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竹峰

刘文典

安徽大学出版社《刘文典全集》第一卷开篇所收刘文典的青年相片，清新可喜，不似中年落拓颓靡状。朋友章玉政的《刘文典年谱》，封面用了谱主晚年照片做底子。消瘦到不能再消瘦，骨相出来了，凛然决然毅然，一脸置之度外，一脸听之任之，性情与分量都上来了，像个学者样子。

我经常以貌取人，从某种意义来说，相貌即人。也有看走眼的，譬如刘文典。见过他一些照片，或站或坐，感觉痞赖得很，不客气地说，有流氓习气。一帧照片，刘文典坐在那里，拍的是侧影，一缕头发盖着眼镜，怎么看都是破落子弟相，没多少文化人的感觉。

刘文典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偶尔也穿皮鞋，又破又脏，从不擦油。当年有学生说他，“憔悴得可怕……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周作人说刘文典：“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食肉。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为‘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在嘴边。”如此形象，岂止不修边幅。

中年刘文典的样子让我想起金庸《神雕侠侣》，杨过出场时的情景：

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左手提着一只公鸡，口中唱着俚曲，跳跳跃跃地过来。

门人宰予，能说会道，孔子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宰予大白天不读书听讲，躺在床上睡覺，孔子气得骂他“朽木不可雕”。另一个弟子澹台灭明，字子羽，体态和相貌很丑陋。孔子认为他资质低下，不能成才。但他从师学习后，修身实践，处事光明。后来，子羽游历到长江，跟随他的弟子有三百人，声誉很高。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感慨地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总有一些跳出世俗外的那种人，奇人奇才生奇相奇貌有奇言奇行奇举止。

民国学生写《教授印象记》，说俞平伯五短身材，秃光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路蹒蹒跚跚，远远看去，像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陈寅恪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冯友兰口吃得厉害，有几次想说的话说不出来，脸憋得通红。

民国那代人，论名气，论学问，论影响，数好几根指头才轮到刘文典。论资排辈，刘文典是比较靠后的人物，但他一身故事，以讹传讹，竟成传奇，论者纷纭。张中行先生写《负暄琐话》也不能免俗，好在老先生是明白人，不像一般世俗那般添油加醋。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因为学潮事件触怒了老蒋。蒋召见他，说了既无理又无礼的话，据说他不改旧习，伸出手指指着蒋说：“你就是新军阀！”蒋大怒，要枪毙他。

坊间不少人将这段往事尽情渲染，还说刘文典后来用脚踢蒋介石，我总觉得臆想成分过多。说个题外话，近人写文章，信口开河，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东西过多，损害了文章立论，不让人信服。当年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只是事关小说，庙堂上的纪昀大人见识不如聊斋先生，也属正常。但纪昀末一句话里有大见识：“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时下报刊常有人写文史随笔，通篇都是作者代言，真不知道是不是他时空腾挪，用了时光倒流机，潜回过去做录音的。

先前对刘文典不怎么感冒，说来可笑，这反感首先源自气短。倘或人家当年真对沈从文那么不屑一顾，看见我等文字，刘教授不知如何冷笑呢。

刘文典好读书，其书必属好版本，坐车时一手夹书阅览，又一手持卷烟，钱穆说“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当年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

刘文典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学生特别注意讲义上的文字，说姑且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吴宓喜欢听刘文典的课。刘文典每当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雨僧（吴宓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在底下窃笑。

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后，日本人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刘文典出山，被断然拒绝。刘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两次去刘家搜查，刘横眉冷对。他会说日语，却以“发夷声为耻”，在日本人面前不讲一句。刘文典四弟刘管廷与他同居一寓，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又说“新贵往来杂踏不利于著书”，把他赶走了。

刘文典常以“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告诫自己。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来到西南联大，同事间聊到周作人落水，他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刘文典这些年受到推崇，不排除本身的学识素养吸引人，更多的是民众对传奇的趋之若鹜，看客心理使然。我后来发现自己也未能免俗，喜欢的正是他一身传奇，一身名士气。刘文典是民国人，更像是明朝人，逸事的产生，起码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个人的个性。个性不强，哪来逸事？

刘文典的学问，做得太古，让人高山仰止。手头有他的全集。第一册：《淮南鸿烈集解》。第二册：《庄子补正》。第三册：《说苑斠补》《〈大唐西域记〉简端记》《三馀札记》《群书校补》《宣南杂志》《学稼轩随笔》。这些古董当下能读通的人都不多，更遑论去做学问了。

