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兰

我爷爷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孩子，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陕北农村的生活相当贫困，有两个孩子很早就夭折了，只活下来五个，二姑荆蓝排行老三。她的原名叫刘金兰，参加工作以后，改成现在的名字。

听父辈们说，早年她是陕北绥德师范的优秀学生，校宣传队的活跃分子，由于对文学和戏剧的热爱，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

1947年，二姑进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俄文。入学的时候，她完全没有俄文基础，由于生性努力又不服输，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学校附近的树林里大声朗读、背诵课文，刻苦用功，很快就赶上并超过班里的同学，成绩名列前茅。她的俄文发音非常标准，深得老师的喜爱，晚年时她曾跟我谈起过那段经历。在那个时期，她还阅读了大量俄罗斯原文名著，这些为她日后的表演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俄文系毕业后，她本来可以做一名优秀的翻译，但她心里还是放不下戏剧，最终她选择了在中央歌剧院做一名歌剧演员。

我对二姑有印象是在“文革”后期，那时我的父母在干校劳动，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来到北京的二姑家，同爷爷、奶奶、二姑、二姑父一起生活。

“文革”期间，很多人都受到冲击，我的大姑、大姑父由于早年参加过“三青团”的经历，在60年代被停发工资、销除户口，下放到边远的农村劳动改造，家里的四个孩子没有生活来源，无依无靠。二姑、二姑父虽然也挨整，但是生活还是有保证的，大姑家遭难，二姑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记得二姑每月给大姑寄生活费，接济他们全家的生活，并且常常写信，鼓励他们要坚强地活下去，相信党和国家最终会还给他们公道。

我上小学时，二姑家住小西天一号总政大院，家里亲戚朋友川流不息。三叔在新疆、大姑在宁夏、我父母在干校，谁家有困难，到北京来都住在二姑家，她都会给予帮助。我在她家和刘家同辈的孩子们生活得很愉快，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尽管是借住在二姑家，她对我们的教育和管理是很严格的。我小时候相当淘气，像个男孩子。记得有一次，爷爷派我去副食店买酱油，出了家门正巧碰上同学约我一起玩儿，我心想离做晚饭还早着呢，于是就跟同学大玩特玩起来，完全把买酱油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当时正值盛夏，天气很热，玩累了想吃冰棍，就把爷爷给的买酱油的一毛钱买冰棍吃了，等天黑了回到家才想起酱油的事。这可坏了，不但事儿没办，还把钱花了，想补救都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如实向二姑交代。为此她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哭了半宿，从此再也不敢贪玩误事了。

小学三年级，我的父母先后从干校回到北京，我也搬回自己家住了，但是每逢周末和放假，我都会到二姑家聚会或者小住。在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十分匮乏，姑父在部队，他的战友或部下有时候会从外地带一些“好吃的”过来，每当这个时候，二姑会招呼我们过去吃饭，到她家大吃一顿解馋，那是我们当年最快乐的事情。那时没有电视，其他的娱乐活动也不多，二姑家有好多报纸杂志，每次小住，她都会指导我读书。这些东西别人轻易不让动，但对我例外，《小说月刊》《十月》《当代》《译林》等等，阅读成叠的杂志不仅丰富了我的假期生活，也为我后来的学习工作打下了基础。

到上世纪90年代，二姑家热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爷爷奶奶相继过世，姑父1994年也病故了，儿子晓里因孩子上学分出去单住，一家七口，轉眼间只剩下二姑一人。

二姑与姑父丁里相差12岁，他们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姑父从1957年“反右”时就得了糖尿病，“文革”时期又得过心梗，二姑对他的饮食起居照顾得细致入微。尽管她有时候脾气很坏，但对姑父从来没有发作过，他俩始终相敬如宾，让我们这些后辈非常羡慕。随着姑父身体越来越差，住院的时候越来越多，二姑每天雷打不动地坐地铁到301医院陪伴，从没有半句怨言。

姑父丁里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艺术家，是解放区和新中国文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姑父去世后，二姑十分悲伤，但她没有沉浸在悲伤中，而是以年近70的高龄开始学习电脑打字，去图书馆查阅资料，联系总政有关领导，编辑整理姑父生前创作的剧本、文章和导演手记，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出版了《丁里艺术集》和《丁里漫画集》，为后人研究姑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成就。集结了宝贵的财富，也寄托了家人对他永久的怀念。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姑父曾经在总政文工团和总政文化部担任要职，对他的生平和创作并不了解，二姑编写的这两本书，才让我真正了解了姑父，他的才华、他对艺术的执着、他对新中国文艺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

2005年，二姑唯一的孩子丁晓里（我的表哥），因病离开了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二姑的打击可想而知。第二年，二姑因悲痛罹患子宫癌，由于发现及时，年近80的她接受了手术。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她的身体，怕她过不了这一关，然而手术后，她没有自怜，也没有沉寂，而是组织歌剧研究会的老专家们，在经费困难、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编纂了长达近百万字的《中国歌剧史》，填补了中国歌剧创作的空白，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资料翔实、文字流畅、有极高学习参考价值的歌剧著作。

晓里走后的十来年里，我与二姑走动得比较多，尽管亲人的离去给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但她始终非常乐观。她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喜欢养花，空闲的时候我会到花卉市场帮她买花，有的时候陪她上街买衣服、买生活必需品，偶尔出去吃吃饭，而每年最重要的聚会，是大年初三到她家包饺子。

记得2015年，在她家，包好的大饺子她吃了20个，比我们“年轻人”还能吃；2016年初三，她只吃了5个饺子就放筷子了，我好奇地问一向胃口很好的二姑为什么不吃了，她说没什么，只说觉得胃胀，不想吃东西，当时大家都没在意，只是嘱咐她尽早到医院检查；到今年初三，大伙包好了饺子，她干脆一个都没吃，只是靠在躺椅上昏昏沉沉地休息，而且消瘦得厉害，我预感到事情不好，却由于工作太忙，没有抽出时间再去看她。4月10日，她安安静静地离开了我们。

回想二姑的一生，早年离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后在歌剧院兢兢业业地工作。她对家人的关爱，是我们的榜样；她的笑容、她的乐观、她的大嗓门、她对我们的批评与教诲，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她离休以后，特别是晚年当亲人一个个离她远去以后，在孤独困苦中，她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奋力崛起，用积攒了半生的精力和人脉，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她的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怀念、敬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