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杰斌

广西钟山县第二高级中学教师

一、关于《小狗包弟》的文本探究

《小狗包弟》选自巴金在香港《大公报》的连载散文《随想录》，是一篇纪实性散文。

关于《小狗包弟》的文本解读，一般认为：它讲述了作者家中的一条可爱的小狗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疯狂时代的惨无人道的现实；文章还描写了小狗的悲惨遭遇在作者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创痛，表达了深重的悲悯、歉疚和忏悔之情。

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一）从文章的结构和内容来分析

1.从文章的结构和内容来看，本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写艺术家与小狗的故事，第二部分（第2-10段）写我与小狗包弟的故事（小狗包弟的来历及可爱乖巧，我对包弟的背弃），第三部分写（第11-13段）写作者无奈送小狗包弟到医院做解剖以后的十三年来，我的忏悔自责。

第一部分，艺术家与小狗的故事，先后登场分别出现四类形象，分别是“专政队”“艺术家”“路人”和“小狗”。

（1）寫艺术家的语句：“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

（2）写专政队的语句：“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

（3）写路人的语句只有这么一句：“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

（4）写小狗的语句：“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

主题就蕴含在这分别出现的四类形象中。

第一类形象“艺术家”，“艺术家”一词出现了6次，但是作者并未指明“艺术家”具体是属于哪一类职业的人，是诗人、作家？还是画家、戏剧家、雕塑家……

笔者认为这其中必有深意：在那个疯狂动乱的年代，无数的知识分子（诗人、作家、画家、戏剧家……）由于崇尚独立、自由的创作思想，遭受肆意凌辱、践踏和迫害。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 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一身正气、刚正不阿的文人们不堪人格凌辱和非人折磨，以死抗争，邓拓自缢，老舍投湖，傅雷服药，罗广斌跳楼……

笔者认为“艺术家”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那个时代，只要你有文化和学识，只要你有独立的思想，只要你有自由的精神，不想随波逐流，不迎合时代，就会无一例外地遭受肆意凌辱、践踏和迫害，所谓“里通外国”只不过是极“左”时代迫害的一个借口罢了。所以，写“艺术家”被殴打，实际上就是写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遭受肆意凌辱、践踏和迫害，游街，示众，蹲牛棚，甚至劳改，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艺术家”无疑代表的是那个时代遭受践踏和迫害的知识分子群体形象。

第二类形象是“专政队”（与后面的上街抄四旧的“红卫兵”类似），则是“权势和暴力”的形象代表，他们肆无忌惮，打砸抢烧，践踏人权，甚至随意剥夺他人生命。暴行非但没有被制止，反而受到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放纵和支持。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操控“两报一刊”的舆论工具，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面向全国刊登播发，为文革时期的全国动乱推波助澜。

十年“文革”期间，北京高校有广为人知的五大造反派领袖（红卫兵五大司令），排在首位的就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聂元梓，1964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的授意下，聂元梓与北大哲学系的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被“文革”中央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引发了全国性的造反运动，十年文革如溃堤的洪水一般在全国蔓延，聂元梓等人打砸抢烧的破坏性行为得到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纵容。

第三类形象是“路人”，“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这一类认识艺术家的“路人”，作者同样也并未指明“路人”具体是属于哪一类人，是邻居、同事，还是朋友、亲人……笔者认为这其中也有深意：在那个疯狂动乱的年代，在“艺术家”落难急需拯救之时，无论是往昔的邻居、同事，还是朋友、至亲，都唯恐避之不及，为了自保，畏惧权势和暴力，没有仗义执言，挺身而出，而是背弃了友情、亲情和良知，这就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性的冷漠、扭曲、堕落与悲哀。

第四类是形象是“小狗”，在“艺术家”落难之时，“小狗”并没有像“路人”那样，屈从于威权和恐吓。巴金是这样深情地描写小狗的：“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面对千夫所指、全国唾骂践踏的“艺术家”，“小狗”非但不嫌弃，不避讳，反而给“艺术家”送去温暖和庇护。“小狗”这种无畏权势、重情重义、真诚呵护与懦弱虚伪、冷漠自私的“路人”形成了强烈的反衬。

