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培德

麦 子

母亲28岁时，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排长。

她是从淮海平原走到西北戈壁上的。父母的家乡在徐州，那个地方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最大的一场战役——淮海战役便是以徐州为中心拉开的帷幕。那时节父亲和母亲都上了前线，战役胜利后，母亲还得到一张支前模范的奖状。可见母亲的性格十分要强，干什么都要干到人前。不要强她也就不会从大老远的江苏跑到新疆来了，然而促使母亲走出家乡的是父亲。

母亲嫁给父亲那年16岁。用古话说，她正是二八妙龄。

妙龄的母亲在家乡那一带以泼辣、聪慧、俊俏、能干出名，她担任村里的青妇队长，是个一呼百应的角儿。父亲是一个18岁的教书先生，家乡有名的秀才，拿得出一手好毛笔字。春节写对联，从腊月半动墨到年三十也闲不下来。村里老人们说，现在不兴赶考了，要不然这后生不考个进士，也得弄个举人。母亲和父亲结婚不到3个月，国民党军进攻苏北解放区，村子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要扛起枪，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场。作为青妇队长的母亲，只有动员自己的丈夫走上前线，她才能在别人面前高高地昂起头。因此，秀才胚子的父亲在恋恋不舍的母亲眼神中走进了队伍。

但3个月之后，桃花河面刚刚结成一层薄冰的时候，父亲却从部队回来了，他的腿部中了一颗子弹，不得不回家休养。父亲归来，我的爷爷奶奶自然非常高兴和欣慰，母亲心里可能也是一时灌满了喜悦，然而喜悦很快又被一种惋惜深深地代替了。因为母亲认准父亲是应该做大事的人，这颗子弹不仅破灭了她所憧憬的那个美丽的梦，而且也许会影响父亲的终生前程。

父亲在家乡的小学校里度过3年粉笔生涯之后，便迎来了共和国建国的礼炮声，当初那些与父亲一道走入队伍中的伙伴，只要没死的，基本上都挎着盒子枪回村接自己的女人迈向新的天地。一直要强的母亲在人前仿佛整个矮了半头。她怎么也想不到，她抱着那么大希望送出去的父亲，竟会因为一颗子弹而比其他姐妹的男人们逊色，她受不住姐妹们跟着各自男人走出山村时流露的既炫耀又欣喜的心情和目光。她沮丧地呆在屋里，足足有好半年没出门。我的爷爷奶奶知道儿媳的心病，说：“这都是命，别看人家现如今高头大马，出人头地，可想想那些牺牲在外的人，怕是他们的魂儿连自家的路都找不着哩。”父亲一声不吭，其实最痛苦的或许要算他，面对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脸颊和失去光泽的眼睛，那种愧疚不是用语言所能形容的。

在埋葬爷爷奶奶后的第二个春天。新疆建设兵团部队到我们家乡招人，一种说不出的心理因素促使母亲和父亲登上了西行的列车。那时内地人对新疆的印象真是空白一片，甚至比过去闯关东还要令人担忧、迷茫，好像连传说、故事都在风雪中打了几个弯才能到达内地。但母亲和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西部的这块土地。也许是天性造就了母亲争强好胜的性格与非凡的组织能力，她到农场不久便担任了排长，而父亲则成了她手下的一名士兵。说来也奇怪，结婚近10年连生了两个丫头片子的母亲，在来新疆的当年便有了我。母亲说当时住在矮小的地窝子里的父亲兴奋得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天上下着大雪，他把地窝子烧得暖暖的，独自一人拉着爬犁到雪地里去打柴禾，下套子捕兔子。母亲常常对我说，虽然这辈子吃了那么多的苦，但最疼的还数你。惹得姊妹们对我直翻眼睛，嚷嚷父母偏心。

在初建时期，所有农场的春天依旧是荒原的春天。雪刚化完，团里要挑一些精壮的男劳力去参加水库会战，工地离家有80多公里。父亲看着母亲逐渐挺起的肚子犹豫不决，母亲说：“你别瞅着装孬种了，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这次要不干出点名堂来，就别回来见我。不是说比一比看一看，谁英雄谁好汉吗？那咱们就走着瞧吧！”于是父亲随人到水库工地去了。原计划5月完工的工程，因为临时决定增加库容量，施工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而那时节，母亲正带着那一帮男兵女兵们在收割荒原土地上第一次抽穗发黄的麦子。这时母亲隆起的肚子已不允许她低躬着腰了，她只能帮着把刚割倒在地的麦子捆起来，干一些辅助的农活。我那要强的母亲……就是在炽热的7月，将我生在了她干活的麦地里。大概是冥冥之中的生命暗示，当时父亲正好从水库工地赶回来，他已经整整4个月没有见着母亲了，当他听到我的哭叫声，也激动得哭了。

待围拢过来的人群渐渐远去，父亲把那张浸透了他许多汗水的“五好战士”的奖状递给母亲，母亲含着泪微笑，攥着父亲的手说：“这次，你才像个男人！”父親的眼睛又潮湿了，看着母亲怀里的我说：“给这个小家伙起个什么名字？”母亲闪动着那双漂亮的眼睛说：“这是这片荒原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又是在麦地里生的，我看就叫‘麦子吧。”“麦子！”父亲重复一遍说：“好，就叫麦子！愿我们的麦子像这荒原的麦子一样旺旺地生长。”

