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王林

《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写作意图一致性考辨

上海 王林

对于苏轼的《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读者多因孤立解读而产生误解，把《题西林壁》误解为一首单纯的哲理诗，把《石钟山记》理解为表达作者注重求实精神的游记。本文从两篇作品的写作背景、当时的创作心态及文本的解读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认为这两篇前后相继的作品，其写作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苏轼离开黄州后借游山玩水、考察事物之名，来发泄他心中对强加于他头上罪名的不满与怨愤。

《题西林壁》 《石钟山记》 写作意图 一致性 考辨

苏轼的《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都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也是深受师生喜爱的两篇作品。但是在教学中，由于两篇作品分别处于初高中不同的教材中，因此人们一直对这两篇作品进行孤立的分析，把《题西林壁》误解为一首单纯的哲理诗，把《石钟山记》单纯地理解为表现作者注重求实精神的游记，而没有把两篇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发现苏轼创作两篇不同体裁作品的真正写作意图。

阅读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和其他关于苏轼的研究资料，我们发现：《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是苏轼离开黄州后，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创作的。如果回到当年的历史情境中，我们不禁会问：苏轼离开黄州时的心态怎样？五年的黄州苦痛，他彻底忘却了吗？他的作品中有没有抒发他被贬黄州的郁闷之气？有没有表达他对神宗皇帝听信小人的谗言，不明真相地把他打入监牢，贬谪黄州的不满？有没有对在“乌台诗案”中给他捏造罪名的一伙奸佞小人的愤懑？把两篇作品联系起来，放在同一时间和空间背景里，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写作心态及写作意图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两篇作品的写作背景

据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记载，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三月，苏轼在贬谪地黄州接到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的诏命，这一年苏轼四十九岁，是他在黄州的第五个春天。苏轼在四月上旬离开黄州，沿长江顺流而下，于下旬到达江西九江，访问了庐山西麓的园通寺。然后，他离开庐山，南下筠州（今江西高安）与弟弟苏辙见面，见过苏辙后又折回，于五月中旬再游庐山。这次重游，他记在了《自记庐山诗》一文中：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而哂前言之谬，复作两绝句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开先寺主求诗，为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地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二诗。最后与总老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之诗，尽于此矣。

这次苏轼在庐山徘徊了约半个月时间，游遍了整个庐山，写下了一连串的作品，而《题西林壁》是这次所有“庐山诗”的结尾之作。

关于诗歌的第二句，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五卷本的《东坡志林》作“到处看山了不同”，《东坡集》卷十三作“远近高低无一同”，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和清代查慎行的《补注东坡编年诗》作“远近高低各不同”，清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作“远近高低总不同”。不管怎样，诗歌结尾的两句都是相同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游完庐山，紧接着苏轼于农历六月初九送儿子苏迈去上饶赴任德兴县的县尉，在九江的湖口县游玩并考察了石钟山，写下了《石钟山记》。

从时间上看，这两篇作品相距很近；从空间上看，这两篇作品都记述了发生在同一区域里的两件事，都是苏轼离开黄州后不久创作的；从心理的角度看，苏轼离开黄州时的情绪和心态都会影响这两篇作品的写作。因而，这两篇作品都烙有苏轼当时思想、情感的印记。

苏轼当时的创作心态

研读苏轼黄州时期的作品，我们会发现，黄州时期苏轼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他当时并没有因为“乌台诗案”的打击而消沉，他心中更没有屈从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对他的指责；相反，他的心里充满了抗争，充满了愤懑和不平。只是因为当时这些小人把持朝政，苏轼无法直接对抗，所以，他把这种不平之气通过创作含蓄地流露出来。

如他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写道：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这里，月色如此美妙，月下的人如此陶醉和快乐。那么，苏轼真的快乐吗？这快乐的样子是做给谁看的？结尾的“闲人”二字是说给谁听的？这其中，分明表达了苏轼被贬黄州后郁郁不得志的悲凉心境和对朝廷的不满与抗争。