“专政队”之所以能肆无忌惮，“艺术家”之所以孤独无援，虽然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压政策有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与当时人民群众自身的“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和缺乏独立思考、追求自由的精神有很大关联。这其实是最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反思的地方：不仅没有自发地抵制这场荒唐的政治运动，反而疯狂地拥护支持；不仅没有保护好庇护好那些受迫害受践踏的宝贵的国家财富——“艺术家”（知识分子），反而麻木观望、作壁上观或落井下石。这场荒唐的运动愈演愈烈，致使国家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大批知识分子由于“不识时务”，没有紧跟形势或者没有迎合时代，坚持或崇尚独立、自由的创作思想，比如画家较多地描写风花雪月、花鸟虫鱼，戏剧家喜爱在舞台上塑造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很少在文艺作品中描写和塑造工农兵的形象。在那个极“左”的疯狂时代，如果文艺只是重视艺术家自我内心情感的抒发和表达，而不能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不能紧跟时代，就会被那个时代的“文革中央”看成应当“被改造”的异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是所谓的“牛鬼蛇神”，蹲牛棚，被改造，受到凌辱、审判、批斗和拘押，甚至含冤而死……

于是，这里就显示出了作家巴金第一个痛定思痛的反思主题：认识艺术家的“路人”（群众）屈从于威权和舆论，背弃了友情、亲情和良知，这就是人性的扭曲、堕落与悲哀。当人性丧失，疯狂就会卷土重来。

认识艺术家的“路人”（也许是邻居、同事，朋友、亲人……），对待落难的艺术家的态度：“都掉开头去 ”（屈从权威，奴性与冷漠），而“我”（现代文学巨匠——巴金），对待威胁生命的落难小狗包弟的态度和抉择又是怎样的呢？我的奴性与冷漠与“路人”有区别吗？请看文章的第二部分（2-10）。

第二部分（2-10），“我与小狗包弟的故事”。这一部分，巴金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小狗包弟的可爱、乖巧、通人性。

（一）从描写的角度看，正面描写有：

（1）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叫几声就安静了（2）作几个揖，讨糖果吃//每天清早守睡房门等候我们（3）看见萧珊，摇头摆尾，高兴亲热……

（二）从描写的角度看，侧面描写有：

（1）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就拍攝了包弟（2）日本作家看见我就问：“您的小狗怎样？”（3）我的爱人萧珊，在三年困难时期，讨骨头回去喂包弟……

然而，当“红卫兵”抄四旧，打喊嚷，捉杀小狗，政治风暴和灾难来临时，我心惊流泪恐惧，为了避祸，竟然抛弃了家庭成员之一的亲密伴侣包弟，将小狗送去医院解剖（7-8-9）。

我们看到，文章第一部分，小狗的主人并不是艺术家，只是“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而已，但是，当灾难来临时，当“路人”冷漠麻木时，竟然能不畏强暴和凌辱，义无反顾地给予艺术家庇护和关爱，直到献出生命。小狗的挺身而出、不惧强权，强烈反衬了我在政治风暴和灾难来临时的驯从、怯懦和自私——“红卫兵”抄四旧，打喊嚷，捉杀小狗，我为了自保，竟然也沦为了“红卫兵”捉杀小狗的帮凶！

在《随想录》中的《十年一梦》中巴金就沉痛的反思到：“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第三部分（11-13）十三年来，我的忏悔自责。

这一部分的情感变化写得特别详细（心理描写），凸显十三年来，我为背弃小狗包弟而忏悔自责。

（10-前半段）送走了小狗包弟，认为甩掉了包袱（连累负担）——（轻快）

（10-后半段）但是，当晚想到包弟被解剖的场景，又背上包袱——（沉重）

（11-13）十三年来，内心仿佛在油锅里煎熬——（悔恨）

这一部分，反复出现这些类似内心独白的句子：“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二）从解放后作家巴金违心参加批判作家的历次政治运动经历分析