刘文典和中国所有的学者一样，把学术地位抬得非常高。他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人偶尔问及巴金，他沉思片刻，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刘文典最得意自己对庄子的理解，一九三九年，推出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作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对此，刘文典颇感自得，毫不掩饰地宣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这话充满书生气的扬扬自得，自得得可爱，自得成了传奇，并不讨人厌。

《庄子》注本很多，如晋郭象《庄子注》、唐成玄英《庄子疏》、南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明焦竤《庄子翼》，清朝的王先谦、郭庆藩两位也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但刘文典《庄子补正》是集大成之作，在校订原文、辨析古本异文正误、考释字词名物、辨识通假字、训释疑难字及古代名物方面，下了大心血。他的书是我读《庄子》的入门之作，也是常读之作。

刘文典最让人佩服的是治学态度。致胡适信中，大叹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为一字对错，可以查上万卷书，校勘古籍，字字讲究来历，校对这些琐碎小事也不假他人。

刘文典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写文章征引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灾梨祸枣。有学生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玄奘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

现在人提到刘文典，总以“狂”字盖棺论定。实则狂之外，刘文典扎扎实实读了很多书，正正经经做了很多学问，认认真真写了很多文章。《庄子补正》前后竟花了他十五年的时间。做学问，一天两天不难，一年两年也不算什么，难得一做十几年。有这份毅力，何敌不摧？何事不成？

在西南联大时，有学生请教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解，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据说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凭此五字，见了刘文典，要拜上一拜的。

刘文典文笔上乘，《庄子补正》前有小序，文风浅白，有明人笔意，骨子里又有魏晋文章的法度。行文沉痛，有为父的慈爱，又有为学的凛然，丧子之大悲，立言之谨慎，尽在其中：

亡儿成章，幼不好弄，性行淑均，八岁而能绘事，十龄而知倚声。肄业上庠，遂以劬学病瘵。余忧其疾之深也，乃以点勘群籍自遣。庄子之书，齐彭殇，等生死，寂寞恬惔，休乎天均，固道民以坐忘，示人以悬解者也。以道观之，邦国之争，等蜗角之相触；世事之治乱，犹蚊虻之过前。一人之生死荣瘁，何有哉！故乃玩索其文，以求谊，积力既久，粗通大指。复取先民注疏，诸家校录，补苴諟正，成书十卷。呜乎！此书杀青，而亡儿宰木已把矣。盖边事棘而其疾愈深，卢龙上都丧，遂痛心呕血以死也。五稔以还，九服崩离，天地几闭，余复远窜荒要，公私涂炭。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虽然，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彜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我先前感觉刘文典属于杂家一路，庄子道家之旨，治庄书会陷入钱穆说的“不深探其义理之精微，不熟玩其文法之奇变，专从训诂校勘求之，则所得皆其粗迹”。从《庄子补正》的小序看，就知道他是庄子的解人，非泛泛清儒的泛泛讲章可比。

一九四三年三月刘文典发表《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一文。当时距日本投降还有一年多时间，他已预知日本战败在即，提前考虑到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主张对战败的日本要宽大，不索赔款、不割土地，但必须追回琉球（今冲绳），并设想以日本文物赔偿中国文物的损失。这最后的一条，大概只有他这样的学人才会想到。关于放弃索赔，他说国家民族的事，要从大处远处想，不能逞一时快意，不可学乔治·克莱蒙梭（法国内阁总理）那样狭隘地报复，就是为利害上打算。他主张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宽大。理由是：

中国和日本这两大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东洋和平的础石，今日应付处理稍有失当，就会种下将来无穷的祸根。

如此具有战略远见，政治家里怕也不多，我见了刘文典，更要拜上一拜的。可惜这些建议未能实现，如今不要说冲绳岛，钓鱼岛也成了心口刺、头上疤。

民国时候，有几个人常被戏称为疯子：章疯子章太炎，黄疯子黄侃，刘疯子刘文典，陈疯子陈子展，这疯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把今天一些学术诸公和刘文典放一起，就会发现他高明太多，有着明显的优势，无论古典文学还是外国文学，能与刘文典一较高低的人太少了，不光是才气有限，主要还是态度问题吧。