于是，我便有了“麦子”这样一个金灿灿的名字。

那时，田野上的麦子一片金黄。

地窝子

地窝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戈壁四队所有人的居住之地。

当年，对于汇聚到这里参加开发建设的人来讲，无论是转业、复员的退伍军人，还是响应党的号召从内地来的“支边”或者“盲流”，居住条件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在西戈壁东大渠的西侧，选择一处面朝东的地方斜挖一个半人多高、长约4米、宽不足3米的坑洞，这些坑洞就是人们常讲的地窝子。建设地窝子所有的用料都是就地而取，横梁是长在邓家沟边上的老梧桐树，从主干上砍下来的树枝横七竖八地堆放在几根房梁上，也有的人家会铺上一些铃铛刺、红柳枝（红柳枝更具韧性），之后再铺些从邓家沟边上或渠埂边割下来的芦苇和芨芨草。如果是在麦收后搭建地窝子，还会盖上一层麦草，等这些东西铺严实了，大伙儿用铁锹往上面扔一些土，土的厚度以房梁能承受为限，太薄不保暖，太厚又怕压垮了。

因为受材料的条件所限，地窝子不留天窗，而且由于用材都是临时性的，一般也没有人会冒失地到地窝子的顶上踩踏，至于那些不听话的畜牲偶尔会在上面跳来蹦去，体重轻的没事，但像马、牛等大牲口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踏空屋顶──在初建地窝子时这种事情没少发生过。

西戈壁搭建的地窝子门都是朝东。为什么不根据采光的需要朝南？这是由当时风沙吹刮的方向决定的。光溜溜的戈壁滩，除了东边一条长10余公里的自然沟——邓家沟之外，四周没有任何阻挡的东西，除了太阳的炽烈火辣，就是从西边老龙河两岸刮起的狂风了。那年月老龙河的风可真叫厉害，把鸡鸭刮上天一点儿不稀奇，甚至连猪羊都能被刮得找不见影。高高扬起的灰尘让人睁不开眼，不仅面对面不相识，风力猛得连人站起来都非常困难。那时不知道有“沙尘暴”这个词，每逢风沙肆虐的天气，人们借着地窝子煤油灯的一点光亮躲在里面。有人说这地方怕是风神的住所，也有人说可能有人干了缺德事，惹得老天爷发怒了。而大家伙儿最为担心的是，这肆无忌惮的风会把好不容易露出脑袋的庄稼苗连根拔起。因为风从西边来，地窝子的门统统顺着风头朝东，否则地窝子非被沙土灌满不可。

地窝子没有门，这也是当时条件所限。尽管老龙河、邓家沟两岸不缺树木，可西戈壁极缺木匠。就是有一两个会干木工活的，也没有木工家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那些高大的梧桐树，即便鲁班再世也无技可施。更何况当时一切以开荒生产为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解决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首先顾命，其余的生活条件都退而求其次了。所以西戈壁几十户住地窝子的人家压根就考虑不到门的问题，所谓的“门”就是每家挂了不同的帘子，一眼睃巡过去如同万国旗，有挂块布的，有挂块尿素袋子的，有挂床单的；还有就地取材，用稻草、芦苇编成草帘的。这些门帘在夏季尚可凑合，到了冬季必须换成厚厚的棉布帘。家境好的在棉布帘里面填上些旧衣料，如果没有便填塞上麦草、稻草和一些玉米棒子充作内里。有家室的人即便再穷再寒酸，当然都必须挂个门帘。那些单身汉则懒得操心费事了，冬季能弄什么当门帘就用什么糊弄，夏季几乎什么都不挂。因为几个单身汉同住一个地窝子，在大田里劳累了一天，拖着像灌了铅一样的腿回来，一身土一身汗地一头倒在麦草铺的床上，连饭都懒得去吃就呼呼大睡了，哪还管它什么门帘不门帘？

关于地窝子，父亲说我们家在西戈壁四队时，就有搬迁三次地窝子的经历。

因为父亲所来的这个农场正处于开发初期，一切都是简陋的不能再简陋，可以说仅仅能维持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所以上至场长，下至普通职工都吃住在地窝子。

父母这次离开家乡就没打算這辈子再回去，怀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心境。那时父亲原部队的一个老战友正好在兵团工作，靠着这位老战友的帮忙，父母带着我的两个姐姐没费什么周折，便来到了靠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的农场，被安排到离场部约10里地的西戈壁四队。