在《书临皋亭》中，苏轼写道：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里，“酒醉饭饱”之态，“白云左缭，清江右洄”之景，哪里像一个遭受贬谪和打击的人所作？其实，临皋亭本是一个四面透风的兵驿，苏轼没有房子住，寄居在这里，应该是极为艰难的。但苏轼却偏要做出洒脱之状，他的这种洒脱之状是做给谁看的？结尾的“惭愧！惭愧！”是说给谁听的？分明是对当权者的讽刺，是对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诬陷者的抗争。

又如《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在结尾反用其意，认为即使到了暮年，也不应有那种“黄鸡催晓”、“朱颜已失”的衰颓心态，表现出他即使身处逆境，贬谪黄州，却依然奋发自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和积极的心态。

在人们熟知的《定风波》中苏轼写道：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里，苏轼面对险恶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他大声地问：“谁怕？”向京城里那些欲置他于死地的奸佞小人们表现出了毫不畏惧的斗争精神，展现了勇敢面对挫折苦难的乐观旷达情怀。

在《春渚纪闻》卷六“裕陵眷贤士”中有这样的记载：

嘉父云：“公自黄移汝州，谢表既上，裕陵览之，顾谓侍臣曰：‘苏轼真奇才！’时有憾公者，复前奏曰：‘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裕陵愕然，曰：‘何谓也？’对曰：‘其言“兄弟并列于贤科”与“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之语，盖言轼、辙皆前应直言极谏之诏，今乃以诗词被谴，诚非其罪也。’裕陵徐谓之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也。’于是语塞云。”

苏轼从黄州量移汝州，就是把他从距京城很远的黄州迁移到距京城较近的汝州，这是皇帝对他的恩遇，也说明他有重新被重用的希望。按说苏轼应该对皇上感激涕零，但是，他在给皇上的谢表里却带有“怨望之语”，流露出怨恨和不满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从被贬黄州到离开黄州，心里对自己因被小人诬陷而坐牢，最后被贬黄州是不服的，他对皇上不明真相而听信谗言是不平的，他的心里充满了怨气和怒气。

这种怨气和怒气没有因为离开黄州而消失，反而因为离开黄州而愈发强烈，以至于他到筠州看望弟弟苏辙，苏辙在分别时一再叮嘱哥哥“戒口舌之祸”（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可以想象，兄弟俩对床夜谈时，苏轼一定向弟弟吐露了不少胸中的怨气，以至于苏辙害怕他再次祸从口出。但苏轼不是那种苟且隐忍的人，他要借文章来纾解心中的郁闷，发泄心中的不满。于是他很快便在庐山的游玩中借题发挥了，《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便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创作的。

《题西林壁》被很多读者理解成了哲理诗，认为苏轼在诗中，借助庐山的形象，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了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的道理。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议论？他为什么要阐明这样的哲理？在印刷传媒很发达的宋代，他要把这首诗写给谁看？结合写作背景，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神宗皇帝看的，神宗弄不清“乌台诗案”的“真面目”，只因为身处于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的包围之中。苏轼是借写庐山发泄对神宗皇帝的不满，发泄他心中的怨气。

同样，在《石钟山记》中，苏轼也是借考察石钟山命名的由来，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乌台诗案”中对苏轼的指控如同给石钟山命名一样，是一部分人捏造的。神宗听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的不实之词，没有仔细考察就下了定论，使苏轼蒙受了不白之冤。因而，这篇文章也发泄了他心中的不满和怨气。

两篇作品的文本解读

《题西林壁》是一首两句写景两句议论的七言绝句。根据宋人爱发议论的特点，大家都单纯地把这首诗看成哲理诗。其实，从内在文脉上来看，苏轼是想把“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原因，说给那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人听的。