1928年，巴金在上海发表了著名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这些小说，表达了巴金秉承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反对封建、专制、黑暗，追求自由、民主和光明。

解放后，巴金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文联主席。1955-1958年，巴金先后多次参加批判作家的政治运动。

巴金和胡风两人本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至友，同为鲁迅提携的文学青年，而且他们均是鲁迅逝世后出殡时的“抬棺人”。1955年1月，中央向全国批示转发《批判胡风报告》，而后，《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跟风发表文章，政治形势急剧转变，从当初的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上升到批判以胡风为首的反党反人民的胡风集团，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中央“号召”，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1955年5月，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汇编成书，由毛泽东同志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了揭批、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而作家巴金在上海作家协会上多次主持批胡风运动，批判友人胡风。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8月16日-9月3日，巴金参加上海市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大会以反右为中心，会上巴金与作家、评论家周而复、柯灵、靳以、郭绍虞等人作联合发言，批判文学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家孙大雨等，9月16日-17日，在北京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与靳以联合发言，批判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冯雪峰、丁玲、艾青。

1958年3月，巴金应《文艺报》之约，违心写批判美国作家法斯特的文章，发表于《文艺报》第11期，引起无端指责和批评。5月19日又给《文艺报》编辑部写信，表示接受批评。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十个年头，1986年12月5日，巴金先生在致李济生的一封信中，毫不留情地反思和解剖了自己：“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成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

笔者认为，本文中的“小狗包弟”可爱、乖巧、通人性，有情义，不仅是作家巴金一家的亲密伴侣，而且也是含有更深的隐喻的：巴金作为文协主席，交往很广。那些作家、朋友、同事，平时（政治运动之前）高朋满座，与巴金和谐相处，真诚交往，探讨人生和写作，无拘无束。

然而，当政治运动之风暴来临，我却“甘心做工具”，屈从于权势和政治压力，过于软弱，背弃了良知。《怀念胡风》是《随想录》中最后一篇，也是最动感情的一篇随想。文中他深刻反省了自己在1955年全国知识界反胡风的运动中，在全国性的批判浪潮中，在高层的政治压力下，为了“过关”，明哲保身，多次主持“作协”开批判会，并违心撰写文章批判和声讨友人胡风，这是作家巴金内心无法抹去的愧疚和伤痛。

本文《小狗包弟》第十段在回忆十年浩劫时的惨痛教训时，就又一次深刻反思到：“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作家巴金这样一个原本在黑暗的旧中国敢于与黑暗和专制抗争，摇旗呐喊、呼唤光明和民主的人，却在政治风暴面前，屈从于中央文革的压力，“逆来顺受”，像对待“小狗包弟”那样来对待那些曾经和谐相处、真诚交往的作家、朋友、同事……这是多么悲哀和可耻。

经过这一场十年浩劫，本文第十一段这样描写到：“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友情崩解，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深深的隔阂，象征自由与美好的“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平日里如茵的绿草却变成一片衰草，休闲散步的地方“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脏乱不堪。这种对比式的环境描写折射出一场浩劫过后巴金内心世界的荒芜、悲凉和伤痛。

（三）关于本文《小狗包弟》的文本解读

“我背弃已经成为家庭成员的小狗包弟，我为此忏悔内疚”，国内许多研究者和教学者都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的理解和分析上。

笔者认为，实际上，这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浅层的主题，而“我畏惧权势和政治压力，逆来顺受，背弃曾经和谐相处、真诚交往的作家、朋友、同事……，这是多么悲哀和可耻”，这才是本文蕴含的更深层的真正主题。

巴金是一个从旧时代走进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就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当时的“一边倒”“一言堂”的高压舆论环境而言，巴金、沈从文、胡风等旧知识分子明显是属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保守僵化的代表是被怀疑、被孤立、被排斥的对象，他们的思想、观念、做派、审美情趣等等都是“人民”的敌人，是“人民”的对立面，必须向“人民”投降。因此，批判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运动是摆在每个文人面前的考验。