台静农

前些时在一本书上，看到几张林文月的照片，真是生得周正，有民国气象，现在女作家里，有那样娴静气质的人不多。从相貌上说，台湾一帮文化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白先勇是典型的白面书生，一身儒相。李敖生就一副逆子派頭。余光中瘦弱如案头小把件。洛夫有士大夫气，俨若行政要员。林文月最有闺阁气，到底是大家族里出来的。

很喜欢林文月和台静农的一幅合影。照片中的林文月一脸婉约一脸微笑，身着简单的白格子长领衬衫，风华绰约。照片中的台静农一脸风霜面带微笑波澜不惊，像极了民国时候做了寓公的老军阀，目光专注而坚定，眼神与气质是过来人风调雨顺回想当年，枯荣得失都隐藏了，淡淡地表达一点遗憾。

台静农是安徽霍邱县叶集人。我有很多霍邱的朋友，也去过那里几次，总觉得其地方言颇有特色，硬邦邦的，不拐弯，显得厚，像北方人口音。

最初是在关于鲁迅的一些文章中看到台静农的名字。一九二五年夏，鲁迅发起成立未名社，台静农为社员，他的小说、诗歌、散文在《未名》《莽原》上发表，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均由未名社出版，列在《未名新集》之内。

台静农早期小说，善于从民间取材，通过日常生活和平凡事件揭露社会。简练的笔调，略带粗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也有一些小说，揭露统治的黑暗，歌颂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是作者思想更趋激进的产物。鲁迅评价其文说：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鲁迅全集》里收有与台静农的书信二十来封，鲁迅对台静农评价很高，一九三四年致姚克信中说：“台君人极好。”熟悉鲁迅的人都知道，这五个字，在迅翁笔下有何其重的分量。

多年前读过陈子善编的《台静农散文选》，薄薄一册。二〇一一年日记中记有关于阅读台静农散文的文字：

台静农的散文，好在路子正，坏在少了性情。老派文人，容易把自己裹得紧，藏得深，所以读其文，可以得气，但不能见性，这是大遗憾也。

《龙坡杂文》，有盛唐气象，没有魏晋风流，也少了明清雅韵。盛唐气象是大境界，但魏晋风流是真性情，明清雅韵则是修炼的一种情怀。情怀易得，境界难寻，性情亦难寻。

台静农的文笔有金石气，隽永幽远。他写论学的文章比散文随笔更好，散文是光影心迹，不能独抒性灵，自然打了折扣，论学纵横上下，眼界胸襟，自在其中。

这样的话现在看了只觉得惭愧。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繁华经眼皆如梦，唯有平淡才是真。文字炉火纯青到台静农那个境界的，至少在斯时之台湾，不见二人。

台静农一九四六年赴台，以为只是歇脚，未料身世如萍，忧乐歌哭岛上四十余年，其中自有一番曲折心境。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他的朋友、台湾大学教授许寿裳，因宣传鲁迅和“五四”运动，引起当局怨恨，在夜间被破门而入的歹徒用柴刀砍死，状极惨苦。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因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被辞退，同年七月三日，自沉于苏州梅村桥下，年仅五十六岁。风声四起，台静农陷入艰难之境，说错一句话，都有掉脑袋之虞。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被特务盯梢。

残酷现实让热血青年成了温和先生，骨子里的激扬，化作脸上忽闪忽现的桀骜不驯。台静农在台大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任何人进去都不必喊报告。晚会上，与学生做集体游戏“母鸭带小鸭”，扬手抬脚极为认真，成了学生眼中平易、宽厚、温和的台先生。这时台静农除了教书，业余时间用来刻印、写毛笔字，心中的伤痛只能是心中的伤痛，过去似乎忘得一干二净，从不向人提及“曾师事鲁迅，鲁迅亦视之为挚友”，也从不向人提及在二三十年代自己三次入狱，皆因对现实的尖锐批评。

台静农的散文言语清淡，字里行间偶尔可见的弦外之音分外动人，怀人忆事谈文说艺，简净素朴，不着余墨，蕴含拳拳之心。后来又读三联书店印的《龙坡杂文》，区区两百多面，我断断续续读了不止两百天，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的文集会让我读得如此之慢，越看越不能平心静气地当一本普通书来读。