那是四月底，一望无际的戈壁上星星点点有了绿色。生产队没有现成的地窝子，队长说，那就暂时住在队部的地窝子吧。这是我家第一次搬进地窝子，虽然有了安身之处，但住在队部毕竟不太方便。连队经常开会，不是连队大会就是连领导研究工作的会。有时场领导来检查工作，听取汇报也没个去处，总感觉队部被父母给“霸占”了。其实，对父母亲来说，在队部的地窝子住也极为不便，不论大人、孩子都不能正常睡觉。因为开荒初期，连队事情多，有时几个领导开会开到半夜。地窝子又不宽敞，人一多，挪个身子都感觉困难。母亲后来告诉我，她最闻不惯的是莫合烟的味道。男人抽，女人也抽。有时候抽烟的断顿了，急得围着地窝子前后乱转，甚至到处寻找别人抽剩的烟屁股。实在着急难忍，有的老烟鬼甚至会卷上晒干的茄子叶过一下嘴瘾。父亲那时烟瘾也极大，地窝子许多时候连煤油都没有，没有灯光。到了晚上，陪伴一家人的只有炉堂里的火苗和父亲贪婪抽吸莫合烟时的一闪一暗的火苗。母亲说，其实抽烟是不是享受不知道，但肯定能解乏。或者说能使人长期处于疲惫的身体得到暂时的缓解，所以尽管她不习惯闻烟味，但她从来没有阻止父亲抽烟。

在这个地窝子一家人住了4个多月，到了当年的秋天，父母决定自己搭建一个地窝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地窝子，原因是：一、父母来时是春季，落完户就要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准备搭建地窝子的材料；二、搭建地窝子仅凭父母两个人无法完成，而他们刚来西戈壁认识的人又不多，况且生产队暂时提供了住宿的地方，这样就拖了下来。可住队部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于是父母在劳动之余便四处打听搭建地窝子需要准备些什么，并按照别人的指点，砍了几棵梧桐树，聊备动工之需。所以这个地窝子搭建得很仓促，也正是因为仓促，几乎要了我两个姐姐的命——母亲一说起来就非常的懊悔和后怕。

那是第二年的七月底，西戈壁的土地被太阳晒暴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条田里的麦子正垂着金黄的麦穗等待收割。生产队的劳力基本上都是披着星星出门，伴着月亮回家，收割的季节家家户户是不开火做饭的，全部由生产队的大食堂供应一日三餐。当然也没什么好吃的，很少能见到米饭、白面馍等细粮，大都是玉米面发糕和高粱面饼子，油水很少的煮菜可以自己随意取。那时肚子里缺少油水，人人饭量都大得惊人，每顿吃上一公斤发糕和高粱饼子的人不在少数。大人去出工，那时连队还没建立小学校，无人管的孩子只好在地窝子里玩耍，肚子饿了去大食堂记个账就可以拿到吃的了。当时我两个姐姐的年龄分别是10岁和5岁。那天午后，按照平常的习惯，她们都会在厚厚的麦草铺上睡觉，可不知为什么，5岁的二姐老是睡不着觉，不是说这儿不舒服，就是说想到外面玩，大姐怎么也哄劝不住。姐妹俩正在争吵，大姐突然发现地窝子的屋顶往下漏沙子，并且伴随着“吱吱”的声响。二姐说不会有老鼠在上面打架吧？大姐认为不会，老鼠打架不应该有这么多沙子漏下来。说话间，屋顶的沙土漏得更多更快，声音也更响了，大姐叫声不好，连忙拉着二姐的小手跑出了地窝子的门。简直是刻不容缓，她们前脚刚出门，地窝子的屋顶就轰的塌陷了下来。那沉重响声和冲天而起的灰尘惊动了生产队没下地干活的人，大伙儿慌张地围拢过来，恐惶得不得了，前几天上边有个生产队的地窝子发生塌陷，就把一对双胞胎活活闷死在了里面，直到看见姐妹俩都安然无恙时，大家才喘了一口长气，缓过神来说，“这两个孩子命可真大！”母亲在麦地里听到家里地窝子塌陷的消息，猛的扔下镰刀，疯了似地跑回来，直到把大姐和二姐上上下下都摸了个遍，像是才清醒过来，一个劲地说多亏老天爷啊，看来我前世一定做了许多善事，老天爷才这样眷顾我啊，没让我断子绝孙啊！好多年后，大姐都还清晰地记得，那天从来不信什么的母亲跪在地上虔诚地向老天爷磕了三个头。

当天晚上，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责怨父亲为什么当初搭建地窝子时没能选择结实些的房梁。母亲说如果今天这两个孩子有个好歹，有个闪失，我会跟你拼命的，我也就不活了！话越说怨气越大，陈年谷子烂芝麻账都翻了出来，母亲又扯到原来父亲在部队好好的，怎么会那么倒霉挨了一颗子弹，现在又沦落到这么个鬼地方，差点搭上孩子的命！在母亲长时间的唠叨声中，父亲完全丧失了反驳的勇气，只能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卷着莫合烟。

出事后的第二天，生产队长抽调了连队几个壮劳力，用生产队唯一的一辆马车到邓家沟边上砍伐了几根粗大的梧桐树，为我们家重新搭建一个地窝子。这次地窝子选择在离生产队队部不远的土岗上，那里地势较高，土层属红黏土，虽然不好挖，但比沙土结实。当时那里已经有了几户人家。我们家的地窝子紧挨一户姓孟的安徽人家搭建。姓孟的安徽人是支边来疆的，他们家弟兄三个都拖家带口来到农场，被分配到不同的单位，他在生产队的食堂当大师傅。孟师傅人缘很好，待人接物亲切和蔼，家里有4个儿子和一个叫梅子的小女孩。这次我家新建地窝子的帮工都是懂行的人，房梁也选择的是结实粗壮的大树，用孟师傅的话来说就是牛踩上去也不会塌下来。母亲这才宽下心来，对新居很满意：一是比原来的要宽敞，二是处了个不错的邻居。从此地窝子的事她再没埋怨父亲。

