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伟

津梁后生一代宗仰
——邓石如楷书创作的当代启示

■王益伟

一、邓石如楷书创作的时代背景

邓石如，原名琰，字石如，自号顽伯，后为了避讳嘉庆皇帝颙琰，乃以字行，生于乾隆八年 （1743），卒于嘉庆二十五年 （1820），活了六十三岁，其一生的活动都是在乾嘉时期。清代乾嘉时期文字狱兴盛，许多文人为避免遭到迫害而将精力放在重实证的考据之学上，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受这种文化环境的影响，清代书家们也从金石考据学中开拓了视野，发现了金石碑版中的书法之美，碑学书法开始兴盛，传统帖学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其实，早在邓石如之前，清代的碑学运动就开始兴起了，郑簠、金农等“前碑派”书家在隶书学习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隶书的复兴开启了碑学的序幕，为其后篆书、楷书、行草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楷书书体的发展到唐代已经高度成熟，宋元明三代基本上都是以唐楷为法则，难以逾越。元代赵孟頫用行书笔法写楷书，对唐楷进行改造，有所创新，和唐代“欧、颜、柳”三家合称为“楷书四大家”，对后世影响颇深。在邓石如之前，清代楷书创作比之前代并无新的发展，主要有两大类型。第一类是“馆阁体”楷书，这在整个清代是普及面最广的。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然清初诸帝，莫不工为汉字。世祖尝习黄庭与遗教经，万几之暇，时以奎藻阁颁赐部院大臣。圣祖则酷爱董其昌书……朝殿考试，斋廷供奉，干禄求仕，视为捷途。风会所趋，香光几定于一尊矣。高宗宸翰尤精，特间淳化轩以藏淳化阁帖……其时承平日久，书风亦转趋丰圆，董之纤弱渐不厌人之望。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可见，清初在帝王书法审美影响下，赵、董书风风靡一时，读书人都师法赵孟頫、董其昌，而形成了实用价值大于艺术价值的楷书种类——“馆阁体”。第二类主要是取法唐碑的书家，这一类书家为了突破赵、董书风的束缚，直接取法唐人，认为唐碑可以振赵、董书风萎靡之气。他们不仅在实践上取法唐碑，而且还在理论上进行推崇，出现了一些研究唐碑的书论，例如翁方纲的《跋欧虞褚论》《欧颜柳论》《化度胜醴泉论》，姚鼐的《跋褚书圣教序》《跋颜鲁公送刘中史序》，王澍的《虚舟题跋》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书家有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人，被称为“清四家”。

总的来看，邓石如生活的乾嘉时期是一个碑学兴起、帖学衰落的时代，学者们研究金石考据之风兴起，书家们也从金石考据之学中开阔了视野。邓石如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事其书法创作，在篆隶楷行草领域都有一定的成就，其楷书成就虽然不如篆隶书之高，但在楷书发展史上却有重要的意义。

二、邓石如楷书创作的开拓性

康有为在《邓石如篆书十五种》的题跋中説道：“楷书之出欧、虞、颜范围，直师南北朝，亦创自先生。”在《广艺舟双楫》中也説：“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故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举此为证，尤易悟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撝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有见夫。”从康有为的多次论述中可以看出，邓石如在汉魏六朝碑刻的取法上是第一人，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邓石如的楷书主要取法《张猛龙》《贾使君》《梁始兴王碑》《石门铭》《瘗鹤铭》等，笔法上参用隶书用笔，常有汉隶波挑笔划出之；结体上也参用隶书结构，字形多方正扁平，稳健而舒朗；在整体的格调上虽然比篆隶要清雅秀气，但比同时代学“馆阁体”和唐楷的更有古意，呈现一派复古之风。其楷书代表作主要有：《沧海日赤城霞楷书联》《泰山乔岳楷书诗轴》《赠肯园四体书册楷书》等等。（图1、2、3）

