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彦达

摘 要： 簋作为礼器，通常用于宴会和祭祀。簋常以偶数搭配奇数的鼎使用，并形成了成熟的鼎簋制度。史书记载，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师兑簋现存世三件，两件元年师兑簋一件三年师兑簋，均存放于上海博物馆。本文主要是对师兑簋所刻铭文进行梳理研究，来探究铭文背后所隐藏的西周历法、官制等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元年师兑簋 三年师兑簋 历法 官制

一、师兑簋介绍

据《商周彝器通考》载：“（《元年师兑簋》）同铭者二器、别有二簋乃三年其考厘公所作。”由此可知元年师兑簋和三年师兑簋各有两件，现今上海市博物馆所藏元年师兑簋两件，三年师兑簋一件。

元年师兑簋与三年师兑簋在器型、纹饰上完全一致。师兑簋敛口鼓腹；器盖和器身主要饰瓦沟纹，圈足饰重环纹；器盖有圆圈状捉手，器身两侧有对称的兽首双耳，双耳下有方形垂珥，器身下为圈足饰重环纹，圈足下有三个外撇的兽首扁足。元年师兑簋（38182），通高22.5cm，口径19.0cm，腹径23.4cm，底径20.4cm，腹深12.3cm器盖重1.05KG，器身重3.8KG，总中4.85KG。盖铭 9行91字，器盖铭文相较器身铭文模糊，且有几字已损坏。器铭 9行91字，字迹清晰；元年师兑簋（60584），通高22.3cm，口径19.0cm，腹径24.0cm，底径20.0cm，腹深11.3cm，器盖重1.3KG，器身重3.8KG，总重5.1KG。盖铭 9行91字，字迹清晰，铭文与上件同。器铭 9行91字。字迹损坏较严重，铭文与上件同；三年师兑簋（11025），通高22.7cm，口径19.2cm，腹径23.6cm，底径20.6cm，腹深12.0cm，器盖重1.25KG，器身重3.1KG，总重4.35KG。盖铭 器盖边缘有一部分残损，剩余十行86字铭文。器铭 共计十二行128字，字迹清晰。[1]

二、铭文内容考释

1.元年、三年师兑簋排序

两簋铭文所记主人均为师兑，所记事件前后相承，但是铭文所记历日却不衔接。学界有将二器置于同一王世者，亦有为了调和历法关系而将三年师兑簋置于前一王世，将元年师兑簋置于后一王世。笔者赞同彭林先生和叶正渤两位先生观点，即两器排序当是元年师兑簋在前三年师兑簋在后，一下将两位先生观点整合分别从历法及铭文叙事逻辑进行解析。[2]

（1）按叙事逻辑

通过排比干支表，发现三年二月初吉（朔日）所逢的干支是甲戌，而不是铭文“二月初吉丁亥”，所以很多人为了调和历日而将三年师兑簋置于前者。但仔细推敲铭文，此排法不合理有二。

其一，元年师兑簋记“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疋（胥）师龢父，詷（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其意是对兑的直接任命，而三年师兑簋又记“余既命汝胥师龢父司左右走马。”其中的“既命”是复述任命的意思，其语气与语言逻辑都是对元年师兑簋的承接。此外三年师兑簋又记“今余唯申就乃命，命汝摄司马”，“申就乃命”意思是重申对你的任命，显然三年师兑簋在元年师兑簋之后。

其二，元年师兑簋记“胥师司左右走马”，“胥”应为“助”意，显然开始任命兑为龢父的助手，三年师兑簋记“令女（汝） （司）走马”由原来的“胥左右走马”变成“司走马”显然兑又元年到三年是升职的，这也可能是铸造三年师兑簋的直接原因，从这一角度看显然三年师兑簋不可能在元年师兑簋的前面。

综上所述，元年师兑簋显然排在三年师兑簋之前，由于其器型、纹饰一致、铭文所记内容接近，因此推断两器可能为同一王世时所铸。

（2）按铭文历法

上文所述，三年师兑簋的三年二月初吉（朔日）所逢的干支是甲戌，而不是铭文“二月初吉丁亥”，由此叶正渤先生推测“二月初吉丁亥”可能是“二月既望丁亥”之误记？关于二簋为哪一年所铸，叶正渤先生也给出了合理推测。[3]

吴其昌推测元年、三年师兑簋为幽王时所做，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也将二簋定为幽王时。既望是太阴月的十四日，则元年五月是辛丑（38）朔，根据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幽王元年五月是壬辰（29）朔，董作宾《西周年历谱》幽王元年五月是辛卯（28）朔，显然按幽王时历日与铭文历日出入较大。同样三年师兑簋与幽王时历法也不合厉，由此可知師兑簋非幽王时所铸。[4]

如上文所述，如果“二月初吉丁亥”实为“二月既望丁亥”，假设二簋为厉王时所铸，看铭文历日是否符合厉王时历法。

厉王元年五月，按《中国先秦史历表》是丙辰（53）朔，与铭文初吉甲寅（51）含当日相差三日，基本合历。按《西周年历谱》厉王元年五月是乙酉（22）朔，错月是乙卯（52）朔，比铭文甲寅（51）朔早一日合历。假设铭文三年二月是既望丁亥（24），既望是十四日，则三年二月是甲戌（11）朔，排比干支表所得三年二月甲戌（11）朔完全吻合。由此可知两点，一是二器所铸年代当在厉王时，二是三年师兑簋铭文“二月初吉丁亥”实为“二月既望丁亥”。

2.铭文官职考释

元年师兑簋与三年师兑簋中所提到的官职有“左右走马”、“五邑走马” “师氏”，其中的“走马”应该与文献记载中的“趣马”相同。《诗经·大雅·云汉》载“趣马师氏”此二者当是并列关系，可见兑的职务是掌管“走马”其官职应该是高于师氏的。据景红艳《金文所见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对“师”官的赏赐》一文可知，西周时期“师”官主要辖制“邑人、师氏、虎臣、走马”，如果此种说法正确，那么兑就应该是“师这种官职”。《周礼·地官》中所见师氏为下大夫，由此可知师兑很有可能为中大夫。据资料显示，师兑簋除了现存上海市博物馆的三件外还有一件遗失，根据大夫“五鼎四簋”的礼制要求，兑完全符合中大夫身份。[5]

下面讨论下“师”这一官职的性质，《尚书·顾命》：“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尚书·牧誓》记武王在牧野战场上召唤其军队的官员：“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从此可见“师氏”为武官。张亚初、刘雨两位先生认为：“师的职掌范围相当宽。他们是以管理军事为主，但是也有管教育的师保类官……从铭文记载看，（师）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长官。”关于“师”这一官职，当是不限于某一特定领域，由于其有常伴君王之侧的特殊地位，其职权范围常随君王所定。

结语

总之，师兑簋铭文所设计的内容不止涵盖历法、官职等，还应包括西周赏赐制度等。关于师兑簋的认识大都是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所得，只是将本人所认同的一一列举，对于师兑簋的研究其实还有很多未涉及到，不足之处还待以后补充。

参考文献

[1]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J].中华书局，1989.

[2] 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 景红艳.金文所见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对“师”官的赏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4] 彭林.关于师兑二器的排序问题[J].考古，2002（4）.

[5] 叶正渤.师兑簋二器铭文历法解疑[J].中国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