农场开荒的土地逐渐增多，播种面积也逐渐在扩大，从内地又有许多人来到了西戈壁。不久母亲便在麦地里生下了我。这是父亲和母亲从家乡来西戈壁最为高兴的事了。说来也巧，在母亲生我之前，邻居孟家也生了个女孩，比我大几个月，小名叫梅子，可以说，我和梅子是在连队托儿所的摇篮里一起摇大的。和孟家做邻居对于渐渐懂事的我来说最开心不过了，因为他们家男孩子与我年龄相差不了几岁，我算是有玩耍的伴了。而孟家那个叫梅子的小女孩也和我两个姐姐打成了一片，玩得很愉悦，用现在的话说叫闺蜜。

随着生产队“生产要好生活也要好”精神的逐步落实，西戈壁四队在东大渠的东面，建起了几排墙角墙头用砖、中间用土块的新房。那可是西戈壁有史以来最豪华的房子啊，每个职工对那几排新房都看得眼红，盘算着自家能不能分上。最后的方案是按每家的人口数来分配，以前在渠西边已分配到土块房的人家此次不参加分房。结果，我们家虽然来得晚，但因为人多，很幸運地成了第一批搬迁户。搬家那天，所有分到房子的人家那高兴劲儿胜过过年。搬家后我们和孟家成了前后排的邻居。

时间又过了10多年，那个叫梅子的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

20世纪80年代末的初冬，一个飘着雪花的日子，我和梅子结婚了，我们的新房很阔气，红砖砌成的百十平方米的房子，半亩地的院子。

而那些曾经留给我们深刻记忆的地窝子已远去了。

如今那些地窝子的遗址上正在开建的是多家著名的葡萄酒庄园。据说西戈壁和法国葡萄酒产地波尔多小镇处于同一纬度。

看 场

上世纪60年代的兵团人，对生活的贫瘠、困苦的记忆相当深刻。饥饿，是那个年代人们嘴里长久不变的话题。也正因为家家户户都缺乏粮食，连队看场的任务便显得格外的举足轻重。

我们那个连队人口不多，大人小孩加在一起不超过400人。土地面积不小，种了好几千亩地，但产量不高，而且有的土地因为天灾人祸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打的粮食还不够自己吃。因此一到秋季，高粱、玉米、水稻收上了场，看场的任务就尤为重要，所以人选都是经过连队领导慎重筛选的。尽管这样，每年看场的人还要经常更换，因为谁也不敢确信你能够抵挡得住食物的诱惑，面对满场院的粮食，不会深夜在看场小屋的炉子上烤两穗玉米棒子饱餐一顿呀，更何况看场的人随便在衣服的夹层或口袋里装上一些粮食，也能给一家人解解馋。食品短缺的现实造成了看场是个很让人眼红的差事，是连队人人都羡慕的岗位。于是岗位的重要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起诸多的矛盾，让谁看场成了一件挺让连队干部挠头的事。按一些人的说法，这事得轮着来，每个职工看一年，但问题是全连有百十户，怎么也得看一百年，这样谁先谁后便成了问题；又有一些人说应该抓阄，至少程序显得公平，但也有人反对，手气这玩意儿说不准，有的人可能会连抓几年，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抓不上一回。再说抓阄连队干部作弊怎么办？谁能保证连队干部们都大公无私？按说什么工作党员干部都应该带头上吧，偏偏看场这事，党员干部还真不能带头，所以选个大家都无意见的看场人，难倒了所有聪明的脑袋瓜，左也不是右也为难。

这年，有一个人进入了连队领导的视线。

此人姓王，名柱，年过四十，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角色。让他看场，退一步说，即使他每天吃场院的东西，一张肚皮又能撑多少呢？哪怕他每天往家里拿，拿多了又有什么用呢？

果然，让王柱看场，连队的人倒真提不出什么意见了。想想除了王柱，谁家没有几张对食物渴望的嘴？连队的领导觉得今年看场的人是选对了。

王柱也挺争气，别人看场早晚还回家，他则吃住都在场上，尽心尽力，不要说人到场，就是牛羊还没到场院，他老早便拿着杈子吆喝着赶紧跑过去。这年十月初天气就渐渐变冷了，早晚都得穿厚衣服，许多女人还套上了棉衣，老职工说，这日怪的天，看样子冬季会提前来到。果不其然，下过两场细雨之后，才刚刚到十月中旬，天空中就飘起了雪花，而这时候，连队的高粱、玉米才收了不到一半，水稻也才刚刚割完，稻捆还在稻田里堆放着。

秋季，是连队职工最为忙碌和辛苦的季节，除了极少数的庄稼靠连队马车、牛车拉到场上外，大部分需要人挑身背，我就在连队上小学时曾多次参加过这种秋季劳动，背着一捆穗子上挂着冰凌的稻捆，压得小腿肚不住地打颤，心里倒还充满自豪感，觉得自己是为连队做了贡献。而把劳动看做最为光荣的事，是当年每个孩子心里最真诚也最真实的写照。秋收季节连队的职工是不回家做饭的，怀里揣着早晨或头天晚上烙好的高粱饼子或发糕，如果能带上点咸菜，就可谓美食了。