邓石如在“馆阁体”和唐楷之外另辟蹊径，直取汉魏六朝碑刻，后代书家对他的楷书好评颇多。其好友李兆洛对其书法推崇备至，对其楷书也评价很高：“完白真书深于六朝人，盖以篆隶用笔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古泽，固非近今所有。”“君之书真气弥漫，楷则具备。其手之所运，心之所追，绝去时俗，同符古初，津梁后生，一代宗仰，世多能言之。”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对清代书家逐一评论，分为神、妙、能、逸、佳五品，其中对邓石如的评论是：“神品一人，邓石如隶及篆书；妙品上一人，邓石如分及真书。”在包世臣看来，邓石如的楷书不及其篆隶，但在楷书上，邓石如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人，因此妙品上只列邓石如一人楷书。在《艺舟双楫》中还説道：“然吾见山人正书方寸以上者，简肃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在《自跋草书答十二问》中也说道：“怀宁篆隶分已臻绝诣，真书虽不入晋，其平实中变化要自不可及。”[10]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也说道：“又得邓顽伯楷法，苍古质朴，如对商彝汉玉，真《灵庙碑阴》之嗣音。盖顽伯生平写《史晨》《礼器》最多，故笔之中锋最厚。又临南北碑最多，故其气息规模，自然高古。”[11]康有为认为邓石如楷书受隶书影响，苍古质朴，气息高古。近代书法家向燊说：“山人篆隶纯守汉人矩镬，楷书直逼北魏诸碑，不参唐人一笔。”[12]近现代书法家沈子善也说道：“篆隶之余，乃为真书，接武六朝，一洗绮靡之习，简肃沉穆，气象森严，开元以来，殆无此品。”[13]从以上诸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邓石如的楷书和他的篆隶书一样，也有很高的造诣，受到后代许多书家的推崇。

图1

图2

仔细分析邓石如楷书上的成就，可以发现其楷书是得益于他的篆隶书的，方履钱在《邓完白先生墓表》中説：“窃考先生之书，实始于篆，由篆出隶，由隶出真，由真出行，故其意则同条其贯，其美则自叶根，情质宣融，修短起伏，力不外傅，险必内含。”[14]指出了邓石如的楷书和篆隶书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在清代的碑学运动中有一种观念贯穿始终，那就是“篆隶笔意”。“篆隶笔意”一词是徐利明先生提出来的，他在《“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一书中説：“‘篆隶笔意’是指在今体书——真、行、草书的体式与用笔中兼有篆书或隶书或篆隶书相杂的某种形式和技巧因素，从而使今体书法中含有某种篆隶书意趣。”[15]“‘篆隶笔意’书法观念的出现，最早可以上溯到宋代。宋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书法观念，是由于隋唐以后真、行、草书中的 ‘篆隶笔意’日渐丧失，至宋代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16]清代帖学衰落，碑学兴起，“篆隶笔意”的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书法家所接受。邓石如在楷书创作中，参用“篆隶笔意”，跳出“馆阁体”和唐人楷书的禁锢，直接上溯汉魏六朝碑刻，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和改革精神，这是邓石如楷书创作的真正开拓性所在。正如邓石如研究专家穆孝天先生所说：“邓石如一开始就以一位书法改革者的姿态，致力于秦汉六朝金石碑版的专研，冲出了 ‘馆阁体’的羁绊，在篆隶真行草诸体的发展上，走着自己选定的大道。”[17]邓石如这种勇于创新和开拓的精神不仅让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还影响了清代后期一批在楷书创作上的书家，他打开了清代楷书创作的另一方天地，使后来的学书者得到许多启发，其后的书家受他的影响在楷书创作领域各有所成就，代表性的有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郑孝胥等等。

总之，邓石如的楷书在楷书发展史上具有“筚路蓝缕，以起山林”之功，使清代楷书创作从师法赵、董和唐碑转向对汉魏六朝碑刻的取法，影响了楷书的发展走向，并启发了后代书家的楷书创作，其具有的开拓性功劳在清代书法史乃至中国书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3

