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理水》

2017-08-02田建民

长城 2017年4期

田建民

《理水》作于1935年11月，写成后没有在报刊发表就直接编入了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故事新編》。虽然写作时间较晚，但鲁迅却把其编在《补天》和《奔月》之后，位列第三。可见其在作者心中的分量。作品以大禹治水的历史记载和传说为素材，写肩负治水大任的大禹，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深入灾区考察水情，三过家门而不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力排众议，改变以往“堵”的成法而改用“导”的方式，终于驯服了洪水，使国家和民众获得了安宁。

大禹治水的事迹，在《尚书·舜典》中即有记载，到《尚书·益稷》已有较详的情节。此后《论语·泰伯》《庄子·天下》《孟子·滕文公上》《韩非子·五蠹》《列子·杨朱》《吕氏春秋·音初》等篇中均有记述。而到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则补充了大禹家族的先后传承，大禹治水的前因后果等等细节，使大禹治水的故事更为丰满和完备。鲁迅基本上以司马迁的记述为主，兼取其他文献记载作为塑造大禹的依据。同时，为了不“将古人写得更死”，鲁迅把现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人物披上古代的外衣融于小说中去，即采取“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的“古今杂糅”的手法，为古代的生活与人物注入了现代的气息。

作品面世后，最早正式发表文章评论《理水》的是苏雪林。她表面称赞鲁迅后期小说“《理水》和《出关》寓意最深”。可实际上对鲁迅讽喻文化山上的无聊学者大为不满。认为“鲁迅先生一生以攻击同类的知识分子为事业，为最大的快乐，所以一骂到知识分子时，他便笔端若有神助，精神百倍。”文章在为那些被鲁迅讽喻的文化山上的文人学者辩护时偏执地否定了大禹的形象。当然，像这样不从学理的角度所做的情绪化的批评只属于个别现象，绝大多数批评者在解读《理水》时，都与鲁迅在同时期写的批评当时社会上对抗日前途的悲观论调、鼓舞民族自信心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相联系，认为大禹就是鲁迅在杂文中所赞颂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民族脊梁”式的英雄人物。尤其在主流意识形态推崇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历史语境下，人们大都认为1930年代以后，鲁迅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水》，就是借了禹治水的故事来歌颂为人民办事的英雄人物并抨击当时黑暗现实的一篇富有战斗性的小说。”“禹的形象是高大而深厚的，在他身上作者概括了劳动人民勤劳坚毅的品德，革新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结合。”甚至有研究者根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时间是1935年10月，一个月之后鲁迅即创作了《理水》。据此推断鲁迅是受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形势的鼓舞，是借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来赞颂当时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和朱德的。如许钦文认为：“《理水》，借古喻今，通过禹这民族英雄的描绘，热情地歌颂了‘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毛主席及其所率领的工农红军，同时联系现实，狠狠地鞭打了‘文化山上的群丑。”日本学者伊藤虎丸也认为“在禹及其一群那里，有创作的当时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朱德和中国共产党的投影。虽然尚无可断定的材料，但也没有足以否定的材料。”有研究者尽管不同意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投影，但又提出“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他对瞿秋白、冯雪峰以及柔石、白莽等前仆后继的共产党员的良好印象的。也正是从他们身上，鲁迅才看到了‘希望之所在，因此，如果非要说大禹有什么现代的模特，那么这模特也就是鲁迅心目中的瞿秋白、冯雪峰、柔石和殷夫。”笔者认为这种坐实性的研究不仅带有特殊时代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印痕，而且窄化了作品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情感。鲁迅晚年虽然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的鼓舞和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有一定的认同，但他始终也没有放弃他的启蒙理念与批判精神。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他说在创作上，“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所以鲁迅塑造古代英雄大禹形象固然有鼓舞民族自信心的用意，但其以实干家大禹来对比和反衬社会上一些文人学者的空谈与无聊、官府的黑暗、官员的腐败及保守无能，也是自觉用意所在。