王柱看场的尽心尽力，还表现在他把场院收拾得干净利索，无论车拉还是人挑的庄稼，只要到场上，王柱都会归类放好，看上去整整齐齐，赢得连队上下一片称赞，这又使王柱干劲倍增，即便一群一群的麻雀飞过来叨食，他都会嗷嗷叫着拿着大扫帚一遍遍地赶过来赶过去。

高粱和玉米脱粒之后被装入麻袋，很快运到场部的库房里，通常最后要脫粒的是水稻。水稻不仅能产生大米，还能提供很多稻草，长稻草被连队职工码好，准备冬季搓草绳，被脱粒机打乱的短稻草便堆成高高的几座山，作为冬季牲口的饲料。眼看着稻粒收仓，当年看场的日子在大家伙都满意的状况下即将结束，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上，王柱出事了。

王柱的形象一下子跌至谷底，颜面扫地。

其实王柱出事完全是可以补救的，他只要管住自己那张嘴，别人也无法知晓，可惜王柱在伤心失落之时，未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其经过大致如下：眼看场上的庄稼即将收尽，王柱也算是尽职完成了任务，一天，王柱回到连队他的一个老乡家里，王柱看场后托老乡帮他代养了六只鸡，老乡见王柱空着一双手心里有点不舒服，别人看场，老乡朋友都可以沾点光，我为你养了两个多月的鸡，你总该表示表示吧？连队人诚实，心里有怨便写在了脸上，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刺激王柱，意思是你如何公私分明呀，真是清白到家之类的话。王柱一下子觉得脸没处搁，一方面觉得有愧于老乡，另一方面觉得老乡的讥讽也未必没有道理，自己这么没日没夜地守着大场没往自己嘴里装一粒粮食，说来鬼才相信，不过……如果真要弄些粮食回家，却又感到辜负了连队领导的信任，左思右想颇为难。后来看看老乡不愿再替自己喂鸡了，只得怏怏地把六只鸡弄到场上，在那些准备喂牲口的稻草堆上扒了个大洞，白天让它们在场院上刨食，晚上就赶进草洞。那几只鸡逮到了这么一个美好天地，一下子便得丰满起来，走起路来精神头十足。王柱的心里也美滋滋的，今年冬天可以好好品尝一下鸡肉的美味了。不料，世上的事情总是乐极生悲，一天晚上有只狐狸嗅到了鸡的气息，悄悄扒开了草丛，可怜六只鸡没挣扎几下，便被狐狸撕咬得一地鸡毛。第二天早晨王柱发现昨晚堵的草丛洞口大开，血污和鸡毛遍布草丛，宛若大冷天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王柱这个气呀，真是无处可泄，他拿起杈子不停地在稻草堆上打来打去。那晚王柱又去了趟老乡家，老乡见他垂头丧气，吃饭时给他倒了杯逢年过节才开瓶的农场酿的高粱酒，几杯酒下肚，王柱情感大爆发了，流着眼泪将鸡与狐狸的窝心事倾诉一遍，说过后王柱觉得心情好了一些，又有点儿懊悔酒后失言，叮嘱这事可千万别告诉别人，生怕变成一个笑话，弄不好还会落个处分。老乡答应绝不外传，可老乡婆娘那张嘴却管不住自己，一个婆娘知道的事约等于全体婆娘就都知道了，这事被当作笑料抖落了一地，结果可想而知，王柱很快被撤换掉了，不仅在连队职工大会上作深刻检讨，还被扣了两个月的工分（农场当时按工分发放工资）。事后连队领导总结出了一条沉痛的经验：看来最老实的人也靠不住。

事情到此也算结束了，下个年度看场又要换人了，谁知随后又冒出来一段续曲：连队有个叫老曹的四川人，这个狐狸与鸡的故事启发了他，老曹跑到场院的稻草堆边观察一通之后，悄悄用铁丝笼子装了自家一只大公鸡，笼子边上又下了一个夹野兽的夹子，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事情果然如他所愿，第二天早晨他到场院草堆去的时候，关在笼子里的那只鸡虽然活着，但在一刻不停地发抖——旁边，赫然一只被夹住腿的狐狸，正瞪两只恶毒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呢。

那只狐狸落在老曹的手里也算死得其所，狐狸肉被老曹煮熟后分给了几家邻居，我有幸也尝到了一块，感觉有点酸，然而在填不饱肚子的年月里，有肉吃真算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了。那张狐狸皮老曹卖了20元钱，在当时不啻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因为连队职工两个月的工分收入尚不足20元。

连队人爱好起绰号，这个老曹从此后便被大人小孩都称作“老狐狸”，至于他的真实姓名倒渐渐忘记了。

过 年

很怀念小时候的过年氛围。

那时只要一进入腊月廿三，就预示着新年即将来临，母亲会早早地喊姐姐妹妹们起床清扫屋子。那时的屋子清扫起来比现在困难多了，顶棚是芦苇编织成方框再用报纸糊上去的，有的房间跨度较大，担心方框不结实，得用红柳条打个龙骨架，而那些用芦苇打好的框架，事先又必须在每根芦苇上用报纸卷好，否则糊顶的时候报纸不易粘贴。家境比较好的家庭，还会在报纸上面再糊上一层白纸。如果室内墙壁夏天时候用石灰刷过的话，那这家就显得非常宽敞明亮了。除此之外，窗户还要贴上母亲用红纸剪的喜鹊登枝、寒梅怒放等窗花。

