”，更希望在龙山、凤山南侧建设白浮“源”主题公园，期待京杭运河之白浮“源”也能作为“点段”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丰富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内涵。

（作者系北京建院约翰马丁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