台静农为《陶庵梦忆》作序，评价这本书说，“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浓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这些话也可以视为他自己的脚注。台静农深味“人生实难，大道多歧”的真意，也用这样的原则支撑自己大半生。尽管能对酒当歌，尽管能泼墨抒怀，但心里是苦的，偶尔下笔成文，字里行间总萦回着淡淡苦味，忧乐歌哭之事，死生契阔之情存乎其间。“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做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这一句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

李敖曾把台静农的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页八百四十字，即每天写十九个字。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就成了大学者！从大陆而渡海，在台湾岛上竟通吃了四十多年，李敖觉得这简直是笑话，禁不住义愤填膺地说：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自娱（实乃“自误”），就可变成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一九八四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一九八五年又与日本人宇野精一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写“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至极了。李敖论人，多意气用事，常失偏颇。他眼里的台静农，竟是没有锐气、缺少进取甚至厚颜无耻的老朽，真是曲解。

一九七五年，台静农赠女弟子林文月一卷长诗，系四川白沙时代所作，充满着热血书生对家国的愤慨。卷末题跋道：“余未尝学诗，中年偶以五七言写吾胸中烦冤，又不推敲格律，更不示人。今抄付文月女弟存之，亦无量劫中一泡影尔。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六月九日坐雨，静农台北龙坡里之歇脚盦。”后有二印，上为“淡台静农”，下为“身处艰难气如虹”。

台静农的书法也好，有见识。有回拿出王献之《鸭头丸帖》说：“就这么两行，也不见怎么好。”能说出这样的话，足见他的功夫。

台静农晚年，不堪求字之扰，在台湾《联合报》副刊上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告老宣言”，谢绝为人题书写字，这篇文章可谓绝妙好辞：

近年来使我烦腻的是为人题书签，昔人著作请其知交或同道者为之题署，字之好坏不重要，重要的在著者与题者的关系，声气相投，原是可爱的风尚。我遇到这种情形，往往欣然下筆，写来不觉流露出彼此的交情。

相反的，供人家封面装饰，甚至广告作用，则我所感到的比放进笼子里挂在空中还要难过。

有时我想，宁愿写一幅字送给对方，他只有放在家中，不像一本书出入市场或示众于书贩摊上。学生对我说：“老师的字常在书摊上露面。”天真地分享了我的一分荣誉感。而我的朋友却说：“土地公似的，有求必应。”听了我的学生与朋友的话，只有报之以苦笑。

《左传·成公二年》中有一句话“人生实难”，陶渊明临命之前的自祭文竟拿来当自己的话，陶公犹且如此，何况若区区者。话又说回来了，既“为人役使”，也得有免于服役的时候。以退休之身又服役了十余年，能说不该“告老”吗？准此，从今一九八五年始，一概谢绝这一差使，套一句老话：“知我罪我”，只有听之而已……

此后生活顿然肃静了很多，有些学生怕老师闲来无聊，纷纷建议台静农写史怡情。席慕蓉特意登门劝他作回忆录，台静农叹息一声：“能回忆些什么呢？前年旅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一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像一张封尘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音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

台静农很受年轻人喜欢，学生喜欢他，常找他高谈阔论：文学、历史、戏剧……但一涉及政治与现实，台静农便闭口不谈，只是偶然间流露出某种情绪：时代真是变了。从前写小说还得坐监牢，现在写小说，可以得到大笔奖金！

朋友的孩子也喜欢台静农。有一次朋友的儿子李渝前来拜访，主人不在，李渝独自翻书读史至傍晚，然后悄悄研好墨，带上门出来走到大街上。台静农去世后，李渝回忆那次未曾谋面的拜访，深情地写道：“温州街的屋顶，无论是旧日的青瓦木屋还是现在的水泥楼丛，无论是白日黄昏或夜晚，醒着或梦中，也会永远向我照耀着金色的温暖的光芒。”

台静农当年对屈原、嵇康、阮籍等狂士“情有独钟”，教书时，经常用他响亮的皖西口音讲述《离骚》《九歌》。台静农常言：“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若是天热，他说喝酒祛暑；若是天冷，他便说喝酒可以御寒。无论冬夏，台静农都有理由教人喝酒。学生的眼中，台先生好酒量，却似乎颇能节制，未尝见过他醉……谈及饮酒醉否时，台静农最喜欢引的是胡适之先生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