在我不到八岁的四十多年前，我所在的农场还没有煤，冬季取暖的燃料是梭梭柴和红柳等，每家每户都是土火墙。那时的冬天好像也比现在寒冷多了，人出去转一圈，全身都挂满了霜，连眼睛、眉毛上都是冰碴子，活脱脱一个冰山上的来客。离连队居民点300米处有一个自流井，井旁种植了一片高大的白杨树和榆树，夏天时是人们说话拉呱的好去处，说得渴了顺手从井管子里捧起刚冒出的水喝上几口，那个清爽啊，仿佛饮了甘露。但一到冬季，人们到自流井处取水可就麻烦大了，因为整个连队包括牛马羊驴的饮用水全都来自于这口自流井，这些牲口天生的不怕冷，它们站在井旁的水塘里自由地畅饮，饮饱后便从水里出来，沿着唯一的一条小道回到它的家园。而在冰天雪地里，沾了水的蹄子很快就让这条人畜共用的小道变得光滑如冰，连队出来挑水的人颤颤巍巍地走在冰面上，一不小心便会滑倒，水桶滚得老远，最严重的还被摔伤骨头，在床上躺了半年之久。我们家女孩子多，父母怕小道太滑，担心两个姐姐还挑不起沉重的木桶，便让她们俩合抬一桶水。就这样她们也没少滑倒，经常弄得衣服、鞋子都湿透了，等抬着水桶到家，衣服、鞋子都被冻得吱吱作响。而过年用水量倍增，所以挑水是一个十分繁重的活。好在对新年的渴望和喜悦，使孩子们获得了战胜这些困难的强大动力。

蒸馒头，炸丸子、炸豆腐、泡干菜，鸡鸭鱼肉虽然不能全部摆上桌，但有多少算多少吧。我们家每年还有两道独特的菜，常常引得邻居们眼红。一道是臭盐豆子炒鸡蛋，就是把秋天晾晒好的黄豆放入铁锅内煮熟，满屋飘香时盛到柳条小篮里，控尽水装进粗布口袋，再将口袋放在一只大枕头内。程序的复杂和美味的奇妙还在此后，继而母亲会将枕头放在一条装满麦草的大麻袋中间，紧挨着土火墙码置，有时候还会在麻袋上压块石头，我问压石头是什么意思？母亲说是给黄豆做窝呢，三七二十一天，到时这些豆子就该发芽了。我摇头不信，煮熟的鸭子不会飞，那煮熟的豆子还能发芽？真会哄人！话虽这么说，小孩子的心里还是暗暗盼望着有奇迹发生，扳着手指头数三七二十一，终于，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母亲打开袋子，如若窑变，金黄色的豆子变得乌黑，彻底改变了原有的高贵容颜，而在筷子的搅动下，乌黑的豆子居然缠成了道道丝线，母亲说，我没骗你吧，我要的就是这些个丝。当黄豆由生变熟，由灿烂而成乌黑，它们的生命历程也已进行了蜕变，剩下从原料到佳肴的涅槃之旅就由母亲的巧手来完成了。她将干辣椒粉碎，青萝卜切成片，再调点香油之类的……总之，你绝对想不到这些毫不相干的食材混搭聚集后产生的奇特芳香，对胃的诱惑是怎样的强烈。平常的日子里，母亲将这一缸臭盐豆子下些青萝卜作为辅菜，如果连青萝卜都没有了，她就会切上几根葱段，全家人围着从缸里盛出的一碗盐豆子，真切地感受生活的富足和希望。每每母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时，眼睛总是闪着泪光，不知是她感到亏欠了儿女，还是为自己的手艺在贫困年月里得到发扬和延续而自豪。这时你想想，连平日里不过几块萝卜片或几段大葱都能让我们全家感受幸福的臭盐豆子，如果加上鸡蛋、葱花去炒那该是多么让人无法抵御诱惑的过年情景啊。还有一道菜是小鱼炒辣皮。过去农场的水坑很多，夏秋之季水沟里经常是哗啦啦一片响声，经常摸鱼的人凭水声就知道鱼的多少和大小，我想母亲倒未必有这个经验。但当时水多鱼多而人少，即便别人捞过的水坑，母亲也常常会再去捞上一筐子小鱼虾。农场大部分人家一般都将这些小鱼虾当作喂食鸡鸭的饲料，可母亲却视其为我们贫寒日子餐桌上的美食。她先将小鱼破肚洗净后在锅里烤至金黄，铺到房前的苇帘上晾干，新鲜的小虾则直接晾晒，这些小鱼虾与辣椒、葱、姜、蒜混合爆炒出的美味令人回味无穷。著名作家余秋雨说过对故乡的印记，那就是每个人的胃对故乡的回味和咀嚼。母亲的这两道菜是我们家的独门绝活，使每年来拜年的人胃口大增，赞不绝口。而母亲总会微微一笑说，这些都是上不了桌的东西，你们是好东西吃得太多了，图个新鲜。这些年，我曾根据母亲的方式方法进行过这道小鱼炒辣皮的试验，可是无论使用多么好的食材，却再也炒不出那种温馨美妙的童年记忆。母亲80大寿那年，我回到农场时，母亲又亲手炒了这道菜，油烟一起，锅里的飘香立马就唤回了我过去的记忆。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缘故，母亲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就是家的味道。