到了19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学术环境的宽松，有研究者开始对以往把大禹赞颂为完美的英雄的观点提出异议。1983年5月，山东鲁迅研究会在济南举办《故事新编》学术研讨会，在会议讨论中，王延稀等学者认为《理水》结尾的描写“表现了禹的变化，他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进步性。这种变化反映了‘任何一个古代的上层人物，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其阶级的影响和历史的局限。尽管他在初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掌权之后，就逐渐脱离了人民。这最后的描写，是对大禹的‘热讽，也是对后人的‘箴言。”这种观点在当时被认为是片面而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与作者的原意的。“因为这种意见是针对禹‘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说的，把‘吃喝不考究、‘衣服很随便这种重要的本质的东西倒丢开了。其实在上古时代重视祭祀、相信鬼神，并不足怪，至于与人们交往时注意仪表，就是在今天也还大力提倡。对禹这样一点改变，怎么能和奢侈腐化生活混为一谈呢！还有，作者这些描写，是选取了《论语·泰伯》和《史记·夏本纪》中的材料，基本上是直译，原文都是歌颂大禹的，并不含讽刺意味。至于禹是古代帝王，自然有他的局限性，但是这篇小说的意图，是写大禹治水，歌颂‘中国的脊梁的，并不是全面评价大禹，也就没有必要去写他的局限性。如果孤立地抓住作品的片言只字，勉强去挖掘这些东西，似乎也大可不必。”在有关《理水》结尾的探讨与争论的启发下，谭湘在《鲁迅研究动态》上发表《理水结尾探疑》一文，认为小说的结尾所写大禹回京城向舜爷汇报治水情况时的自夸自矜；皋陶大人命令人人学大禹，不学算犯罪；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等等描写，与前面写的深入灾区，不辞劳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实干苦干的大禹的性格和情节不和谐，不相符。认为鲁迅给小说安上这样一个“非光明尾巴”是有其深刻用意的。“皋陶的法令和大禹的变化反映了某种历史的必然，即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鲁迅在史料里发现的价值所在。”“与其如某些同志所说鲁迅在大禹身上寄托自己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毋宁说鲁迅用这一形象总结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脊梁被包围被捧杀从而失去英雄光彩的悲剧命运，探讨了中国永远走老路的原因。应该说，这是《理水》的主题思想中深层次的内容。”在今天看来，这种对《理水》的解读与分析，是从以往的政治或革命的视角转到了启蒙和文化批判的视角，它打破了以往僵化的“歌颂”模式，对深入理解和认识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文化内涵具有启发意义。然而在当时，这种“探疑”被认为是在过去作家作品中寻找“现代意识”或“深层次的思想内容”的时髦思潮的产物而招致了批评。张颂南在《理水结尾探疑异议》一文中认为，鲁迅在没有足够的新的典籍依据和史料的情况下，是不会不顾民族的传统和人民的愿望将大禹作“晚节不终”的艺术处理的，说此形象是意在探讨“中国永远走老路的原因”是不恰当的。“《理水》结束一节并非‘出人意外，这是为塑造一个由治水英雄成为贤明的君主的情节需要而写的。……作品描写大禹进京前和进京后的性格，我看也不是绝然的两个，只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变了，治水时他面对的是必须与之斗争的水利局大员和守旧派，进京后面对的是委他治水重任的上司舜，因此在神态举止以至语气上也必有所不同，说他的汇报有‘自夸自矜之嫌，毋宁说他在舜的面前也敢于呈述民情和自己与益、稷共同所作的努力……小说收尾一段对大禹吃穿问题的叙述，从上下文看是针对皋陶的一条特别命令写的，这条命令如果正如《探疑》一文所理解的是一条‘极左的引起商家不安的命令，那么大禹的实际行动却正好纠正了皋陶的这种做法，使灾后的国家平静安定。这又怎么说他‘有趋于水利局那班大员的危险和受了皋陶等人的包围与旧势力合流了呢？”

