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姚国瑾

清遒刚健，谨严有序

——张颔先生书法略说

山西 姚国瑾

中国书法自古就是文人墨客之间的事，隋唐以下，风格或间为二途：学者书法与艺术家书法。艺术家书法重形式，故多在形体上用心，恣意驰骋，时有开创之功。学者书法重字理，故多在内涵上着力，安舒凝重，或有守成之德。但因古时举制之原因，学者与艺术家，交织重复，兼而为之。至明中叶，分野始凸显。清乾嘉以后，分野尤深。以篆书为例，自邓石如之后，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乃至吴昌硕，多书画兼工，故其字婀娜多姿，仪态万方；而杨沂孙、吴大澂、罗振玉，则以文字金石为本，清遒刚健，谨严有序。二者皆能开一代之风。

张颔先生是以古文字、考古之学而闻名于世的。文字之学源远流长，汉武帝始，有今古文之争，虽意不在于用字，但实因字而生。宋代金石学兴，文字研究遂分为二支：一曰小学，偏于音韵、训诂；一曰金石学，侧重于器物款识。至清末，由于甲骨文之发现，文字之研究遂演变为一独立之学科。此科始肇于罗、王（罗振玉、王国维），继起于“四少年”（容庚、唐兰、商承祚、柯昌济）。尔后研究者层出不穷，著名学者有叶玉森、李孝定、董作宾、郭沫若、于省吾、杨树达、吴其昌、徐仲舒、胡厚宣、张政烺、李学勤、裘锡圭等。而此中研究者，或出于世家，或学有宗师，故水到渠成，成绩斐然。相比较而言，出身寒门，且无学历，而能有所成就并举世公认者，张颔先生则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张颔先生青年时受杜任之影响开始对文字产生兴趣，但对先生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所关注的是书中大量引用彝器铭文与史籍互补互证，来揭示中国历史的图景，由此，先生对文字、考古、历史之书研读不辍。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处长，并被聘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有幸看到一些出土的文物，颇多留意。1958年，先生任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成为考古领域名副其实的一员，对文物的接触和田野发掘日益增多。凡是出土文物上的铭文，他都特别关注，细心研究，予以考释。先后写出了《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书铭文考释》《庚儿鼎解》《陈喜壶辨》《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等论文，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文革”后期，先生调出牛棚，和陶正刚、张守中整理研究完成了《侯马盟书》，影响巨大。1985年后，先生还在原先所汇编的《中国先秦货币文字编》基础上，几下安徽、河南、山东、湖北、陕西等地，搜集了大批货币文字实物拓片，逐字摹写、排比、注释、汇集，辅以图表、索引，出版了著名的《古币文编》。

文字之学，世称绝学，非钩稽探索，眇思积悟，不能辨识。故释得一疑，解得一义，都非常可贵。尤其是货币文字和玺印文字，少者三两字，多者四五字，关涉古代官制、地理等问题，且文字衍讹、变化极大，所以辨识极难。但先生以特殊的聪慧，深厚的功力、严谨的态度，擘肌分理，析疑释滞，解决了不少问题，使其所著成为信今传后之作。

尽管先生把诸多的精力都倾注在了文字与考古两个方面，但他在书法方面的实践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因为他一方面习惯于用毛笔抄录稿件和写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常要摹写铭文，特别是一些僻字之隶定，印刷方面无法找到样字，使古文字文章非抄录而不能，故用毛笔写字也就成了他的常事。著名的《古币文编》从题签、序言、目录、凡例、正文、附录，乃至各种图案，甚至于页码，都是先生亲手用毛笔一一写出，这不仅在学术方面需要严谨的态度，在书法方面也需要非凡的功力。

先生平时所书，多以先秦文字为巨制。先秦及秦文字，人们俗称为“篆书”。其实，从时间上讲，先秦文字应分为殷商文字、西周文字、春秋和战国文字；从材质上讲，应分为甲骨文、铜器铭文、帛书文字、简牍文字、石刻文字、玺印文字等；从书体上讲，又可分为籀文、古文和篆书。但这些都是概括而言，远不能反映当时的书法风格。汉代称“秦书八体”，也只是依据战国所遗留之不同用途的文字而言。虽然如此，但先秦所有文字的本质却都是线，这正是篆书中“篆”的含义。许慎《说文》：“篆，引书也。”段玉裁注：“引书者，引笔而着于竹帛也。”王筠《说文句读》：“运笔谓之引。”这里的引，就是写出线。《周礼·考工记·凫氏》有：“钟带之谓篆。”其以亦是线。《说文》中缘、掾、瑑诸字，释之为“纯衣”“文饰”“兆瑑”，皆为线之义。故篆书之要，在于处理好线。而线之书写，无非短入、轻藏、逆行、平推，无非直入直行、臂腕并用，即古德所言之“中锋”用笔。先生精通古法，深得其中三昧。其篆籀线条藏头护尾，清刚劲健。如枯藤老根，蟠错坚忍；似金薤玉箸，骨力洞达。