父亲在春节的重要工作是书写对联，他私塾习字的修为这时就大放异彩，农场连队95%以上住户的对联都是父亲的墨迹。父亲大半辈子干的都是连队的农活，偏偏自恃有些文气，身上带了几分文化人的脾气，天长日久不免或多或少得罪几个人，这样春节到了，被得罪的人家不好意思拿红纸找父亲，便自己写或请有笔墨的人写上几笔，也算新年新气象。每每父亲的鼻孔里总是哼出一种轻蔑的音调，意思是那些狗爬的字也配贴在门上吗？这时母亲就会针锋相对，我看人家那字写得也挺好，再说字是贴在门上的，图个吉祥、热闹。不请你是人家看不上你的字，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都不转了，公鸡都不打鸣了！母亲的话自有道理，父亲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不过父亲的书法也的确值得称道，香港回归时，他的一副“天是鹤故乡，海是龙世界”对联，在我们市书法比赛中还获了个二等奖，可见他的骄傲是有书法功底支撑的。

那时过年没有电灯，更谈不上电视。连队有个大功率的收音机，带动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广播外面的大好形势，以及如何緊跟形势开展各项革命工作等等。晚上大喇叭停止广播了，人们只有在煤油灯下做家务活，或寻找各自的快乐。女人们似乎永远都在纳鞋底、做鞋，小孩子们必须做作业，男人们则多数在打牌——除此之外还能干什么呢？在业余文化生活中，扑克牌的重要程度被大大地强化了，不少牌已经打得脏乎乎的四角都翻起了毛边，甚至还少了一两张，临时用香烟盒子代替，就这样还宝贝似地抓在男人们手里，打得不亦乐乎。能够形成牌场的主要是连队的几个单身汉家，在他们那里不会影响到家里人做活，如果牌桌上再有几个女的，这个晚上就会平添了许多欢声笑语。

年三十晚上通常是不睡觉的，叫作守岁。连队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各地过年的风俗不一，餐桌上的饭菜也各色各样，但大部分人家都会包饺子。物资紧缺，过年的肉并不是敞开供应，是按每户人口来分配，所以除了年三十那顿最重要的年夜饭之外，我们家的肉都被母亲和大白菜、青萝卜剁碎混在了一起拌馅。当饺子被母亲用高粱杆编的圆箕子，一箕一箕端到门外冻的时候，新的一年也就算开始了。

当然，炮仗还是要放的。那是在吃饺子之前，每个男孩子盼了一年的梦。

一把火

小时候我很怕母亲。老话说，爹疼闺女娘疼儿，可我们家恰恰相反，父亲打我倒不多，反而因为我的贪玩、调皮没少挨母亲手下红柳棍。

我们家曾在芨芨槽子农场住过，芨芨槽子顾名思义就是到处长满芨芨草的地方。芨芨草初绿时根部有甜味，经加工可以搓绳，但大多数用来扎大扫帚，在长长的芨芨草中加一小把有韧性的红柳条，扫帚就更结实，更实用。当然也就可想而知，红柳棍打在屁股上的威力如何。

当时农场连队职工的月工资不足20元，父母仅凭这点薄薪维持包括4个孩子的一家人生活十分不易。幸亏我们农场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完，还允许职工饲养猪羊鸡鸭之类，给每个家庭额外增加点收入。职工养猪一般都是冬季抓小猪崽到次年夏收时再卖，出售的主要对象是连队职工食堂。有一年我们家养了两头猪，母亲实指望能好好补贴一点家用，麦子开镰了，职工食堂开始登记收猪了，母亲早早报了名便热切地等待着，可二十多天过去了，在我母亲后边登记的人家都送猪了，还是没轮到我们家。母亲是割麦能手，农场和连队广播喇叭里每天都能听到表扬她的名字，可猪圈里的猪随着个头增大，食量也不断增加，要不及时喂养，猪不仅不添膘长肉而且还会跌体重。由于要起早贪黑地割麦，喂猪就成了一个异常麻烦的负担，母亲急了，找了几次食堂管理员，管理员总是含意不明地笑笑，依旧拉别人家的猪。母亲有点儿反应过来了，一定是那个姓徐的连长搞得鬼。那还是春天为干活的事，她和徐姓连长大干了一仗，母亲的嘴不饶人，把徐连长骂了个狗血喷头，恨得徐连长要拿铁锹拍她。敢情他在报复使坏呢！一天早晨全连队在大田里割麦子的人吃早饭的时辰，母亲走到徐连长面前，指着他鼻子说：“你干吗欺负人，别人家的猪都拉，为什么不拉我们家的？”徐连长说：“连队这么多的人都养猪，拉谁家的不是我说了算。”母亲说：“不是你说了算谁说了算？别以为你干的事我不清楚！”开始争执还注意分寸，吵到激烈时母亲一下子恢复了徐州地区女人泼辣的风格，连骂带吼甚至拿着镰刀要往徐连长的身上砍。徐连长是当兵出身，上过抗美援朝战场，但对付母亲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却也只剩下了招架之功，无还嘴之力，在一大群职工的笑声中落荒而逃。此事的后续结局是，翌日食堂管理员就麻利地把我们家的两头猪拉走了。还有结局之二，从此以后，无可奈何又无比愤怒的徐连长再也不答理母亲了。