1990年代以后，在多元与包容的学术环境下，人们对《理水》的解读虽然还是以对民族脊梁式的英雄人物的歌颂为主流，而谭湘所提出的启蒙与文化批判主题也为一些学者认可、承续和深化。如李怡不否认在大禹形象塑造中寄寓了鲁迅改造社会的某种新人的理想，但又不同于一些左翼文学倡导者空洞地从‘大众寻求精神助力。认为“鲁迅所要寻找的人间英雄具有的却是中国人尚待重新发掘的品质，这就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与他前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新的人生探索的思想贯通起来了，从而表现着不同凡响的‘鲁迅特征。”“与其把《理水》、《非攻》的主题确立为“可歌可泣的脊梁”，还不如称之为‘不堪重负的脊梁更准确一些。在开掘出这些中国脊梁的同时，鲁迅情绪激动的重心和着力渲染的重心其实还是他们在社会中所承受到的来自各个不同方向的精神毁谤、迫害、打击！……不仅如此，鲁迅还意味深长地描写了在这些遭遇中，我们理想中的民族脊梁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扭曲，接受了墨学精神的曹公子也会在宋国慷慨陈词，哗众取宠。而禹自己呢？一当理水大功告成，自己被奉为‘学习的榜样，‘态度也改变一点了，阔绰了，考究了。禹终于在‘捧杀中走向了媚俗与沉沦。”而郑家建则认为《理水》采用的戏拟化叙述方式的用意就是对表面英雄叙事的解构和消解。认为《理水》中有两个微妙却又是关键性的文本表现特征：“一是从文本中可以看出，大禹治水的事迹在整个的叙述中是被‘虚写化了，而把大禹如何地被小人们包围、纠缠这一困境最大程度地在文本的叙述中‘前置化……关于大禹的叙述语言是在文本戏拟语言的众声喧哗中，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地漂浮。……这种充分戏拟化是作家有意暗示给我们的一种解读立场和向度。二是在文本最后，作者有意地用戏拟的语言形式写了禹回京以后，管理国家大事，在衣食上，态度上也改变了一点。……这一结尾与文本中的后半段叙述大禹如何艰辛、劳顿构成一个大转折。……使得人们对文本中关于大禹的英雄主义的叙述，产生一种嘲讽、消解的意味。”此外，有研究者从传统文化的重估与现实文化的抵抗与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理水》。如钱振刚把鲁迅后期的五篇历史小说放到一起考察，认为鲁迅创作这几篇小说的意图是以反传统的态度对儒、道、墨传统三家“显学”进行重估：《采薇》是抨击儒家的，《出关》和《起死》是批判道家的。而《理水》和《非攻》则是肯定和赞扬墨家的。作者之所以认为鲁迅创作《理水》是对墨家思想精神的肯定和赞扬，“因为大禹是墨家学派推崇的‘大圣，大禹的人格精神是墨家所推崇的人格精神。……《墨子》中谈到‘昔之圣王时，最常见的是‘禹、汤、文、武这种排列，將禹放在较为突出的地位。……而且墨家所要效法的就是大禹那种‘孳孳不息为天下的人格精神。”这种从对传统文化的考察与评估角度对大禹人格精神的解读虽然本质上还属于歌颂派，但其研究视角已经从社会政治转到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取舍与扬弃。