先生于书，又实精于古文。古文，俗称为蝌蚪文。《晋书·卫恒传》云：“自皇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书典，而古文绝矣。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蝌蚪文。汉室秘藏，系得见之。魏初传有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以后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体石经，转失淳法，因可都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万余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敬侯，即卫恒之祖父卫觊，从邯郸淳学古文书法，“而淳不别”。而此书又与太康之汲冢书相类同，可见古文之学传之有序。而正始所立三体石经，其古文已“转失淳法”，文字形体齐整谨殇，如后来天水一朝所书之古文。但其文字结构相同，故当时人能识汲冢书，三体石经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古文之真迹一直未能为后人所见到。“文革”中，“侯马盟书”的出土，使人们见到所传古文之形体，起笔略重，尾部出锋，犹如蝌蚪。后来，湖北先后出土“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古文真迹逐渐显露于世，体态轻盈，精美绝伦。古文，实际上是当时山东六国各种记录之文书，或为抄录于竹简上之典籍，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手写体。但无论是“侯马盟书”还是“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文字大小皆如黄豆，如若写拳头般大字，既要有蝌蚪之法，又要线条劲健，非老手不能为。而先生于盟书，摩挲日久，研究已深，知真古文之所在，故其所书跌宕中不失厚重，劲健中参以便捷，实乃敬侯之后所传古文书法少有之人。

先生还精于鸟书、奇字，卫恒曰：“奇字，古文而异者也……鸟书，所以书幡信也。”鸟书、奇字，其实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吴越间的一种美术化的文字。结体细长方直，而线条曲盘，或饰以鸟首，后这种书体传之于楚，行于蔡、曾，流于齐、中山。马承源先生所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多录有其形。然者一时期文字形变多态，释识非易，何况书哉？张先生亦言：“在战国时期所谓文字异形者，大率在于边旁紊乱、繁简杂互和滥为音假，甚至还有为了美观而信笔装饰者。”（见《中山王厝器文字编序》）但非识者不能概括此言。先生于古文字研究，多致力于春秋战国时期，曾有《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书铭文考释》《杨戈考》等，所以，他对这一段文字的形体变化极为熟悉。书法是以文字的形体为其表现对象的，如果闇于文字字理与形体的变化，所写出来的作品就只能是一张没有生命的空壳。人们所说的识篆难，实际上难在它的各种变化。但先生深通字理，笔从何处起，至何处落，了然于胸。故无论其所书诅楚文，中山王器、鄂君启节，还是其他战国文字，皆布白得当，气势磅礴，深沉博大而朴拙古雅，疏朗放逸又平稳笃实，给人以“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感觉。

先生行楷多见于翰札，少有巨制。偶见先生所书楷书之对联，本源于北朝墓志，多取其雅，而于碑版中则弃其狂怪，故即是先生所书之小楷，亦可见北人之遗意。而先生所书之行书，虽为翰扎，然书风则是从唐人演化而来。唐之书家，多来自南朝，故以“二王”为宗，加之唐初太宗文皇帝推波助澜，右军书风因而泛滥于朝野，然晋人清远简淡之风韵已荡然无存，仅留下其基本技巧之法度，但法度是书法之基础，故唐人能在此基础上恣意发挥，各领风骚数百年。虽然如此，由于对法度之强调，唐之名家中那种对法度无可避免的依赖性依然存在，摆脱法度和恪守法度，既是他们的风格，也是他们的弊端。只有那些田契、文薄、片牒，虽是下层人士所为，但其于不经意中却显现出唐人的真正风范。所以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普通风格，须从一些散见的文稿中去综合归纳。张先生行书之风格正与唐代这种风格相契合。

先生对书写从未有书家立言树派之奢望，纯粹是信手而书，故天真纯正，自然潇散。傅山云：“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故顾炎武云：“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如以这句话用于先生之行书亦不为过。先生亦尝言：“书法若无丝毫媚俗矫揉之态恣肆轻佻之迹，方为佳作。”何以能如此，唯不以书法吊名。而先生不以书法吊名，但却实至名归。

作 者：

姚国瑾，山西大学教授、书法硕士生导师，中国书协学术委员，山西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委，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书学研讨会评委。

编 辑：

赵际滦 chubanjilua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