话说第二年春季，连队开挖一条浇灌几千亩田地的输水大渠。挖大渠是连队最重的农活，渠底宽2米，深度1.5米以上，更为困难的是渠道两边长满了芦苇、芨芨草、毛冰草等，需要全部铲除掉。母亲和另外几个人分挖的那一段，各类杂草又特别茂密，光指望镰刀和铁锹几乎无法铲净，母亲看着大家伙实在吃力，就用男人们抽烟用的火柴将这段渠埂边的杂草点燃了，来个火攻，干净彻底消灭之。谁料想火被点燃不到几分钟，猛然风就转了向，西北风骤起，火随风势，火苗很快窜进了离渠不足10米的防风林带。那林带的树木都有胳膊粗了，大火肆虐地狂舞，所过之处绿油油的树枝立刻变成了黑黝黝的焦炭一般。事隔多年母亲仍然心有余悸，说那是她一生中最为害怕，最感到无助的一刻，甚至比在淮海战场上推着独轮车耳旁呼啸而至的炸弹都恐吓。那可不是一棵、两棵树，而是整整三千米长的一条林带啊！因为开挖渠道，渠里没有丁点儿水，即便有水在猛烈的火势面前，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母亲眼睛里仿佛也燃烧起了火焰，蹦着脚直想往火海里跳，被旁边的人死死地拉住了。母亲说当时她死的心都有了，烧毁了这么多的树木，不要说赔不起，就是能赔得起，又怎么能承担得了这种“毁林”事件的罪责？未曾在戈壁滩农场生活，不是经历过艰苦开荒的兵团人，不可能真切地体会到绿色树木的重要性，没有水就没有树，没有树人类根本无法在那种大漠荒原上存活。我能想象出母亲那一刻极度的惶慌、自责、难受与恐惧。

西北风整整刮了一天，那场火把三千米长的一条林带烧了个干干净净。母亲那一晚没有回家，望着大火滚过之后还有些孤零站立的焦黑的树干，她呆呆地跪在林带旁，眼泪已经在大火疯狂燃烧时哭完了，她不知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只是下意识地抓紧我们几个孩子的手。

当晚农场保卫科的人就赶来了，把母亲和其他几个挖渠的人叫去问话，接着又和连队的干部紧急碰头，征求连队的处理意见。如此重大的毀林事件保卫科也做不了主，必须上报农场，最后由场领导决定。

那几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母亲惴惴不安，别说吃饭，连水都没喝一口，晚上睡觉时紧紧抱着我。后来母亲告诉我，她想了无数个结果，最害怕的是进监狱，那样你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她和父亲也商量了，如果要我们赔偿的话，这辈子哪怕不要一分钱的工资，栽一辈子的树都心甘情愿。

然而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连队只让我母亲在全连职工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以后母亲得知，这事多亏了徐连长。徐连长诚恳地向场部保卫科的人表达了他的看法，说我们将心比心，作为一名对农场满怀感情的兵团战士，谁愿意惹这么大的事，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对其所犯的错误责成本人检查，这些毁坏的树，我们连队可以全部补种。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什么事都上纲上线。保卫科来人是奉命调查，最后的处理决定权在农场领导手里。连长和指导员送走保卫科的人后连夜又赶去场部找场长和书记，把火烧林带的前因后果重述了一遍。场长和书记是徐连长在部队时的老上级，听了他的解释认为有理，同意了连队补种树苗的意见，但严令徐连长必须保证每棵树都要成活，不折不扣地恢复防风林带。

世上好人还是多啊！从那以后，母亲再没顶撞过徐连长。

光阴如梭，多年之后母亲已离开人世，老徐连长还健在，他也只能拄着拐棍走路了。有一年五月，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我在农场的公园里见到他，老徐连长还像当年那样唤着我的小名。聊起以前的事，我告诉他，母亲活着的时候说这辈子她都很感激你。老徐连长笑了，说你妈那人可真叫厉害，骂人的话都不带重复的，但她干活也可真是一把好手啊，在连队的女人中绝对数一数二的。回忆起那场大火，老徐连长不禁感慨，都是些陈年旧事了。你看看现在农场的树，再也不是胡杨、榆树、沙枣一类的植物了，全是些开花的树，现在的生活，是我们兵团人过去的梦啊！

是的，兵团人过去的梦！这里珍藏着亲人太多的艰辛、痛苦、温暖和幸福，我们唯有站在戈壁滩上面对这片广袤无垠的荒原大地，才能去想象亲人那一辈子“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这句话内涵的深沉与丰富。

责任编辑 温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