多数研究者认为《理水》中对“文化山”上的学者的描写，是讽喻现实中那些“吃庚款”的只说空话不做实事的文人。甚至有人把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一一对号入座，认为“‘禹是一条虫，……是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的毫无根据的谬论。……提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的谬论的‘拿拄杖的学者，暗指当时的优生学家潘光旦。他曾根据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主张性灵的复古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则是讽刺林语堂的。”我们说，鲁迅讽喻的是龙生龙、凤生凤的血统论者和大张旗鼓地提倡性灵的小品文学家，不一定就坐实为潘光旦或林语堂，而其中考证“禹是一条虫”的鸟头先生，却可以坐实为讽喻的是顾颉刚。因为顾颉刚在1923年《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此外，从鲁迅与顾颉刚的“官司”纠葛与鲁迅在和友人通信中对顾颉刚颇多嘲讽也可印证。所谓“鸟头先生”的鸟头即繁体字顧的拆分。“雇”说文解释是古籍中的农桑候“鸟”，“頁”的本义为“头”。在为《孔乙己》作的“附记”中，鲁迅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那么鲁迅为什么又在小说中这样影射嘲讽顾颉刚呢？大家知道，1926年10月30日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自己呕心沥血之作被诬为抄袭，这对鲁迅的伤害之深可想而知。孙玉祥认为其实顾颉刚是诬蔑鲁迅抄袭的始作俑者。顾颉刚先向陈源诬蔑鲁迅抄袭，而陈源则写成文章公开发表。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的回忆录《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中对此记载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所以在污蔑鲁迅抄袭这件事上“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叽叽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如果说以上是从“私怨”的角度考察《理水》中为什么影射嘲讽顾颉刚，那么邓芳宁却从“公仇”的角度提出《理水》有关鸟头先生考证“禹是一条虫”的描写，不是简单地对顾颉刚的讽喻，而是一种文化抵抗的方式。认为顾颉刚疑古主义的历史观与20世纪日本汉学界以“疑古”“济世”为主要特点的“东京派”暗合。“东京派”的代表人物是白鸟库吉，他在《东洋时报》（1909年8月第131号）刊载《支那古史传说的研究》一文，否定尧舜禹的实际存在，认为这三者是根据‘天地人的三才思想，由儒家同时又是天文学者这样的人士编造出来的，有关他们的记载，不是历史，而是神话传说。将中国上古史一笔勾销。这种尧舜禹抹煞论的出炉有其呼之欲出的政治阴谋为背景，即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提供合法性的论证。鲁迅认为“顾氏的研究指向恰恰与白鸟库吉等人合流（尽管这并非顾颉刚的本意），无意之间为敌国的政治侵略和文化征服提供了口实，这无异于‘开门迎敌、‘引狼入室。”所以鲁迅“刻意把顾氏关于中国上古史的学术假说戏谑化、漫画化，浓缩为‘禹是一条虫的笑料，并非如某些论者所推测的那样是挟嫌报复，或者是出于对大禹的尊崇。……而是在日本侵华背景下的一种文化抵抗，是对日本东京学派汉学家借学术研究之名抹杀中国上古史、为日本侵华行为张本的文化侵略行径的回应。”

以上是《理水》解读的几种主要观点。可以说，每种观点都有自己的认识视角和理论依据，都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了作品所包蕴的思想意义或认识价值，因此也都对读者阅读和理解作品有所启示和帮助。但是，每种观点似乎又均因其持有的排他性而非兼容性的态度，也均不能统摄或涵盖作品所蕴涵的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情感。主流的歌颂派认为鲁迅塑造的大禹是一个民族脊梁式的英雄人物，甚至认为作者是借这一英雄人物来赞颂当时的革命领袖的，所以对一些学者从启蒙的文化批判视角提出的大禹在功成名就之后有被包围被捧杀倾向的观点不能认同和容忍。歌颂派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强调鲁迅在民族危亡的特殊年代塑造理想的古代英雄以鼓舞民族自信心的一面，而忽略或否认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作家始终坚持思想启蒙与文化批判的一面。从启蒙或解构主义的视角解读作品的学者则认为作品的戏拟化的叙述方式和结尾对大禹的变化的描写，实质上是对表面的英雄叙事的嘲讽和消解，而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才是作品蕴含的深层的主题，由此解构了英雄形象和歌颂主题。至于有研究者联系20世纪日本“东京派”学者出于政治目的否定尧舜禹的实际存在，将中国上古史虚无化，认为作品中对顾颉刚的“禹是一条虫”的嘲讽，是在日本侵华背景下的一种文化抵抗。这一观点颇新颖，对我们认识和理解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的矛盾纠葛很具启示意义。但抛开作品的主要人物和主要线索，而以作品中穿插的一个讽刺性的小枝节来概括作品的主题，其说服力显然是要大打折扣的。

笔者认为，《理水》的主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复调”的。小说是把理想的英雄人物的赞颂、现实的讽喻与批判及启蒙的文化反思这三种声音圆融于一起的一部多声部的交响曲。任何为强调其中一种声音而去消解或遮蔽其他声音的做法都是片面和不符实际的。小说的故事虽然讲的是“理水”，但鲁迅对此却并未正面描写，而是采用了“虚写”的方式，即通过别人的谈论、对大禹的外貌描写、他与“水利局”官员们的辩论及和舜爷与皋陶的对话等间接表现的。而对讽喻现实的“文化山”上的无聊的文人学者，打着考察灾情的旗号而游山玩水，搜刮民财的考察大员等则是实写。作品一共四节，讽喻和批判现实的部分就占了两节半。面对“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的灾难，老百姓们挤在山顶，爬上树梢，乘着木排避难。而文化山上的学者们则享受着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食粮，还在悠闲地研究着他们的“学问”。当他们听说鲧因治水失败被充军羽山并由他的兒子禹接替治水重任后，一个搞遗传学的学者就断言禹治水不会成功，因为他是鲧的儿子。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一个考据学者甚至根本否定禹的存在，说“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还煞有介事把他的考证用很小的蝌蚪文写在树身上。当一个乡下人告诉他亲眼见过鲧，并质问他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他还认为乡下人侮辱他，要和乡下人“法律解决”！