在当时强大的“革命政治路线”的高压威势之下，艺术家要么坚守自己对文艺的审美理想和创作自由的信仰和追求，要么学会站队，违心迎合和配合上级频繁的所谓“批×”“整风”的要求。毋庸置疑，前者无疑是蚍蜉撼树，声名狼藉，后者才能苟且存活，聊此余生。

因此，结合以上作家巴金在历次政治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及“文革”中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因此，第二部分“我与小狗的故事”突出了巴金的第二个反思的主题：

“我”（知识分子）屈从于权势和黑暗，丧失了自己当年五四运动以来的追求民主自由的优秀传统，背弃了良知，这也是人性的扭曲、堕落与悲哀。《随想录》中的这篇纪实性散文《小狗包弟》，表现了作家反思文革、严于解剖自己的可贵精神。

第一个反思的主题和第二个反思的主题综合起来，本文的文本解读就是：

1.“我”（作为知识分子）在政治风暴面前，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无畏的精神，屈从于“文革”时代权势和政治压力，过于软弱和顺从，背弃了良知，这是人性的扭曲、堕落与悲哀！

2.我为此感到羞耻和悔恨，我不仅要向“它”——我的亲密伴侣（小狗包弟）表示歉意，而且要向所有我违心批判过、揭发过、伤害过的作家、朋友、同事们表示真诚的歉意。巴金的忏悔代表着“五四”运动以来的理性和质疑精神在知识分子身上的重新复苏和回归。

魯迅曾经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作家巴金为自己在动荡岁月无奈之下犯下的过错而自责、忏悔，多么伟大的人格！多么可敬的老人！所以，我们评价说《随想录》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芒，闪耀着善良人性回归的光辉。

二、根据以上文本探究，做好相关反思型教学

普通高中语文新课标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教学应重视人文素养的培养，完善学生的人格。从语文的人文性角度看，高中语文的阅读文本具有鲜明的人文性特征，高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及人文精神的奠定时期，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美人格的塑造，意义十分重大。在教师的引导下，笔者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教学反思活动，鼓励学生自主探究，个性阅读，引领学生深入品析语言文字，并在学生认知的基础上启发、追问、概括与提升。

（一）导入部分的反思环节

设置“助读链接”环节：关于作家巴金，同学们了解多少呢？关于十年“文革”，同学们又了解多少呢？

（1）作者简介：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著名作家，最著名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反对封建、专制、黑暗，追求自由、民主和光明。

巴金晚年创作了著名的杂文集《随想录》，在香港的《大公报》上连载，表达对文革的反思和内心忏悔，《小狗包弟》就是其中的一篇纪实性散文。

（2） 时代简介：“十年文革”（1966-1976年）是一个疯狂的动乱年代，在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放纵和怂恿下，“专政队”、“红卫兵”等各种“造反派”组织参与打砸抢烧，从中央到地方，无数的知识分子（诗人、作家、画家等）由于坚持或崇尚独立、自由的思想，而遭受肆意凌辱、践踏和迫害。