台静农抽烟喝酒，不爱吃蔬菜和水果，完全违反养生之道，可他照样长寿健康，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九日去世时，已是米寿之人。六十年前南飞的那些文儒，如今已是过去，成为旧史里漂泊山河的一帧夹页。风吹浮世，一番番，红了几度夕阳。

章衣萍

是老书，旧书铺里偶遇的，北新书局民国十七年五月版《樱花集》。从前的主人惜物，加有牛皮纸书衣。那么多年，书页消褪成南瓜黄了，一点火气也无，越翻越喜欢。封面落满片片樱花，清新秀雅，般配书中二十几篇章衣萍的文章。

还是老书，朋友大老远寄来的《古庙集》。舍下书不似青山也常乱叠，几次搬家，一时找不到了。书的内容还记得，书的样子也记得。书前几幅黑白照片，其中有章衣萍与女友吴曙天合影，二人佩玳瑁边圆眼镜。章衣萍穿长衫，意态风流，细看有倔强有不甘有不平有郁结。吴曙天一脸娇憨，眉目间依稀淡淡春愁。

章衣萍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出名，是后来的事。有段时间不得志，寄身古庙，抄经为生，自称小僧衣萍是也。“小僧衣萍是也”六字带脂粉味，活泼泼有梨园气。到底是年轻人，我行我素惯了，到街上看女人，办“平民读书处”，厮混市井间。虽在古庙，文章却不带破败与消沉，又清新又疏朗又敞亮，娓娓记下文事尘事，读来仿佛在古庙庭院坐听树梢风声鸟语，静看人生几度秋凉。

章衣萍与周作人私交不错，知堂写过不少长信给他，不乏体己话：“北京也有点安静下来了，只是天气又热了起来，所以很少有人跑了远路到西北城来玩，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同古寺一般，虽然斋内倒算不很热，这是你所知道的。”

与周作人一样，章衣萍也博读，只是阅世不如人家深。好在所思所行不甘流俗，筆底乾坤大，处处是自己的天地自己的笔意。读周作人要的是他老辣不羁的识见学养，读章衣萍取其天真温煦的愤世和略带孤僻的性情。章衣萍曾说：“在太阳底下，没有不朽的东西。白纸的历史上，一定要印上自己的名字，也正同在西山的亭子或石壁上，题上自己的尊号一般的无聊。”

有的文章句句本色，有的文章处处文采。本色是性情，文采是才气。章衣萍才气涂抹本色，像孟小冬老生扮相。

章衣萍文章多以趣味胜。如《古庙集》之类，几分周作人的风致与笔意，有谈龙谈虎的影子。章衣萍长于抒情，亦会讽刺，只是不及知堂翁老辣自然。知堂翁谈钱玄同与刘半农说：“饼斋究竟是经师，而曲庵则是文人也。”周氏自己亦是经师，章氏则差不多是文人。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古董，白话文散发出青铜器光泽青铜器清辉，笔下尽是知性的沧桑和冷幽的世故，那样不着边际却又事事在理，心思藏得深，如井底的青石。

个人趣味而言，我喜欢章衣萍《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这三种随笔隽永简洁，意味散淡，三言两语勾勒旧交新知音容笑貌，文仿《世说新语》，写章太炎写鲁迅写周作人写胡适写钱玄同尤其好玩，鲜活可信。如其言鲁迅的章节：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吧（巴）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章衣萍念人忆事文章写得飘逸写得好看，又洋派又古典，性情的亮点与浮光时隐时现，比林语堂简洁，比梁实秋峭拔。浅浅描绘那些年那些人的言行，倒显得才子不只多情而且重义。

章衣萍，一九〇一年冬生于安徽绩溪北村，八岁随父至休宁县潜阜读书。那时其父叔辈在潜阜开有中药铺杂货铺。潜阜是新安江上游码头，许多绩溪人在那里经营小本生意。

章衣萍十四五岁入学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即喜欢《新青年》杂志，崇尚白话文白话诗，因思想太新被开除，随后辗转上海南京。在南京半工半读两年，经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介绍，投奔胡适，在北大预科学习，做胡先生的助手，帮助抄写文稿。

章衣萍与诸多文人交往密切，和鲁迅也走得很近。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午后，经孙伏园引见，章衣萍携女友吴曙天拜访鲁迅，开始交往，稍后协办《语丝》杂志。查《鲁迅日记》，关于章衣萍的记录近一百五十处，直到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年间，两人走得很近，仅一九二五年四月《鲁迅日记》中就记他们互访畅谈达十一次之多，且有书信往来。