洪灾将近一年后，政府的大员才前呼后拥地来考察灾情。他们根本不去看灾民，而是在随从的簇拥和绅士学者们的列队恭迎下，直接到了文化山上最高巅的石屋里享受面包后听学者们高谈阔论了。诸如说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且很肥，老百姓有的是榆叶和海苔，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W，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等。伏羲朝小品文学家还云山雾罩地发着诗情：“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随后大员们就在学者们邀请下赏偃盖古松，钓黄鳝。临走才传见了一个下民代表，接受了下民们进呈的所谓“滑溜翡翠汤”和“一品当朝羹”。两位大员回到京都后，水利局的官员们大排筵宴给他们接风。这些官员们全不把灾民的苦难放在心上，而是乘着酒兴大谈沿途的风景美味，粉饰太平。正当他们品尝着民间呈贡的“美食”，高谈什么“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时，一群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的乞丐似的大汉闯进来了，这就是真正实实在在考察灾情的大禹和他的随从们。大员们惊悚尴尬过后开始向禹汇报考察情况。有的说考察印象甚佳，老百姓吃松皮水草习惯了，他们的善于吃苦驰名世界；有的说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览会，另请女隗小姐来做时装表演；有的说华夏的人口太多了，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直气得禹在心里骂。这些描写虽然把背景推移到大禹治水的古代，但所写的又分明让人感到就是现实中的人物与事件。无论是吃着由“飞车”运来的粮食、满口古鲁几哩说着“古貌林！”“OK！”、发着无聊的空论的“文化山”上的学者，还是借考察灾情而游山玩水、发国难财、提出开“奇异食品展览会，另请女隗小姐来做时装表演”的水利局的官员们，都会让人们联想到当时一些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不设防的“文化城”的文人学者与腐败的官僚集团，甚至把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这样的描写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感与批判力度。我们说，鲁迅作为一个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承担意识的作家，在当时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民族危亡、急需提振国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情况下，那种“禹是一条虫”的否定中国上古史的民族虚无主义论调，“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的带有很强的阶级偏见的遗传说或血统论以及自命清高附庸风雅的小品文学家，自然都使鲁迅极为愤慨和反感。而1930年代初的中国连年遭受水灾，1931年的大水灾肆虐了17个省，1933至1935年连续发生水灾，近半数的国民蒙受灾难。国民党政府不是倾全力治水救灾，而是忙于“围剿”红军，一些官僚政客还打着救济灾民的旗号私吞捐款。就像鲁迅所说：“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个团体演了戏来筹钱，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衙门就发怒不肯要。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说是有害治安，就用机关枪去扫射的话也都听到过。恐怕早已统统死掉了罢。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拼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所以，对国民党治下的连年水灾，一面是灾民卖儿救穷，一面是一些官僚趁机发国难财的情况，鲁迅是充满愤慨的。《理水》中那些根本不关心民生疾苦，游山玩水、趁机敛财的考察大员们其实就是现实中腐败官员的现形。作品用了三分之二的笔墨来对现实进行揶揄、揭露与嘲讽，这无疑是《理水》的题意之一。