（二）“艺术家与狗”部分的反思环节

1.从第一段的时代环境描写，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时代？

【思考】艺术家被当众凌辱践踏，一个疯狂的恐怖年代。

2.用了什么描写方法？启发：学习借鉴巴金写作技法的多样性

艺术家（外貌） 头破、腿断、衣破、满身血泥……

小狗（动作） 奔、叫、扑、闻、舔、抚摸……

【对比——衬托】三类文学形象：（1）“专政队”的冷酷无情（2）“路人”的背弃良知、怯懦自私（3）“小狗”的无惧无畏、挺身而出

（三）“我与小狗”部分的反思环节

（关于小狗包弟的乖巧通人性部分与我背弃小狗包弟的部分，从前论述设计，此处省略。）

教学活动中，设置【拓展延伸】的四个“反思环节”，各学习小组可自由选择其中一个或两个反思方向，进行探讨活动，教师作相应的引导启发和归纳。

设置反思活动（1）【讨论与反思】

您认为，巴金是否是一个无情的、自私的有罪之人？（即如何评价巴金为了保命而抛弃小狗的行为）

A.一个连人的自由和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时代，更何况一条狗呢？

B.在疯狂恐怖年代，在保狗命和保人命之间，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

C.一个有良知的、正直可敬的伟人，勇于忏悔，解剖自我。

设置反思活动（2）思考：哪些人需要道歉？为什么道歉？向谁道歉？

当年那些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鼓动和怂恿，举着红旗、高喊语录、拎着绳索和棍棒走上街头，参与“文革”批斗的“专政队” “红卫兵”“造反派”……是否应该为自己当年的打砸抢烧、肆意凌辱践踏他人的行为， 公开向受害者和社会作一些道歉和忏悔呢？

（四）本文主旨探索部分的反思环节

【思考与启发】

（1）这篇文章仅仅只是表达“巴金为了保全自己，而背弃亲密伴侣——小狗包弟，为此痛苦自责”吗？

（2）请问，巴金仅仅是要向小狗包弟表示歉意吗？

（3）本文的意义与价值仅限于此吗？

（4）我们是否应该像作家巴金那样，经过劫难之后，反思和领悟些什么？

第一，本文折射出在那个动乱疯狂的年代，人人自危。多少人为了保全自己，违背良知，屈从于权势和政治压力，违心地揭发、诬告和批斗邻居、同事、朋友甚至恋人、亲人……友情撕裂、爱情撕裂、亲情撕裂，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第二，巴金却为了背弃小狗这个小过错而自责忏悔，他无法原谅自己，因为自己十三年前抛弃了包弟，违背了良知，扭曲了人性。

第三，“我”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在政治风暴面前，丧失文人这一阶层特有的独立无畏的精神和风骨，背弃了“五四”以来反对专制和黑暗，追求光明和民主的优秀传统，屈从于权势、黑暗和政治压力，背弃了良知，这是人性的扭曲、堕落与悲哀。

第四，“我”本来是“文革”当中的一个受害者，却和文章开头的那些“路人”一样，丧失了人性，只剩下“奴性”。因此，有意无意地成为别人的“帮凶”和“工具”，竟然沦落为残害小狗包弟的迫害者。我为此感到羞耻和悔恨，我不仅要向“它”——我的亲密伴侣——小狗包弟表示歉意，而且要向所有我违心批判过、揭发过、伤害过的作家、朋友、同事们表示真诚的歉意！

结束语：

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曾经这样向国人大声疾呼：“梁启超曰：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追求独立与自由，向往光明和民主，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战胜艰难困苦的优秀传统。

根据以上文史资料的分析，作家巴金当年在外界的政治压力下，从1955年的批判胡风运动开始，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直到“十年文革”动乱的发生，一步一步地选择了屈从和妥协，丧失了一个作家、一个文学导师、一个文学领袖应有的承担、良知和勇气，“甘心做工具”，巴金为此终身悔恨忏悔，笔者暂且称之为“巴金式的悲剧”。

这种“巴金式的悲剧”，我们作为新世纪的青年，又应该如何避免呢？重读哲人先贤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您又有何感想呢……

通过设置以上四个反思教学的环节，引导学生一步步深入触摸那个疯狂的时代，进一步理解作家巴金为自己当年曾经的人性扭曲、背叛而深深自责和真诚忏悔，也为自己在将来漫长的人生之路上，如何避免踏入这种“巴金式的悲剧”而陷入沉思……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语文①必修 教师教学参考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巴金.一封信【N】.文汇报，1977-05-25（4）

[3]巴金.给李济生的信【N】.文汇报，1987-01-04（3）

[4]唐金海 张晓云.巴金年譜（下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5]巴金.随想录【M】.作家出版社，2009

[6]夏杰祥.问责自己 拷问世人-关于《小狗包弟》【J】.中学语文教学，2007（9）

[7]安杨华.《小狗包弟》：形象的历史 发聩的警钟【J】.中学语文教学，2014（9）

[8]林峥.细读《小狗包弟》【J】.语文教学通讯，20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