北新书局曾请章衣萍编世界文学译本，出版儿童读物，销路颇广，编辑们手头渐阔，大喝鸡汤。不料童书《小八戒》因猪肉问题触犯回教团体，引起诉讼，书局一度被封，改名青光书店才得继续营业。鲁迅遂写诗开朋友的玩笑：“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

章衣萍的成名作是小说集《情书一束》，此书某些篇章据说是与叶天底、吴曙天三人爱情瓜葛的产物。后来章吴情结伉俪，章衣萍又将叶天底写给吴曙天的情书，连上自己的部分，作了几篇小说，收入集子《情书一束》。

章衣萍的文字好，收放自如，缠绵清丽，快一百年过去了读来依然有味有趣有情。某些小说，比茅盾老舍巴金读来亲切，更多些书写人的体温。茅盾老舍巴金读的书多，行文多书卷味。章衣萍不是这样，下笔放荡，多愁善感处有种颓唐美，从灰色的人间看人生的起落，小人物的爱恨苦乐中夹杂着人性的底色，一点也不像他的朋友胡适之。

据说《情书一束》出版后，章衣萍一时说北大俄文教授柏烈伟已将这书翻译成俄文，一时又说此书已有了英、法、日等国文字的译本，自己登报说《情书一束》成了禁书，使得这本书畅销一时，挣了不少版税。这倒和毛姆有一比。毛姆为求文章畅销，有次写完一部小说后，在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征婚启事：“本人喜欢音乐和运动，是个年轻又有教养的百万富翁，希望能和与毛姆小说中的女主角完全一样的女性结婚。”几天后，小说被抢购一空。

章衣萍的小说和郁达夫的一样，有天真的颓废，多男女情欲之笔，道学家看了脸红。其实他落笔还算婉约，点染一下就过去了，比后世小说家也含蓄收敛。看不顺眼的人，说他是摸屁股诗人，只因《枕上随笔》中借用了一诗人朋友的句子：“懒人的春天啊！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

那些年，章衣萍红过紫过。周作人给他辑录的《霓裳续谱》写过序，校点《樵歌》，有胡适题签题序，林语堂、钱玄同、黎锦熙作跋。可惜章衣萍体弱久病，未能在文字路上深一些精一些。

一九三五年底，章衣萍只身入川，担任省政府咨议，做过军校教官、川大教授等。在四川期间，章氏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作品，有论者说多属应酬之作，俊逸少了，清朗少了，无从亲见，不好评价。但是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旧诗词集《磨刀集》甚为可读。自序说“来成都后，交游以武人为多。武人带刀，文人拿笔。而予日周旋于武人之间，磨刀也不会也”。

章衣萍的诗词，自云学张问陶学陆游。张问陶诗书画三绝，是清代性灵派三杰之一，主张“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又说“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章衣萍作诗填词生气自涌，气魄寓意属高古一路，慷慨悲歌处偏向陆游，直抒胸襟则隐隐有明清风致，处处可见性灵的幽光。譬如这一首：

漠漠深寒笼暮烟，晚梅时节奈何天。

不妨到處浑如醉，便与寻欢亦偶然。

夜永可能吟至晓，愁多何必泪如泉。

浦江家去三千里，哪有心情似往年？

章衣萍个性强烈，文如其人，其旧体诗词亦如此，大抵是人之常情的妙然展现。再如这一首：

敢说文章第一流，念年踪迹似浮鸥。

悲歌痛哭伤时事，午夜磨刀念旧仇。

世乱心情多激愤，国亡辞赋亦千秋。

沙场喋血男儿事，漂泊半生愿未酬。

章衣萍生前出版集子好几十本，小说、散文、随笔、翻译、古籍点校、儿童文学之类均有涉猎。章衣萍的文章，率性意气，放浪而不失分寸，许多地方固执得可爱，却永远也抹不掉那几分萧索的神态。他的作品现在看，有些章节写露了，不够含蓄不够熨帖不够精准，年纪不够，人书俱老的话也就无从说起。

一九四七年，章衣萍在四川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四十五岁。二〇一五年，五卷本《章衣萍集》出版，时间过去快七十年了。

责任编辑 苗秀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