开头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写庐山“横看”是“岭”，“侧”看是“峰”，从高处、低处、远处、近处看，庐山的形态各不相同。这样的描述，说明作者已经认识了庐山的不同“面目”。于是，他总结说，如果谁“不识庐山真面目”，就是因为他“身在此山中”。最后一句中的“只缘”二字，明显带有很强的强调意味。因此，全诗从文意上看，苏轼分明是有特定的言说对象的。

我认为，苏轼这里是以游庐山来比喻阅读他的诗歌。他告诉我们，对诗歌的阅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并且，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首诗的理解，在“远近高低”不同的视角下，看到的意思也是“各不同”的。但人们之所以“不识”诗歌“真面目”而陷入误解、曲解，是因为读诗的人陷入了那个特定的“此山”之中。这很自然让我们联想起“乌台诗案”，正是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从苏轼《湖州谢上表》和此前所作的诗歌中摘取语句，捏造罪名蒙骗神宗皇帝，才使得苏轼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贬谪黄州。由此可见，苏轼是借着写庐山之名来发泄内心对神宗听信小人谗言的不满和怨气。

我们再来看《石钟山记》。从文章的结构和风格来看，此篇并不是一篇精细的模山范水游记，它虽然标题为“记”，但通篇却以“议”为“记”，对石钟山本身并没有多少精细的描写，有些地方甚至是粗略带过。文章从石钟山的命名入手，围绕命名的缘由尽情发挥，大量的篇幅用来抒发个人感想，展开议论，表达观点。石钟山其实只是苏轼表达个人思想、观点的一个引子。

文章的第一段，苏轼一改往日悠游舒展的文风，行文极为促迫。“《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之后，按照行文的习惯，应写“何以钟名？众说不一”之类的话，然后进入对命名缘由的考证。但文章一开头，作者心中就仿佛有话要说，并急着奔一个观点而去。

第二段开头：“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这里我们读出两个信息：其一，苏轼是在未见石钟山以前就对石钟山命名的由来表示怀疑了，并且语气强硬，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其二，“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是说他从被贬地黄州迁移到另一个贬谪地汝州的途中。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苏轼离开黄州到达庐山，然后又去筠州看望苏辙，再回庐山游玩，接着去送儿子苏迈赴任，其后又去金陵拜访王安石并逗留半月之久……这中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游历了很多地方。一贯表达准确的苏轼，应该说从庐山赶往湖口，但他却说是从黄州到汝州，这说明，黄州这个伤心地紧紧地牵着苏轼的心，明眼人一看便知，“乌台诗案”之痛一直萦绕其心，被诬陷被冤屈的怒气依然伴随着他。

苏轼不仅直接怀疑前人的观点，而且当“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他也“固笑而不信”，那么，是什么让苏轼如此之“固”呢？莫非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经过考察，苏轼得到了石钟山命名的答案，于是发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疑问。这里“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人是谁？很显然不是郦道元，因为“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也不应该是李渤，因为他毕竟还进行了实地考察。这里的“臆断”者应该另有所指。值得关注的是，苏轼对李渤指责的语气颇为强烈，把他称为“陋者”，并在“笑李渤之陋”声中结束了全文。联系本文的写作背景和写作心态，我们发现，这里的“臆断”者不就是听信谗言而不进行辨别真伪的神宗皇帝嘛！这里的“李渤”们不就是收集一些不实的证据，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的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嘛！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石钟山记》是苏轼借为石钟山正名来宣泄对神宗皇帝听信谗言而不进行细致研究，就将苏轼贬谪黄州的不满，也是对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奸佞小人的抨击与否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这两篇前后相继的作品，写作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苏轼离开黄州借游山玩水、考察事物真貌之名，来发泄他心中对强加于他头上罪名的不满与怨愤。他摹写庐山之貌，考证石钟山得名的缘由是假，发表自己对“乌台诗案”的看法，表达对皇上听信小人谗言的不满，发泄对政敌的愤恨是真。

作 者：

王林，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中学语文教研员，上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著有《人间词话导读》《古诗文引用范例解读》及散文集《春山朗月》等。

编 辑：

杜碧媛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