大禹无疑是小说的主人公，是鲁迅理想中的凝聚、提振民族自信心从而改造社会的英雄人物。不过，对大禹如何带领人们废寝忘食的“理水”事迹作者没有正面描写，而是通过人们的传言及京师的景况日见其繁盛来交代和烘托他接受治水重任后的埋头苦干、治水的效果及民众对他的拥戴。对大禹的正面描写只有两个片段，即他与保守派官僚的斗争和他回京向舜所做的治水汇报。当禹提出治水不应该用“湮”，而应该用“导”的方式时，受到了保守官僚们的群起而攻。有的说“导”是蚩尤的法子不能用，有的说“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禹不为这些陈腐荒谬论调所动，他决断地说：“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小说结尾交代经过禹的艰辛努力，洪水终于被驯服。社会回复了安宁，人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禹回京向舜汇报时告诉舜，他之所以能够治好水患，是通过“每天孳孳”的实干，讨了老婆，四天就离开了，生了阿启，也顾不上照顾。并告诫舜“做皇帝要小心，安静。对天有良心，天才会仍旧给你好处！”禹受到舜的称赞，舜诏令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与那些崇尚空谈的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局的腐败而保守的官员相比，大禹注重调查、实事求是、敢于改变祖宗成法、为解救民众疾苦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无疑就是鲁迅理想中的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民族脊梁式的人物。所以对大禹的赞颂也是《理水》显在的主题之一。

除对现实的讽喻和对理想的英雄的赞颂之外，《理水》還存在着一项隐性的主题，那就是启蒙的文化反思与批判。我们说，1930年代的鲁迅虽然参加了“左联”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阶级论，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对启蒙的坚守。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当时“鲁迅有不少言论是站在大众、阶级的立场之上的，他和梁实秋论战，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他与‘左翼青年作家的交往，与共产党重要人物的秘密会面，与瞿秋白的秘密交往和友谊，包括他的被通缉、对苏联的赞颂等等，却不是那种自觉的阶级意识，也并不是组织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行动，而是一种浪漫主义英雄的心态。……鲁迅加入‘左联就如同拜伦参加烧炭党一样，是政治的诗化，而不是政治本身。”也就是说，鲁迅是把左翼作家看作自己批判和反抗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唤醒民众的战友或同路人，而并非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革命组织的一员。所以，他在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现行体制、肯定工农大众甚至表现对苏联的向往的时候，也并没有放弃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启蒙的立场，即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反思。1935年1月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这里说的“做点什么书”就是之后出版的《故事新编》，而“刨祖坟”则指的是对落后国民性的文化根源的揭露与批判。《理水》中就隐含着“刨祖坟”的情节与意向。如小说中写一个下民遇见考察大员的官船，因回避得慢而头上被官兵的飞石打了一个乌青的疙瘩，于是“这人从此就很有名，也很忙碌，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看他头上的疙瘩，几乎把木排踏沉”，并由此被推荐为下民的代表去向大员汇报灾情。在见大员时他吓得浑身发抖，根本不去汇报灾情，反而说托大人的福，人们吃树叶水苔都习惯了，吃得来。“只有些小畜生还要嚷，人心在坏下去哩，妈的，我们就揍他。”回来后还叫居民们用水苔和榆叶做成“滑溜翡翠汤”和“一品当朝羹”装在木盒里呈送给大员们，盒盖上还请人写上“寿山福海”。这些描写明显是延续了鲁迅一贯的对奴性性格和看客心理的批判主题。此外就是谭湘、郑家建等学者所注意到的小说结尾写大禹在治水大功告成之后言行态度的变化。如向舜爷汇报治水情况时的“自夸自矜”，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以及皋陶大人都在有意趋奉和讨好大禹等等。其实这些描写的用意不是对大禹这一英雄人物的否定、嘲讽或消解，而是重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鲁迅曾说：“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这就是鲁迅所批判的“围”和“捧”的酱缸文化，无论什么杰出的人物浸淫在这种酱缸文化中都会褪掉原来的本色。所以，《理水》结尾对大禹不自觉地变化的描写，隐含着鲁迅对旧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总之，《理水》是一篇带有“复调”意味的小说，其主题不是一首单声部的乐曲，而是融和了对理想的英雄人物的赞颂、对现实的讽喻与批判及启蒙的文化反思这三种意蕴于一体的一部多声部的交响曲。

注释：

苏雪林：《理水和出关》，《中国文艺》第10卷第3期，第70页。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马骅：《读理水》，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

王瑶：《故事新编散论》，《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

钦文：《鲁迅理水中的禹太太》，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第512页。

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刘春勇：《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第199页。

《鲁迅全集》第6卷，第19页。

王长水：《故事新编研究的新收获——山东省故事新编学术会议讨论综述》，《文史哲》1983年第6期，第29—30页。

刘铭璋：《论理水——故事新编探索之三》，《衡阳师专学报》1985年1期，第29页，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