三、邓石如楷书创作的局限性

邓石如楷书开拓性的取法在书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其影响力和清代后期书家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郑孝胥等人的楷书相比，还是相对弱小，没有被后人广泛临摹和学习。究其原因，最主要还是邓石如楷书在艺术特色上比后来的书家略逊一筹，这也是邓石如不以楷书名世的原因。近代马宗霍説：“唯有篆足名家，自负八分……真行皆未入体，草则野狐禅耳。”[18]对其楷书评价极低，尽管马氏说法难免有夸张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邓石如楷书确实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上文提到“篆隶笔意”观念贯穿整个清代碑学书法的发展，“篆隶笔意”是指在今体书的体式与用笔中兼有篆书或隶书或篆隶书相杂的某种形式和技巧因素，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式”即指字的结构；二是“用笔”即指笔法。从邓石如的楷书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楷书结构趋于方扁，横平竖直，具有隶书的结体特点；但在用笔上，略显单调、直白，如图2《泰山乔岳楷书诗轴》里的字整体上偏光、偏滑，碑学书法所具有的金石气不足。虽然在一些起收笔的地方有明显的篆隶书遗意，但在整体上没有将“篆隶笔意”融入楷书，如图3《赠肯园四体书册楷书》里的很多字的捺笔都有隶书的意味，但很多字的笔画起收笔趋于雷同、简单，整体上显得呆滞。严格意义上说，邓石如的楷书仅仅只是对“篆隶笔意”一种形而下的理解，即仅仅在“体式”上融入了篆隶的因素，而“篆隶笔意”是笔法追求的核心内容，在最关键的笔法上，邓石如还没有探索成功，这也就是其楷书创作的局限性所在。邓石如在楷书创作上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归因于其本人，也是时代的使然。乾嘉时期碑学的发展主要以篆隶书为主，出土的北魏碑版也有限，魏碑体楷书还较少进入书家的取法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邓石如在魏碑楷书创作探索上的不成熟、不完善是必然的，这也为后来的书家在楷书创作上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随着眼界的开阔和实践书写的积累，后来的一些书家对“篆隶笔意”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等人在魏碑楷书的创作上各有所成就，魏碑体楷书的创作才进入真正兴盛的时期。

四、邓石如楷书创作的当代启示

邓石如作为清代碑学书法的先锋人物，其在楷书创作上的开拓性和局限性反映了他在魏碑体楷书探索上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清代书法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座书法高峰，邓石如是清代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虽然其楷书的影响力并不如清代的许多其他书家，但这并不能抹杀他在整个清代楷书发展上的贡献。其在楷书创作上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都是留给我们的一笔财富，能给我们当前的书法学习一些启发。总的来看，主要有两点：

第一，邓石如在师法赵、董和唐楷的时风下，坚持走自己的路，楷书直接取法汉魏六朝，和其篆隶一脉相承，给清代楷书的发展打开了一块全新的天地，给后来的书家以启发，这种开拓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展。在当下的书法学习中，我们只有提高自己的学识，开阔自己的眼界，不囿于时风，勇于开拓新的领域，才能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第二，乾嘉时期，碑学书法的主要阵地还是在篆隶书上，魏碑体楷书才刚刚进入书家的视野。邓石如以一介布衣，在楷书创作上引领了一代书风，但其楷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为我们现在的楷书创作留下了许多发展的余地和空间。因此，我们在取法古代楷书碑刻时，要参考邓石如及其他清代书家在这方面做的许多努力，他们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如果不认真思考他们的教训、借鉴他们的经验，实在可惜。在当下的书法学习中，厚古薄今的思想依然很重，一些人学书法言必称汉魏、“二王”，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而忽略了清代先贤们的努力探索，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学书要“取法乎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取法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才能避免少走弯路，而清人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财富非常丰厚，我们需要好好去继承。

总结

邓石如是清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书家，在篆隶楷行草五体上都有一定的成就，其楷书虽然不如篆隶书成就之高，但在楷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不应被后人所忽略，其楷书创作的开拓性和局限性对于当代书法的学习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邓石如书法时，不能仅仅只关注其篆隶书，还要研究其楷书、行草书，这样才能更全面、客观地认识邓石如这位书法史上的“改革者”。

[1]参见黄惇《当代中国书坛格局的形成与由来：二十世纪末的思考》，《书法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二期。

[2][18]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九二页、一九三页。

[3][6][7][9][12][13][14]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一四页、三一四页、二二〇页、二一四页、二九三页、二九四页、二二二页。

[4][5][8][10][1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八一五页、八一四页、六五七页、六七二页、八五三页。

[15][16]徐利明，《"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中国社会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十五页、二十一页。

[17]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邓石如》，荣宝斋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一页。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